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利益集团与制度选择.ppt

第九章 集体行动、利益 集团与制度选择,学习目的,本章的目的是提供一整套的经济理论，以更好地理解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即集体性的经济选择和对整个共同体的政治的协调性，重点探讨集体行动、利益集团与制度的关系。本章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基本要素、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与奥斯特罗姆的自由组织理论、集体行动的问题以及制度选择中的利益集团。,文章结构,第一节：集体行动的基本要素第二节：集体行动逻辑与自由组织理论第三节：集体行动的问题第四节：制度选择中的利益集团,第一节：集体行动的基本要素,一、为什么要研究集体行动（3方面）1、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集体行动和个人行动一样总是存在的，但是除了对工会的非难和对伦理道德或公共政策的讨论外，从亚当斯密到20世纪这段时间，集体行动被排除或忽视了。其实，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除了新古典经济学所简单分析的企业以外，还有类似于工会的大量组织，这类组织也称为第三部门。约翰康芒斯曾指出，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对社会制度的解释经济学对社会制度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康芒斯在他的制度经济学里提出“集体主义”（collectivist)的解释，将社会制度视为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有意识的集体行动的表达。由于资源的稀缺性，获得他们就得由集体行动加以管理，而集体行动的结果便是制度安排。在康芒斯看来，制度行为背后的一致原则是执行制度的、集体的和有目的的行动。没有对集体行动的研究，我们就难以解释历史与现实中许多制度的形成及其演化。门格尔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提出“有机的”(organic)理论。他将制度看做无数个体经济行为人自利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每个人都追求他自己的私利。制度是以个体的方式，而不是按集体的设计或意愿演化的。,2、制度与个体经济行为、集体行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用个人行动能否解释一切制度现象？,从个体的行为与制度的关系来看，个体能够根据自己的成本、收益进行选择和比较，不同个体偏好不同的制度，阿罗悖论道出了加总的困难，即难以确定集体的选择。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大背景下加入了制度因素，而制度的背后加入的是集体主义因素。因此，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如何从个体行为分析跳跃到制度层面的分析，至今仍未成功。阿罗悖论（Arrow Paradox）：又称作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le theorem），是由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之一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首先陈述和证明的。如下：假如有一个非常民主的群体，或者说是一个希望在民主基础上做出自己所有决策的社会，其群体中每一个成员的要求都是同等重要的。一般，对于最应该做的事情，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偏好。为了决策，要建立一个公正而一致的程序，把个体偏好结合起来，达成某种共识。先要进一步假设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按自己的偏好对所需要的各种选择进行排序，再对所有排序汇聚就是群体的排序了。意思是“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经过详细研究论证，阿罗得出一个惊人结论：上述的意愿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3、制度与集体行动有着内在的联系,没有对集体行动的研究，我们对制度的性质、制度的起源及制度的变迁的分析是不可能完全的。目前流行的经济学中的理论强调“理性经济人”而无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在研究了微观主体(如家庭和厂商）的行为后，直接上升到宏观层次的 经济问题分析。个体之和是否等于整体？个体理性是否等于集体理性?这些问题经济学尚未真正解决。集体选择更多是政治选择的过程，最后的结果来自众多不同个人和群体的意图和目标的相互作用，可能不符合有关各（或任一）方的最初意图。在有关集体选择的研究中，重要的是去了解集体决策的结果如何出自该过程各个相互影响的参与者的有目的的行为。,二、集体选择的要素,参与者 决策方式 决策标准,（一）参与者,集体选择中可以有很多（或很少)的参与者，他们可以被选举、任命或雇用参与，也可以自愿参与。参与者往往是由获益机会和担心损失而自我选择的。参与者并不限于选民、参议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工商企业、同业公会、公会、非盈利组织以及很多其他利益集团也可以参加。官僚是集体选择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公众的仆人在管制市场方面，他们常常会有自己的利益，从而自由的私人选择会被公众选择所取代。,（二）决策方式,集权的独裁决策方式。决策的正确与否取决于独裁者的智慧和人格的高尚。分散的自我决策。当大家都反对上述决策方式时，我们就已共同决定让个人决策起作用，或其它方式。专家决策。这种方式主要是依赖拥有才能或专门知识的人，即人们从专家那里获得忠告，听取专家意见，作出决策。一致同意或通过的方式。以这种方式，一个群体即使在某些细节上有不同意见，但在基本问题上只有当所有成员都达成一致时，才能做出决策。授权决策或代议制决策。主要方式：投票、选举代表决策、精英决策、自愿人员作出决策.摸索。,（三)选择标准,效率和公平经济效率地考虑经济成果的大小；公平是考虑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间如何分割。例如，在我国的分配制度中，十八大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坚持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集体选择的标准一般而言，具有模糊而非清晰，暗含而非明显，多重而非单一的特点。,三、集体选择的特征,1、集体选择的交易成本比私人选择高。集体选择涉及多边的付出和获取，利益通常是间接和非相互性的，容易产生搭便车、道德风险、工地灾难和代理人机会主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付出很高的监督成本和强制执行成本；同时，集体决策牵涉的参与者较多，目的各不相同，达成明确决策成本较高。,2、集体选择不能满足个人偏好的多样性,肯尼思.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证明个人偏好的混合不可能靠表决程序来加总，从而不可能确保个人偏好的选择也被集体决策所选中，他们不会让许多个人偏好无矛盾、无冲突的实现加总。阿罗证明，个人偏好的混合不可能靠表决程序来加总，从而不能确保个人所偏好的选择也被集体决策所选中。他证明会出现各种不一致，它们不会让许多个人偏好无矛盾、无冲突地实现加总。,3、除了极小的群体外，集体选择必须依靠代表来进行。,三个基本安排：第一，必须就集体表决的规则和程序达成一致。第二，集体决策中的“付出”必须靠政治选择来决定。第三，规定如何分配集体创造的效益，当公民相互争利时，应根据什么准则来获取那些共同财产品。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公司的董事会,4、在集体选择中，往往多数派被贪婪的少数派所利用。,由于集体选择必须依靠政治权利，当政治系统全部由追求其自己目标的政党组织、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和谋求私利的官僚所占据时，运用政治权利所造成的委托-代理问题将层出不穷。例：如果像党纲那样的原则性决策是根据一批集体决策选择作出的，而具体决策则在以后由当选政党或委员会中特殊的有关个人来作出，那么很可能就只有委托选票的51%中的51%（即26%）在决定政策。那么，多数人会觉得权利遭到剥夺。,5、在集体选择中，大多数公民处于理性无知的状态,公民要想了解全部的公共选择，需要付出高昂的信息成本，而受益可能很低，因此选择消极无为且容忍于己不利的集体选择。这种理性无知会助长对群体集团的侵蚀，助长不安全感和权利丧失感。,四、影响集体行动的因素,集团的规模 个人获益度 集团的组织成本“选择性”激励,集团的规模对每个成员而言，为公共物品生产付费只有在团体的边际收益超过个人的边际成本时才是经济的。集体效益的净增值要不小于个人在集体中所占份额的倒数。？例：如某人在一个集团中占1/100的份额，则他只有在预期集体效用在投资后增长100倍以上才合算，他此时才会为集体效用投资。集体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集团规模有关：集团规模越大，个体越多，个体的份额就越小，集团的公共物品的供给量就越远离最优水平。,个人获益度如果集团规模相同，集体公共物品能否产生就取决于集团中每个成员从一定水平的集体物品供给中的获益程度。个体份额差异大的集团中更容易产生公共物品，因为在个体份额产一搭的集团中，大份额的成员更有可能接近效益独占状态，有较高的激励为公共物品做贡献。另外，在集团中，成本负担的分配也是不合比例的，份额较大的个体负担较多的费用，但在公共物品消费时又是个体均等的。所以，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小集团，存在着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集团的组织成本组织成本是集团中个人数量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所以，大集团或潜在集团不会受到激励为获取集体物品而采取行动，在小集团，集体物品就有可能被提供甚至不需要任何集团协议或组织。,“选择性”激励选择性”激励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选择性激励就是对个人偏好的价值要大于个人承担的集体物品成本的份额。例:会员制度（积极）；税法制度（消极）,第二节：集体行动逻辑与自主组织理论,一、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二、自主组织理论,一、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核心前提是建立在“组织费用”这假设之上，组织费用是一组不同的交易费用，它们的重要性随着组织规模的增加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奥尔森思想的特点,第一，奥尔逊把集团利益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容性的（inclusive），另一种是排他性的（exclusive）。例：处在同一行业中的公司，在寻求更低的税额以及其他优惠政策时利益就是相容的，此时的利益主体之间是一种正和博弈；而处于同一行业的公司在通过 限制产出而追求更高的价格是就是排他的，即市场份额是一定的，你多生产了多少就意味着我要少生产多少，此时的利益主体之间是零和博弈。第二，按照奥尔森的分析，集体行动的形成取决于两个重要条件：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并且存在着某种迫使或诱使个人努力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第三，用寻租理论分析经济制度。第四，用分利联盟解释国家的或文明的兴衰成败。“寻租理论”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A.克鲁格(Anne.Krueger)的论述，这种超额收入被称为“租金”（rent），谋求这种权力以获得资金的活动，被称作“寻租活动”，俗称“寻租”。租金的根源来自对该种生产要素的需求提高而供给却因种种因素难于增加而产生的差价。“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是指由一批希望采取集体行动来增加自身收入份额的个人所形成的组织。,二、自主组织理论,1、自由组织理论的提出（奥斯特罗姆）：针对“集体行动困难”问题，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提出新的思路：即强调一定条件下的人们能够为了集体利益而自主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并由此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制度理论，即自主组织理论。,治理公共事物特别是公共资源利用和开发时，传统模型假设：个体之间沟通困难；个人无改变规则的能力。这种假设适合于像“工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困难”等特殊情况或大规模的公共事务治理。只能借助于国家外部干预的方式来维护公共利益，或者通过产权私有方式单独经营。,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共事物的治理和资源利用而言，古典理论不适用，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人们之间能够在相互接触中沟通了解，容易为了维护共同的公共利益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2、自主组织理论的中心内容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研究假设：理性人假设个人决策选择的内部变量：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贴现率,3、自主组织理论解决集体行动的三个问题：a、制度供给问题，即由谁来设计自治组织制度，或者说什么人有足够的动力和动机建立制度。b、可信承诺问题。复杂的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的个人通常会采取权变策略，即根据全部现实条件灵活变化的行动方案。在初始阶段，一个人对大多数人同意遵循的规则，进行未来预期收益流量计算后，可能会承诺遵守；但在以后，当违反规则得到的收益B，高于遵守规则的收益C，他有可能违反规则，除非被察觉后会受到制裁S，且CBS。,c、相互监督问题。奥斯特罗姆认为只要人们对遵守规则做出了权变的策略承诺，就产生了监督他人的动机，为的是使自己确信大多数人都是遵守规则的，同时监督成了人们实施规则、进行自主治理的副产品，因为不必付出太多其他额外的成本。,4、奥斯特罗姆教授归纳的实现自主治理的八项具体原则：分享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或家庭之边界界定清晰使用、供给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适应集体选择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规则的修改有效监督越规的分级制裁低成本如论坛式的冲突协调机制对组织权的认可分权制组织,例（国际贸易、产业经济）：上海自贸区首个可复制经验：资本认缴登记制2013年9月30日，工商总局网站发布通知，就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出若干意见，决定在区内试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试行“先照后证”登记制度。同样是开一家注册资本10万元的公司，过去实缴制，银行验资时账户必须实打实地有这个数目，而现在认缴制不需要验资，只需要法人承诺几年到期，可以半年、一年甚至10年。有些企业说，我就注册资金一块钱，有的说我几个亿，但是从企业运作来说是不现实的，你一块钱的公司，资产就一块钱，你对外签订合同马上就会资不抵债。如果是一个亿，如果没有这个资本，企业对外公示的内容不符合，还会影响和其他企业签订合同。,而且，企业的认缴资金额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比如，认缴一千万，法律责任就是一千万，如果企业经营不善倒闭或者跑路，发生法律纠纷，法院是按照一千万的标准去判决。此项制度出台后，因为有利可图，改变很多企业创业初期捉襟见肘的困难，很多企业纷纷注册，激发了市场活力。意见要求转变市场主体监管方式，维护试验区市场秩序。强化信用信息公示，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建立以工商部门经济户籍库为基础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创新市场主体监管方式，提升行政执法水平。,以自主组织理论分析上海自贸区的案例，首先认缴制度是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出台，保证了制度的供给，同时国家立法约束解决了可信承诺问题。而相互监督，来自两方面，首先是政府机关，国家法律保障，监督企业的不合法行为；其次，是企业间的相互监督，由于信息的公开化，各个企业可以自由查询其合作企业或其他企业的信息，若企业有虚假登记问题，如注册资本虚高或虚低等异常现象，影响企业的信誉，进而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为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各企业会加强自身的监管治理，行业间相互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自主组织，促进共同发展。,例（人、资、环）:以德国为例，说明自主治理的有效性。在德国境内，莱茵河畔有大大小小的企业3000多家，产生的污水也不少，但莱茵河的水总是清的。为什么德国人能把莱茵河的水搞清？在任何国家，企业处理污水都是一种成本负担，但德国人能把污水处理变成一种能够收取回报的产业投资。其做法也不难，就是几家企业合建污水处理厂，并成为一家独立的股份制企业，再由政府派人、出钱来管理，政府也占其中一部分股份，企业分占余下的股份。以后政府还可以动员新的企业加入，更可降低排污成本。因为有利可图，企业都非常乐意兴建污水处理厂。在这里，几家企业合建污水处理厂并成为独立的股份制企业，解决了制度供给问题；由政府派人、出钱来管理，政府也占其中的一部分股份安排解决了可承诺问题；企业不多，加上政府的介入有效地解决了相互监督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是建立在企业有利可图的基础上。,第三节：集体行动的问题,一、搭便车二、集体行动困境,一、搭便车,搭便车问题：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只想其他成员去做出组织的努力或承担维持组织的成本，而自己却坐享其成。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强迫成员参与；另一种是提供超过常规的经济利益鼓励。,奥尔森认为，一个人是否参与集体行动，是理性分析和选择的结果。这一理性体现在为产生集体利益所做投入（成本）和集体利益能够给个人带来的效益的比较中。,P262,行业产出,企业产出,Q1,Q0,P1,P0,SMC,SAC,b,g,c,f,e,a,h,d,q0,q1,价格,S1,S0,图9.1 农业减产行动中的个人和集体利益,例：假设，图9.1表示了一种农产品的市场供求状况和个别农场主的收益和成本。由于所有生产该农产品的农场主都希望得到更高的价格，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在这里成了集体利益的主要项目。大部分农产品都缺乏需求弹性，意味着产出下降会导致价格更大比例的上升，以此降低产出通常会扩大所有农场主的总收益。在奥尔森框架中，因为农场主拥有与集体利益并不兼容的私人利益，所以减产行动可能无效。因为，对个别农场主而言，一项关键性的私人利益是他的净利润，或在利润最大化产出水平上超过成本的收益。如果减产行动，使市场的供给曲线，从S0移到S1，产品价格从P0上升到P1，寻求最大化的农场主发现，把产出从q0扩张到q1而非下降至q0之下符合他的最有利益（SMC额为增加产出的短期边际成本，SAC是短期平均成本）。在q1，更高的边际成本恰好等于由新市场价格获得的更高边际收益。如果较高的价格是减产者和非减产者都可以得到的公共物品，通过扩张产出而利用这一价格优势的个人就可以使净利润增加到efgh的面积，它大于出事的净利润面积abcd。因此，尽管一个集团有共同利益，他的成员也未必采取集体行动，必须解决搭便车的问题。,二、集体行动的困境,集体行动困境的表现第一，集体决策很难，并且集体内的任何一个人追求纯粹的效用最大化都是不可能的。在集体决策下，任何一个人获得的结果皆取决于其他人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如果对一个组织来说，一个稳定的目标函数并不存在，那么，任何一致和明确的目标都可能是无法实现的。阿罗证明，个人偏好的混合不可能靠表决程序来加总，从而不能确保个人所偏好的选择也被集体决策所选中。他证明会出现各种不一致，它们不会让许多个人偏好无矛盾、无冲突地实现加总。与分散而多样化的个人“货币选择”相比，“集体意志”不可能得到完美的表现。,第二，不同规模的集团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并不与该集团的人数成正比，社会经济的多数规则的实施更多是形式上的。在奥尔森看来，在社会经济体系中，那些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在社会利益分配中往往处于有利的地位，而人数较多的大利益集团由于自身受“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些能够获得集中利益的小规模群体要胜过收益或成本更为分散的较大规模群体。为什么多数人难以采取对自己有利的集体行动？一是获得有关可靠信息的高额成本；二是搭便车问题；三是相对较小的人均受损额。这样人数少的利益集团很容易达成一致同意，从而在产权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甚至左右着产权的演变。这往往导致社会的产权安排并不是最佳选择，这种产权安排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讲是收益最大化，但是对于全社会来讲就不是收益最大化。,第三，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并不总是能达到均衡，而往往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不仅源于能容易地实现将收益集中到他们自己身上的政治方案，而且还源于组织活动较低的组织成本。例:钢铁行业工会会主动要求政治保护，限制进口。在这种保护中，他们认识到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会为这种利益而采取行动。保护带来的收益会相对集中到对该行业进行投资经营的少数几个人身上。他们的收入明显要受此影响。保护会带来较大的成本，但通常能分散出去，由为数众多的纳税人和消费者承担。成本的淡化使得成本的承受者在政治上变得无效率。,例（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2002年5月，欧盟公布了到2004年才能正式生效的限制中国打火机出口的CR法规，为了在短时间内挤走中国打火机，欧盟于2002年6月拟对我国出口的一次性燃气式袖珍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在这次调查中，成立于1991年温州烟具协会，组织16家企业联合抗击获胜，2003年7月，官司以中方获胜而告终，成为中国加入WTO后应对CR法规和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这也是我国地方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中小企业不会主动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反倾销、反补贴的应诉。因为应诉成功，则形成行业的正外部效应造福于整个行业，应诉失败，损失完全由单个企业承担。而商会的出手可以用抱团的力量来减轻应诉成本。温州烟具企业的选择正是如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组织者，商协会能够把行业企业组织起来，协调企业彼此的关系、政府与行业的关系、产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它可以改变以往企业各自为政、“搭便车”，难以对外形成合力的局面，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人、资、环：资源、环境保护,生活中时常可见集体行动的困境现象：人人都能知道某件事情是好事，需要大家共同行动，但人人都不愿意亲自去做，结果人人都无法享受到集体行动的成果。例：某十字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周边居民都盼望能尽快安装交通信号灯。但有关部门对此事不太积极。居民们普遍认为“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总会有人出来说话的，就没有人主动去争取此事。”于是，大家都在等待，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又过了一段时间，这里连续发生数起严重交通事故，伤亡惨重。事故之后，信号灯终于修建起来。,从上述例子看，假如大家能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呼吁修建信号灯，不仅符合他们的集体利益，也符合他们的个体利益。但问题在于虽然集体行动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但参与集体行动也是有成本的。如果其他人都积极参与集体行动，只有“我”一个人不参与，那么集体行动照样可以成功，“我”既可以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又无须付出个人的代价。这与个人利益的最佳“理性选择”相符合。可是，上述事例表明，“我”所具有的“个人理性”，别人通常也都具有。于是就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制度安排能够成功地克服集体行动困难，而有些则失败了呢?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制度的设计原则很重要，如制度的界限得到清晰地界定；有关各方参与了规则的制定；违规者要受到分级惩罚等。现在的问题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正式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参与者自己似乎是无法创造制度的，所以他们首先需要有个制度。,第四节 制度选择中的利益集团,一、利益集团与政治行动二、利益集团对制度选择的影响三、制度决定中的“数量悖论”,一、利益集团与政治行动,1、什么是利益集团？杰弗利贝利（Jeffrey Berry，1989）将其定义为“一个由拥有某些共同目标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构成的组织实体。”利益集团最广义的定义既包括了自愿成员也包括了非自愿成员，还包括各类合法并机构化的形式。利益集团之间在规模、资源、力量和政治导向上有显著的区别，但它们的共同点是成员之间存在某种程度 的共享利益。利益集团代表消费者、生产者、行业、选民、工人、政府、地区、江河流域、无家可归者和几乎人们能想象到的所有其他分类。,2、公民需要政府的保护如果我们处于无政府状态，一部分公民为了防止被另一部分公民强制，就必须抵抗他人以保护财产。根据交易费用理论，这种排他性成本和强制执行的成本是极高的。所以，公民雇用一个代理人-国家或政府，赋予他们保卫和平的使命，将大大降低交安全成本，节约社会资源。政府如何保护公民的安全及维护公民的自由权利呢？答案就是必须建立和实施一套制度，以维护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里，公民赋予政府实施强制的权力都被正式制定在宪法、刑法和民法之中。可以说，公民的集体行动或选择产生了制度，制度反过来服务于公民。,3、其他利益集团对政治行动的需求供应商或有组织的供应商利益集团（行会），为了减少他们的竞争压力和节省他们的竞争成本，总是试图获取政治干预。即愿意付出代价谋取政治偏袒（采取寻租行动）。而政治代理人因代理人机会主义倾向自愿地通过管制市场和限制市场进入机会来做出回应。,在民主国家中，从事寻租的企业集团有能力求助于政治家，因为政治家本身要为连任、对党的赞助或宣传而竞争。因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厂商们会对靠政治努力“强化”对他们有利的市场环境形成一种很强的需求。当政府主体向生产者发放特许权或征收关税以设置市场进入障碍时，会促使供应商由经济竞争转变为卡特尔或垄断。卡特尔是指，卖方所达成的只按统一销售条件进行供应的协议。这样的卡特尔干扰了买方的自由权，购买者自由权，购买者自由选择销售者的权利会因卖方的联合行动而变得毫无意义。,议员、官僚和其他政治主体同样有很强的动力来提供偏袒，保护生产者利益集团。这些政治权势的掌控者们，通过立法、管制或通过司法裁决降低一市场中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强度，可以证明他们自己对于那个行业中的少数供应者和工人具有重要意义。对竞争过程的政府干预一般都以供应商利益集团为后盾，并有害于众多无组织的购买者。利益集团的产生和激增，说明利益集团确实有向被选出的政治代理人转达企业或公民偏好的作用。结论：当政治权势的掌控者与少数有影响力的供应商串通一气时，必然将企业家通过经济竞争和创新争取有利的市场环境中，引向通过寻求政治偏袒寻租行为，实现他们的目标。,4、政治行动的成本集体行动的代理人政府，为了履行其各种职能，必须耗费资源。这被称为政府的代理成本。这部分成本必须弥补，通常是靠强制征税。而征税和管理公共资金又会进一步引出各种代理成本。政府行政和法律的设计对服从成本的水平具有很大的影响，为了对法律和管制措施进行微调和重构，往往会频繁地变更程序性的管理指令，而这些也会抬高服从成本。,在政治组织和行政组织中，委托代理问题存在于集体行动的每一个层面。因为，代理人（官僚、政治家），作为内部人，比他们的委托人，外部公民，更了解情况。然而，与代理人经理要受竞争约束的企业不同，在政府里，对委托代理问题缺乏自动监察，这就造成了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并最终为代理人机会主义造成了更多的机会。,5、最优规则的选择 如何选择以及按什么标准选择投票规则呢?布坎南与塔洛克在1962年出版的合著致性的计算中，首先提出以成本分析为基础，考察最优公共选择规则的观点。这种集体决策的内在强制性，使得每一个参与者在集体决策规则的选择过程中，都面临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成本：外在成本与决策成本。,所谓外在成本，是指在规则的选择中，由于其他人的行动而使单个参与者预期个人所需承担的成本。决策成本则指单个参与者为了使集体决策得到所需的同意人数规模而耗费的时间与精力。这种时间与精力的耗费，我们统称为决策成本。外在成本与决策成本之和构成社会相互依赖成本。作为理性决策者，当面临决策规则的选择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动机，将驱使他按最低的相互依赖成本进行的规则的选择。,当集体决策只需要一个人作出时，决策成本极其微小，可以忽略不计。当集体决策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时，每一个参与者的偏好对最终的集体决策结果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做出集体选择的耗费最大，决策成本值最高。在所需赞同人数处于个到全部参与者人数之间时，集体决策的形成需要参与者之间不同程度的讨价还价，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讨价还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将成倍增加，从而使决策成本以递增的比率上升。这样，决策成本与做出集体决策所需赞同人数之间存在着一种增函数关系。,外在成本与决策成本之和构成社会相互依赖成本。作为理性的选择者，当面临决策规则的选择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将驱使他按最低的相互依赖成本进行规则的选择。用这时所对应的集体决策所需要的赞同人数，我们就能确定出投票规则所对应的赞同比例。,二、利益集团对制度选择的影响,1、奥尔森分析了利益集团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影响，认为利益的变化时制度变迁的基础。如果社会允许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具有强权地位，那么他们会拼命剥夺整个社会的利益，但如果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形成相对均衡的态势，则会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在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在建立协约是有利可图的。这一状态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对现有规则和合约都满意，只是由于改变合约参与者游戏相对成本和收益使得这样做不值得。,2、拉詹和津加莱斯认为，人们在初期得到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禀赋的数量有差异，这种初始资源和机遇的差异决定了人们有不同的偏好，并结成了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发展陷阱的本质在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比如教育资源的初始分配)造就了其特定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构成的利益集团又成功的使那些坏的政策得以延续，并继续产生新的支持者，从而自我复制。例：中国的应试教育，唯分数论,3、集体行动的困境对制度的影响制度的非中性制度变迁的进程受到影响制度选择的低效,制度的非中性中性制度，即对社会的每一个人而言有益、或至少不受损的制度；非中性制度，首次由张宇燕，在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提出，即给社会的部分成员带来好处并以另一部分人受损失为代价的制度。,制度的非中性第一，制度可能只为部门利益服务，而且还可能损害其他群体或社会整体。第二，制度非中性表现为产权变化的再分配效应。第三，公共选择理论学者也论证说，许多制度都是由独裁者、强势利益集团和政治上的多数派创立的，他们建立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牺牲他人利益从而使自己获利。,例：在美国一直在实行一个所谓“糖价支持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对国外的食糖实施越来越严格的进口配额限制，如1979年为400万吨，而1989年则减少到125万吨。美国商业部1988年的研究报告指出，这项计划是典型的非中性制度，它的实施导致了如下不良后果：一、美国国内市场上的糖价高出世界市场价格的数倍；二，美国消费者每年为此多花费了约3O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约为50美元)；三，它鼓励了对其他含糖食品的大批进口；四、大量进口食糖替代品极度地打击了美国的糖加工业并砸了上万人的饭碗；五菲律宾和加勒比国家的糖业生产者们处境相当艰难，同时美国也因此被宣布为违反关贸总协定。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一万多的糖作物生产户平均每家得到了约25万美元的“补贴”(帕索尔，1992)。这也恰是他们愿意组成利益集团并花钱游说政府或议员的原因之一。这项计划不难看出，糖作物生产户利益的获得是以牺牲了美国及其他国家公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制度变迁的进程受到影响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来处理,其中,缪勒(Muller)、诺思(North)等学者就专门研究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认为制度的演进方向是由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决定的。制度演进的方向与一个社会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和结果相关。制度演进的方向是由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决定的。强势集团之所以能够决定制度演进的方向,主要是通过获得权利决策机构的大多数席位来控制国家政权以影响制度的制定。,利益集团既可能有益于制度调整，也可能不利于制度调整，这要取决于有影响力的寻租集团如何影响他们；而这种集团中会盛行部落保护心态。在不发达国家和发达的民主经济里，政治过程常常在固化经济结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不发达国家里，已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可能握有统治权。而在发达的民主经济中，院外集团和谋求私利的权势集团可能把持政治过程和行政过程，抵制适应新条件的结构调整。,既得利益集团如何阻止有效的制度变迁？一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从舆论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进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产业政策或保护政策；二是对新的进入者设置障碍，即斯蒂格勒所说的一种管制需求，强调管制，以行政的手段分配资源等；三是在这种有利益集团影响的行业或部门往往形成以行政垄断为支撑的产权结构，其他经济主体很难进入这些行业，产业缺乏竞争，从而导致低效。,制度选择的低效制度的产生反映的是利益集团之间建立在实力原则基础上冲突与妥协的结果。但这并不等于就是说制度的确立，都会满足效率原则。因为制度设计本身，最初可能就不是以增进普遍或社会福利、而是以集团利益为目标的。此外，制度与效率结果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必须要经过人的活动或选择。制度设计并非必然地导致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即使我们有完善的制度形成程序，但由于集体决策中形成一致规则（或制度）的成本太高，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在制度上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三、制度决定中的“数量悖论”,1、什么是“数量悖论”？按照奥尔森的分析，在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决定中，往往是人数少的利益集团容易形成一致行动，容易克服搭便车的现象，从而能影响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决定，而人数多的利益集团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在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决定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是“数量悖论”,2、中国城乡利益博弈中的“数量悖论”农民集团容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如果某个个人的行动使集团的状况得以改变，而集团状况改善后个人所分享的收益与改善集团状况所付出的成本相比微不足道，集团成员又不同意分担实现集团目标所需要的成本或不能给予其不同于共同的或集团利益的独立激励，那么集团成员就缺乏采取行动的利益冲动。,在我国城乡利益博弈中，人数众多的农民处于不利的地位。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是由整个制度决定的。从根本上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农民参政权利受到压缩而导致一系列城市偏向制度的结果。,一是从国家实行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和途径出发来解释。二是认为,农业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歧视，是因为城市阶层在政治上具有过大的影响力。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对于政策的影响却很小。制度就是决策规则。决策本身的好坏是影响个人和社会效用的直接原因,但决策的好坏取决于决策机制。不同的决策规则会产生不同的决策结果,因此,关键不是选择什么样的决策，而是选择什么样的决策规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