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6 泥河湾盆地建树考古里程碑的先驱最后修改稿.doc

泥河湾盆地建树考古里程碑的先驱卫奇 2012-1-16泥河湾盆地，早先称桑干河盆地，它位于山西省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桑干河流域，是镶嵌在山西高原的一条断陷裂谷，分布面积大约9000平方公里。科学研究表明，泥河湾盆地在上新世至更新世晚期曾经被湖水占据，盆地里堆积至少1274米厚的河湖相沉积，底界深至海平面之下大约200米。在盆地东北端的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村附近，其地层被桑干河流水切割得沟壑纵横，地貌蔚为壮观。在泥河湾村一带，更新统露头厚一二百米，由黄、红、灰、绿等色的砂砾、粉砂和粘土层相互重叠组成。地层中盛产哺乳动物化石和浅水软体动物化石，当地居民很早就意识到这里曾经是一个海（当地人称湖为海）。1923年地质学家英人巴尔博（George B. Barbour，1890-1977）首先考察泥河湾盆地，将出露的河湖相地层订名为“泥河湾层”。1925年桑志华（Émile Licent, 1876-1952）与巴尔博在泥河湾和下沙沟一带发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后，他便单独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举世瞩目的泥河湾动物群，经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981-1955）等研究，计有化石哺乳动物6目37种。从此，泥河湾便作为科学术语走向世界，名扬全球。目前，在泥河湾盆地发现100多个哺乳动物化石种类和大约100处古人类活动遗存，其中属于下更新统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报道有40处，其时代最老的已经追索到了Matuyama负磁极向期距今177-195万年前的Olduvai正磁极向亚时段。2011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石器时代研究所Nicholas Toth在泥河湾猿人观察站留言评介：“泥河湾盆地是真正的东方之奥杜威峡谷”。旧石器时代考古前奏曲德日进在研究泥河湾哺乳动物群化石的同时，也渴望找到最后的三趾马经常喝泥河湾湖水时在中国存在人类的直接证据，并指出“桑干河的基底更新世” “归属于这个关键时期，即我们不知道是否人类已经生活过，但我们知道人类可能存在”。1926年他在下沙沟“泥河湾层”中采集到的一件多面体石块（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编号：P7612），法国著名史前学家步日耶（A. Henri Breuil，1877-1961）认定，这是一件具有初步手斧特征的石块，发表在1935年法国人类学（LAnthropoloqie）杂志第45卷。然而，德日进却同时也发表文章，以不好排除非人工作用的因素却持否定态度，他希望由今后的发现得以证实。但是，他们没有坚持继续调查，该有的发现由此擦肩而过，使泥河湾盆地失去旧石器考古崭露头角的一次黄金机遇。1926年德日进在下沙沟发现的“石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裴文中曾经指出：“北京人”之石器实已相当进步，决非石器之最原始者。泥河湾之碎石，上有打击之痕迹，将来或可能有大量更早的石器之发见，只要有泥河湾期的堆积，即有发见之可能。但是，他后来受“北京人”（中国猿人或北京猿人）最古论的束缚而否定了先前的观点。王建根据“北京人”及其文化性质推断，“北京人”之前中国应该有人类及其文化存在，1957年他跟贾兰坡撰文，郑重宣布：泥河湾期的地层里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王择义揭开旧石器时代帷幕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遗迹是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双古所)原太原工作站王择义等首先发现的。1963年，王择义根据西安矿业学院阎嘉祺提供的线索，率领他的部下尤玉柱、王向前和武文杰在泥河湾盆地西南端山西朔州调查发现了峙峪遗址。他们首先把泥河湾盆地的历史推进到了旧石器时代。王择义（1905-1979）王择义，山西垣曲古城人，1951年开始从事文物考古和古脊椎动物学的调查研究，曾担任双古所太原工作站副站长和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室副主任等职。他把寻找化石和石器当做自己的毕生事业，追求奉献，执著不懈，贡献卓著。他为双古所采集了大量重要的脊椎动物化石，还发现了许多旧石器地点。20世纪50年代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醒目成果丁村遗址就是他发现的。周明镇院士赋予他“化石猎人”的称号。1963年王择义等发现的峙峪遗址1964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学系夏正楷在泥河湾盆地为毕业论文收集地质资料时，在虎头梁发现了鱼化石，并送到双古所鉴定。1965年，王择义受双古所委派，率领王向前和武文杰到虎头梁采集鱼化石，同时发现一具披毛犀头骨化石（现在展示在泥河湾博物馆）。他们的考察在当地演绎成了神话，人们传说：一个老汉儿，手拿拐棍儿，拐棍儿往哪里一杵，哪里就有龙骨出现。他从火石入手调查旧石器，虎头梁村王文全和王明堂给他找来一把火石，恰恰正是期望的石器，而且是细石器，分别来自于家沟（双古所地点编号：65039）和村南（编号：65040）桑干河及其支沟阶地堆积。王择义将虎头梁发现的材料全部运到双古所研究。1965年王择义等发现的虎头梁65039地点（于家沟）王择义等在虎头梁遗址从地层中发现两件细石核，虽然标本较小，但学术价值却非常重大，因为这是首次从地层里出土的细石器。此前，在东亚地区曾经有过中美、中瑞和中苏三次大规模的国际性科学考察活动，踏遍了中国内蒙古和新疆以及蒙古国的广大地区，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尽管从地表采集到大量细石器，但始终找不到地层根据，致使有关的研究工作陷入了长期的困惑。然而，王择义等在原生地层中找到了细石器，半个多世纪细石器研究的困境由此而突破，这个事实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具有震撼性的巨大考古意义。无疑，虎头梁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探索东亚和东北亚地区细石器的时空演化创造了生机。日本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佐川正敏说：“如果故王先生没有发现虎头梁的话, 那么我就不会到北大去学习中国史前考古, 也就不会有考古学者佐川正敏。”1972年，双古所盖培带领卫奇对王择义发现的虎头梁细石器遗址进行了发掘，同时在相关地貌部位的地层中相继又发现7处细石器地点。虎头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在中国考古学界引起了特别的关注，裴文中在他的弟子安志敏和邱中郎的陪同下曾经两次专程到虎头梁视察发掘工作和查看地层。199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梅惠杰与泥河湾博物馆成胜泉在虎头梁65039地点发掘发现了陶片，14C测年为距今大约11600年，这是目前华北发现的最早的制陶证据。它标志着华北新石器时代早已经从这里开始。盖培翻开中国100万年前的历史1972年，盖培根据陈贵喜和李福英提供的线索，在泥河湾村西北侧上沙嘴发掘出一具完整的纳玛象头骨化石（现在展示在石家庄河北省博物馆），更重要的是在象头下面的砾石层中捕获一件石制品（双古所标本编号：P7601）。经研究，这是一件单台面多片疤石核，它的一端至少可以观察到剥落石片的3个片疤。盖培，原籍山东莱阳，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在虎头梁石器研究中，创建了“阳原石核”及其“阳原工艺”。在执笔撰写的峙峪遗址研究报告中，提出了细石器华北起源说。在为裴文中撰写的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文章中将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推进到1万多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将石器作为路标跟踪，摸索到中国和美国远古文化的联系。他在虎头梁遗址73101地点的平面布方发掘方法，受到了裴文中和张光直的高度赞赏。盖培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采用放飞方法，即雇用特定民工到指定区域独自完成调查，后人称之为“盖氏调查法”。此方法在泥河湾盆地培养了一批农民业余旧石器考古调查技工，他们为后来的河北、三峡、山西、北京、天津、宁夏、江苏和河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的甚至是破天荒的。1974年，盖培撰文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杂志上发表泥河湾更新世初期石器的发现论文，报道了上沙嘴的旧石器。这一发现，实现了中外科学界在“泥河湾层”发现更新世早期人类遗存的多年梦想，首先将中国的历史真正推进到了100万年前，尽管1962年贾兰坡等曾经发出信号：在山西西侯度下更新统“找到了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上沙嘴旧石器的报道立即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剧烈反响，国内外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们接踵而至，纷纷到泥河湾盆地上沙嘴地点进行观察。1974年6月4日，时年81岁的中国地层古生物学泰斗杨钟健院士特别率领贾兰坡、安志敏和孙殿卿等教授到上沙嘴地点考察，杨钟健站在石器地点兴奋地说“我才18岁”。6月14日在北京召集有关专家座谈泥河湾考察的收获时，贾兰坡在会上说：“泥河湾村附近的上沙嘴，与纳玛象头化石一起发现的那块石器，不能小看它。目前虽然仅有一件，不能定其文化性质，但肯定它是石器，这就是一大发现。时代可能在一百多万年以前。过去西方学者都说我国无更古老文化，这是他们的看法。我们的工作，就是寻找可靠的考古证据，探索中国的远古文化。”在国外，泥河湾石器的发现也立即引起学术界特别关注，对中国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上沙嘴石器的研究报告在日本被逐字译成日文，全部刊登在1975年自然1月号杂志上。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的佐藤达夫教授同时撰文泥河湾发现石器的意义，强调指出，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更新世初期石器的发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人类史上也必须说是重要事件。” 在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人类学家豪威尔(Clark Howell)教授看到报道后，立即请他在读博士生朴普（Geoffrey Pope）将报告全文翻译成英文存档，并且1975年特地组织人类学考察团专程来中国访问，其目的就是观察上沙嘴地点，当时未能安排他们参观，对此，他们在山西参观丁村遗址时表示了强烈不满。盖培（1931-）1974年报道的中国乃至欧亚大陆发现的更新世初期石器上沙嘴更新世初期石器的发现无疑使泥河湾盆地的考古悬念经过37年终于等来了转机。但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科学界普遍认为人类走出非洲是100万年前以后的事情，在中国发现100万年前的人类遗迹在理论上似乎是不可能的。中国旧石器考古泰斗裴文中院士对其发现也明确表示“是有疑问的问题”。众多的地质学者认为上沙嘴地点的地层不属于“泥河湾层”，是河流阶地堆积。为了查明地层，笔者在1975年再次对上沙嘴地点进行勘察，虽然石器出土地点上覆地层具有明显的“泥河湾层”特征，但发现其地层的水平相变相当模糊。在石器地点NW40°70米处同一地层中发掘，发现了3件类似石叶的石片（双古所标本编号：P4345-4347），依据当时的考古认识推测其时代应该为更新世晚期。同时，从村民那里收集到一件原始牛角的化石，据说是在上沙嘴地点SW30°420米处阶地砂砾层中发现的，在公众舆论的推动下将其地层与石器地点作为相同层位处理，其原始牛的化石证据无疑也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它是华北更新世晚期出现的典型种类。由此，上沙嘴地点的时代便改判为更新世晚期。1980年卫奇跟贾兰坡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杂志上发表文章，将上沙嘴地点的地层作为了桑干河第三级阶地堆积的底砾层处置。从此以后30多年来，在“泥河湾层”中接连不断发现早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已经得到了中外科学家的普遍共识和高度重视。然而，上沙嘴石器地点却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淡化，在泥河湾的开发行列中也几乎不再受到关照。1978年，双古所尤玉柱、汤英俊和李毅在无可争议的“泥河湾层”下更新统中发现了小长梁遗址，使泥河湾旧石器时代考古展开了崭新局面。小长梁之名也由此而铭刻在了北京中华世纪坛中国历史甬道的第一块铜牌上。汤英俊（1931-） 尤玉柱（1937-）2008年，随着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地层的争议，笔者自然联想到了上沙嘴地点。经过几年的野外勘察，对上沙嘴地点的地貌和地层进行了周密甄别，发现石器的地点不可能属于现在桑干河或其支流形成的阶地堆积，而且其阶地上也不见类似于上沙嘴地点的堆积。另外，查明原始牛化石与上沙嘴石器不属同一地层。现在重新认识到，上沙嘴地点的地层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它属于“泥河湾层”下更新统的泥河湾组。如果说它是阶地堆积，那只能是“泥河湾期”盆地山前的埋藏阶地冲积层。上沙嘴地点出土的小石叶，在文化性质上实际证明不了其年代的新近，因为考古发现表明，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区分其时代是早更新世还是晚更新世，目前尚未找到一种标志类型，也没有发现一种特征技术。依据地层的分布推测，上沙嘴地点可能与1978年发现的小长梁遗址大体相当，其时代至少应该在107-177万年之间。2011年在上沙嘴旧石器地点地层学考察上沙嘴地点地层性质的重新厘定，还原了上沙嘴地点的真正考古地位，它是泥河湾盆地发现的第一个早更新世人类遗迹，也是中国首次正式报道的下更新统人类活动遗存。显而易见，盖培是泥河湾盆地发现早更新世石器的第一人，他首先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了100万年前。上沙嘴地点地层的再研究，证实纳玛象（Palaeoloxodon namadicus）早在100万年前就已经生存于泥河湾盆地，这个物种看来不应该是最早发生在中更新世印度纳巴达河谷，其时间和空间的演化路线显然需要重新研究。同时，对于泥河湾盆地草原猛犸象的发生说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草原猛犸象缺乏头骨性状要素的佐证，而且其时空演化路线也尚需必要的论证。上沙嘴旧石器地点地层时代的误判如果看作是一次对人类行为的检验，那么不难发现智慧高度发展的现代人仍然保留跟着感觉走的从众意识。上沙嘴旧石器地点的地层，说它是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层”，议论纷纷；说它是晚更新世的河流阶地堆积，鸦雀无声。上沙嘴旧石器地点地层时代的错误修正，恰似开了一个科学玩笑，与其说是研究者的科学失误，不如说在圣神的科学殿堂里，既有客观的盲区，也有勇敢独创的不足。同时，上沙嘴旧石器地点地层时代的重新认定说明：“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 而且，科学创新必须有独立思考。科学主流声音未必一定正确，科学真理也不一定完全由学术权威掌握。科学研究就是填补空白和修正错误，实事求是科学人永远的行为准则。英国诺格儿·培根说，人们犯错误，原因有四：对权威过于崇拜而不怀疑；囿于习惯而不怀疑；误信偏见而不追查事实真相；对有些知识的自负而不知山外有山。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