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单一视角到历史的多义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反思.doc

从历史的单一视角到历史的多义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反思何锡章 李俊国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历史进行反思,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五十年的方法论失误在于:我们总是力图建构某种一元本体论的学科理念与叙述架构,从而以绝对理念裁决历史。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从“绝对理念”的逻辑建构与历史裁判法转向历史解释学,建立一种以现代文化价值为基点、以“现代中国文学”为坐标、以中西文化(文学)为经纬、以文学审美为路径的开放式的文学历史阐释空间。如果以1953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为起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迄今已整整五十年。在学科建立的五十年尤其后二十年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急剧变革与国际学术视域的拓展,学术界的思维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面临并经历着同样的变化。何谓“中国”?“现代”?“文学”?体现的正是带有某种迷惘却又是执著的文学与历史的思考与追问。一较之封闭于世界文化之外的、单质文化形态的中国古代文学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的时空区间、生存土壤与历史语境,是一个多重文化混杂、多种语义互汇的“历史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的自主独立与文化发展的世纪性转型、政治革命与武装斗争等等的多重叠加,是这一“历史场”的真实呈现。而且,这种多重叠加式的现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又是在与殖民者武力、文化入侵的对峙状态中,在“己者”与“他者”既排斥抗拒又吸收融入的复杂关系中,艰难而匆忙地从事着意义实践。其结果,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呈现的是霍米·巴巴所描述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的“混杂”状态。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及其研究的得失,必须明确这种历史场景,并作为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前提。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形成期。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面对“混杂”状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不是采取历史解释学方法,而是直接援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将中国现代文学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1951年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共同编就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1953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其后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和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奠定或预设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理念与性质:“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本位观念、革命价值体系,构筑起奠基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与叙述架构。显然,这种政治革命一体化的学科理念与叙述架构,是对“混杂”的“历史场”的简单“提纯”,或者说,是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历史的特定“裁剪”,结果是以损耗、遮蔽现代文学的历史丰富性与多义性为代价,体现出所谓文学历史运动的“新质”与“规律”。对于这种生硬剪裁和简单提纯的弊端,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并非没有意识。时隔三十年,王瑶自我反省道:“这些以教材形式出现的著作虽然都努力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明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但同时也反映了民主革命胜利初期的时代气氛与社会心理,如对于解放区作品的尽情歌颂,对于国统区某些政治态度暧昧的作品的谴责,即其一例。”而刘绶松自知政治革命一体化架构的狭窄,干脆在文学史稿末尾专设一章“旧民主主义文学”,将“进步”、“革命”文学以外的众多作家作品归于一处,并给以“消极”、“落后”一类的价值判定。囿于对权威意志的臣服,对某一现成的文化理论或政治学说的简单套用,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奠基期人为冷淡或放弃了对于学科规律与特征的深入研讨。这不仅助长了日后盛行的按作家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征排座次、贴标签式的庸俗社会学、庸俗政治学倾向,使“研究的范围越来越狭窄,现代文学史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学史”,而且使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丧失了文学史学科应有的历史哲学意识与文学审美意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了政治革命史。二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重大突破的时期。有意味的是,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的一批弟子,率先从50年代形成的政治革命一体化学科架构中突围,实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转型。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将鲁迅研究从以往的政治革命意识拓展到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空间,从而获得了较之以往丰富得多的意义阐释。同一时期,杨义的中国小说史流派研究,赵园的现代文学史知识者形象与命运研究,刘纳的辛亥“五四”文学比较研究,都显示出对既定文学史架构的反叛与超越。其中,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系列论文,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四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引发或体现着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转型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特征在于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张扬与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作者以“古老的封建王国向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转变”为他们预设的“现代中国”的断代属性,从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变革尤其是“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文学观念中发现“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认为其所特具的“思想启蒙性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他们从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广泛联系中,提倡“文学的现代性,即表现现代意识,现代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艺术形式”。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学科理念与叙事逻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者的学科自觉与探索精神。他们不满足于前辈学者对某一现成理论的简单套用,也不止于对陈旧文学史架构的修补与填空,而是潜伏于现代中国的文学历史深处,试图寻找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特质,并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范式。不论他们的学科意识与文学史范式是否合理,其学科意识的萌发,正是现代文学学科步入“自觉”与“自足”的一种标志。二是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价值的确立。在繁多混杂的现代中国历史场中,研究者们清晰而坚定地确立了“文学现代化”的思维坐标和价值体系。他们坚信,“文学的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此,需要特别申论的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问题。随着90年代“后学”的引入与传播,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遭遇到来自各种学术理论的质疑与消解。一些研究者以后现代主义的无深度、去中心解构着80年代研究的启蒙现代性叙事方式及其意义;全球化理论、后殖民理论研究者以其“文化相对主义”和反对文化霸权意识,张扬着“价值相对论”,从而消解着历史进化论的历史逻辑与现代性价值的存在合理性。他们敏锐地辨析出80年代研究者潜在的生硬与陈旧:“新与旧的修辞法在新文化运动中奠定了传统与现代的二项对立观,而传统与现代的二项对立又同东西方文化的对立观互相交叠:西方文化优越于东方文化,一如现代胜于传统”。他们运用福柯的现代性反思话语和知识考古/谱系学方法,质疑着“以启蒙为名的思想是如何在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以各种各样的战略,排斥和贬低其他形式的经验”。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的“后学”研究者对80年代转型的质疑与追问,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他们“不再追溯历史发展中的种种因果性和必然性”,势必存在着对历史在场性的有意逃避和悬置,此为一;其二,由于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切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势必形成一味取消启蒙理性、文学思想、现代性文化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的价值生成作用与存在意义功能,从而变为由放逐价值到价值迷失与价值虚无的状态。平心而论,80年代转型期研究者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坚守,对文学现代性价值坐标的确立,正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在场性的尊重与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断代史的时间标记,而是一种价值概念和意义符号。取消和解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取消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存在的意义根基。今天看来,80年代转型期研究的缺憾,不在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意义坚守,而在研究方法论层面出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整体上讲,他们依然遵循着以某一理念分析、判断历史的传统方法。在他们的前辈那里,是借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本位观念和革命价值体系去裁决历史;而在他们自己手中,则以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作为统摄中国现代文学的“绝对理念”,作为分析、判断历史的价值标签。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80年代转型期研究者在价值形态层面实行着对导师辈的反叛与超越,但在方法论层面,不仅没有任何的超越性,反而却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简言之,80年代转型期研究的失误在于人为地扩大了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解释功能。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只具有价值论意义,而不具有方法论作用。一旦将它视为统摄一切、裁断一切的方法论,必然就会显出生硬与偏狭。三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称为“失范期”。80年代转型期所确立的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研究思路与价值体系,一度成为影响极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型研究“范式”,或者说,一度成为人们的认同程度极大的隐性思维结构,被普遍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类研究之中。然而,时至90年代,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突然遭到来自变化的中国社会现实与来自新近国际学术话语的多向夹击与多重质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时呈现为“失范”的状态。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话语意识,体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参与(介入)意识。学术研究的参与意识必须依赖两个条件,一是研究者(知识者)的“先觉”感,二是社会大众的“广场”空间。90年代初,涌动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文化,使人文知识者迅速地边缘化;当下功利主义与瞬间快感意识,迅速解构着学术研究者的“先觉”意识,占据后者原有的社会空间。在这样的年月里,对于启蒙与现代性、学术研究的价值追寻与历史反思,当年的言说者与聆听者都已经失去了它们原以凭藉的社会结构支撑。自然地,80年代兴盛一时的有关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研究范型,很快陷入被悬置被质疑被疏远的状态。导致这种失范状态的另一原因,在于90年代各种新近文化理论的引入与传播。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全球化思潮、后殖民理论、文化多元主义各种思潮的引入,都为中国学术界开启了不同于以往的思维路径,提供着多义启示性的理论背景。比如,何谓“中国”?何谓“现代”?何谓“文学”?比如启蒙精神、政治革命、大众文化构成及其功能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在90年代的学术理论视域中,其概念属性及功能义项,都变得复杂而多义了,远非简单运用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能够阐释与统摄。面对众声喧哗的学术话语,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陷入了某种举措不定莫衷一是左右为难的尴尬状态。导致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失范状态的深层原因,还在于研究者没能深切把握各种“后学”理论与现代中国的复杂关联,往往只是简单摄取、援用单一的理论话语,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或意义设定,其结果,往往是以一种看似“新”的理论阐释遮蔽了中国现代文学原生的丰富性与多义性。其一,以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平面感、零碎化写作,取代启蒙现代性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深度。比如在鲁迅小说研究中,后学理论更看重孤独者等篇章流露出的对启蒙精神的怀疑,从而抽掉甚至否定狂人日记、阿正传、祝福一类作品中启蒙精神的内涵。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下,学者们仅仅表象地抉取德里达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詹姆逊的平面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和利奥塔的反宏大叙事,而没能从西方文化流变的深层逻辑认识“后现代话语的实质与其说是对现代性的反动,不如说是对现代性的反思甚至重构”。于是以后现代性话语取代启蒙现代性价值,成为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由鲁迅及“五四”一代作家,由各个时期的自由主义作家们长期坚守并实践着的启蒙精神与文学现代性意义,不仅不能得到合理地阐释,反而遭到“后学”无情地遮蔽与消解。其二,据于后殖民理论对于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反叛,进而排斥、抗拒人类普遍的文明精神,以文化相对主义的重视与强调,对抗文化全球化所蕴含的“现代性契机”和现代性文化逻辑。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便是过于强调中国政治革命之于现代中国民族自立的现代性意义及其应该具有的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性,而没能客观地分析殖民帝国的隐含的权力结构是怎样地渗透和影响着现代中国民族自立的过程与现代文学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政治革命现代性及其民族国家叙事文学的多义阐释与当代反思。我们注意到,对1928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的研究,早在80年代中后期便陷入相对的停滞或悬置。其根本原因在于,受后殖民理论的影响,研究者人为地“在西方的现代化之外设立一种能与之抗衡的中华性或亚洲价值”,以“中华性”对抗全球性,变文化相对主义为价值相对主义,从而使学术研究“像排斥一切价值那样排斥自由主义价值,因此也放弃批评那些虽实际存在但却具有压迫性的文化体制因素”。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迷误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复选题,学术增长点递减。90年代以降的现代文学研究,似乎不大愿意从事文学的历史在场性的深度研究,比如像特定时期的文学时尚、文学制度、文学生产方式、文学与杂志、文学与教育的研究;比如乡俗符号与乡土叙事、城市经验与都市叙事等等;又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与其他国度的文学比较研究。这些研究领域,在80年代已有一定的开拓,但此后却少有学人继续。因为,无论是历史在场性的深度研究,还是跨国度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需要严谨的姿态,厚实的学养,开阔的知识谱系,沉静而执著的精神。而今,把学术仅视为简单操作工序的学人,一般不愿从事学术探险一类的“吃力不讨好”的课题。于是,选择常态作家,运用常见材料,做出一个个人云亦云的研究结论,是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像郭沫若研究、老舍研究、丁玲研究、赵树理研究、闻一多研究、张爱玲研究、沈从文研究、钱钟书研究、张恨水研究等等,存在大量的重复选题人云亦云现象。于是,选择某一理论话语,构建一套框架,然后在框架内塞进别人的研究材料与观点,组构成研究专著或论文,就成为普遍的事情,看起来,虽洋洋数万甚至数十万言,却少有学术新见,更谈不上什么新的学术增长点。时人所指陈的“学术泡沫”,正是这样得以膨胀和蔓延。第二,当代学理性与历史在场性的疏离。面对众声喧哗的当代学术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拼贴与误读。先说“拼贴”。如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论者多直接援引身份认同、肢体写作、反菲勒斯中心主义等术语概念,然后对某某女作家创作加以简单比附。其实,只有将当代学理性与历史在场性紧紧相联,通过二者的融合、创化,才能获得合理的研究结论。如丁玲、张爱玲、林白、陈染等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的创作,构成了相当“中国”的、非常“现代”的、极为“文学”的女性创作风景:丁玲的性爱绝望及其“革命”的救赎方式,张爱玲的男性残瘴与林白、陈染的“自恋自渎”,构成了看不见的精神逻辑女性绝望及其救赎方式。这才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写作。再看“误读”。对于后殖民理论,学术界多接受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文化相对主义,像艾勒克·博埃默的殖民话语及本土资源命名理论,霍米·巴巴的后发国家“混杂”文体形态的分析方法, 少有问津者。因此,研究者容易从文化相对主义走向价值虚无主义。又如对于后现代理论,我们重视詹姆逊的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后现代,轻视了作为思维方式的后现代和启示着全球化新意的后现代,因此简单地以“日常叙事”分析替代“宏大叙事”分析。如对从鲁迅到张爱玲的文学史转型的研究,就缺乏“中国”式的理论解释。当学理仅仅作为一张“皮”而被拼贴,则显出学界的急功近利时尚与消化能力的不成熟。因此,如何依托全球化背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在场性,如何从理论拼贴转为学理创化,这或许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出疲惫“瓶颈”状态的途径。第三,价值迷乱,评价失范。文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一样,自身具有价值评判的内在功能。评价功能的呈现,对于研究者而言,具有先在性和客观必然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对50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和80年代的启蒙立场进行质疑并对其结论进行消解的同时,一种以学术中立、还原学术为标识的研究倾向也出现了。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在这种研究思想的指导下,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现代思想却在悄然隐退。过分注重于研究文本的“知识之真”和技术的规范,这些,对以前研究的反叛具有合理性的一面,强调研究的学术性及其规范自然是学术研究的题中之义。但是,当研究者真正处于一种无价值的状态时,其研究的合法性及存在理由便值得怀疑。无论是革命政治评价,还是启蒙立场的现代性评价,其核心都具有鲜明的价值评判性质,这些评价也许包含着不合理的因素,甚至是极不合理,但对研究者尤其是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研究者来说,合理的价值评判是必需的,这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内在规定使然。从一般性而言,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处于“混杂”的历史场,但整体上,这一文学形态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现代性价值。因此,以现代性价值去观察、认识、评价现代文学及其作家,是研究者应持的价值立场。但是,当一些研究者放弃了这一自明的合理立场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对具体作家的评价,自然会出现价值的迷乱和评价的失范。他们丧失了在复杂的文学形态面前进行价值抉择的灵敏性,也缺少以现代中国生存发展所需的主导价值去正确评价文学现象的能力,甚至一些人以相反的、缺少现实基础的陈旧价值为一些作家作品评功摆好;还有的更以非理性的方式,不顾历史,对一些文学现象,一些作家或者大加挞伐,或者肉麻吹捧,使研究者的价值操守荡然无存。这种状况既存在于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理解之中,也表现在对文学运动、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评价之中。如对鲁迅、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反传统性”、对左翼及其革命文学、对解放区的文学、对自由主义的文学等等的认识与研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价值的迷乱与评价失范问题。我们认为,对复杂的文学历史不能简单进行裁决,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也不能用单一标准去抽绎出符合研究主体的价值内容。一个时代的文学无论多么复杂纷纭,隐含在其中的,必须有一种为时代、民族、社会及其所属的多数人始终追寻、探索并视为理想的主导价值,因此,文学研究者理应以此作为观照、认识、评价文学现象的基本立场,否则,只能使研究走向价值的虚无。四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五十年历程的反思,我们发现,从50年代奠基期、80年代转型期到90年代失范期,中国现代文学三代研究者虽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特征理解各异,但在方法论层面依然保持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力图以某一种既定的理论,作为统摄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本体论理念,并以“裁决”历史的研究方法,对现代中国文学作出符合某一本体论理念的现象拼贴与历史裁决。5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直接援引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作为学科的本体理念。80年代转型期,研究者建构了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学科理念,并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史叙述逻辑。此后,“重写文学史”呼声不断。近年,有学者试图以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文学的本体论特性,重建文学史的研究系统 ,或以民族国家意识与话语系统作为统摄中国现代文学的本体结构和意义特征。但是,有如哥德尔定理显示的逻辑悖论,如果某一本体论理念能够将中国现代文学史显得愈清晰,那么,这种叙述逻辑就愈会给现代文学史留下更多的更为模糊的盲区与黑洞。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自救之途,在于研究方法论的转型:从文学历史的单项裁决,转到文学历史的多义阐释;从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的逻辑建构,转移到伽达默尔式的历史解释学。以现代文化价值为基点、以现代中国文学为坐标、以中西文化(文学)为经纬、以文学审美为路径,回到历史的原点,进入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场”,建立多元文化交汇多种学理互参的开放的解释学话语空间。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建构”风尚兴盛之时,早有研究者自觉地从事着贴近“历史场”的历史解释学工作。王富仁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和刘纳的“五四”新文学创作者对于发难者的偏离与超越兼与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比较便是实例。前者从中西文化的复杂性联系中,准确地阐释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在西方文化(文学)影响下,并没有形成与西方文化(文学)发展进程相一致的“逆向性特征”。后者从历史在场性出发,发现和阐释了“五四”文学理论提倡者与文学创作实践者之间的不吻合现象:“五四先驱者们启发青年的觉悟,是出于对于民族命运的危机感,是希望发展了个性的青年负担起社会的责任”,但觉醒了的“五四”作家“却反而常常陷入无为而无用的尴尬处境”。而正是这种对于新文学发难者的“偏离与超越”,才使得“五四”新文学创作者由启蒙现代性进入“更多的对自我生命的体验”的文学现代性的意义空间。由此启发我们,对于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研究,只有通过具体而复杂的历史阐释,才能获得准确而真实的认知。解释学方法,绝不是放逐研究者价值立场的静态的历史还原,恰恰相反,它提倡并一直坚守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代”价值立场。我们坚持认为:“从整体讲,现代性价值始终是现代文学自觉追求的目标,实现社会、文化、民族以及文学的现代化是根本的目的。因此,在现代文学的三十年间,启蒙、民族现代性及文学的现代化是根本的目的。因此,在现代文学的三十年间,启蒙、民族现代性,革命、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现代性,是贯穿其间的价值主线。” 与以往的研究区别在于,我们提倡的历史解释学方法,不是以现代性作为裁决历史的标尺,而是以现代性为价值坐标,建立一种现代性坐标的多维度多义项的“历史场”。在这种“历史场”中,具体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形态”的生成与流变。比如用福柯知识考古/谱系学方法,阐释中国古代文学哪些要素合理地进入“现代”并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构成元素;比如用后殖民理论,阐释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如何借用西方的“他者”诗思模式,转过来对传统(唐宋诗词)的承袭与重新命名,从而把握30年代现代派诗歌那属于“中国的”也属于“现代”的质素。同样地,对于革命现代性文学研究、民族现代性文学研究,运用历史解释学方法,我们将会获得更开阔而复杂的阐释空间,获得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的多义结构、复合状态和悖论特征。而所有这些,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古典文学、区别于欧美现代文学、也区别于亚洲其他国家的现代文学的文学特征。注释： 参见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把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历史研究对象称为“历史场”。“历史场”是渗透着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贯注着学者的“历史思维”,“预设他为研究而挑选出来的”历史阐释对象(参见海登·怀特历史的诗学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前言,王逢振主编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8384页)。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序,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参见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绪论”,第11页。在1998年的修订本中,作者将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学科性质重新定义为“文学的现代化”,并在具体阐释中有了较为宽泛的内容。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8),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8页。 李杨: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有关启蒙思想和现代文化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参见何锡章论“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生成与存在中的意义,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广场意识”,是陈思和对现代知识者精神存在方式与文学创作理念的形象概括(参见陈思和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载上海文化创刊号)。“广场意识”也是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特征,研究者们以近似于当年伦敦海德公园的学说。（原载于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我的大学爱情观1、什么是大学爱情：大学是一个相对宽松，时间自由，自己支配的环境，也正因为这样，培植爱情之花最肥沃的土地。大学生恋爱一直是大学校园的热门话题，恋爱和学业也就自然成为了大学生在校期间面对的两个主要问题。恋爱关系处理得好、正确，健康，可以成为学习和事业的催化剂，使人学习努力、成绩上升；恋爱关系处理的不当，不健康，可能分散精力、浪费时间、情绪波动、成绩下降。因此，大学生的恋爱观必须树立在健康之上，并且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是十分有必要的。因此我从下面几方面谈谈自己的对大学爱情观。2、什么是健康的爱情：1) 尊重对方，不显示对爱情的占有欲，不把爱情放第一位，不痴情过分；2) 理解对方，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并以对方的幸福为自己的满足; 3) 是彼此独立的前提下结合；3、什么是不健康的爱情：1)盲目的约会，忽视了学业;2)过于痴情，一味地要求对方表露爱的情怀，这种爱情常有病态的夸张;3)缺乏体贴怜爱之心，只表现自己强烈的占有欲;4)偏重于外表的追求;4、大学生处理两人的在爱情观需要三思：1. 不影响学习：大学恋爱可以说是一种必要的经历，学习是大学的基本和主要任务，这两者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的学生因为爱情，过分的忽视了学习，把感情放在第一位；学习的时候就认真的去学，不要去想爱情中的事，谈恋爱的时候用心去谈，也可以交流下学习，互相鼓励，共同进步。2. 有足够的精力：大学生活，说忙也会很忙，但说轻松也是相对会轻松的！大学生恋爱必须合理安排自身的精力，忙于学习的同时不能因为感情的事情分心，不能在学习期间，放弃学习而去谈感情，把握合理的精力，分配好学习和感情。3、 有合理的时间；大学时间可以分为学习和生活时间，合理把握好学习时间和生活时间的“度”很重要；学习的时候，不能分配学习时间去安排两人的在一起的事情，应该以学习为第一；生活时间，两人可以相互谈谈恋爱，用心去谈，也可以交流下学习，互相鼓励，共同进步。5、大学生对爱情需要认识与理解，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一） 明确学生的主要任务“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会放弃他。”大学时代是吸纳知识、增长才干的时期。作为当代大学生，要认识到现在的任务是学习学习做人、学习知识、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校大学生要集中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社会实践中，而不是因把过多的精力、时间用于谈情说爱浪费宝贵的青春年华。因此，明确自己的目标，规划自己的学习道路，合理分配好学习和恋爱的地位。（二） 树林正确的恋爱观提倡志同道合、有默契、相互喜欢的爱情：在恋人的选择上最重要的条件应该是志同道合，思想品德、事业理想和生活情趣等大体一致。摆正爱情与学习、事业的关系：大学生应该把学习、事业放在首位，摆正爱情与学习、事业的关系，不能把宝贵的大学时间，锻炼自身的时间都用于谈情说有爱而放松了学习。 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是一份责任和奉献。爱情是奉献而不时索取，是拥有而不是占有。身边的人与事时刻为我们敲响警钟，不再让悲剧重演。生命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大学生一定要树立正确的爱情观。（三） 发展健康的恋爱行为 在当今大学校园，情侣成双入对已司空见惯。抑制大学生恋爱是不实际的，大学生一定要发展健康的恋爱行为。与恋人多谈谈学习与工作，把恋爱行为限制在社会规范内，不致越轨，要使爱情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四） 爱情不是一件跟风的事儿。很多大学生的爱情实际上是跟风的结果，是看到别人有了爱情，看到别人幸福的样子（注意，只是看上去很美），产生了羊群心理，也就花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爱情（五） 距离才是保持爱情之花常开不败的法宝。爱情到底需要花多少时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大学生爱情失败，不是因为男女双方在一起的时间太少，而是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多。相反，很多大学生恋爱成功，不是因为男女双方在一起的时间太少，而是因为他们准确地把握了在一起的时间的多少程度。（六） 爱情不是自我封闭的二人世界。很多人过分的活在两人世界，对身边的同学，身边好友渐渐的失去联系，失去了对话，生活中只有彼此两人；班级活动也不参加，社外活动也不参加，每天除了对方还是对方，这样不利于大学生健康发展，不仅影响学习，影响了自身交际和合作能力。总结：男女之间面对恋爱，首先要摆正好自己的心态，树立自尊、自爱、自强、自重应有的品格，千万不要盲目地追求爱，也不宜过急追求爱，要分清自己的条件是否成熟。要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明确大学的目的，以学习为第一；规划好大学计划，在不影响学习的条件下，要对恋爱认真，专一，相互鼓励，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认真对待恋爱观，做健康的恋爱；总之，我们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念，让大学的爱情成为青春记忆里最美的风景，而不是终身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