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成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及其现实思考.doc

金融危机成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及其现实思考内容提要：不同经济学者及金融危机模型对金融危机的成因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他们大多数是从金融层面谈金融危机问题，没有从市场体制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本质上去剖析金融危机的本质性原因。而马克思经济学是以制度分析见长，为此，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框架与逻辑思维，分别从直接诱导成因、基本制度成因及社会背景条件等三大层面，侧重于制度角度，并结合本次金融、经济危机的特征，去剖析金融危机的市场运行与制度成因。并以此为戒，分析、探讨了我国和谐改革与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关键词：金融危机 成因分析 马克思经济学 改革与发展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与金融危机成因的概要分析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牙买加体系建立之后，金融危机频繁性产生，并且其后果益发严重。尤其是，2007年2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其危害的深度、广度不断加深与拓展，已被媒体形象称之为“金融海啸”，不仅如此，其性质已向经济危机转化，并有可能转化为一次历史性的世界经济危机。为此，很有必要探讨这场金融危机的成因。危机产生以后，各种媒体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众说纷纭的成因解释。有人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角度进行解释；有人从美国主导的世界性货币金融扩张政策角度进行解释；有人从信用膨胀与金融产品创新中的风险累积角度进行解释；有人从自由市场政府监管缺失角度进行解释，如此等等，不一列举。从现代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来看，西方金融理论针对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伴发生的金融自由化、金融中介信用过度扩张、大规模外资流入与波动、过度风险投资与资产泡沫化、金融中介资本充足率低与政府监管缺失等经济现象，在第一代（Krugman，1979）和第二代金融危机模型（Obstfeld，1994、1996，Sachs、Tornell和Velasco，1996)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以由金融恐慌所驱动的金融危机模型、由经济基础变量所驱动的金融危机模型、强调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金融危机模型等为标志的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参见朱波、赵锦辉，2005）。这些模型分别从信息不充分下因恐慌心理而撤离资金、政府隐形担保而导致国内银行巨额不良资产、银行存款者之间的“协调失败”而导致的银行挤兑等角度去解释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原因。上述媒体、学者和金融危机模型对危机成因的解释，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们仅从金融层面谈金融危机问题，没有从市场体制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本质上，去系统地剖析金融危机的本质性原因。而马克思经济学是以制度分析见长，它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是深入到经济关系的本质层面进行分析，并且它主要是以批判的角度，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经济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社会再生产中的矛盾运动问题，并强调在此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或经济危机。从这个角度上说，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危机的分析是更为深刻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生时期，经济危机主要是发生在实体经济的产业经济（主要是棉纺织业）领域，并以“生产的相对过剩”为主要特征。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主要是结合大量的19世纪英国机器化、工业化背景下产业经济危机现象，运用矛盾分析法，并侧重于制度视角，从交换、生产、消费到社会经济制度，对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实体经济危机成因进行全面系统的剖析。从市场交换角度看，在马克思看来，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由于货币的流通手段使商品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与对立，而货币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由此，一方面使商品“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3页）在商品与货币市场交换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并服务于它的资本主义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交换领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制度结构之间的不协调与相互碰撞，对经济危机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生产角度看，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生产方式具有一种跳跃式的扩张能力，这种扩张能力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共同作用，促使资本生产扩张力增长，从而激化市场供需矛盾，致使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因此，大工业的巨大迅速扩张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而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占有规律、市场竞争规律则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能力的跳跃扩张提供强大的利益刺激和外在压力；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生产的盲目扩展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或宏观制度结构。从消费角度看，在马克思看来，随着技术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造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工人绝对与相对收入的减少，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以及由之决定的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一种对抗性分配。由于这种对抗性分配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只能局限于狭小的界限之内，并由此而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生产与消费的脱节和生产的相对过剩。最后，马克思强调，生产、交换和消费中的矛盾运动，以及决定这些矛盾运动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运动，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社会根本经济制度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还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重点是分析生产过剩危机，但同时也分析了与生产过剩危机密切相关的“货币危机”与“信用危机”。关于货币危机，马克思将它分为两类：其一是作为“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的货币危机；其二是“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前一种货币危机实质上“作为经济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的金融危机”，其成因基本上可以用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成因来说明；而“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为此，我们可以将它视作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马克思曾经认为货币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相伴并生的一个特殊阶段，但后来马克思已认识到金融市场自生危机的可能性。并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中，通过对生息资本、信用、虚拟资本、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本质特征、功能机制及其增值规律的历史分析，认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存在相对独特的成因。他认为市场竞争加速资本积累；债券、股票、汇票、土地所有证等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产生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过,以股票发行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发展，不仅造成了生产垄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改变了金融体系的状况投机、欺诈、神经过敏和金融贵族。马克思说，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三499）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在19世纪工业化背景下，主要是以实体产业经济的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为研究对象，并侧重从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角度去分析其成因，但同时，也结合了当时初级形式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的运行特征与本质属性，分析了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特征与成因。本次金融危机虽然主要是表现为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从表面现象来看，是由于各种类型的虚拟资本的过度扩张而引起金融系统的极度不稳定而爆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与矛盾运动的累积而产生。因此，从逻辑上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可以从本质角度来解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但我们必须对这次危机的新的特征作出相应的拓展与深化分析。二、直接诱导成因：美国经济金融化与信用货币膨胀下的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背离1、信息革命的特点，将不可避免地要在金融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产生分离，从而引发泡沫经济。始于1971年的第五次技术革命即信息革命，促使美国进入信息和远程通讯时代。新技术革命的爆发与以微电子、计算机及软件、远程通讯为主导的新兴产业的兴起，在微观经济层次，必然使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效率远高于传统产业，由此必然会促使金融资本大量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并且也促使各种信用与金融创新产品服务于实体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而促使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金融机构与创新企业家紧密结合；从宏观管理角度看，由于电子信息等新技术产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的不断提升，也促使美国的经济政策积极引导金融资本与技术革命紧密结合，并倡导金融创新要为新技术核心部门的发展而融资。但是，第五次技术革命的特点是信息化，由此而产生的新产业基本上属于信息密集型产业，其发展主要依靠知识与人力资本，而且新基础设施主要体现为世界数字远程通讯与因特网，因此，这次信息革命不同于以重型机械化与重化工业为特征的以往技术革命，它不需要大规模经营，进而新产业不需要像以往那样注入大量金融资本。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扩散程度的扩大，新技术革命进入到狂热阶段，致使新产业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由此则不可避免地要在金融资本与现实生产资本之间产生分化与分离，从而出现以资产膨胀、帐面与真实价值相分离为特征的泡沫经济。2、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利润来源的虚拟化,促使美国出现明显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互联网泡沫”经济的形成，使得大量的金融资本从实体经济中分离出来，并通过金融创新而衍生出大量的各种类型的虚拟资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利润来源的虚拟化,促使美国经济出现明显的金融化特征,即美国经济、美国企业 (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多并主要是来自金融渠道而非商品制造。从图1可以看到：从1950到2001年美国三大产业的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的变动情况。它显示了制造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在二战以后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则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由金融、保险、房地产业所组成的FIRE则呈现显著增长。图1：19502001年美国经济活动中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资料来源：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此外，克里普纳还从非金融企业的收入来源，来测定并论证美国经济的金融化问题。从非金融企业的收入来源来看，美国二战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证券收入为标志，金融投资收入相对于生产活动收入（他主要是用利润加折旧费所构成的公司现金流量来表示）来说，呈现出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的趋势。图2表明：在美国的非金融企业中，相对于非金融的来源，来自金融方面的回报在企业收入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并呈上升趋势。最后，克里普纳还从金融和非金融利润的比较中说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问题。他通过实证分析，说明美国经济中金融利润与非金融利润的比率在上世纪70年代逐步加大，而在80年代出现急剧上扬的高涨，随后，在90年代前期有所下降，但很快就得以恢复。这表明金融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图2：1950年2001年美国非金融企业证券与收入现金流量的比率资料来源：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3、美国实施信用货币膨胀政策，以及试图通过扩张性货币金融政策来转嫁其金融风险的战略意图，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在美国虚拟资本的膨胀与经济的金融化过程中，不仅积累了金融与经济风险，而且在金融监管缺失的条件下，必然会使虚拟经济演变成投机经济。特别是在2001年“9.11”事件后，美联储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裂可能引发的经济衰退，连续降息至1%。在低利率的刺激下，导致美国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并带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迅速发展与房屋价格及房屋信用泡沫的渐渐变大。与此同时，投机经济的经济环境与背景，促使按揭贷款公司、投资银行、各类基金、信用评级公司、信用保险公司等一系列金融机构，为了其欺诈性的谋利需要，进行大量的风险与败德信用按揭贷款及信用膨胀，并以按揭抵押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务抵押凭证等形式包装转移风险，其结果既膨胀了金融市场，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经济的虚拟与金融化。之所以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后出现虚拟与金融化趋势，从宏观政策上看，是与美国意图通过扩张性货币金融政策来转嫁其内在的金融风险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在此体系下，一方面，美国得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和战后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并使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另一方面，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实行相对固定的汇率，美国无法随意大规模增发货币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掠夺，协定成员国对美元抱有信心。但是，由于美国多年来的赤字财政政策以及多次对外发动战争，导致美国政府积累了巨大的政府赤字。为了弥补政府赤字转嫁债务，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发行不断增加，全世界的美元储备也不断扩大。其结果是产生美元危机，使外国政府选择以美元兑换黄金，并采用浮动汇率制，由此而引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为了修订国际货币制度，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会议上达成的牙买加协定，正式规定确认成员国自行选择汇率制度，并实行浮动汇率制。牙买加协定签定以后，美国一方面通过大量发行纸币进行美元贬值，赖掉原来的债务；另一方面又继续增加国际收支逆差，让外国新流入资金为其新发行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债务继续融资。据美国财政部统计，2006年底，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中，有44%由外国人持有；外国人持有的联邦债务中，有66%由外国央行持有，其中47%为日本和中国持有。外国大量资金的流入，既降低联邦基金的利率，同时也刺激并扩大了美国金融市场与信贷市场的泡沫。其结果，对美国来说，扩大了金融的规模和容量，从而为美国经济的虚拟与金融化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国际金融条件，并通过大量发行货币、大量借债、大量消费、大量投资来带动自身经济增长。但对其他国家与整个世界来说，这意味着金融风险的输入、国家财富的被掠夺和世界经济与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从某种意义说，正是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由于浮动汇率制给世界带来了频繁发生的经济金融危机。总之，依据马克思观点，由于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一旦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将演变成投机经济，并催生泡沫经济与经济危机。三、基本制度成因：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与矛盾运动的累积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与过度投资，一方面会带动社会生产的过度膨胀，另一方面将引起社会再生产中各种平衡比例关系的打破，以及社会资本运行中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一系列矛盾的累积与激化。但这些比例关系失衡与社会资本运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则必然要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之所以有此逻辑关系，是在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存在自身的内在缺陷与矛盾运动。1、自由市场内在的缺陷与矛盾运动，将引发各种经济比例关系的破裂与失衡，从而使市场经济运行出现周期性波动，严重时将产生金融、经济危机自由市场制度的缺陷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仅从市场失灵运行层面的描述。在主流经济学的教材中，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外部性问题、公共产品问题、不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问题。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自由市场制度的缺陷主要是表现为由于自由市场内在的矛盾运动而必然会引发各种经济比例关系的破例与失衡，从而使市场经济运行出现周期性波动，严重时将产生金融、经济危机。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是自由市场的最基本、最单纯的构成要素与物质形式，价值规律与竞争规律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两条最基本运行规律。在此，马克思基于自由市场的逻辑起点与自由市场基本运行规律的认识，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强调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矛盾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一切矛盾与矛盾运动的胚芽与逻辑起点。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在自由市场交换过程并随着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形式的发展，商品内在的基本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而货币的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职能使商品买卖在时空上发生分离与对立，并由而衍生出蕴涵货币、金融危机的债务链条。在以信用为基础的商品交换中，“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运动还可以促使商品价格和价值之间不仅存在量上的偏离，而且还可以在质上完全背离，即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一P117）。因此，我们可以进行逻辑推断：如果缺乏外在制度与有形之手的矫正与干预，作为自由市场胚芽与逻辑起点形式的商品内在矛盾运动，必然会产生债务链条的断裂与价值和价格之间的严重背离，从而引发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严重背离，进而必然要产生货币与金融危机。另外，马克思在分析产业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的现实运行中，科学地指出：要使产业资本与社会总资本得以良性循环运动，则产业资本运动必须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并要以价值革命得到克服和抵消为前提；而社会总资本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到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到它们的使用价值，他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二P437438）。然而，在自由市场的矛盾运动中，由于价值规律与竞争规律的自发作用，必然会使商品与要素市场中发生价格剧烈变动即“价值革命”，而价格剧烈变动要破坏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正常进行与良性循环运动所需要的各种客观比例关系，严重时，不仅要影响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还会使再生产过程引起中断，并发生巨大的冲突，甚至灾难。因此，随着价值规律与竞争规律自发作用下自由市场剧烈矛盾运动而产生的价格剧烈变动，必然要致使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呈现周期性运转特征，并在矛盾异常剧烈时，产生信用破裂、商品积压、生产衰退、企业关闭等社会经济现象，即经济危机现象。2、在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的历史形式变得更为“资本集中”与“虚幻泡沫”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且分析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其轴心是资本与劳动关系）与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经济现象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运行中的矛盾分析，而是深入到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与基本经济制度中去探寻市场失灵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制度成因。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因此，“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一P714），也就是说，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或绝对规律就是剩余价值规律。目前，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有了历史性的变革，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的内在本质不仅没有变化，而且在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资本的贪婪性有过之而不及，只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的历史形式变得更为“资本集中”与“虚幻泡沫”而已。资本家为了生产剩余价值与实现资本的贪婪增值，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等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技术革命，同时通过并购重组、规模经营、产业集中等组织创新以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在此过程中，相对缩减员工工资与社会福利支付，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随着资本积累的提升，一方面将提高技术创新与社会生产力水平，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要造成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与资本相对过剩，由此则要增强市场竞争，促成商品的生产过剩，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危机，从而引起产业工人就业状态的不稳定与就业率的下降。其结果，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呈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黄金时期”的同时，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也出现持续扩大趋势。从表1与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19672007年这四十年持续经济增长中，其基尼系数也在持续上升。表1：19672007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年份19671968196919701971197219731974197519761977基尼系数0.3970.3860.3910.3940.3960.4010.40.3950.3970.3980.402年份197819791980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3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基尼系数0.4020.4040.4030.4060.4120.4140.4150.4190.4250.4260.426年份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基尼系数0.4310.4280.4280.4330.4540.4560.450.4550.4590.4560.458年份1998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基尼系数0.4620.4620.4660.4620.4640.4660.4690.470.463图3：19672007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数据来自：美国联邦统计局3、各大金融机构、投资银行着力进行的金融创新，为“透支消费”创造金融条件，也为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创造了“虚拟消费”条件基尼系数的持续上升表明美国广大工人阶级的消费同时代增长缺乏应有的收入增长基础，由此则必然要影响“有效需求”，进而将产生生产的相对过剩。为了在生产扩张与资本逐利的过程中，不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引发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并要在保增长宏观管理的约束条件下来克服需求不足问题，则必须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而扩大政府公共支出需求，其一因1970年以来的“滞涨”问题而为西方国家怀疑其政策效果，其二也为新自由主义者所忌讳。因此美国等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顺差条件下要扩大需求，则主要是扩大家庭个人消费需求来实现。在广大劳动者阶层缺乏相应的收入增长基础的约束条件下，而要扩大家庭个人消费需求，则只有“透支消费”。此办法既为生产扩张创造条件，因此可以为资本家所接受，也为货币短缺的普通劳动者所认可（参见：赵磊，2008）。同时，90年代以来随着“透支消费”的扩张，使得美国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时期”，因此，在政府看来，“透支消费”可以取得显著的政策效果，应创造条件为其开道。于是，各大金融机构、投资银行着力进行金融创新，设置诸如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贷款等金融工具，以刺激广大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进行“透支消费”。随着广大居民“透支消费”的推广，个人储蓄不断下降，而家庭负债则不断攀生。图4表明：美国家庭负债总额占GDP之比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更是快速上升。图4：美国家庭负债总额与GDP之比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研究报告：独立投行模式：运作绩效、危机机理与发展路向选择，2008年11月依据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分析：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对基本矛盾的运动，在客观上必然要引起微观企业生产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当这些矛盾运动产生强烈的摩擦和碰撞时，就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市场失灵”。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机构为“透支消费”而创新的各种金融工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从本质上说，“透支消费”只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它只是为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创造“虚拟消费”条件，因而只能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由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矛盾运动所决定的经济危机。四、社会背景条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下的全球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运动上世纪29至33年的经济大萧条，促使经济理论界与政府管理部门反思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以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兼之39至45年二战期间，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较为严格的有管制的资本主义，所以二战以后，直到1973年西方实行的均是有管制的资本主义，即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主导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政策，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系统实行严格管制，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也受到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控制。但是80年代以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开始兴起，并逐渐在政府决策中取代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上，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原来管制的资本主义。市场原旨主义主导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行为，致使政府决策凸现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特征：即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与扩张；削弱政府宏观调控，强化自由竞争和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减少社会福利支付；设定国有产权效率低于共有产权效率，而共有产权低于私有产权命题，推行公共产品与服务私有化，主张市场导向的政府管制；力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倡导商品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自由流动。这些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旨主义的政策主张，在为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的创造转嫁条件的同时，也为这次美国更为深刻的金融、经济危机的产生和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创设了社会背景条件。1、经济全球化形成了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新的国际分工，为美国等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危机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导致了美国经济、金融结构的失衡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失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产业转移和全球化浪潮以及全球产业分工思想，席卷全球。在全球化名义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加快了其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全球化步伐。特别是80年代以来，全球迎来了新一轮的产业转移，逐渐形成了图5所示的“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与秩序。它为全球经济失衡埋下了祸根，也是本次金融危机的产业基础。图5：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一种均衡在这一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与秩序中，蕴含着物流和资金流的双向平衡。与此同时，依据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信用是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下的整体国际平衡是以各国的极度不平衡发展以及国际信用数量的扩张、期限的延常为基础而造就的。此国际分工模式下消费国的稳定增长，成为国际平稳运行的关键所在。由此决定了以美国为首的消费国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2001年以来全球“创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就是美国依靠过度信贷拉动过度消费，从而带动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中东欧经济体出口，从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此国际分工模式也蕴涵着极大的金融、经济危机性。因为，一旦美国为首的消费国增长失速、消费乏力，那么随着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转型将无可避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它一方面为美国等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创新、透支消费、虚拟消费，从而为他们内在的金融、经济危机的国际转嫁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美国经济、金融结构和世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从而为美国与世界的金融、经济危机产生与加深创造了条件。2、片面市场化浪潮导致政府监管缺失，从而必然要放大金融风险，进而诱发金融与经济危机80年代以来，世界在掀起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还掀起了新经济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旨主义主导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改革浪潮。大力推行私有化与市场化经济改革政策。在此背景下，美国等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对交通、电信等公共与准公共经济领域推行私有化，而且对国民经济的核心金融领域也加大了私有化与市场化改革。由此政策导向，则必然会放松对投资银行等金融部门的资本监管，使其过度杠杆化免受监管，由此形成了华尔街投行的高杠杆商业模式。Bernstein Research研究表明，在信贷危机爆发的前3年，美国投行利润增长的一半来自杠杆操作。据瑞银的数据，美林的杠杆率从2003年的15倍飙升至去年的28倍，摩根士丹利达33倍，高盛达28倍，雷曼杠杆比率为30，贝尔斯登的杠杆率高达33倍。这种高杠杆商业模式蕴含了较大的风险。过高的杠杆比率使得投行的经营风险不断上升，而投资银行在激进经营的同时，却没有对风险进行足够的控制。一方面，由于杠杆率较高，一旦投资出现问题会使其亏损程度远远超出资本金；另一方面，高杠杆使得这些投资银行对流动性要求较高，在市场较为宽松时，尚可通过货币市场融资来填补交易的资金缺口，而一旦自身财务状况恶化，评级公司降低其评级使融资成本上升，便可能造成投资银行无法通过融资维持流动性。在政府监管缺失的背景下,华尔街投行不仅普遍实行高杠杆商业运作模式，而且在通过金融创新，制造出使次贷数量呈指数级放大的无法定价的金融衍生工具，并且在证券化过程中，过度衍生使许多金融产品远离初始的客户和最初的授信关系，信用链条不断延长，信息不对称程度剧增，道德风险集聚。初始产品的信用风险渗入到许多金融产品，并通过杠杆工具将风险显著放大。这些衍生品的风险对冲机制在牛市中屡试不爽，但在熊市中更多显示出的是风险放大机制，随着衍生产品的交易量急剧扩张，市场整体风险也不断累积，产品设计中隐含的合同风险、支付风险、交易对手风险暴露无遗。之所以华尔街投行有会采用高风险的商业运作模式，除了政府监管缺失之外，还与不合理的激励机制等制度设计密切相关。华尔街投行实行的激励机制，其特征之一是对高管人员实行重点倾斜，但高管的薪酬和激励机制没有与机构的风险管理、长期业绩相挂钩；特征之二是华尔街投行的高管薪酬存在明显的刚性，其表现是，即使投行亏损了，高管的收入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这样的激励机制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其结果是因丰厚的短期回报将导致高管疯狂追逐高额利润的高风险行为，由此必然使投资银行金融风险的高度积聚与无限放大。当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经济的核心华尔街投行的金融风险积聚、放大到足以使其乃至全球资本再生产客观上需要的各种经济比例关系破裂时，则将先在美国等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然后扩展到全球爆发“金融海啸”，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五、中国和谐改革与发展之简要思考综上所述，本次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可以概括为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和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自发作用下，致使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全球市场经济国家各种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的必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美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下所产生的一种市场失灵的经济表现。中国在过去30年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其最鲜明的特点与最显著的成就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这期间，我们取得了许多宝贵的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经验。但是，期间，中国经济也经历了较为严重的生产过剩与通货膨胀，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大起大落。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在这次金融、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资本市场出现了剧烈的快涨急跌，并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严重暴露出中国因经济增长模式的历史路径依赖和非均衡市场化改革以及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过程中所产生各种结构失衡问题。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改革的角度，都存在一个如何增强协调性与和谐性问题。中国要尽量减少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则必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谐改革与发展之路。为此，在理论上，一方面，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夯实广大群众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和GDP同步增长制度基础，同时着力从制度上防患因收入差距扩大而引起金融与经济危机；与此同时，要借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强化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系统论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和谐经济思想为指导，探讨结构主义视野下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与模式，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本质特征，以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构建中国特色的“转型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在此基础上，着力探讨发展模式与改革模式的相互协调与动态调整中的内在规律与实践要求。在实践上，我们既要全面而深刻分析本次金融、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与挑战，但更应树立信心，并要看到“危”“机”同在与“危”中有“机”。世界危机历史表明：每次金融、经济危机之后，均会进行新的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进而，促使世界经济跃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为此，我们必须着力进行自主创新与产业革命，主动调节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必须认真研究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结构失衡问题，并深刻分析本次金融、经济危机所暴露出来的结构失衡的原因及内在规律，及时抓住危机之后所引发产业并构与重组的历史性机遇，着力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宏观调控能力与水平的提升，努力推进中国和谐改革与发展。结合本次金融、经济危机的深层本质原因的分析，如果从推进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我们认为今后应认真研究八大协调问题的和谐解决：1、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为此，要认真研究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运行机制与其特殊制度禀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间，如何才能实现相辅相成与相互融合，特别是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在相互统一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性质的摩擦及如何协调等问题，以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和特征，以及如何通过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与创新，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2、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互协调性问题。即要探讨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如何实现开放、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以及如何实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与独立自主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相互推进。为此，要着力分析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关系，即既要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目标、阶段任务、推进方式对对外开放的进展、形式及领域的规制与选择有什么历史性与阶段性的变化和要求，也要研究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对国内经济体制与制度系统会带来什么协同变革的具体要求。与此同时，要从策略性角度，研究在对外开放中如何实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与防范、化解国际金融与经济风险。3、市场有序运行与完善宏观调控的协调性问题。经济波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首先是表现为市场结构失衡与市场运行矛盾的激化，为此，我们要实现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其基础性环节就是要完善市场体制。而市场不仅是一个定价机制，而且还是一套制度体系。为此，我们一方面要深入分析构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不同层次制度以及各层次内部的不同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同时要发展、完善各类要素市场，健全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与其利益协调功能。另一方面，要通过对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规律与特征的分析，特别是结合目前金融、经济危机的成因分析，探讨宏观调控与市场高效有序运行之间内在逻辑关系，进而重点解决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结合问题。4、产权改革与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利益协调问题。因所有制与产权关系而造成收入差距过大，进而引发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危机成因论的基本论点。因此，我们要避免经济危机，实现持续稳定经济增长，则必须夯实利益兼容基础上财富增长的制度基础。为此，我们一要在产权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实现不同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与协调发展；二要以企业所有权结构动态变化为基础，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劳资利益矛盾与利益共生的多层次表现形式与基本规律，研究劳资之间激励相容的制度条件，进而探索有利于改善劳资关系、实现激励相容的企业所有权结构形式；三要从更加关注民生和公平的角度，研究如何通过微观分配制度的变革与系统性、均衡性、对称性和互补性的市场化体制创新，处理好收入分配中的利益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