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doc

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下同）的进程，以往的有关研究中有1种说法，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器物层次阶段，戊戌维新使它开始进入制度层次阶段，54运动使它转变为文化层次阶段。这种说法，就这3次运动的主体目标取向而言不无道理，但是就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和这3次运动的实际成效而言并不全面，亦非尽然。从戊戌维新的实际成效来说，它作为1次政治制度变革运动是不成功的，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主要是进行了第1次较为全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在思想文化上，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国民素质上，它启动了人的现代化工程；在社会建构上，它引发了现代团体活动和意识；在经济秩序上，它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 1、戊戌维新与科学、民主的启蒙 戊戌维新时期传播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是人所共知的，无需赘述。这里所谈论的是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引入和传播对现代化所必备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启蒙作用。戊戌维新时期传播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活动，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甚或更早的教会的文化传播活动，不过那时以传播自然科学为主，且仅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则只限于个别早期改良主义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影响有限。54运动时期打出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而使这1传播活动达到高潮，其更重要的作用是开始从传播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启蒙的开始。戊戌维新时期则开始了较为广泛的西方科学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1次思想启蒙运动。众所周知，戊戌维新时期是西学广为传播的时期，维新派不仅提倡学习传教士及其他人士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推广了这些已版译著的传播面，而且开始自己选择有关西方名著，从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中国人自己译介西学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潮流。维新派的广译西书活动，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精神、民主原则和自由平等观念。这在严复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译介西学时，除了介绍西方各种科学知识之外，更注重传播科学精神和民主原则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他在论世变之亟1文中指出：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的命脉所在，不是工于技巧、精于计算，而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即科学的追求真理精神和民主的以公治天下原则。而此两者得以通行是由于有“实寓所以存我者”，即以实现人尽其才为目的的自由制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在传播科学精神方面，维新人士认为科学所以是致国富强的命脉之1，不仅在于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更重要的是在于科学的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科学的这种精神，严复除了以“黜伪而存真”作了概括之外，还在救亡决论1文中具体解释这种精神说：“西学格致”（西方科学）于“1理之明，1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1，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页。）这就是说，科学以寻求真理为目的，而真理的建立以实验为依据，以实践为验证，以实事求是为方法。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与国家富强的关系，他在原强1文中说：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不仅在于其人民的“德慧术知”先进，而且在于办事用人都本着这种科学精神。“其为事也，又11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11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1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其“求才为学2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科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因此，“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1事焉不资于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因此，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致使西方国家由贫弱转为富强的本原。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为何能致国富强的道理，严复还作了不少具体的分析。在科学与富国的关系上，他认为西方各国经济发达，除了得益于科学技能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使之立于必盛之地。他指出：西方各国把这种科学精神“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这是因为，科学的作用不仅仅是“求知未知，求能不能”的掌握生产技巧，“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即造就深思熟虑，不骄不躁、诚信求实的从业品质。如此，科学技能与科学精神结合，使西方各国民众的“德慧术知”远胜于中国，“故凡其耕凿陶冶，织衽牧畜，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较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2223页。）在科学与强国的关系上，他认为以科学之精神治国则国强，反之则弱。他说：“名（逻辑学）、数、质（化学）、力（物理学），4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曰：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政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于通理公例违行故而。”。（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9页。）他又用斯宾塞（锡彭塞）的群学（社会学）理论阐释说：积人而成群，集群而成国，把各种群体治理好了国家就能强盛，但是要治理好群体就必须掌握和运用群学，而要运用好群学则先要掌握各种科学原理。这是因为，“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非为人天地3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否则，“格致之学（科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其他维新人士也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宣传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及其对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如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实学解”1篇中，专门讨论了西方科学所以能够认识真理（实理）的“实测”（即实验）、“实论”（即归纳）、“虚实”（即演绎）3种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木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77-278页；第2卷，第839页、第1卷，第191、190页。）并提出“士以智为先”；“人道以智为导”；“人惟有知，能造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而智的获得，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更要掌握科学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木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77-278页；第2卷，第839页、第1卷，第191、190页。）梁启超亦在认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1），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8页。）后来，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中，对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更多有论述。在传播民主思想方面，维新人士指出民主所以是国家富强的又1命脉，不仅在于西方议会政治这1民主形式，更重要的是在于西方民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严复用“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1语，指出了“以公治天下”的民主政治原则。对于这1原则所以能够实现，严复认为关键在于人际关系的自由和平等。他认为西方政治的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自由是民主的根本，民主是自由的实现形式。综其所论，1是国家以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以充分发挥人的天赋才能为目的。他说：“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母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所以，由此产生了包括“平等”、“尚贤”、“以公治天下”、“隆民”（扩民权）、“讥评”（议政）等内容的民主政治。（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2是社会的自由平等关系是民主政治的本原所在。他说：“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1体者。”（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这种由自由平等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君民1体，既是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也是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3是宗教的平等自由教义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意识前提。他说：西方各国，“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31页。）贵信果，则民间无诈，上下无欺。所以民主政治出于平等而行于自由。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与其国富强的关系，严复也有1些具体的论证。他指出西方所以能够屡屡战胜中国，其重要原因之1是以公治天下。由于以公治天下，使国家成为“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他还从反面加以认证，认为中国所以受西方侵略而日趋贫弱的1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以平等自由为根本的民主制度，使人的才能不能发挥，“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以战则我居先，为治则我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谬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于奋夫如是，则去无以自存无以遗种也，其间几何？”（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页。）且中国的人际关系，“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故其敝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强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自废。”如洋务诸政，“辄有淮橘为枳之叹”，不能收应有之效。（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其他维新人士亦在论述议会政治制度时，不同程度地论及了民权、平等和自由问题。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构想了1个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并强调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说：“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平，况男子之与女子乎！”（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99页。）梁启超提出，只有全权之国，才能富强，“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第1，第99页。）其所谓的全权之国，也就是实行自由平等的民主之国。维新派在直接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同时，还以此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实践清除障碍。严复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是“治古文字”、“为古今体”、比书法、讲考据，“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的“无用”之学；是“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去实滋远，徒多伪道”，无“裨民生”的“无实”之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因此，欲救中国之贫弱，“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页。）还用逻辑学和生物学的原理批驳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认为这种体、用之分，不合逻辑，“不能尽物之情”，“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只是因袭“古人之说”而已，不能言之成理。如“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10年，多者数纪”。又对部分维新人士的“政本艺末”观，纠正其认识错误说：“其曰政本而艺末，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2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其他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没有严复那样强的科学性和彻底牲。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则主要是揭露封建“3纲”的危害性，指出它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所在，必须废除，代之以平等自由的民主制度。这已多有研究，无需赘述。维新人士的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已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活动，而是开始了比较广泛的有组织的和采用大众传播工具的社会性传播。他们或组织众多的学会进行研究宣讲；或设立各种学校，开辟相关课程，进行教育传授；或成立各种专门机构，从事有关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或创办和利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介绍和论述有关西学的文章，从而使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接受面和较为深远的历史影响。戊戌维新时期对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对科学的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精神和民主的平等自由本质的传播，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科学与民主对于现代化来说，既是标志更是动力，这不仅在于此2者能发挥不断改革生产力和全面实现人尽其才的作用，而且在于能够促进社会由野蛮向理性、由专制向自由的转变，这可谓是摸着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的真谛，抓着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2、戊戌维新与人的现代化 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使之具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现代化是由人来建设的，没有具有现代化建设能力的人，也就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人的现代化程度决定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因此，人的现代化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戊戌维新于此不仅发出了第1声呼喊，而且开始了实践尝试。维新人士对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从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3民”学说，到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以及康有为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思想，都提出更新和提高国民素质是国家转贫弱为富强的治本之法，即“本原”，否则，1切政治和经济的变革都只能是治标之法，且很难取得良好而稳固的效果。严复的“3民”说，明确提出国民素质的优劣决定国家的盛衰。在理论原理上，他先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指出：“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也，智、德、力3者皆大是耳。”（注：严译丛刊本：天演论，第38页。）又从国民的发明创造力出发，指出：“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3者为之根本，3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3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4页。）最后从国家群体由国民个体组成出发，指出：“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具体言之，他主要从3个方面加以论述。1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国民素质的提高，而政令法律也只有在与国民素质相符的情况下才能顺利执行。他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可，否则虽今日取1国之财产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何则？乐于惰者不能使之为勤，乐于奢者不能使之为俭也。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3者之验证也，必3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1政之举，1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页。）2是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只是争取国家富强的治标之举，而提高国民素质则是治本之举，两者需要兼顾，但应以治本为重。他认为洋务运动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虽“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其根本原因之1是“民力已尔，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使“上作而下不应”，“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因此，“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3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27页。）3是就争取国家富强是为了改善民众生活这1根本目的来说，也必须提高国民的素质。他说：“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3端：1曰鼓民力，2曰开民智，3曰新民德。”（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其他维新人士对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