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美学论文.doc

浅论我国古代各个时期音乐美学的社会功能姓名：赵雅琪 学号：20091542 班级：汉语言文学0902摘要：周训能用之,和乐如一。“移风易俗，莫乐于安；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这组观念，叶郎先生对这组观念有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一般认为，孔子在这里谈的是诗的社会作用。但是如果单就“兴”、“观”、“群”、“怨”这组概念来说，我以为主要是对诗歌欣赏的美感心理特点的一种分析。荀子，著有乐论。荀子认为，“礼”和“乐”的社会作用与功能是相辅相成的。乐合同，礼别异。如果每个人都无限制得去追求自己的欲望，必将产生“争”和“乱”。因为“乐”最终是体现“道”的，是“道”对于人的情感欲望的节制和规范。由此可见，在荀子看来，音乐所起的“和”的作用，首先作用于人的心灵，有了人心灵的净化与“和”，才会有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和”。乐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比较系统的音乐美学著作。乐记认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记认为，不但“乐”和“礼”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而且它们同“刑”、“政”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有关音乐的功能作用主要集中在对所谓“淫声”的论述。各歌其所好，各咏其所为。而“太平由实非由声”，则否定了音乐社会功能的无限性。关键字：音乐美学 社会功能 孔子 荀子 乐记 白居易音乐美学从诞生开始，就渗透着人的认识思维与人的某种需要的欲望，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思维与需要的关系，才有了音乐起源的各种学说。虽然，人类早期的音乐活动需要的实际性远远大于审美的表现性，而只有当创造以表现性审美为目的的感觉的形式，也就是艺术形式不再被简单的定义为模仿的时候，表现的审美功能才得以显现。古代文献中曾对葛天氏之乐做过如下描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本，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长，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段话来自战国末年吕氏春秋中的文字描述，为我们描绘出原始先民在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音乐和整个音乐生活的全过程。这一远古的歌舞形式标明，“音乐是明显的与原始人的人际关系、人际互动、人与自然以及他们在这些关系基础上所诱发出的情感、情绪联系在一起的，即音乐是与原始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更确切的说，原始先民们只知道运用音乐和运用到什么地方，只知道音乐对神有用，而不知道音乐本身是什么，不知道总结出一种音乐与社会直接相连的观念。他们虽然相信神灵，但是并没有亲眼见到神灵。他们所受遇的所谓所谓神灵给予的祸福凶吉，其实本身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后果，其本质是社会、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他们还未充分掌握其规律、无能为力而已。因此，他们认为的音乐对神有用，即音乐作用于神，其实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音乐作用与社会的观念。”自然也包括它的社会功能。而对人类音乐现象的认识，以至于总结、归纳出人类某一时期的音乐思想，这显然是人类在认识领域的一大进步，一大飞跃，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成熟的标志。由此看来，探讨音乐美学的历史本质，已历史存在为依据，客观的研究和分析它的特殊存在和意义。据有关史料显示，我国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初步具有了相对成熟的音乐社会观念。国语 郑语记载：“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哲曰：“民之欲，天必从之周训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无一物讲得乎？。”史伯的观点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天、人关系。这是一种“天人合一”观念，“天”仍有意志，但已不再凌驾于人，因而少了人格神的色彩，具有客观规律的意义。第二，客观规律是“和实生物，同则不断”。即“以他平他”，异类相杂，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并使之繁衍不息；“以同裨同”，同类相加，则只有量的增多，而不可能产生新的事物，事物也就不可能继续发展。第三，所谓“以他平他”，异类相杂最基本的就是“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五种事物构成，音乐也不例外。另外，史伯从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政治观点出发，认为音乐的作用在于“聪”周王之耳，即培养周王听取臣下不同意见的品德，而能妥善处理一切矛盾，达到“和乐如一”的“和之至”的境地，维护周王的统治。在史伯看来，不仅音乐的形式和内容，而且音乐的作用都在于“和”，“和”是真、善、美的统一。“移风易俗，莫乐于安；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是孝经引述孔子之言。应该说是在先秦时期的诸多思想家中，孔子深刻认识的音乐的功能，并将其教育作用放在突出的地位。他认为，音乐有改造不良社会风气，盖在社会陈规陋习的作用，特别是对人的道德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孔子对音乐功能的认识主要集中在论语 阳货中的一段话：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段话，深刻的反映出孔子的音乐社会功能观。“兴”即用诗歌起兴的手法“感发意志”、抒发情感。这种情感本质是来源于人与社会直接或者曲折的联系。“兴”是孔子对诗取源于社会情感实践的正视。“观”即通过音乐“观风速之盛衰”，“观道德之状态”。通过诗歌可以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的情况。也就是说，诗歌的欣赏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群”则进一步强调了诗歌的社会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引起欣赏者对于社会生活的一种情感态度。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这组观念，并不是独立的、互不干涉的，而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叶郎先生对这组观念有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一般认为，孔子在这里谈的是诗的社会作用。如果从孔子的整段话来看，这样说自然没有错。但是如果单就“兴”、“观”、“群”、“怨”这组概念来说，我以为主要是对诗歌欣赏的美感心理特点的一种分析。孔子关于诗的社会作用的理论，就是建立在他对美感心理特点的这一分析的基础上的。”他进一步认为：“在孔子看来，美感活动不单纯是认识活动，它同时包含理性的内容;美感活动不单纯是认识活动，它同时是情感活动；美感活动不单纯是被动的接受，它同时是主动的抒发；美感活动不单纯是的人的活动，她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活动。这样来理解美感活动，是比较全面的，因而也是比较客观的，比较深刻的。荀子，名况，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著有乐论。荀子认为，“礼”和“乐”的社会作用与功能是相辅相成的。他说：“乐也者，和之不可变之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之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礼”的作用是把不同等级的人区分开来，“乐”的作用是使不同等级或同一等级的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这就是荀子所谓“分”的重要的社会原则，只有“分”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社会组织，才能消除社会“争”、“乱”、“离”、“穷”的根源。荀子认为，“乐合同”主要是通过音乐以影响人的情感而起作用。人的“性”是天生的，“性”能产生好恶喜怒哀乐之情。如果每个人都无限制得去追求自己的欲望，必将产生“争”和“乱”。因而必须通过音乐对人的情感欲望加以节制和规范。因为“乐”最终是体现“道”的，是“道”对于人的情感欲望的节制和规范。荀子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故乐者，治人之盛者也。”荀子还认为：“社会效果的正与负，在于音乐内容的正与反。”强调了音乐功能对人的心灵的影响作用。“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其成像而治生焉。”正声引起“顺气”，对社会的影响是“治”奸声引起“逆气”，对社会的影响是“乱”。因而荀子又认为：“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翙，从以磐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地象，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聪目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由此可见，在荀子看来，音乐所起的“和”的作用，首先作用于人的心灵，有了人心灵的净化与“和”，才会有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和”。荀子正视音乐来源于社会情感，认为人的情感源于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交往的关系中，音乐通过影响人的精神，可以有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社会组织结构，从而促进社会财富的生产。乐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比较系统的音乐美学著作。它是孔子以来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系统化。乐记对于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可以概括为“礼辨异，乐和同”六个字。乐记认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同文，则上下和矣。乐正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已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礼乐相济”是其论述的核心，这里不仅仅指它们在社会作用方面的相互依赖与相互补充，还指它们在内容方面也是相互转化和相互包含的。乐记认为，不但“乐”和“礼”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而且它们同“刑”、“政”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思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里所表达的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的思想。乐记认为，音乐是人们的思想情感的表达，而人的思想情感又是受外界影响而产生的，因而，音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同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状况是紧密相连。“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音乐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因此，从一国的音乐中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风俗。也就是说，音乐艺术有着巨大的认识价值。这一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阮籍，我国古代魏晋时期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与嵇康等人并称“竹林七贤”，著有乐论。有关音乐的功能作用主要集中在对所谓“淫声”的论述。首先，论述了“淫声”的特征和危害；“自后衰末之为乐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于近物，同于人民，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童儿相聚以咏富贵，邹牧负戴以歌贫贱。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并进一步认为：“楚、越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风好淫，故其俗轻荡。轻死，故有蹈水赴之歌；轻荡，故有桑间濮上之曲。各歌其所好，各咏其所为。歌之者流涕，闻之者叹息，背而去之，无不慷慨。怀咏日之娱，抱长夜之叹。相聚而合之，群而习之，靡靡无已。弃父子之亲，驰君臣之制，匮室家之礼，废耕农之业，忘终身之乐，崇淫纵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残，漳、汝之间其民好奔，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扶琴之客。气发于中，声入于耳，手足飞扬，不觉其骇。好勇则犯上，淫放则弃亲。犯上则君臣逆，弃亲则父子乖。乖逆交争，则患生祸起。祸起而意愈异，患生而虑不同。故八方殊风，九州异俗，乖离分背，莫能相通，音异气别，曲节不齐。”认为“淫声”的主要特征是“好勇”、“好淫”，因而它不是歌咏“先王之德”，而是“各歌其所好，各咏其所为”；不是平和恬淡，“使人无欲，心平气定”，而是使人“怀怀咏日之娱，抱长夜之叹”、“手足飞扬，不觉其骇”；不是使“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刑赏不用而民自安”，而是使人“犯上”、“弃亲”，以至“君臣逆”、“父子乖”，“患生祸起”。白居易，唐代著名诗人。他认为，音乐源于社会、政治及其所倡导的情感形态，其中，政治对音乐的制约和和影响作用是决定性的，因为“乐者，本于声”，而“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所以，尽管“声”是由“情”而发出的，但最终仍系于“政”的制约，故社会政治形态决定着音乐的作用，而不是音乐决定社会政治形态。但白居易在骠国乐诗中又说：“太平由实非由声。贞元之民若未安，骠乐虽闻君不欢；贞元之民苟无病，骠乐不来君亦圣。”其意强调“政和则情和，政和则声和”，强调“谐神人和风俗者，在乎扇其政欢其心，不在乎变其音极其声”。而“太平由实非由声”，则否定了音乐社会功能的无限性。尽管白居易在理论上主张“销郑卫之音，复正始之音”，但在实践中却“杨柳枝，洛下新声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故赋之。”不仅赋诗赞美，而且十分喜爱。这也是白居易对民间音乐认识态度中自相矛盾的一面。以上是对我国古代各个时期有关音乐美学社会功能的认识观的概述，虽然为挂一漏万之举，但是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古代先哲们对音乐美学社会功能认识的基本面貌。诸如孔子所倡导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民歌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民歌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荀子“正声”与“奸声”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和作用。但总而言之，我国历代不同的音乐美学功能观，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具有代表性：第一， 音乐美学源于社会生活，源于人们日益增长的主观认识精神的表现。第二， 音乐美学艺术最擅长抒情和表情，是诗情和曲情的完美结合。第三， 注重音乐美学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强调音乐美学的功能作用。政治稳定、社会风尚、良好秩序、人际关系、道德教化等，都可以通过音乐艺术的功能加以塑造。第四， 音乐美学艺术还具有维系宗法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神作用，可以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以上的认识观念，已经构成了我国古代音乐美学艺术功能观点主流。我们要正视这一客观的历史存在，证实其历史本质的影响力和延续性，以及它在特定的时期的再现性和表现力。虽然，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美学已不可能为我们所把握，但是我们任然要立足于文献的客观认识和分析，作为我们今天关于音乐美学社会功能研究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