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思想倾向.ppt
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一、司马迁与儒家,司马迁从小就接受儒家的思想教育，后来又拜名儒董仲舒、孔安国为师，研读公羊春秋和古文尚书。他在二十岁左右壮游时，特地去朝拜了孔子故乡，瞩仰了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峰”(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致“低回留之不能去。”因此，在史记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一）司马迁对孔子的态度,清代学者赵翼说：“孔子无公侯之位，而史记独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轻重也。”在史记里，司马迁对先秦诸子一般都是放入“列传”，而且大都是合传，唯独把孔子列入“世家”，又为其弟子作传。司马迁给孔子以超出诸子的特殊地位。司马迁在除孔子世家外提到孔子的地方约有一百六十来处，引用孔子的言论近九十处。对于孔子的行踪，司马迁记载之详，也是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之相比的。如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孔子生”，“孔子相”，“孔子过宋”，“孔子自陈来”，“孔子归鲁”，“迎孔子”，“孔子卒”等等。又如对孔子的卒年，司马迁不厌其烦地在许多篇内加以记载。这绝非是条理上的混乱，而是说明司马迁把孔子的死作为一件大事来看待。,（一）司马迁对孔子的态度,“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一种史评形式，它直接阐述了作者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论断。司马迁为了增加自己论断的说服力，在“太史公曰”中常常引用孔子的言论，并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如孝文本纪云:“太史公曰:孔子一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司马迁就是以孔子的仁政思想去评价汉文帝的。又如吴太伯世家载:“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司马迁“嘉伯之让”，把吴太伯列为世家之首。,（二）、司马迁对汉儒的态度,在司马迁看来，先秦儒与汉儒有霄壤之别。先秦孔子儒的真精神是不阿世媚俗，矢志不移地坚持儒道。这突出地表现在先秦儒代表孔子身上。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一生，东奔西走，不得志，但穷而不改斯道，不愿稍贬而用之于世。且不说孔子之道如何，孔子的精神是感人的，人格是崇高的。但到了秦汉之际，一些儒学之士抛弃了这种真精神，不惜降低标准，降低人格，阿世求容，追求利禄。秦汉时博士则是一例。汉高祖时同弟子一起“起朝仪”，“面谈得以亲贵”;汉武帝时的公孙弘，亦是典型的阿世求容人物，.唯皇帝之言是听，常常改变自己的主张，为人外宽内忌，得到武帝赏识，位至三公。秦汉儒与先秦儒有着本质的不同。,（二）、司马迁对汉儒的态度,司马迁对先秦儒与秦汉儒，其态度是径渭分明的。对秦汉儒，司马迁是鄙薄和批判的。他一再申说，有醇儒、杂儒之分，有小人儒、君子儒之别，杂儒、小人儒则指那些秦汉之儒。他所记叙的一些历史人物常常对汉儒大不敬，称之为竖儒、腐儒、愚儒、鄙儒，这虽不是司马迁直发议论，但多少代表了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写儒林列传，并不怎么推崇儒家，为儒家树碑立传，而主要是记载秦汉之儒阿世求禄的行径。司马迁写这些儒者为了阿世取容，将儒学和酷法融为一体，儒生酷吏相为推引，结果朝廷虽是多文学之士，来际上多是酷吏。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每每将汉儒与先秦儒对照起来写，于汉儒则多讥，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很明显地看出司马迁对时儒的讥讽态度。可见，司马迁对先秦儒的推崇实际上反衬了对秦汉儒的讥刺；对秦汉儒的批评则又表明了对先秦儒的向往。当然，司马迁对先秦儒中孔子的推崇，并不是推崇他的不顾现实，一意孤行，而是推崇他的精神、道义、为人。司马迁是要继承先秦儒的积极精神，摒弃秦汉儒的弃道求禄的庸俗行为。,（三）、司马迁对六经的态度,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借对壶遂的答话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化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辫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遵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全，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自比孔子，把史记比作春秋，这就说明他尊孔子、重春秋的态度。而对春秋笔法的运用出神入化，一脉相承，也可看出孔子对他的影响之深。春秋笔法最重要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即“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与彼”（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史记中常见的“互现法”，也正是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发展与灵活运用。,二、“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对儒家、黄老二家均有所吸收，有所批判，取其两家之长，去其两家之短，比较主张两家合流，两家合一。那种简单地认为司马迁的是属于儒家或道家的说法，都是片面的，不够科学和准确的。,（一）对黄老的吸收,对黄老，主要吸收了因循为用、无为而治以及道法自然，从民所欲，顺应事物客观规律的政治思想。黄老主张“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主张无为而治，以逸代劳。其理论特点是：“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种理论到了汉初，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也适应了广大人民要求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来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需要。因而，汉初一些思想家们适应这一历史发展规律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陆贾为刘邦献策，著新语十二篇，提出的治国方针就是黄老的无为而治，得到刘邦的首肯并施行。汉兴以后六十多年的君臣都坚守此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得到司马迁的极力赞扬。这种因循为用，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形式上是无为，卖际上是无不为，以无为达到政治的目的，因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治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思想成为司马迁思想中的主要成分，他自觉不自觉地用这一政治理论来作为评判治政与否的尺子。,（一）对黄老的吸收,黄老学说的另一重要,想主张则是取法自然，顺乎自然客观规律。这一思想表现在人与自然上，则是主张从民所欲，不加任何限制和阻止。这一思想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主张“善者因之”的客观经济管理方法，对与民争利的行为进行批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认为全国各地特产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所以“待农而食之，虚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并进而认为人们都是“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种顺乎自然的思想，也表现在他的素王妙论中，其云:“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在悲士不遇赋中亦云:“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则是司马迁这一思想的集中反映。,（二）对儒家的吸收,司马迁对儒家思想的吸收继承，主要表现在以民为本、缘德而治、主张统一三方面。在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开始出现，尚书较早地提出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孔子是极力主张民本的，他的思想核心是仁，提出“仁者爱人”的主张，还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儒家的另一代表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民为贵，社梭次之，君为轻”。到了汉代，民本思想得到长足发展，其代表者贾谊提出治国必须以民为本，认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并得出结论说：“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这种民本恩想对司马迁很有影响。司马迁对历代的存败兴亡，比较注意民心向背所起的作用，比较注意用治政是否有益于民这一尺子来衡量其政治主张是否正确。如写秦始皇及立世，不顾民心向背，不顾民力如何，竭民疲民而利国利己，筑阿房宫，修陵墓，筑长城，结果民不聊生，民怨沸腾，陈胜一呼而天下响应，诸侯兴起而秦朝灭亡。司马迁批评秦时重臣王剪、蒙活、李斯等，不考虑如何振国家之急，养老存孤，而阿意兴功，阿顺苟合，偷合取容。再如对汉武帝的内兴功业，外攘夷狄，司马迁也是从民本这一思想出发来评论的，认为汉武帝过多地发动战争，使天下萧然，财赂衰耗而不赡。可见，司马迁对儒家民本思想是比较注意吸收来充实自己的。,（二）对儒家的吸收,儒家学派还比较注重德治，主张施行仁政。如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引用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认为“苛政猛于虎”。到了汉兴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大都主张以德治为主，而辅之以刑法。其代表者要算董仲舒。他借天道来言人事，极力主张任德不任刑。他批评秦始皇“以贪狠为俗，非有文德教训于下”，“暴虐百姓，与好为市”，结果是“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导致了灭亡。司马迁受这利，思想影响较深。他赞杨五帝三代缘德而治，结果社翟长久;批评秦行酷法，加速灭亡;汉武帝任用酷吏，结果是“盗贼滋起，反者数起”，而汉兴以后，“破瓤而为圆，凿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垂垂，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此看来，治政在道德，而不在严酷。孔子著春秋，主张大一统，经过公羊学的润色加工，到了汉武帝时代，这种思想明显而强烈。汉武帝征伐匈奴亦以春秋为训:“高皇帝遗联平城之优，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司马迁是极力主张统一的，他著黄帝于史记之首，就有这种赞扬统一的意思。黄帝是第一个统一中国，泽流后世的帝王，司马迁极力称赞，写他修德振兵，伐炎帝，战蛋尤，结果统一了中国的疆域;司马迁对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也是赞赏的，认为是“世异变，成功大”;而对汉武帝的开疆拓境，再事统一，司马迁也是理解的。有统一，必然要征伐，使用暴力，司马迁对正义战争也是肯定的，认为“诛伐不可堰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司马迁这种主张统一的思想主要得之于汉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家的理论。,（三）其他,除此之外，司马迁名、法、墨、阴阳等家也是有批判有吸收的，如吸收法家主张变法而治的思想，吸收墨家节俭、尚智的思想，吸收阴阳家顺乎天时的思想，吸取名家名实一致的思想，这些也是不可忽视的，司马迁对儒道各家的继承与吸收，并不是径渭合流，迥然有别，而是互相渗透，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这集中地表现在对五帝以及汉兴以后君臣的论述上。他认为黄帝是统一天下的始祖，五帝以德为治一以贯终。黄帝传说是黄老的始祖，他实行统一，施行德治，司马迁的尊道崇儒思想在撰写黄帝纪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司马迁写汉兴以后的几个帝王，实行无为而治，以德化民，兴于礼义，都极力称赞。在评论世事中，司马迁常常以孔子老子并重，如在酷吏列传开头，先引孔子，再引老子，然后断以己意，推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尾声,司马迁兼收并蓄，吸取各家的思想精华来充实丰富自己的学术思想，这在儒道争斗激烈的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的学术意义。儒道两家，自古以来常常互不相容。“世之学老子者则细儒学，儒学亦细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到了汉代，这种学术之间的斗争亦在继续。如汉武帝即位后，征用文学儒生，遭到黄老学派代表窦太后的激烈反对，而窦太后一死，汉武帝全盘否定黄老思想，以儒术治国。处在这种时代里的司马迁，不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所左右，勇于和善于吸取儒道各家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自成一家，反映了其卓越不凡的学识和胆识。特别是司马迁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敢于批评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儒术，更是难能可贵。班固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其所蔽也，其父班彪则认为是遇极刑之咎也。两人都不能深刻理解，而用儒家正统的观点来衡量司马迁，正显示出班固父子想想的保守性和司马迁思想的进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