曹丕、曹植书信比较研究毕业论文.doc

曹丕、曹植书信比较研究摘要：曹丕书信三十六篇，大致归纳可以分为与友人书、与族亲书、与臣下书、与敌国君主书四大类。与此相对，曹植书信七篇，则大部分都可以归入“与友人书”之类。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由二人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作为一位热爱文学的君主，曹丕与历史上大多数的君主都不同，他写给别人的书信几乎都亲自执笔，在书信中处处闪烁着他高度的艺术才能。在曹丕的各类书信中，与友人书可以说是在艺术上最成功的一类。而曹植的七篇书信，华美必见，体现出曹植的卓世才华。因此，在对二曹书信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研究二人与友人的书信上。关键词：曹丕、曹植、书信、比较、文学的自觉Abstract：The epistle of Cao Pi has a total of thirty-six,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letter to friends, letter to relatives, letter to his ministers and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enemy King . In contrast, the epistle of Cao Zhi is seven, most of which are to his friends . This difference is caused by the two persons different status . As a monarch who loves literature very much ,Cao Pi is different from most moncrchs in history for the letters to other are almost personally wrote. In the letter , everywhere embodies his high artistic talents . In all of Cao Pi's epistles, letters to friend can be said to be the most successful in art . While the seven epistles of Cao Zhi are nearly perfect , which shows his high talent . Therefore, in comparison of Cao Pi and Cao Zhi's letters, we can focus on the letters to.friends .Keywords：Caopi，Caozhi，letters，Comprarison，The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引言建安时期一直以其辉煌灿烂的文学成就受到文学术界的重视，这个时期，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邺下文人以深沉的眼光，感受着社会动乱与民生疾苦，悲天悯人，其作品大多反映时事，内容充实，具有慷慨悲歌、激昂壮志的特色，以风骨著称。这一阶段的文学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 鲁迅而己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第489页。 ，所谓“文学的自觉”，指的是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作家人格与风格的独特性也得到充分展现。这一特点在曹丕、曹植两兄弟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曹丕、曹植一直都以其诗歌成就受到历来文人的关注，但是二人书信体散文同样可圈可点。曹丕擅长五言，也有四言、六言、七言、杂言之类，并且致力于学习乐府民歌，诗歌中体现出笔调细腻、柔和婉转的风格，他的书信散文风格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曹植众裁备长，诗歌、赋和文都很出色。其书信体散文中华美的辞藻、强烈的抒情性与诗赋中逞才显能的特色也十分相似。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二人诗赋的研究汗牛充栋，对二人书信的研究却屈指可数。现今学术界对二者书信比较研究尚无专论，但现存对曹植、曹丕的比较研究，提供给我们一些对二人书信进行比较研究的资料。如，王晓慧曹丕曹植比较研究，杨贵环三曹文学思想研究；另外，也可以通过查阅前人对文学史上某一特定阶段的书信研究论文，获得比较曹植、曹丕书信异同的资料。如闫茜建安书信研究，赵俊玲论<文选>所收建安时期书信等。纵观二曹作品，不管是诗歌、辞赋，还是散文，都充分地体现出两人的创作个性。本文拟从曹丕、曹植二人书信散文本身入手，抓住二人书信中具有代表性的内容，找出二人在面对相同问题时不同的观点、态度，通过对两人的书信作品与二人相异的人生轨迹、个人性格进行对比分析，探知他们的内心世界。第一章 曹丕、曹植书信散文之概况曹丕、曹植两兄弟都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与众文人关系密切，曹丕乃曹操第二子，擅长辞赋及散文，其文学理论著作典论·论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出版，第1093页被称为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曹植，曹丕之弟，称陈思王，作品涉及题材广，诗歌、辞赋、散文各体毕备，艺术成就高，钟嵘在其文学批评理论著作诗品中把曹植称为“建安之杰”。在建安时期，同僚好友之间互赠诗文的做法非常普遍，曹丕、曹植兄弟又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和众文人的书信交流更多。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和建安时期文学传播与接受有关的重要资料大多都是书信体文字，例如曹丕与吴质书、答繁钦书，曹植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等，这些书信反映了当时人际间的交往，在这些书信体传播媒介中，曹丕和曹植都体现出自己的创作风格。经过统计中华书局出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代严可均校辑），曹丕书信包括残篇共计36篇，曹植书信7篇。虽则曹丕书信作品数量远远超过曹植，但是两者之间仍有很大的比较价值。通过对比这些书信体散文，我们可以对二人的创作风格、性格特征、生活交友、文学观念等有更深入的认识。第二章、二曹书信作品中对共同问题的观照曹丕书信三十六篇，大致归纳可以分为四大类：与友人书（如与吴质书、与钟繇书等）、与族亲书（如与曹洪书、答曹洪书）、与臣下书（如与群臣论蜀锦书、与群臣论被服书等）、与敌国君主书（如报吴王孙权书、又报孙权书等）。与此相对，曹植书信七篇，则大部分都可以归入“与友人书”之类。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当然是由二人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作为一位热爱文学的君主，曹丕与历史上大多数的君主都不同，他写给别人的书信几乎都亲自执笔。在曹丕的各类书信中，与友人书可以说是在艺术上最成功的一类。而曹植的七篇书信，华美必见，体现出曹植的卓世才华。因此，在对二曹书信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研究二人与友人的书信上。通过对比两人与友人之间的书信，发现二人书信作品中对共同问题的观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交流对象曹丕与曹植同为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在他们与友人的书信中，写与邺下文人的数目是十分可观的。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二人的交友范围、择友标准。二人都与吴质、杨修有书信往来，并且曾一度私交甚厚。二、回忆过去生活的美好、感慨易逝的生命。在二曹的书信中，多处描写了南皮、西园之游时的壮观景象。如曹丕在写给吴质的书信中多次提到南皮之游。如与吴质书 、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出版，第1089页中，有：“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又与吴质书中，“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在曹丕、曹植所有的书信中，只有对南皮、西园之游的生活进行过多次回忆，可知这段游玩的日子在二人青年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建安时期，频繁的战争、多发的饥荒灾难、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社会极度混乱，加上瘟疫流行，让人生命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中。这一切激发了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追寻如何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实现人生的目标、自我的价值。曹丕、曹植的书信中，充分地体现了魏晋士人这一普遍的心态。如曹丕又与吴质书中“少年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曹植在与杨德祖书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出版，第1140页中，也抒发了“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的报国壮志。在对生命易逝的感慨中，又体现出积极的奋斗精神，少年壮志当拿云的胸襟。三、评价建安七子曹操建都邺城后，大量的名流学士聚集到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化集团，史称“邺下文人集团”。邺下文人饮酒赋诗、交游唱和，不亦乐乎。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把孔融、王粲、陈琳、阮瑀、徐干、刘桢、应瑒称之为“建安七子”。而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以外，其他“六子”都参与了当时邺下文人的文学活动。但是现存的曹丕与曹植的书信作品中，写给建安七子的书信并不多，只有曹植写给陈琳的信，和曹丕写给刘桢的信。虽则二曹与七子之间书信往来不算频繁，但是也不能说他们之间的交往就很少。在曹丕写给吴质书信的第二笺（又与吴质书）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出版，第1088页中，曹丕用饱含深情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瑒、刘桢因为疾病而去世的悲痛：“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哀痛之情溢于言表，并对建安七子进行了评价，表达自己对七子文学风格、写作利弊的看法；而曹植在写给杨德祖的书信与杨德祖书，同样也对七子进行了评价。在曹丕、曹植的现存书信中，对于同时期的文人的评价上主要都是针对“七子”的。又与吴质书和与杨德祖书都本是叙友情的书信，但两人都在其中加入了对“七子”的评价，可以说明当时文学创作上存在的两个特点：第一，书信体题材所承载的内容扩大，书信不仅仅限制于与收信人之间的联络感情、叙述近况、表达感谢等，还成为了一种评点文人的工具；第二，体现了“文学的自觉性”。当时的文人对于艺术有了自觉的追求，利用书信媒介的方式，把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和领悟，通过批评他人的途径传达给朋友，以期获得朋友的肯定或者批评，交流双方的观点。曹丕、曹植的对七子的评价各有特色，体现出二人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追求“文学的自觉”，自我个性。四、体现出两人的文学观文字是人思想表现的载体，在二曹书信作品中，凸显了两人的文学观。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集中论述了他的文学观；曹丕在与王郎书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出版，第1090页中，阐发了他对文学社会价值的看法。本文将在下面一章论述二曹文学观的同异及对书信写作的影响。第三章、二曹文学观的同异对书信写作内容的影响东汉末年以来，人的思想逐渐从儒学那狭窄的空间解放出来，文学用以劝导讽喻、表现伦理道德的社会功用降低，文人的视野得到放宽。在这个文学思想大变动的过程中，曹丕、曹植以在政坛上的地位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充当了非常重要的人物，二人的文学观体现了当时“文学的自觉性”开始形成的特点。本章将对二曹文学观的同异进行比较，并探究这种同异对两人书信写作的影响。一、二曹文学观的同异对比体现曹丕文艺思想的作品集中在典论·论文中。典论·论文被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曹丕在文章中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一，批评文人相轻的陋习，提出文人之间应该“审己以度人”的要求；二，评论了当时的文人在文学创作上的不足，分析了不同的写作文体具有不同的写作要求，提出只有“通气”才能各体兼备；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点，说明作品的风格和作家个人的性格和气质有关，性格、气质的不同决定文章风格的不同；四，论述了文学社会功能“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重要地位。典论·论文的出现提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把文章提高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繁荣；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由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和文人之间自主地遵循“文学的自觉性”的文学态度所决定的，反过来，典论·论文的出现也是代表着中国文学走向成熟和自觉的重要标志。曹丕的文学观点，除典论·论文以外，他写给吴质的书信中也有一些体现，在信中，曹丕对“建安七子”的创作风格有着比较详细的分析。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文中曹丕将建安七子的作者一一提出，讨论每个人文体的风格与好坏，这种方式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也采用了这种对每个作者一一论述的方法。与杨德祖书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植在信中充分论述了他的文学观。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人相轻”的弊病，且认为“文人相轻”的根本原因是“闇于自见”。曹植对此也有相同看法，在与杨德祖书中，曹植开篇就指出：“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意思是说，王粲、徐干等人在参加邺下文人集团之前即已负有盛名，人人都以为自己的文章是“灵蛇之珠”一样珍贵，“荆山之玉”一样华美，自负于才学，却无视自己的短处。尤其是对于陈琳的评价，“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可说是深恶痛绝也！因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告诫世人，任何人的作品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擅长的文体，也有自己不擅长的文体，在不擅长的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是很正常的。所以，要时时能够保持一颗学习和进步的心态，择善从之，不善者则改之，这样学习写文章才能进步。并且，作者举了自己身边的一个列子“丁敬礼以小文求教于己”来证明，学习还需要怀着一颗真诚的心，经常和他人交流，发现别人的长处而取之。曹植的“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观点，和曹丕“文非一体，鲜能备焉”和“气之清浊有体”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曹植是从文学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明文章之难，而曹丕是从文学欣赏者的角度要求读者客观地解读作品、审判他人。对于文学欣赏者，也即文艺批评者，曹植与曹丕也有着类似的观点，认为文学欣赏者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作品，具备比较高的审美深度和文学素养。“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威之剑，乃可以论其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抵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鲁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这段话曹植用几个形象的比喻表达自己的文艺批评观：具有南威那样美貌的容颜才能够去评论淑媛，只有像龙渊剑那样锋利的剑才能评论断割。这是相当高的要求了，意在说明文艺批评者必须具有十分高的文学修养才能有资格去评论别人。就像曹植前文中提到，丁敬礼以小文让自己润饰，而自己以为才行不及丁，故推辞。这种审慎的态度是值得文人学习的。接着，曹植又提出了“人各有好尚”的观点，这是同时面对批评者和创作者提出的，对于创作者而言，是鼓励，鼓励创作者对自己的文章要有自信，因为“文非一体，鲜能备焉”，每个读者的欣赏水平和欣赏角度，都不同，不要因为某些人的诋毁而受到动摇；对于批评者而言，则是劝导，要求批评者用理性的态度来欣赏作品，因为批评者的喜好不同，所以会有不同的意见，就像兰茝荪蕙是多数人喜好的，但也有人持有不同意见；咸池、六茎为众人之所乐，但也免不了有是非之论。曹植的这个观点是十分可取的，对于文艺批评学来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他不仅意识到文艺批评存在着个体的差异性，还指出文艺批评态度要坚持客观性原则。曹丕、曹植都发现“文人相轻”的现象并且提出解决方法，而曹丕更形成了“文非一体”和“文以气为主”的理论，这是曹植所不及的。不过，曹植对文艺批评者的态度提出“人各有好尚”的观点则是曹丕所未阐述的。对于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曹丕和曹植则有着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曹丕的典论·论文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曹植在与杨德祖书里则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显来世也”。一个把文章提高到与治理国家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个则认为文学不足以“揄扬”政治之“大义”。二、二曹文学观的同异对书信写作内容的影响二曹文学观对书信写作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二人写作内容的差异。这和二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个人性格气质有着莫大的关系。曹丕一直都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抱负，在他的与王郎书中有这样一段：“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士。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疾疫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曹丕把“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都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认为文章有利于治国，所以是“经国之大业”，还有利于立身，所以是“不朽之盛事”。在曹丕立为太子之后，为了防止文人地位过高、发表激烈言论对统治不利，更是对文人集团采取疏远政策。又与吴质书中，曹丕就有过这样一番言论：“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 对于建安七子，曹丕唯独对徐干的评价最高，用了十二言，来重点突出他“箕山之志“的淡泊名利精神和写书论著的成就，其目的不言而喻提倡文人应该少问政治，专心学术，这也是对于国家有着重大贡献的事业。而曹植则认为自己应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和曹丕的追求不同，曹植去掉了“立言”这一条。他追求建立大的功业，在其诗歌、辞赋，乃至成为皇叔后写给曹睿的章表中，都体现出那种建功立业、为国效劳的抱负。然而，曹植早年因文才很受曹操宠爱，却由于任性和误酒等原因失去曹操的青睐，在曹丕即位后，又遭贬官迁位之境遇，政治抱负的破灭使他发出了“辞赋小道，因未足以揄扬大义，彰显来世也”这种看似轻视辞赋，实则心有郁结之情的言论。正因为在曹植心中，立德、立功才是人生之大义，而曹丕则提倡文人少问政治，所以，在二人书信写作的内容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在曹丕的书信中还出现了内容日常化、生活化的特点，他的不少书信中都写到了生活中的小事，如葡萄、果蔬、玉玦、蜀锦等，而且对很多物品的描写十分详细，有趣味。比如说秔稻：“江表唯长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秔耶？上风吹之，五里闻香。”（与朝臣书）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出版，第1090页形象的夸张描绘出秔稻，居然能五里闻香，但是因为有“上风吹之”来限制，读者又不会觉得这太夸张，短短几句话，让人犹如置身禾田，稻米的芳香扑鼻而来。相反的，一心“戮力上国，流惠下民”曹植在书信中是不屑去写这些小事的。历史总是有那么多不可预知性。曹植看似轻视文学，却是建安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鲁迅而已集有一篇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而己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91页。中把这个问题说得通透：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第四章、二曹书信作品艺术特色的比较曹丕、曹植两兄弟同为文学家，也都是建安文学的代表。在二人的书信作品中，既体现了建安文风的特色，又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钟嵘曾言：“陈思王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翻散。俘尔怀铅吮墨者，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可见对曹植文学成就评价之高； 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版，第99页。陈寿对曹丕的评价则是“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版，第47页。，说明曹丕的文采同样不凡。首先，二人书信作品中都有骈散结合的特点。文章的骈化，始于东汉，到建安时期已经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人更加注重把自己的文章写得华丽好看，在句式、词语上更加讲究排比、对仗，语言上更加注意节奏起伏和韵律和谐。 曹丕、曹植的书信散文中多处运用了骈句，为文章增色不少。如曹丕又与吴质书中：“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非常注重遣词造句，句式排比整饬，在四言排比中又间杂六言句，既和谐，又有变化，读起来朗朗上口。而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把骈散结合的形式运用得更为精彩。“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吰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除了最后一句是总结句外，其他每一词、每一句的对仗都及其工整，并且几乎每一双对仗的词语之间都是平仄相对的，这样，整段文字之间就跳动着一种流畅的节奏感，萦绕着一种回环的音乐美，读来令人回味不已。第二，二曹书信作品都体现出以情纬文，情深意重的艺术特点。书信属于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私密的对话，所以，在书信中，作者一般都会毫不隐晦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二曹的书信作品，都体现出以情纬文、情深意重的特点。在曹丕的书信中，最集中体现此特点的便是写给吴质的三笺。吴质与曹丕在文学上交往颇深，时有唱和，曾在南皮之游时“行则同舆，止则同席”（曹丕与吴质书）；在政治上，吴质为曹丕出谋划策，为丕立为太子作出重大贡献，两人感情非常深厚。因此，在写与吴质的书信中，曹丕毫无隐晦地表达自己对吴质的思念、对过去美好生活的怀念，“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意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感情可谓至深亦！读来令人怅然泪下。同样的，曹植在写给杨德祖的书信也是情深意重。“植白：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曹植与杨德祖虽才几日未见，却思念深切，因此迫不及待地给杨写信，希望对方也同样思念着自己。作者的这种急切到底有多深切呢？“明早相迎，书不尽怀！”虽然第二天早上二人即可见面，可是作者仍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今晚仍要写信，可见作者倾注在信中的情感有多深了。虽然曹丕、曹植二人书信作品体现出许多相似的艺术特点，但是，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各文人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追求自我特色，因此，二曹的书信也有着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一、文章风格辞藻飞扬与便娟婉约之比在曹操的几个儿子之中，曹植是最有才华的，深得曹操的喜爱，曹操多次想立他为太子。但是，因为“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陈寿三国志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十九 ，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557 页。昭明文选（南朝梁）萧统，中华书局，第五卷，24页。）的品行，意气用事、单纯的政治思想，让他的政治理想屡遭挫折，曹操爱惜他的才华，更惋惜他无铁腕的手段，终于让太子位于曹丕。曹植的书信散文中透露着他风华张扬的个性，文章极具气势且骋辞璃采、辞藻飞扬。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与吴质书。“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此段作者以极度夸张的比喻，在选词用字上苦心经营，语出惊人，表现出豪侠任性的气质、驰才骋能的文风。“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得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复，旷若复面。其诸贤所著文章，想还所治，复申咏之也，可令熹事小吏，讽而诵之。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且病诸。家有千里骥而不珍焉，人怀盈尺和氏而无贵矣。”这段文字多用四言，读起来朗朗上口，音韵铿锵，词语华丽，用字新巧。“逸景之速”、“参商之阔”、“六龙之首”，“羲和之辔” 一连串的比喻新奇而有气势，多处用典显得文采飞扬；用“春荣”、“清风”来形容文采，读来口齿留香。词采之灿烂,眩人眼目，文辞之繁华,无以复加；“家有千里骥而不珍焉，人怀盈尺和氏而无贵矣”，此骈句前后对仗、音律平仄相对，同样也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来说明古今以来做文章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比曹植张扬的文风、华丽的辞藻，曹丕的书信中体现出他一贯便娟婉约的风格，这使得曹丕书信反而更出彩，尤其是写给吴质的三篇书信，更显真情，语言虽相对朴素，但感情丰沛且蕴含在平时的生活中，极其感人。在南宋笔记文作家吴曾的睹木兴叹 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1980 年版，第55页。中对曹丕的柳赋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可谓情深意切、感触颇深：“魏文帝柳赋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尺高，进连拱而九成。桓温北伐，经金城，见为琅邪时种柳，皆已经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乃知睹木而兴叹，代有之矣。”可见曹丕是一位以感为文的作家，感情细腻，情深于内，不事张扬，因此，曹丕的作品大多文辞婉约娟细，与吴质的书信更是如此。兹录其全文：“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奕。高谈娱心，哀筝顺耳；弛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意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此笺几乎都为四言，语气和缓，文风平易简约。抒情则情深意切，叙事则简单明了，不夸张不矫饰，辞藻不算华丽，但情感却深寓于其中。从开篇问候“季重无恙！”，再谈到吴季现在的处境，包含着对友人深深的关切；接着回忆起南皮之游时的欢乐，也是娓娓道来，铺叙之中平实无华，言辞之外感情深厚，让读者在作者的笔下思维驰骋、倍感自由和快乐；抒发内心“乐往哀来、怆然伤怀”的悲情时同样是自然质朴，让读者也深深受到感染。比较曹丕、曹植写给吴质的信，如果说曹丕是以对实景的回忆和感慨来抒发真情实感，言辞平易深情、便娟婉约，那曹植则是以想象和虚拟的画面以求书写之快意，思绪纵横驰骋，辞藻飞扬华丽，利笔才高八斗，气势任性率真。二、语言表达方式含蓄委婉、评价中肯与直截了当、不留情面之比曹植、曹丕书信中另一点重要的差异便是语言表达方式的区别，曹丕含蓄委婉，曹植直截了当，这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二人对“建安七子”的评价上。“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曹丕又与吴质书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1 曹丕、曹植对于同时期文人的评价主要是针对建安七子，曹丕这段评价言辞温和，含蓄委婉、不温不火，评价中亦穿插着逝者不可追的感慨。感情充沛而结构严谨，详略得当，对于成就突出的作家则论述得比较详细，而对其他作家则议论简约。比如对徐干的评价最高，用了十二言，重点突出他“箕山之志“的淡泊名利精神和写书论著的成就，而对于其他作家，如陈琳、应瑒、阮瑀等则只用二、三言，对他们的评价也只是抓住最大的特点一笔带过。虽然评价精简，但是却相当到位。比如对于应瑒、刘祯的评价重点在于突出二人的性格，而对于王粲、徐干的评价则重点在于对于其文体的分析，这样的区别避免了繁冗陈杂，使得语言富于变化，又具有比较性，联系古今。评价的态度十分中肯，很少包含私人情感的爱憎，体现出作者客观的批评观。这传达了作者对这些文人欣赏的程度，突出重点的同时却能兼顾其他作家，显示出曹丕善于做人的智慧，对比曹植对“七子”的评价更加可以体会到。“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报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与杨德祖书此书读罢，让人在欣赏曹植华茂文风的同时，也深感曹植笔锋之尖利，语言之刻薄。与杨德祖书中，曹植用锋利的语言，讥弹时人，处处露险，毫不留情面地贬低他所不欣赏的人事，几乎已经让人处于无法自容的境地。“画虎不成反为狗”之句，毫不留情地批评陈琳不善于辞赋，还要自比于辞赋大家司马相如，结果却弄得个“画虎不能反类犬”的局面，还自夸作者写与他的书信是赞赏他，真是不知羞耻。曹植极度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纵然其才跃然于纸上，但是如此任性而论、不给人留退路的语言表达方式使他在不知不觉中让周围的人胆怯。结语：总括曹植和曹丕的书信，我们不难发现，曹丕、曹植虽然成长的文化环境相差不大，但是政治环境和个人性格的差异却造成了他们书信散文之间巨大的差别，而他们书信散文之间的差别与他们诗赋的创作特点的差异也是相互对应的，在魏晋时期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作家的个性受到极度的张扬，创作风格也能自由塑造，所以才成就了邺下文人集团，成就了曹植词采飞扬与曹丕温娟婉约风格的区别。参考文献1 （魏）曹植，赵幼安校注曹植集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06）2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三国·晋(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三曹资料汇编M 中华书局1980，（09） 第1版，2005（02）北京第3次印刷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 第1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08）,2004重印5 张作耀，曹操评传·附曹丕、曹植评传M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05）6 张明华、李洪亮、郑虹霓、马鸿雁曹氏文学家族研究M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年第1版7 黄岳洲、毛宗祥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M第1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8 陈芳，曹丕、曹植的内心精神审美观照试论建安文学的转向N，宁德师专学报 2009（01）9 顾农，曹丕、曹植文艺思想比较观N，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一期 .10 陈艳艳，曹丕、曹植的文学价值观之比较N，语文学刊，2007（10）11 谢虹光，试论曹丕的散文创作N，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12），总第23期12 周建国，文章曹植波澜阔曹植散文初探N，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9，第2期 13 王晓慧，曹丕曹植比较研究J，内蒙古大学，2008（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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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generally adopted four aradigms in pursuit of this objective: the socio-political paradigm that viewed traditional terature in terms of “quintessence-dros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doctrine of he critical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spiritual awakening” paradigm that, being nspired by Western schools of thought such as hermeneutics, viewed traditional literature s “the source of new literature”; the scientific-aesthetic paradigm that viewed traditional terature as combining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and modern aesthetics and focused on nterpretation,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from within; and the folk paradigm hat viewed literary tradition as a narrative of daily life demonstrating the way in which 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were connected in a cultural whole. What is important in the omplementary and competitive development of these coexisting paradigms is highlighting problem consciousness” in “interaction” and “original cre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he value of real human life through entering into and reactivating the resources of ancient terature .It has the dual character of liberation and alien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is a progressive concept imbued with a sense of the times and a spirit of rationality, characterized by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