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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人生平事迹介绍2021 淮南子个人事迹简介简介：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忧国忧民的屈原在长沙附近汩罗江怀石自杀，端午节据说就是他的忌日。他写下许多不朽诗篇，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主要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在诗中抒发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表达了对楚国的热爱，体现了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为此九死不悔的精神。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积极影响。生平介绍：屈原，芈m姓屈氏(与楚王同姓不同氏，楚王为芈姓熊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名平，字原，生卒年未见正史记载，史学界尚有争论，(约生于前353年前335年，死于前283年前269年)，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被世人称为“诗歌之父”。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公元前340年屈原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mì)罗江自杀。老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争先恐后的来打捞他的尸体，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定于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是关于端午节其中的一种说法)。对于屈原的忠而见疏，后世诗人阵志岁遥为郁结，其诗屈原云：“浩气干霄汉，沉湘忠佞分。材堪佐明主，无计事昏君。”(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此不仅对爱国者屈原，也是对历代“王之荩臣”(诗·大雅·文王)的由衷忾惜;不只对当时楚王，也是对其他昏暗君王的一种深刻批判。“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当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端午节，据说就是因此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7个国家的75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他。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文学成就：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歌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一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屈原作品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采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九章·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懑的情绪，写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在许多诗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诗人在愤激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写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地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歌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中的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轶事典故：屈氏家族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姓，但楚王是熊氏。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宜昌)。这就是屈原的故乡。春秋初期，约公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据屈原九章·惜诵诗句“忽忘身之贱贫”，可知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生辰八字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约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屈原在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贞于孟陬”意为太岁星逢寅，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则说明屈原出生那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同年正月二十二日。学界一般定为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屈原取名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意思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好兆头。司马迁曾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国王室为芈姓熊氏，芈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怀王熊槐为本家。春秋时期，楚武王封儿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领，因为瑕王子本来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错，就让他去享用屈邑的物产，人们于是称他为“屈瑕”。由此，楚王为芈姓熊氏，屈氏就成为了熊氏的一个支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魏晋之后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这个问题。屈原个人事迹简介1爱国诗人陆游“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两句诗你一定很熟悉吧?这是我们语文书上的古诗两首冬夜读书示子聿里的诗句。你可知道这首诗的作者陆游的生平?现在我来介绍一下。陆游是我国南宋诗人，生于公元1125年，是浙江绍兴人。他不仅聪明而且非常勤奋，在他12岁的时候就可以写诗文了，在28岁时，赴临安考试，陆游考第一，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同时参加了考试，秦埙考第二，考得没有陆游好。秦桧知道此事很不高兴，竟要降罪主考官，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将陆游除名了。秦桧是谁?他就杀死岳飞的大奸臣、大坏蛋。可怜的陆游直到秦桧死后才出来做官。陆游的一生非常坎坷。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战火纷飞。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金国，经常攻打中原。当时的宋朝丧失了大量国土，被迫向南迁移，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之中。少年时代的陆游就不得不随着家人逃难，饱尝流离失所的痛苦。他从小受到父亲爱国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养成了忧国忧民的品格。为了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理想，他特别注意学习兵书。20岁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希望自己有一天能亲临战场、杀敌报国。然而直到40岁时，他才有机会在军中做一名军官，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不到一年的军中生活，他身着戎装，来往于前线各地，抗敌将士的艰苦生活和爱国热情，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诗歌境界。然而，那个软弱无能的南宋朝廷只想偏安一隅、苟且偷生，把精忠报国的大元帅岳飞都杀了，又怎么会让你陆游去上阵杀敌呢?陆游被罢官了。他后来又当官、罢官，一直被当权的投降派压制排挤，壮志难酬。闲赋在家时的陆游一边关心国事，一边教育子女，他将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陆游有七子一女。我们书中的那首冬夜读书示子聿，是他陪他的第七个儿子陆子聿读书时写的。陆游告诫儿子：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固然重要，但还不够的。想做出一番成绩，一定要亲身实践。85岁的陆游抑郁而终。在临终前他写下了一首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从这首诗中我们能看出陆游那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死了都还想着收复失地。陆游一生创作诗歌9300多首，这些诗中很多是写抗击侵略者的。他是我国著名的爱国诗人。同学们，你们记住他了吗?2陆游的爱国故事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宋代杰出的诗人，也是诗史上最多产的诗人，今集存诗九千三百余首。陆游生活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当时战争不断，百姓苦难深重，江山支离破碎，陆游的诗歌充分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回荡着爱国忧民的激情，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他的诗毫无保留地体现了自己的肝胆肺腑。年轻时因触犯秦桧被黜之后，仍保持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情，并一如既往;壮年之后坐卧所思仍是抗战立功、洗雪国耻。这些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表现的很明显。即使是到了八十二岁的高龄，诗人的爱国热情依然没有一丝衰竭，直至临终时，还写下来耀照千古的绝唱示儿，表露出念念不忘祖国统一的一片丹心。陆游满怀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而现实社会却使他的理想难以实现。于是诗人便通过发挥充沛的想象，或运用独特奇妙的夸张，淋漓尽致的表达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雄心壮志。陆游的诗中，还有不少篇章韵致翩翩，风采流溢，恰似画轴，有如乐曲，描绘了祖国山河的美好，抒发了对生活的热爱。他的诗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也很有成就，陆游早年曾从江西派诗人曾几学诗，后来，陆游否定了这个阶段的成果，改学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等人，他们的人格和诗格使陆游叹服不已、推崇备至，他以其创作实践，剔除了江西派留下的积弊。南宋后期诗人刘克庄评价陆游“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惟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陆游的诗歌创作，植根于现实生活，基本特征表现为现实主义，同时许多诗中又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陆游语言造诣很高，风格简练自然，一方面由于内容的扎实，感情的充沛，诗人本无须专意于字句的雕琢，另一方面为了把主旨表达的清晰通畅，使作品富有感染力，诗人也很重视在语言的锤炼上精益求精，追求新意，读起来亲切感人。陆游的诗个体兼备，古诗豪健，律诗精工，绝句小诗，情趣盎然;他七绝被人誉为“诗之正声”;而七律则被推崇为“诗家之能事毕，而七律之能事亦毕。”他的诗不仅在当时，也给后世的诗坛以深刻的影响。梁启超在读陆放翁诗中写道“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诗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更是把陆游的诗用来鼓舞民族的斗志。3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南宋时期，金朝不断地攻打、侵占我国的领土，昏庸无能的南宋皇帝不断的向南迁移，人们纷纷逃出家门到外地去避难，陆游就是过着“儿时万死避胡兵”的生活渐渐长大的。陆游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有忧国忧民的思想，为了报国、救国，他非常好学，决心要读万卷书，他尤其喜爱兵书，他不愿做一个纸上谈兵的书生，他的梦想是长大以后成为一个“上马能击贼”的战士。可是南宋时期是一个“报国无门，爱国有罪”的朝代，是奸臣秦桧和投降派掌握政权的时期，它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总是跟金兵求和。陆游为了实现自己的抗金志愿，几次三番被贬官，陆游觉得很郁闷，就呆在家里写诗，他一生写了九千三百多首诗歌，其中许多诗都抒发了自己抗金杀敌、战死沙场、为国立功的心情。陆游八十五岁的时候，生了一场重病，他知道自己的病很难治好了，但它对抗金的事业仍然念念不忘，握着儿子的手说：“如果大军收复了失地，统一中原的那一天，我们家里举行祭祀，你们一定不要忘了把胜利的消息告诉我啊!”说完他振奋起精神，写下了著名的诗篇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伟大的诗人陆游就是怀着这种悲愤的心情离开人世的，读了这篇*，我想如果南宋的时候，人人都能像陆游一样，金国怎么敢不断向宋朝发动进攻?人人都像陆游一样，宋朝又怎么会灭亡在蒙古族的铁蹄下呢?我想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学习陆游一生热爱祖国，读书破万卷的精神，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加强大，让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4陆游的爱国故事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在十二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在陆游出生后的第二年，金国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第三年把徽、钦二帝掳去，北宋亡国。而当钦宗之弟赵构逃到南方，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建立了政权之后，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任命臭名昭著的汉奸秦桧做宰相，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绍兴十二年(1142年)和议告成，赵构竞无耻到向金国皇帝自称臣子，并答应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跟金人划淮水为界。从此北方的大好河山沦为金人的领土，北方的广大人民横被金人奴役，而南宋小朝廷也只是偏安一隅，在敌人的威胁压榨下苟延岁月。后来宋孝宗赵眘与金签订的“隆兴和议”及宁宗赵扩与金签订的“开禧和议”，照旧屈辱求和。这种局面，当然是一向反对民族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这一历史时代，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陆游则是他们在文学战线上的杰出代表。陆游一生经历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期。由于幼年在敌人入侵下仓皇逃难，以及家庭和亲友的爱国言论的启发教育，陆游对当时的严重民族灾难有着极其深刻的感受，因而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心灵深处埋下了爱国复仇的种子。此后无论在朝廷和地方做官，到川、陕前线从军，直至晚年在绍兴老家闲居，这颗种子生根、发芽、挺干、开花，虽然不断遭到风雨的摧残，却也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且终于结满丰硕的果实。清朝诗人赵翼的瓯北诗话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概括，他说：放翁十余岁时，早已习闻先正之绪言，遂如冰寒火热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义而论，亦莫有过于是者，故终身守之不变。入蜀后在宣抚使王炎幕下，经临南郑，瞻望鄠、杜，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犹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后，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旧事云：“乞倾东海洗胡沙”，老马行云：“中原旱蝗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则此心犹耿耿不忘也。临殁犹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则放翁之素志可见矣。雷锋先进事迹介绍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杂家作品。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宗室刘安招致宾客，在他主持下编着的。据汉书。艺文志云：“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今所存的有二十一篇，大概都是原说的内篇所遗。据高诱序言，“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作者认为此书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全书内容庞杂，它将道、阴阳、墨、法和一部份儒家思想糅合起来，但主要的宗旨倾向于道家。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杂家。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淮南子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其博奥深宏的内容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资源。淮南子一书注本，历来均以高诱所注最为通行。作者还秉承老子的旨意，对道的德一性一做了探讨，认为道具有最伟大、最玄妙的德一性一，它生育万物却不据为已有、创化万象却不去主宰。天地之间的各种生物都因道的流行而获得生命，但却从来不会想到去报答它;同样，这些生物也是因道的流行而终止它们的生命，但不会因此而怨恨它。总之，道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它的造化，它超越各种赞誉与诽谤之上，有着最渊深、最伟大的德行。这种德行是圣人立德修行的基础，也是圣王为政治国的根本。淮南子除了论述道本身的存在特征和运行过程之外，还对道生化宇宙的过程做了认真的探讨。这部分内容构成了其道论中的生成论思想。在俶真训中，作者对宇宙的起源做了探讨，将宇宙的演化分成皇大阶段，这就是：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在第一个阶段中，万物处于积聚状态，虽已呈现出萌发之兆，但还没有发展完善，没有最终形成。第二个阶段与第一个阶段相比，宇宙更加空灵透明，天地阴阳二气互相交一合，“相与优游，竟畅于宇宙之间”。宇宙中和气絪缊，处处酝酿着生化之机、但有形有质的物体还没有生化出来，只有生化的朕兆，而没有生命的形态。从这一阶段继续往前上溯，便进入到宇宙创化的原初阶段，即篇中所说的“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此时的宇宙虚无寂寥，萧条冷清，“天合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一片寂静。但这种寂静并不是死亡的寂静，而是蕴含一着生化之机。对这三个阶段中的物质存在的状态，作者也分别进行了描述。这就是与上述三个阶段相对应的三种状态：“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其中第一阶段包括有有者与有无者两方面。在第一个阶段中，万物参差错落，青翠茂盛，可以捉摸度量，除了各种各样的物质之外，还有物质赖以存在的空间。这种空间“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们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极也”，浩浩瀚瀚，漫无边际，各种各样的物质都在其间繁衍生息。在第二个阶段，物质与空间尚未分化，宇宙还处于棍沌鸿蒙的状态，它深宏广大，但却没有内外的区分。由第二阶段再向上追溯，就是所谓“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此时“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宇宙万物处于最初的原始状态。此外，在天文训中也谈到宇宙天地的创生问题，作者认为天地万物的生化经历了从道至虚廓，再至宇宙，再至气，再至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的过程。“ 天地未形， 冯冯翼翼， 洞一洞.， 故日太昭。道始于虚廓， 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一靡一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至于阴阳、四时、万物的产生，则是由于天地之气合散的结果：“天地之袭一精一为阴阳，阴阳之专一精一为四时，四时之散一精一为万物”。这种对宇宙万物创生过程的解释极有见地，其基本观点与现代宇宙学关于宇宙创生的假说暗合，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人的智慧以及对自然的探索一精一神。淮南子对人生观问题也有充分的论述。作者认为大丈夫处世应遵循道的准则，纵志舒节，与时俯仰，针对当时社会人们拘拘于功名富贵、荣辱得失的现象，作者认为真正伟大的人应胸怀凌云之志，以“道”做为终极关怀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拓宽生命的境界，使生命获得最大的意义：“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活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去凌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 原道训)。这种气魄是何等的宏大!作者最羡慕的是“一性一合于道”的真一人，认为真一人能还本返朴，与道合一体。他们恪守人的本一性一，无思无为，卓然独立，与宇宙万物相感相应。因此，只有真一人才能领略到人生的真正意义，是大道的最完满的体现者。在论及与生命紧密关联的死亡问题时，书中有许多一精一辟的见解，作者认为生命与死亡、成功与毁坏，都是物质存在的不同形式，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一般人总是热衷于生命的快乐，而对死亡则心怀恐惧。作者认为这种态度不是达人所持，而是庸人的一偏之见。作者主张对死生不应过于介怀，尤其不能将一爱一憎喜怒加于其间，应懂得生与死都是天地造化的自然流变，是气化的不同环节。“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于有形之类，犹吾死之沦于无形之中也。然则吾生也，物不以益众;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间者乎?”( 一精一神训)天地造化万物就好像陶人制造陶器一样，陶人把土制成盆盎等各种陶器，表面上看似乎与土有分别，但在本质上仍然不过是土;反之，当陶器破碎时，它们不再拥有盆盎之形，似乎是一种毁败。但实际也不过是返回到它们的原初状态，跟它们为盆盎之时，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何况“始吾未生之时，焉知生之乐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乐也”( 俶真训)!在达人看来，死亡对人来说是一种长久的休息，通人因此无需对生死做过多的关注，而应心存道化，与天地造化共呼息。对现实人生和百姓疾苦的关注，在淮南子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书中有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就是对治国之道的探索。作者认为，终极之道既可用于治身，又可推及于治国，治国之道与治身之道是贯通的。该书始终以至高无上的道做为立说的根基，通过贯通古今天人来探索治道之本。作者首先对所谓“至德之世”进行了考察，认为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天赋本一性一朴实纯厚，智诈尚未萌发，因此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天然地与道契合。此时既没有仁义礼乐，也没有君臣主仆。人们仰承天和，隐然自成，享受着至纯至粹的人生快乐。伴随着宇宙的演化进程，那始初的大朴渐渐离散，世俗的风气也随之衰颓。到了伏羲氏统治时期，人类便开始萌发智巧之心，走向与自然分离、抗争的道路。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下去，经过神农氏、黄帝氏、昆吾氏、夏后氏，直到周室之衰、列国争霸，人类在与自然和自身欲一望的抗争过程中，建立了礼乐制度。因此，以仁义道德为核心内容的礼乐制度实际上是道德衰败的发展结果，表明人已背离了原初的大朴之道。仁义礼智虽然可以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行为，但却是建立在人一性一堕一落的基础上的。作者认为，人主治国应当体察天道，以天道作为终极的依据，“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 主术训)。只有这样，才能上通天道，感化群生，使人们重新回复到原初的纯朴状态。淮南子一书还包含一着十分丰富的自然科学内容，书中的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等集中论述了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和律历学的有关内容，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在天文训中，作者对五星、二十八宿、八风等作了专门研究，对五星的行度、运行周期做了科学测定。篇中还根据北斗星的运行规律，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及其理论依据。同时根据对木星的研究，制订了岁星纪年法和干支纪年法，此外，天文训还依据对自然现象广泛而细微的观察，研究了自然界中各种物类的感应关系，如“日至而糜鹿解”“月虚而鱼脑流”“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等等。这些发现，为后世人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一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可贵的启示。在地形训中，作者还记述了九州、九山、九塞、九薮、六水等山川形势、要塞湖泊。并对四海之内的东西、南北长度做了计算，得出了东西长度为二万八千里、南北为二万六千里的结论。此外地形训还记载了东方、东南方、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东北方和中央等九地的代表. 物产。同时对人们的饮食习惯与其智慧、习一性一的关系做了探讨，充分反映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概括能力。此外淮南子的说山训和说林训两篇还提出了许多一精一辟的格言，这些格言充满了智慧，是对人们长期生活经验的高度提炼。如“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户;一人相随，可以通天下”“力贵齐，知贵捷”“听有音之音者聋，听无音之音者聪;不聋不聪，与神相通”“田中之潦，流入于海;附耳之言，闻于千里”“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听”等等，词意隽永，富于哲理，读来耐人寻味。至于该书在其它各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各篇大意中具体介绍，此处不再赘述。总之，淮南子一书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相信读者在认真阅读之后，会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和启迪。张九龄主要事迹介绍从一九六一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作报告，他出差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多了，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站换车的时候，一出检票口，发现一群人围看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这位妇女从山东去吉林看丈夫，车票和钱丢了。雷锋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含着眼泪说：“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雷锋说：“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五月的一天，雷锋冒雨要去沈阳，他为了赶早车，早晨5点多就起来，带了几个馒头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手还领着一个小女孩也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雷锋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他们一起来到车站，上车后，雷锋见小女孩冷得发颤，又把自己的贴身线衣脱下来给她穿上，雷锋估计她早上也没吃饭，就把自己带的馒头给她们吃。火车到了沈阳，天还在下雨，雷锋又一直把她们送到家里。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同志，我可怎么感谢你呀!”过年的时候，战友们愉快地在一起搞些各种文娱活动。雷锋和大家在俱乐部打了一阵乒乓球，就想到每逢年节，服务和运输部门是最忙的时候，这些地方是多么需要人帮忙啊。他放下球拍，叫上同班的几个同志，一起请假后直奔附近的瓢儿屯车站，这个帮着打扫候车室，那个给旅客倒水，雷锋把全班都带动起来了。雷锋就是选择永不停息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做好事，难怪人们一见到为人民做好事的人就想起雷锋。爱国诗人陆游的个人事迹张九龄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张九龄出生于官宦世家。少聪慧能文，弱冠参加科举考试获中进士，为秘书省校书郎、右拾遗。又登“道侔伊吕”制科，为左拾遗。他曾上书唐玄宗李隆基，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风气;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后因与主政者不合，一度辞官返回家乡。期间，主持修筑梅关古道上的大庾岭驿道，保障了南北交通要道的畅通。唐开元六年(718)返回京城，宰相张说重其文才，称为“后出词人之冠”。开元十一年(723)被任为中书舍人。及张说罢相，因受权力斗争风波的牵连而被调往外地任官。开元十九年，玄宗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再迁中书侍郎。由于他才学超群，风度亦甚佳，因而颇受玄宗的赞赏。开元二十一年，被任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丞相),主理朝政。他建议于河南屯田，引水种稻，遂兼河南稻田使。其时,唐朝处在全盛时期 ,但却又隐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张九龄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为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世誉为“开元之世清贞任宰相”的三杰之一。在主理朝政时敢于直言向皇帝进谏，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欲谋废太子李瑛而立己子时，命宫中官奴游说九龄，九龄叱退使者，及时据理力争，从而平息了宫廷内乱稳定了政局。而对安禄山、李林甫等奸佞所为，张九龄更痛斥其非，并竭力挫败其阴谋。玄宗欲以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张守圭为相，以朔方(今宁夏灵武南)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九龄都反对，玄宗不悦，唐玄宗被李林甫的谗言所惑，玄宗遂于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罢相后不久又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坐“举非其人”，贬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张九龄因病在韶州曲江逝世。初，安禄山讨奚、契丹，战败，被执送京师。九龄主张按军法处以极刑，玄宗不从。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任平卢将军，在讨伐契丹时失利，张守珪奏请朝廷斩首。此前安禄山入朝奏事，宰相张九龄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这次作战失利，他遂提笔批示奏文说：“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唐玄宗不明华夷之辨，看了批文后说：“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终未准奏。之前，安禄山曾入京朝见，拜见过时任宰相的张九龄。张九龄颇有识人之道，明察秋毫，看出安禄山是奸诈之徒，断定日后此人必会作乱。此次适逢安禄山干犯军法，被押送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