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学术逻辑比较》.ppt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学术逻辑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1,内容简介,西方经济学对科学标准的曲解西方经济学排斥科学研究的原因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的假设 三大逻辑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2,西方经济学对科学标准的曲解,“科学一词一种是库恩拉卡托斯所说的具有一个硬核的总体范式。这种硬核是一个学科中的大多数人赞同的，也是他们追求标准科学的基础。另一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谈的科学”。“根据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科学是经验的、可以验证的、综合性的和无价值观念的；而且科学的定义要具有某种逻辑理性的结构和确定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3,西方经济学对科学标准的曲解,就第一种而言，大多数人赞同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前苏东地区和中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如英美的赞同人数加起来曾经远远超过西方经济学的赞同人数，西方经济学连库恩拉卡托斯观念上的科学都谈不上，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还死守西方经济学不放呢？而且库恩拉卡托斯把科学视为一种范式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能够成为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4,西方经济学对科学标准的曲解,的东西太多，而它们并不是科学的东西。例如，在中国，易经八卦等算命术也是具有大多数算命者赞同的硬核的一个范式。中国象棋是一种范式，国际象棋也是一种范式。把科学定位于范式，实际上就使科学脱离了实际，而成为一种游戏。可笑的是，西方经济学这种棋类运动，却偏偏要强调现实世界应当按其棋盘上棋子的运动方式来运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5,西方经济学对科学标准的曲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可以说，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这样的科学，因为西方经济学从来不认为它的理论假设是可以经过验证的。“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也好像是不近情理。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末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6,西方经济学对科学标准的曲解,另一方面，凡是涉及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都是不可能不带有价值观念的。“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今天在中国没有遭受危机的问题上，也是对立的。另外，鼓吹绝大多数人应当为极少数人的享乐而受苦的经济理论，都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7,西方经济学对科学标准的曲解,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8,西方经济学排斥科学研究的原因,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只要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9,西方经济学排斥科学研究的原因,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艾克纳等人也曾指出，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10,西方经济学排斥科学研究的原因,“目的并不是要在较大的社会有关的范围内对经济系统的实际运行作出解释实际上它对此基本上是无用的而是为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思想提供支持”。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强调每个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西方经济学家正是这样的人。“一种关于学术经济学家活动的行为理论并不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11,西方经济学排斥科学研究的原因,定，这些经济学家的唯一兴趣是为了了解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和能够提出解决经济难题的政策方案。只有那些已经接受经济学当前的缺陷的人，才能取得作为这个学科的成员的资格，这些缺陷包括它的非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未经经验证实的整个思想。因此，它有助于保证以经济学专业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能够原原本本地再生出自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12,科学的含义,为了掩盖西方经济学的不科学性，排斥一切可能的经济科学，一些西方学者强调，经济研究是不可能科学的。其理由是，经济研究不象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可以在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做实验。但是，科学不等于自然科学，也不等于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同构。实际上，只要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其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同时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符合一定的逻辑基础，那么该学科就应当称为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13,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假定或假设是理论研究常见的手续。而如何设定假定或假设则往往决定理论研究的成败。由于假设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托勒密的天体运行模型必然是失败的。为了加以区别，我们把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假定或假设统称为假定，而把西方经济学中的假定或假设统称为假设。那么，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家又是如何看待和运用假定或假设的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14,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曼昆是这样来谈及假设的：“如果你问一个物理学家，一块大理石从10层楼的顶端掉下来需要多长时间，她会通过假设这块大理石在真空落下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假设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楼房周围是空气，空气对下落的大理石产生摩擦并使下落变慢。但物理学家将正确地指出，这种对大理石的摩擦如此之小，以至于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假设大理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15,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在真空中下落能使问题大大简化，而对答案又没有实质性影响。经济学家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做出假设：假设可以使解释这个世界更为容易。例如，为了研究国际贸易的影响，我们可以假设，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组成，而且每个国家只生产两种产品。当然，现实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生产成千上万的不同类型产品。但通过假设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我们可以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16,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中思考。一旦我们理解了只有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这种假想世界中的国际贸易，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更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的国际贸易。”在曼昆看来，假设只是为了使解释变得容易，而不是使解释更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固然，在研究国际贸易时，仅仅假设两个国家和两个产品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尽管在研究中美贸易差额时需要引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17,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第三方国家来进行说明。而且，从历史上来看，“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得到大量茶叶，却没有什么可以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大量茶叶和若干生丝，其价值远超过它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额。这两种有利于中国的差额，必须由英国来弥补，英国靠澳大利亚的黄金和美国的棉花来补偿这种交换的平衡。”,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18,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但是，仅仅有这个假设而没有其它假设，曼昆还不能得出他的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的结论。实际上，曼昆在比较优势原理的阐述中还有两个潜在的假设：一是，各国各自最擅长的活动，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别国也擅长或更擅长的活动的。二是，各国各自最擅长的活动存在足够的世界市场需求，能够使其通过贸易获得所需求的各种各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19,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的物品。而这两个假设都与假设气球在空气中下落没有任何空气阻力一样荒唐，只能使人们错误地理解哪怕只有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这种假想世界中的国际贸易，从而也就更谈不上理解更复杂的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过，上述问题还不是西方经济学在假设上的主要问题。这些假设还可以算是一种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臆断或扭曲，而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20,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方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直接把假设作为其研究的对象本身。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关于效用及其函数的假设。以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论述为例。“通常，我们可将效用理解成一个人从消费一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曰有用性。但是你切不可将效用等同于可观测的或可衡量的心理功效或感觉。相反，效用是一种科学构想，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21,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家用它来解释：理性的消费者如何将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各种商品上。”这段话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西方经济学家对于他们眼中的消费行为的解释，是用他们所谓的“构想”来进行的。这就好比当年化学家用“构想”出的具有负质量的燃素来解释物体的燃烧一样。这种构想其实就是假设。而这种将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22,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设作为研究对象本身的研究，只有在假设被证实为现实存在之后才有意义。然而，西方经济学在连效用是如何计量的都确定不了的情况下，就提出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也未免过于荒唐了。这就好比神学在连天使的脚有多大也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就讨论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几个天使的神学“学术”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中，我们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23,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常见的是类似如下的内容：“假定。那么f(tx1,tx2)=(tx1)a(tx2)b=ta+bf(x1,x2)。因此当且仅当，a+b=1时，f(tx1,tx2)=tf(x1,x2)。类似地，a+b1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增，a+b1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减。”,显然，如果我们把此例中的 的假设换成y=(x1)aln(x2)b的假设，则上述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24,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号中的“那么”以后的内容全都没有意义了。但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这些新的假设可以进行一些新的推导，而所有这些对y与x1,x2的不同假设及其推导都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并列共存的，都是对西方经济学内容的丰富。更为可笑的是，上述的y与x1,x2在柯布和道格拉斯那里是相对数值，但在其他经济学家那里却往往是绝对数值。,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25,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通过假设把自己的几乎全部研究范畴都局限在主观臆断的假设上，并以自己的假设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且不在乎计量单位的混乱，进而要求现实世界与其假设相符，而不是反过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26,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时以注释的方式指出，“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27,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还原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销，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规则。这个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28,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则是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29,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价值来调节的，那末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象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马克思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设立经济研究的假定或假设前提的。首先，马克思在经过一番分析指出，“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的转化为资本，既不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30,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用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来说明，也不能用买者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来说明”之后，强调只有假定“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有可能把握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真正规律。先经过反复的分析论证再顺理成章地设立假定，使得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假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31,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观臆断上。再例如，在谈到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时，马克思在指出“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之后，强调“劳动力已经卖出，虽然报酬要在以后才得到。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32,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是，为了在纯粹的形式上理解这种关系，我们暂且假定，劳动力所有者每次出卖劳动力时就立即得到了契约所规定的价格。”我们在这里看到，马克思决不把自己的假定作为理论分析的对象。他的假定只是排除“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以便使理论分析建立在对纯粹现象的把握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33,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其次，马克思的假定不是僵硬不变的，而是随着问题的深入而发展的。例如，马克思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时指出，“在研究我们上面考察的那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我们曾假定生产方式是既定的。而现在，对于由必要劳动变成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只是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34,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也就是说，如果在讨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时，生产方式是既定的假定有助于排,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35,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除“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的话，那么，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这个假定就需要放弃了。相比之下，西方经济学也会变化其假设，比如在生产函数中加入表示技术进步的变量等等。但是，这种变化只是对其主观臆断的假设的进一步臆断，与“科学的手续”无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36,经济科学的三大逻辑,对于经济科学甚至所有的社会科学来说，其研究的逻辑基础有三个：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数理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37,历史逻辑的比较,所谓历史逻辑是指，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现象的出现也具有其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相应的经济理论，必须与经济现象的历史轨迹相吻合，即要符合历史逻辑。然而，“历史经验不足和统计知识不够的现象在经济学家中是很普遍的。历史经验既包括充分占有历史事实，也包括有足够的历史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38,历史逻辑的比较,在关于资本论的书评中，恩格斯指出，“甚至当自然科学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时，只要提到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论，整个地质学和达尔文的著作就够了，政治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却还是像数学一样是如此抽象的和普遍的科学。这本书的其他一些论断无论遭到怎样的命运，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不可抹熬的功绩，是他结束了这种局限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39,历史逻辑的比较,“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40,历史逻辑的比较,“施米特直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即使是理论上必要的虚构。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价值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具有更重要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41,历史逻辑的比较,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有着内在的历史逻辑，反映了历史事实的发展变化。为此，恩格斯用了近9000字的长文演示和论证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时代的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是如何演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般利润率规律的历史过程。“中世纪的商人决不是个人主义者；他象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42,历史逻辑的比较,到了利润和利润率。而且是商人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力图使这个利润率对所有参加者都均等。”反观西方经济学家以个人在经营能力上存在差异的假设，来说明现代企业的产生，就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大批地变成了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43,历史逻辑的比较,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44,历史逻辑的比较,亨利八世时期，1530年，允许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行乞。但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加以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多么残酷的讽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又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条款而更严厉了。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45,历史逻辑的比较,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1547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应当用面包和水，用稀汤和他认为适当的肉屑给自己的奴隶吃。他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达14天，就要判为终身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46,历史逻辑的比较,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S字样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象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如果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治安法官必须根据报告搜捕逃亡的奴隶。如果发现流浪者3天无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烧红的铁片在他胸前打上V字样的烙印，套上锁链在街道上服役或服其他劳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47,历史逻辑的比较,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该地居民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S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24岁为止，女的当到20岁为止。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师傅可以给他们戴上镣铐，鞭打他们等等。为了便于识别和更加保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48,历史逻辑的比较,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劳动的地区或个人那里干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又没有人愿意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49,历史逻辑的比较,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类似的法令还有伊丽莎白十八年所颁布的第13号法令和1597年的法令。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即决法庭的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捕者监禁6个月，第二次被捕者监禁2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50,历史逻辑的比较,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R字样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时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颁布第23号法令时才被废除。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51,历史逻辑的比较,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52,历史逻辑的比较,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53,历史逻辑的比较,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54,现实逻辑的比较,所谓现实逻辑是指，经济研究中的逻辑过程要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例如，人们只能先吃完第一口饭，才能吃到最后一口饭。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似乎不这样想。张维迎曾提到博弈论中的一个“连锁店悖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中，西方学者在面临20次重复博弈的问题时，先假定前19次已经有了结果，单独考察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55,现实逻辑的比较,20次博弈。然后，固定这第20次博弈的结果不变，再假定前18次的结果后，考察第19次博弈。如此这般倒推回去，以所谓反向归纳的方式得到20次重复博弈的推论。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先假定吃到最后一口饭，再回过头来决定是否要吃第一口饭，从而完全无法解释当中国联通进入中国电信(后来是中国移动)的移动电话市场时，双方展开的激烈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56,现实逻辑的比较,相比之下，马克思则在资本论中，根据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现实过程阐明了“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的道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就是对现实逻辑的最好概括。例如，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而西方经济学则喜欢孤立地看待问题。在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57,现实逻辑的比较,学的研究上，西方经济学提出了不少著名的无关论。这些理论没有一个是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现实逻辑上的另一个鲜明对比，就是如何看待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量变要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质变。“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58,现实逻辑的比较,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西方经济学则认为量变就是质变。张维迎就认为，“不存在任何阻碍一个个人成为企业家的制度性限制。换句话说，一个人总是可以自由地设立一家企业。”董辅礽也说，“一个人要当老板，不是说你必须要积累很多的资本，你只要有一定的钱你就可以买股票，你买了股票就成了老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59,现实逻辑的比较,“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60,数理逻辑的比较,所谓数理逻辑是指，经济学中所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必须符合数学上原有的各种规定和推导过程。显然，在运用数理逻辑进行的经济研究中，数理逻辑应用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理论的成立与否。虽然西方经济学大量使用了各种数学模型，以此标谤自身的科学性。但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数学模型对数学的应用并不符合数学上原有的各种规定和推导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61,数理逻辑的比较,西方经济学对数理逻辑的违背和滥用，主要表现如下：一是对数学的错用。例如，令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资本结构无关论就错误以为两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差会是一个常数。二是对数学的滥用。例如，西方经济学强调，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的利润达到最大。事实上，这条理论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62,数理逻辑的比较,仅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不成立；而且在确定性条件下，也仅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才成立。令一阶导数或偏导数等于零竟成为西方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求解最优化的方式。三是对数学的歪用。在数学中，等号是没有方向性的，而经济学中的“”由于因果关系的存在而具有方向性。但西方经济学利用数学的这一特性，故意地颠倒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63,数理逻辑的比较,白。例如，西方经济学在给定工资的情况下，认为资本家会拼命地雇用工人，使得每增加一个工人所创造的所谓边际产品价值不断下降，直到最后一名工人创造的所谓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工资为止。然后，西方经济学倒过来说，工人的工资等于工人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从而劳动的报酬与其贡献相等，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64,数理逻辑的比较,西方经济学对数学的最大歪用是在回归分析上。生产函数的实证只不过表明，“维持劳动的资本和投在工具、机器和建筑物上的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也是多种多样的。”事实上，如果可变资本和固定不变资本的比例是唯一的，那么，这两者就会由于完全多重共线性，而使回归和所谓的统计验证成为不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65,数理逻辑的比较,从数学上讲，所谓函数，是指对于同样的自变量有唯一的因变量与之相对应。倘若对于同样的x和y，有不同的z与之相对应，就不能称z=f(x,y)是一个函数。柯布和道格拉斯实际上给出的是一个关于劳动投入指数和资本投入指数关于产出指数的一个回归方程，是每一个指数取对数后的平均值之间的一种数量关系。在这里，他们是用生铁、钢、钢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66,数理逻辑的比较,木材、焦炭、水泥、砖和铜等用于生产机器和建筑物的原料的数量变化来估计机器和建筑物的数量的变化，即资本投入的指数的变化；用美国一两个州的雇佣工人数的变化来代表整个美国的雇佣工人数的变化即劳动投入的指数的变化。但在其后的经济学家们那里，这些相对的指数值变成了更不科学的绝对数值，如劳动者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额和GDP。,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67,数理逻辑的比较,但是，无论是相对数值形式，还是绝对数值形式，这些数据大杂烩本身只适用于抹杀规律，而不适用于发现规律。而且我们根本不可能根据这种所谓的函数公式来计算在单纯地扩大厂房面积，甚至同时减少部分工人和机器的情况下，将能增加多少产出。实际上，就经济活动的分析而言，我们至多能够对于一个具体的工厂车间，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68,数理逻辑的比较,据其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艺和工人的人数及其工作时间，测算出一段时间内的生产某种具体产品的数量。但是，我们不可能根据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金额或价值指数（从这个金额或指数中我们识别不出有哪些种类的固定资产）和工人的人数或人数指数（亦识别不出有无加班，使用的是什么工艺，工作效率如何）来计算出产出品的总价值或数量指数（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69,数理逻辑的比较,然不知固定资产的种类，当然也不知产出品的种类了，如何加总？），除非事后进行统计汇总。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而西方经济学不仅形而上学地运用数学，而且试图把数学变成形而上学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西方经济学的几乎所有数学模型都是错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70,结束语,与马克思经济学相比，西方经济学虽然有大量数学公式的包装，但在科学逻辑上却频频出错。不过，频频出错的西方经济学却不妨碍西方国家的经济发达。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家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知道的；而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那些虚伪的遁词和空话则都交给他所雇用的庸俗经济学教授们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