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马鞍山市第十一中学初中音乐 伟大的革命音乐家伟大的音乐革新家纪念聂耳逝世50周、冼星海逝世40周素材 新人教版.doc

安徽省马鞍山市第十一中学初中音乐 伟大的革命音乐家，伟大的音乐革新家-纪念聂耳逝世周年、冼星海逝世周年 新人教版伟大的革命音乐家，伟大的音乐革新家纪念聂耳逝世周年、冼星海逝世周年 在纪念聂耳逝世周年、冼星海逝世周年的日子里，重温他们的生平，重读他们的作品和著述，查阅人们对他们的介绍和评论，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音乐传统教育，革命音乐家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教育。他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音乐先驱，伟大的无产阶级音乐家，伟大的人民歌手。我以为，对于这二位革命音乐先驱的最诚挚的纪念，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联系新的实际，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继承他们的战斗传统，把人民大众的音乐事业发展下去，推向更高的历史新阶段。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向聂耳，星海学习些什么？我们怎样向聂耳、星海学习？ 怀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自觉地用音乐为人民大众服务，为人民大众的革命事业服务聂耳、星海都出身于贫苦家庭，从小过着清寒生活，属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阶层。他们的不幸就是劳苦大众的不幸，他们的不平就是劳苦大众的不平。为自己说话，为劳苦大众说话，可以说是他们自发的阶级本性。他们又都自幼酷爱音乐。当他们从自己的不幸境遇中，从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体验中，特别是从党的启发教育中，阶级意识越来越清醒的时候，当他们从普通音乐爱好者变成职业音乐家的时候，他们就从自发到自觉地用音乐发出劳苦大众越来越强大的呼声。他们生活创作的年代到年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年代，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觉醒奋起、团结抗争的时代。当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他们反抗阶级压迫的阶级责任感，很自然地上升为更强烈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时代责任感，他们的音乐也就成了被压迫民族反侵略求解放的怒吼声。下面让我们扼要回顾一下历史事实，再来验证对于他们的认识吧：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传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消息。针对当时国民党报纸宣传的“这些事件只不过是下级警民的冲突，日本政府对中国是没有一点敌意的”谎言，聂耳在日记中痛斥道：“他妈的！这种不可隐蔽的事，到如今还要来欺骗人。”对于国际联盟主张“不要扩大中日事件，希望双方同时撤兵”的声明，聂耳愤怒地写道：“这叫什么话？领土被占领，华军步步退让，所谓两方同时撤兵如何撤法？”特别是年一·二八事件，更使聂耳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他满腔怒火地穿过满街逃难的人群，跑到战火弥漫的闸北一带去拍照片，险些被日本兵抓住。后来他又率领联华歌舞班中的一些人，到前线去慰问奋勇抗日杀敌的十九路军将士。这时聂耳在日记中问自己：“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础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小提琴名家又怎么样？”你“能够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对，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于是就开始整天地想“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正是从这以后，聂耳自觉地拿起音乐武器，怀着拯救民众和民族于生死存亡的火热激情，创作出许多的革命音乐作品，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歌、新女性组歌等等。年月，聂耳听说电通公司将要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需要谱写一首主题歌，马上跑去找编剧夏衍，看过剧本，读了两遍歌词以后，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经过两个月的酝酿思考，又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创作修改之后，他终于把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把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奋起抗战的时代呼声，谱写进一首杰出的革命战歌中，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星海怀着强烈地求知欲望，年到法国去学音乐。在五年多的国外生活中，受尽了人间的屈辱和辛酸，一直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祖国。他很喜欢看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的大游行，被那欢腾盛大的节日气氛所感动。年，我国东北沦陷的第二年，他又去看游行。当看到法国人爱护自己祖国的狂热，听到法国国歌马赛曲的悲壮歌声，他想起了自己受难的祖国，想起了自己漂泊异国遭受的种种苦难，回到旅店里偷偷地痛哭起来，在悲痛中引起了应当去挽救祖国危亡的强烈思念。他是“国际工会”的会员，在工会里经常看到反映祖国情况的新闻片和照片。从那上面他看到了祖国的大水灾，人民的流离失所、饥饿死亡；看到了黄包车夫和各种劳苦工人的苦难生活；看到了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工农的大屠杀，这一切更引起了他对祖国的思念焦虑之情。从那时开始，他就渐渐把那些不顾内容的音乐技巧，用来描写、诉说痛苦的人生和被压迫的祖国。器乐曲风，就是他在一个寒风怒吼的黑夜里，在忽明忽灭的油灯下，忍着寒冷，含着眼泪，写下的描写人生和祖国不幸的作品。年，他怀着拯救和报效祖国的急切心情回到祖国，立即投入了救亡歌曲创作和救亡歌咏运动。他们的创作激情好似冲绝堤防的洪流，汹涌澎湃，奔腾不息。据他自己估计，仅年至年在上海的一年，就写了大约三百多首救亡歌曲，其中著名的救国军歌就是这时写成的。年在汉口的一年，又写了一百多首救亡歌曲。其中著名的游击军歌，词作者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先珂，刚从山西打游击回来，星海被他讲述的抗日游击生活所感动，在很短时间里就谱写成曲，马上交给他乘晚车带回前线去。星海不仅不断地写歌，同时又不停地教歌。从上海到武汉，从徐州到洛阳，从南京到延安，他在工农商学兵各界中组织起几百支歌咏队，满腔热情地在他们中间教唱自己写的救亡歌曲。当时人们都说：“哪里有群众，星海就到哪里去；哪里有星海，哪里抗战的歌声就更加高昂。”他把抗日救亡歌曲，灌输传播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发挥了鼓舞人民团结抗战的巨大的作用。星海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的日子里，经常思念着自己孤苦年迈的母亲，而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中，那赤子之心和爱国之情，流露得那样纯洁真挚，融合得那样完美崇高，人们读过无不为之感动：“我们虽然时常地要想起妈妈，但理智会克服我，而且我自己知道在这动乱的大时代里，没有一个被侵略的人民不是存着至死不屈的精神。如果中国将来打胜仗以后，那一切的母亲们和儿子们都能有团聚的一天。国家如果被敌人亡了的话，即使侥幸保存性命，但在偷生怕死的生活中和不纯洁的灵魂的痛苦，比一切肉体的痛苦更甚了。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我希望一切的母亲们和儿子们都勇敢地向前，中华民族的胜利，就是要每一个国民贡献他们的纯洁的爱给国家。”“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希望着把洪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藉那负伤的勇敢战士，团结起那一切苦难的人们。”年星海到了延安，进入一个红火的团结抗战的新天地，一个为人民为抗战自由创造的新天地，由于生活比较稳定，心情非常舒畅，又受到延安军民火热的抗战激情和坚定地胜利信心的感染，他们的创作热情更加强烈地迸发燃烧起来。从年月至年月出国前的两年时间，共写了四部大合唱，二部歌剧，近百首各种歌曲，几乎全是歌唱抗日军民、反映抗战斗争生活的。其中著名的黄河大合唱，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歌唱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坚强不屈和必定胜利的英雄气概，向全中国、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发出了战斗的警号。聂耳、星海怀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以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挽救中华民族于生死存亡为己任，全心全意地用音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他们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不朽的歌曲，在人民大众中广泛流传，至今经久不衰，为推动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人民民族民主革命已经胜利，我国跨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尽管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由聂耳、星海所体现的音乐家与人民与时代的关系，却依然是完全正确的。他们之所以伟大，也正在于跟人民大众共命运、跟革命时代同呼吸，发出了人民大众的革命呼声。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光明最美好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思考探索和迂迴曲折的时代。与聂耳、星海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时代的矛盾虽然没有那么集中突出，没有那么尖锐激烈，但却更复杂更深刻，更变化多端。这也就是说，我们时代的音乐家，要体察群众的思想感情，要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比过去更曲折更困难。我们不仅要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还要经过自己的学习思考和分析探索，才能在错综复杂而又变化多端的矛盾中，树立起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新时期的时代责任感有新的高度，它是诚挚热烈的感情与深刻理性认识的高度结合。只有努力达到这个新高度，我们才能摆脱狭隘的物质局限，认识崇高的精神；才能对各种复杂的感情过滤净化，感受到优美的感情；才能把人民群众的崇高精神和优美感情，转化创造成崇高优美的音乐，发出人民群众的心声，帮助人民群众去争取四化建设的胜利，推动社会迅速向前发展。 怀着强烈的事业心，在艰苦斗争中学习音乐，坚持革命音乐的方向聂耳、星海由于家庭贫寒，学习音乐都是非常艰难的，如果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顽强的毅力，是不会取得那样伟大成就的。他们学习音乐和坚持革命音乐方向的斗争过程，是一首激动人心的充满屈辱辛酸又充满胜利欢乐的交响曲。年月聂耳来到上海，先在“云丰申庄”当店员，开始没有工资，后来每月才有十五元工资，仅够添些衣服，生活极其清苦。他酷爱音乐，又没钱听音乐，所以经常站在华懋饭店的餐厅外边，偷听里边的音乐。这年月，因为帮助朋友在上海代租影片去昆明放映，他得到元钱的酬金。他将其中的一半寄给母亲，用余下的钱买了一把廉价小提琴、几本乐谱和一些衣物。从此，他就在工作之余拉起了心爱的小提琴，有时高兴得忘了吃饭、睡觉。可是，尽管费时不少，却总拉不出好听的调子来。于是他买了一本丰子恺写的音乐入门，读后才知道学小提琴也要有正确的方法，又下决心从头学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演奏技巧终于有了进步。年月，聂耳考入“明月歌剧社”，从此有了个可以安心学习音乐的环境，他经常每天用六小时以上的时间练琴。有一段时间，他找到一位外籍私人教师学琴，学费很贵，上一次课要三元钱。他当时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五元钱，只好省吃俭用，有时甚至典当衣物去交学费。后来他到联华公司和百代公司工作，加起来每月工资二百多元，但仍旧拿出许多钱去学提琴、学钢琴、学作曲，自己过着很清苦的生活。他为了到国外学习宁肯不结婚，把家里寄来的结婚费用移作留学费用。星海到法国学音乐更苦，经常在失业与饥饿中挣扎。他做过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西崽（）、守电话佣人等各种下贱跑腿。整天繁重的劳动，没有时间学习，从早上点起来，一直干到晚上点。有一次因为太累，端菜上楼时，突然头昏眼花，连人带菜一起摔倒，被老板痛骂一顿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他几次又冷又饿，瘫倒在巴黎的大街上。当饿得要死的时候，没法只得到咖啡馆、大餐馆去拉琴讨钱。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摔了他的盘子，打了他一个嘴巴，骂他给中国人丢脸。受尽羞辱拉了整天，也得不到几个钱，回到旅店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上，又不得不拾起来。因为房东在门外敲门要房钱，如不把讨来的钱给他，就有去蹲班房坐牢的危险。尽管受尽折磨和屈辱，他仍然毫不灰心，坚持用功学习音乐。因此，他的提琴老师、作曲老师，不但不收他的学费，而且还拿钱和衣物资助他。当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并获得荣誉奖的时候，院长问他要什么奖品，他回答说要饭票，于是得到一束饭票。按照他的成绩和资格，是完全应当得到公费的，但是他几次请求祖国政府都没答复。巴黎音乐学院给出证明，甚至当时巴黎市长赫理欧给出证明文件也不行。所以从始至终没有领到一文公费。聂耳、星海从事音乐活动的时期，是中国政治上的“低气压”时期，也是音乐上的沉闷颓丧的时期。当时的上海，在高等音乐学府里，如有民族正义感和热忱爱国心的音乐家黄自先生，已经写出震撼人心的旗正飘飘、抗敌歌等救亡歌曲，呼吁人民大众团结奋起抵御外寇；但也有些人关在“艺术至上”的圈子里，脱离人民大众，脱离救亡斗争；在社会上，毛毛雨一类的低级庸俗的歌曲，却风靡一时，充斥舞台和电台。针对这种情况，年月，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一文。文章肯定了这些歌曲的作者有宣传贫富悬殊、有反封建意识的积极的一面，又尖锐批评了他所宣扬的“为歌舞而歌舞”的观点，以及那些为了追求票房价值而去迎合市民低级趣味的香艳肉感的歌舞。聂耳在文章中大声疾呼，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我们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并且热忱地指出：“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那里，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由于这篇文章刺伤了一些人，聂耳被开除出“明月歌剧社”。但是聂耳并不后悔，也没有屈服，继续撰文，顽强地为打击消极颓废的旧音乐、扶植雄劲壮健的新音乐而斗争。年月，他以王达平的笔名发表了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尖锐抨击了广播界播出许多陈旧有害的东西。同时他又赞扬了百代公司第一次唱片试听会，听到了大路歌、开路先锋歌、毕业歌等歌曲，“它给予我们的感觉和一些流行歌曲大不相同，这里没有靡靡之音，有的却仅是雄劲和壮健”。文章最后充满信心地说：“新音乐的新芽将不断地生长，而流行俗曲已不可避免地快要走到末路上去了。高级的音乐已在逐渐地引起广大社会人士的注意。民众化的音乐，通过电影，已经逐渐地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所欢迎。”星海回国后，立即投入救亡歌曲的写作。当时有些音乐家讥笑他，轻视他，但他坚定地回答说：“我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播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这些工作不会是没有意义的。”星海到新华影片公司工作的时候，老板开始允许他在影片里写些进步的救亡的歌曲，后来渐渐地投机起来，竟要他写些新毛毛雨之类的歌曲，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他不干，老板就板起面孔强要他干。星海愤慨地说：“他当我不知道我的曲的价值。他以为元的月薪就可以把我全部的创作意志、能力买下来。但是我的良心不能使我这样做。”尽管他的妈妈需要他赚钱赡养，他还是坚决辞职不干了。但是，他宁可受穷，宁可分文不要，却热心地为进步艺术服务。在这前后，他为话剧复活写了插曲茫茫的西伯利亚、莫提起，为太平天国写了插曲炭夫曲、打江山，还为大雷雨写了全部配音和插曲。这都是一个钱的报酬也不要的。在汉口，国民党反动当局曾出重金要他写歌曲，他不干。到延安以后，重庆方面曾以优厚的物质条件请他去教授音乐，他也不去。聂耳、星海为了学习音乐，不怕千难万苦，不惜受尽辛酸屈辱；但为了坚持革命音乐的方向，却是“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家的光辉品格！聂耳、星海学习音乐的艰辛历程和刻苦精神，对于我们新一代音乐工作者，特别是对于音乐院校的学生，有着非常现实的启发教育意义。今天在音乐院校学习的学生，无论学习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比聂耳、星海好了千百倍；但是有些人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精神，却远不及聂耳和星海。难道物质条件越好，人们的进取精神应当越差吗？如果真是这样，人类社会何以能够进步到今天？又何以能够进步到更美的明天？关键在于学习目的。有些人学音乐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工作、混饭吃，一进了音乐院校，就以为进了“保险柜”，拿住了“铁饭碗”，所以就缺乏进取精神。我们应当重温聂耳、星海学习音乐的艰辛历程，学习他们崇高的学习目的和刻苦的学习精神。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又有他们那种学习精神，就可能把自己造就成为人类创造新的音乐财富，帮助人民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音乐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社会音乐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新情况，也存在许多新问题，而人们的认识又是很不一致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像聂耳、星海那样，既有旗帜鲜明的态度，又有实事求是的分析，对各种问题开展充分地讨论，让人们自由地平等地发表意见，这样才可能逐渐达到比较一致的认识，使音乐工作蓬勃地向前发展。然而，在有些音乐工作者中，存在着爱吹不爱批，敢吹不敢批，讲关系，讲利害，不讲事实，不讲真理的不良倾向。因此，对于社会音乐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问题，往往不敢正视它，不敢实事求是地评论它。甚至在音乐刊物上，在重要的音乐工作会议上，都不能进行公开地大胆地讨论，致使许多问题得不到澄清，得不到解决，阻碍了音乐事业的发展进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又要不断地改善人民生活，并且要实行越来越细致的按劳分配制度，因此包括音乐事业在内的各项事业，都要讲求经济效益。音乐的思想艺术质量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听众条件下，有的高质量的音乐会收到高效益，有的高质量的音乐效益低，低质量的音乐却效益高。而这种情况，是随着时间、地点和对象的不同不断变化的。这里关键是听众的欣赏趣味和欣赏水平问题。从总的发展趋势来说，音乐质量高低与经济效益高低会越来越统一。我们从事各项音乐活动，尽量争取收到较高的经济效益，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个人，这是应该的，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当向聂耳、星海学习，始终不忘人民大众的利益，始终不忘音乐家对人民大众应负的责任。只能以高质量的音乐去争取较高的经济效益，绝不能为了赚钱，以粗制滥造的音乐愚弄听众。这是有辱音乐家的人格的。 从大众出发，学习大众，表现大众聂耳、星海不仅怀着强烈地时代责任感，自觉地用音乐为人民大众的革命事业服务；而且在他们的整个音乐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了服务于人民大众，就必须在音乐中表现人民大众。要很好地表现人民大众，又必须去深入学习人民大众。在深入学习人民大众的过程中创作出音乐作品，还必须再拿回到人民大众中间去，加以评论和验证。这就是人民音乐家的成长道路。虽然聂耳、星海在从事专业音乐创作之前，是店员，是“半个工人”，为他们创作表现人民大众的音乐积累了生活；但是，音乐只有抒发那个时代的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反映广阔的发展变化着的新生活，才能被人民大众所欢迎，才能对人民大众发生更大的激励鼓舞作用。因此，音乐家还必须再到人民大众的新的斗争生活中，去观察，去体验，还必须在整个音乐创作活动中与人民大众的生活保持血肉联系。很可宝贵的是，聂耳、星海恰恰是这样做的。聂耳在创作码头工人歌之前，曾住在“云丰申庄”，就在黄浦江码头旁边，从早到晚都能看到码头工人沉重劳动的情景，听到他们雄壮有力的劳动号子声。年初夏，聂耳随着“明月歌剧社”去武汉公演。月日夜半，轮船抵达九江的时候，他倾听着江边的劳动号子声，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群众的吼声振荡着我的心灵，它是苦力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年为谱写码头工人歌，他又几次去黄浦江码头，观察码头工人们一边喊着搬运号子，一边汗流浃背地扛着大麻袋、木头木箱卸货的情景。他就是把这些切身感受，和从实地采集来的劳动呼声，创造性地谱写到码头工人歌里。星海的生活体验是很广泛的，特别是通过组织指导群众歌咏运动，和人民大众保持着紧密联系。他到哪里教歌，就同那里的群众谈话，了解情况，吸取新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材料。他谈自己学习音乐的经过时说：“我在工人的歌咏队里教唱，也到矿场乡下去教唱，他们对我的作品表示欢迎。我从他们的喜怒里，尤其是劳动的呼喊、抗争里吸收新的力量到我的作品里来。”他在年月的日记中写道：我“教他们唱雄壮的军歌，兵士们都很兴奋来学，我从这经验上学得一点兵士的性情和音乐的修养。”他的起重匠歌，就是到湖北汉冶萍煤铁矿场，下到煤矿井底层，和工人们一起劳动生活的产物。他说：“我在那矿场里参观了好几天，教工人们大合唱，工人们很愿意和我接近。我在矿场里作了起重匠歌。”星海写黄河大合唱的时候，为了写好黄河船夫曲，曾经请演剧三队的同志座谈，细心倾听每个人讲述他们渡黄河的感觉，又从词作者光未然同志记录的创作素材中，研究船夫们的呼喊声，终于写出了那首动人心魄的黄河船夫曲。星海还是把人民大众当成自己作品的尊敬的评论者。到延安以后，他经常和干部、农民、抗大学生、八路军小鬼谈话，细心倾听他们对自己作品的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自己的作品。他说：“延安的人喜欢新的东西，也喜欢批评。他们给我的作品常发表意见，而且有一套道理。我因之常常以他们的批评作参考，改正某些地方”。星海的音乐创作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他自己在给前苏联作曲家格里埃尔的信中作了精辟总结：“中国人民的斗争教育了我，使我懂得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我的第二个音乐院。”聂耳、星海为了使自己的音乐作品被人民大众所接受，能够在人民大众的斗争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所以都非常重视学习人民大众的音乐语言。聂耳是在民间音乐的薰陶中长大的。他很小就爱跑到茶馆去听“滇剧”清唱，逢年节又常跑到郊区看农民演“花灯”。晚饭后，弟兄们常凑到一块儿合奏梅花三弄苏武牧羊等民间乐曲。到上海搞音乐以后，常常写信给远在云南的哥哥，请他们给抄录些民歌小调寄来。年月聂耳到了北平，曾经多次到天桥去倾听劳苦大众的呼声。当时北平剧联的一些人从绥远演出归来，他抓紧时机跑去，向他们学习了解绥远、内蒙古的民歌。他改编的民族器乐曲山国情侣中，就用了一首绥远民歌大红公鸡，电影插曲塞外村女，也是改编的绥远民歌。星海的歌曲顶硬上，是根据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广东工人劳动的吆喝声，经过加工改编写成的。星海到延安以后，更加自觉刻苦地向民间音乐学习。陕北的老乡，身边的同志，鲁艺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的战士，八路军的小鬼都是他的老师。有时走在路上，听到陕北老乡唱民歌，他马上掏出小本子记录下来。他说：“有了民歌的基础，才能根据时代的要求创作出新东西来。”年星海在西安等待去前苏联的前夕，仍然念念不忘学习民歌。他在月日写给夫人钱韵铃的信中说：“我对小调民歌非常看重，你有空千万给我搜集一些，同学中，同志中有好的民歌都要把它抄下来。不要失掉，抄好后可寄给我，这些都可以帮助我创作”。他亲手抄集的民歌，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七本之多。此外还有很多关于民歌研究的论文。很显然，聂耳、星海的音乐作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生动的人民大众的音乐语言，这是他们刻苦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结果。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音乐，依然是为人民大众的。与聂耳、星海的时代相比，今天人民大众的历史任务不同了，面临的社会矛盾不同了，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不同了，对包括音乐在内的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不同了。我们今天的音乐，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为人民大众的新的历史使命服务？如何才能服务得好？根本的途径，还是要到人民大众的新的生活实践中去。去观察体验，去学习理解，去探索分析。否则，无论如何也不能准确地生动地表现他们。当前，有些音乐作品不见人民大众的身影，或者只见他们的身影，不见他们裸露的心灵。有些音乐作品不见人民大众的火热斗争生活，只见作者自己的那些身边琐事。这些音乐作品也就难怪人民大众对它们冷淡了。究其根源，是有的作者陶醉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忘记了人民大众。有的作者虽然口头上念叨着人民大众，实际上不愿意到他们那里去，或者不是真心实意地到他们那里去。与聂耳、星海的时代相比，今天人民大众的音乐欣赏趣味更广泛，更多样，对音乐的要求更高。然而在纷纭复杂的音乐欣赏趣味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趋向，就是那些流传广泛久远的音乐作品，大多是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时代脉搏跳动结合得比较完美的；而有些作品所以不能流传，或者像“雨打沙滩地”似的瞬间被人们忘却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作者只顾追求所谓现代化，忘记了民族化，忘记了中国人民大众的音乐欣赏趣味无论怎样现代化，总是牢固地植根于自己民族基础上的现代化。这当然也和有些年轻的音乐工作者对民族民间音乐认识不足，学习不够，因而根底肤浅有关。因此，像聂耳、星海那样重视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并且创造性地运用于反映新生活的艺术实践之中，仍然是繁荣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的必由之路。 勇于探索，敢于独创，千方百计地塑造中国人民大众的伟大形象聂耳、星海是革命音乐家，又是音乐革新家。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勇于探索，敢于独创的革新精神，千方百计地学习创造各种音乐手段，用来塑造中国人民大众的伟大音乐形象。他们的许多音乐作品，为中国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崭新的风格；从他们的音乐作品中，还可以发现许多新的创作方法和技巧。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效法和继承发扬。聂耳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歌唱劳苦大众及其斗争生活的。但是，他不是像有的音乐家那样，只是片面地歌唱劳苦大众的痛苦和不幸，写得悲悲切切，凄凄惨惨，令人听了只能哭泣心酸；也不是像有的音乐家那样，站在劳苦大众之外，以欣赏者的姿态去歌唱，写得清闲优雅，逍遥自在，使人觉得不痛不痒，不伦不类；他完全是站在劳苦大众之中，饱蘸着劳苦大众自己的感情去写的。他透过现象把握了本质，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不仅写出了他们的痛苦呻吟，也写出了他们的抗争呼声，又写出了他们对于光明未来的想往和追求。并且他还是以劳苦大众自己的呼声，自己表达感情的方式去写的，写出来的正是劳苦大众自己的更雄健更美好的歌声。比如，从码头工人里，我们不仅听到，码头工人在沉重劳动中，“成天流汗，成天流血”的痛苦呻吟，还听到“团结起来，向着活的路上走”的强大呼声。在开路先锋歌里，我们听到了，工人阶级向“三座大山”英勇进攻的强大的“轰轰轰”声，炸倒山峰以后发出的“哈哈哈哈”的爽朗豪迈的笑声，似乎看到了他们“挺起了心胸，团结不要松”的开路先锋的伟大身影。码头工人歌取材于码头工人的劳动号子，开路先锋歌取材于工人的劳动节奏和音调，但是聂耳善于把劳动场景和工人的思想感情有机结合起来，把沉重的劳动呼声和抒情健美的歌唱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成完整统一的生动鲜明的音乐形象。它没有叹息，没有悲伤，充满信心，充满力量，团结如钢，势不可挡。因此，当时人们说，唱起他的歌声，脸上扫去了浓重的愁云，露出坚强自信的表情，都觉得人心变了，时代变了。聂耳的音乐作品，写出了劳苦大众的强大骨干，即被压迫工人的抗争的呼声，召唤人民团结奋起斗争；星海的音乐作品，则把她扩大到更广泛的各阶层，写了他们强大的战斗行列和丰富的斗争生活，使劳苦大众的音乐形象更加血肉丰满，更加绚丽多彩。他的黄河大合唱，就是既有历史深度又有时代高度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广阔画卷。这个伟大形象，有黄河船夫曲那样的奋不顾身，前赴后继，不畏艰险，誓死拼搏的革命精神；有黄河颂那样的高瞻远瞩，一往无前，冲决一切，创造一切的伟大气魄；有黄水谣、黄河怨那样的优美文雅，含蓄深沉，宁折不弯，坚贞不屈的高贵品格；有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那样的英勇机智，乐观豪迈，决胜顽敌，唤起世界的强大力量。星海把如此广阔的画卷，如此博大的形象，用表现了民族时代精神的民族音乐语言统一起来，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熟悉，因此受到极大地振奋和鼓舞。聂耳的创作目的具有很高的自觉性，由于他很少系统地学习作曲理论，在创作方法上却有一定的自发性。但他是劳苦大众的生活和音乐培育出来的天才，在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比许多受过专门训练的音乐家更有创造性。这种天才的创造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他善于创造个性、民族性、时代性有机统一的音乐形象（音乐上的个性的含义，比其他文学艺术的个性含义更广泛，它包括了在典型环境中，一群人的思想感情）。比如义勇军进行曲，通过那密集紧凑地战鼓似的节奏，高昂激越地军号似的旋律，表现了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团结奋起抵御外寇的时代精神。但她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进行曲，通过大调音阶中的二度音与六度音的自然贴切地运用，使整个歌曲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可以说，聂耳的歌曲都是以我们民族表达感情的方式，用我们熟悉的民族音调创作成的，而没有一首是洋腔洋调的。与聂耳相比，是星海在创作方法上更有自觉性。星海在法国学了近六年音乐。那不是一般的欧洲古典音乐，而是以德彪西为代表的法国印象派音乐。这种音乐与中国人民大众的音乐欣赏趣味相距多远，是可以想象的。但是，由于他迫切地想用音乐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服务，就促使他努力探求创造人民大众的音乐语言和民族的音乐风格。他随着对人民革命斗争的越来越深入，对民族民间音乐的越来越熟悉，音乐作品中的民族风格也越来越鲜明，越成熟。他在有的作品中，如顶硬上、起重匠等，引用了整首民歌或民歌主题加以改编发展，主要是为了表现特定对象和特定生活场景的；在更多的作品中，如生产大合唱中的酸枣刺、牺盟大合唱中的民众武装曲等，是抓住民歌的某些因素和特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的需要结合起来，创造出既熟悉又新颖的民族音调来；还有一种情况，像保卫黄河那样，从民族的音乐表达感情的一般方式中，从特定时期的民族情绪中，创造出新颖的强有力的民族音调塑造更概括的音乐形象，抒发更强烈的感情。他的民族风格的创造，渗透到民族生活的描写，民族感情的表达，民族精神的塑造，民族语言的结合等各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星海还很注重音乐形式的创造。他说：“我很喜欢研究形式，尤其是新形式。许久以前我就立意，以民间音乐做基础，参考西洋音乐进步成果，创造一个新的中国音乐形式”。星海所说的“新的中国音乐形式”的含义是广泛的，但仅从他的大合唱形式的创造中，也可以看出他创造形式的艰苦实践和重大成就。他先后写了黄河、生产、九一八、牲盟、三八、秋收突击等六部大合唱。他虽然吸收了欧洲古典音乐中的“康塔塔”、“清唱剧”中的某些表现方法，但都有着自己的独创性，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并且每一部都有自己的个性和不同的结构方式。如黄河大合唱，充满激情和诗意，充满紧张的战斗气氛和鲜明的矛盾对比。八段音乐都由不同主题、不同节奏、不同情调塑造成不同的音乐形象。它们由朗诵联结起来，格调统一，层次分明，情绪逐渐上升，最后达到震撼人心的高潮。生产大合唱比较接近清唱剧的手法，它有简明的情节，浮雕似的人物，鲜明的背景，加上常常是化妆的演唱，像似一幅幅活动的音画，使我们领略了抗战后方农村的优美风光和火热的斗争气氛。星海很喜欢自己的九一八大合唱，认为“它是属于民众的东西”，“或许比黄河大合唱更统一些。”这部大合唱可以说是庄重的史诗般的题材，然而它的处理手法和风格是相当独特的。它是在欢庆胜利的热烈气氛中，引出对那个悲剧性事变的沉痛回忆，然后又激起更热烈地战斗豪情，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整个大合唱是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星海以北方的民歌为基调，用交响乐式的手法，使五个乐章在两个基本主题的发展中展开，人们的情绪随着音乐从欢乐的今天，到悲痛的昨天，又到胜利的明天，经历了感情的巨大波动，受到深深地感染。星海在这部大合唱中还创造性地使用了中国民族乐器和打击乐器，因此风格更加独特新颖，更加振奋人心。聂耳、星海的音乐作品还有很多独到之处：比如，他们善于体察人们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情，然后抓住一个准确的动机，用非常精炼的手法，创造成一个鲜明的音乐形象；他们善于处理歌词语言，透过语言的句度、四声、节奏等等，去把握语言的感情内涵，然后用曲调将它发扬光大，达到词与曲的高度艺术结合；他们善于在反映生活、抒发感情的基点上，把西洋技巧与民族音调有机统一起来，使自己的创作手段更丰富、更强大，使自己塑造的音乐形象更新颖、更多彩，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和认真学习的。学习聂耳、星海的勇于探索、敢于独创的革新精神，应当克服我们音乐队伍中存在的盲目模仿风。这种不良风气，已经感染一些作曲者，侵蚀了一些歌唱者。一样的曲目，一样的歌声，一样的表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风行。这是我国音乐发展中的一点小波折，但长此下去，就会贻误我们音乐事业的发展建设。早在世纪年代，星海就曾指出作曲家的三种不同的姿态：“第一种，死硬地模仿着西洋音乐，第二种则顽强地固执着中国音乐做法，第三种是尽力想使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作适当的结合。我是非常赞成那最后一种”。那前两种姿态实际都是模仿，不过一个是模仿洋人，一个是模仿古人。艺术贵在独创，可以说没有独创就没有艺术，就不是艺术。真正的艺术家，从来不是重述人们已知的东西，而是要发现人们未知的东西，开拓新的艺术境界，开创新的艺术风格。而模仿则是一种复制，是对原版的抄袭，那是些低能匠人的小把戏，从来没有真实的艺术价值。请看，中外音乐史上记载着成百上千的音乐家，尽管他们之间有着借鉴和继承，但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独特风格和独到的贡献，却从来没有一个是抄袭模仿他人的。模仿对初学者是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从事音乐工作多年还在模仿，就不能不说是幼稚或愚昧。模仿形成一股风，那就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以为，那是长期地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造成的民族自卑心理的反映，那是长期的小生产方式，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下，造成眼光狭隘短浅的表现；那是长期地缺乏艺术民主，不许百花齐放，只准一花独放造成的恶果，那也是现实的“一切向钱看”，诱发起来的必然趋向。我们社会主义的有出息的音乐工作者，应当摆脱狭隘的物质利益的羁绊，冲破愚昧落后的模仿风的缠绕，向聂耳、星海那样，勇于探索，敢于独创，为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而努力奋斗！注本文的引文和史实，主要引自向延生人民音乐家聂耳生平简介，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冼星海专辑。原载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年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