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近代以降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演进及其评析.doc

本科毕业论文题 目: 近代以降中国文化激进 主义思潮演进及其评析 学 院： 社会管理学院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姓 名： 学 号： 指导教师： 教师职称： 副 教 授 填写日期： 2014 年 4 月 23 日目 录引 言3一、重要概念界定3（一）文化4（二）激进主义4（三）社会思潮4（四）文化激进主义思潮4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4（一）萌芽时期：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前5（二）发展时期：戊戌变法至新文化运动6（三）深化时期：新文化运动至五四运动7（四）低潮时期：五四运动至文化大革命前9（五）泛滥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9（六）平稳时期：改革开放至今10三、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历史动因分析10（一）根源：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11（二）土壤：专制体制11（三）诱因：外来文化冲击11（四）促进：文化保守主义的反作用12（五）推动：文化名人的加入13四、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历史影响的解析13（一）对传统文化的重创与推进13（二）对民众思想的启蒙14（三）对现代教育事业的推动15（四）对政治激进主义的助推15五、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评价16（一）爱国性16（二）深刻性16（三）片面性17六、回眸历史后的一些启示17（一）发展是必然但应伴随有序性17（二）文化的发展应有民族自信18（三）自由是文化建设的灵魂与归宿18结 语19参考文献：19近代以降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演进及其评析 摘 要近代以降的中国始终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向何处去？”细说来就是民族独立和民族富强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无数仁人志士从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且深刻的探讨与实践。而不同视域的理论研究最终形成了近代以来各种社会思潮纷繁罔替的局面。“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一员，对整个近代乃至现今的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对研究该思潮的历史演进过程尚有欠缺，而且对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乃至对现今中国的影响分析更是缺乏。本文试图以我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运动为线索，对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作出完整的梳理，以历史的视角与方法对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生、发展原因以及历史影响作出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同时期望能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找到一些有利的借鉴。关键词 文化激进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思潮；历史演进Abstract Modern dynasty of China has always been faced with such a problem “Whither China ?”Elaborate to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prosperity is the problem . Around this problem, numerous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from various fields were discussed with a wide range of deep practice .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different horizons eventually formed numerous modern times indiscriminately for all kinds of social thought of the situation . “Cultural radical ideologies ” as the Chinese modern social thought , a member of the whole of modern society even today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Although the “cultural radicalism thought ”quite a lot of research , bu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hought still lacking , and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ultural radicalism thought, and society as well as the impact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oday's China is lack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historical movement of the modern society 's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or clues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ultural radicalism thought of making a complete sort ,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method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al radicalism thought , reason and historical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d evaluation. At the same time hoping to find some favorable reference to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 Key words Cultural Radicalism ；Nationalism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Historical Evolution引 言“文化激进主义”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现象，其时间之久，程度之烈，影响之广，为世界近现代史所罕见。文化激进主义在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中是以一种主导地位存在的，对20世纪中国的文化运动影响深巨。尤其是“五四”后该思潮与政治激进主义糅合，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变革。甚至对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各方面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而在不断进步的同时，往往又面临着不断发生的新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步子该迈多大，走多快的问题。在这一问题的背后，仍是近代以降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延伸。仍是激进与保守两种视角争执的延续。以往分析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文章亦有不少，然多是将其演进过程与现实影响，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的影响相割裂，对其演进过程的梳理也多止于新中国成立，或是以“后五四时期”这样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概括。对文化激进主义产生原因的分析上，忽视了激进派的文化自卑心理研究。对文化激进主义产生的社会影响来说，则过多强调其对传统文化造成的重创，忽视了其在重新开发传统文化方面的促进作用；过多强调其影响的阶段性，忽视了其影响的深远性。总而言之，以往的研究在全面、客观的分析与定位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方面是有所不足的。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固然在社会物质建设方面成就斐然，但在思想建设方面却并非是同样的一路向前，反而是道德滑坡现象时有发生，社会大众表现出精神上的空虚，对传统文化也缺乏应有的继承与发展。而这些问题，又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承的国家来说，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之间做好文化建设，尤其是解决好文化建设的民族性问题对今后的中国将影响深远。本文试图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运动为线索，对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作出完整的梳理，以历史的视角与方法对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原因，以及历史影响作出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同时期望能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找到一些有利的借鉴。一、重要概念界定由于目前学界对文化、激进主义、社会思潮等概念存在较多争议，故在全面探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之前，有必要对相关概念作一个系统的界定。（一）文化目前学界对文化的定义，一般分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指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后者则仅指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包括哲学、宗教、思想、法律等上层建筑。本文所指的文化，若无特殊说明，均指狭义的文化。（二）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是相对保守主义而言的。在近代中国的语境里，激进主义更多的是指在解决民族独立与民族富强这一问题上，要求采取较大的改良或直接革命的这样一种思想。后来的一些学者，对激进主义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延伸，认为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要求一成不变的接受，以及进入近现代化历程后，仍要求彻底回归传统的这一思想诉求也属于激进主义的范畴。就本文而言，激进主义是指，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社会生产力水平），盲目的要求加快社会进步步伐，要求通过较大的改良甚至革命，在中国全盘实行西方体制，改变现状以实现救亡图存的这样一种思想。（三）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一词，究其词源，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时代思潮”一词演变而来，本文所说的社会思潮，是指自近代以来的，“较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运动，是特定社会的各种矛盾尖锐化、复杂化在思想领域的反映，通常是从知识分子群体发端，推向或大或小的社会层面，进而影响到生活世界与民众心理的思想运动。”1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四）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所谓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指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部分知识分子所提倡并极力推向大众的，要求在文化建设上全盘抛弃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接受实行西方文化的一种思想运动。这一思潮是一种西潮压力下的变革反应，带有现代化情结和历史挫折感交织的强烈的情绪化特征，突出的表现为对西方文明的极力推崇，对传统文化的不断加深的反感和批判。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大环境下，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都注定了是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而不断深化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就是其形成与发展为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并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而变化、发展。自鸦片战争以后，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与民族富强成了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而由传统的阶级矛盾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同列强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演变为人民大众不断提升的物质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如何实现民族富强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是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的。依据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过程，本文将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萌芽时期：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前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东方文明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民族危机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愈发严重，为了拯救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开始了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探索与实践。而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大流派，即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而相较于“体用”，“道器”的争论来说，文化视域下的变革要求，还只是初现端倪，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在戊戌变法前，仍处于一种萌芽状态。这一时期文化激进主义的主要代表是以郑观应等为代表的少数封建开明知识分子，所主张的观点是在“中体西用”的前提下的自救与改良。但应看到的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从开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这一时期的思想观念虽仍带有重传统轻西洋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但在实质上，从道器一体的“体用不二”到“中体西用”的体用分离，已经表明了传统儒家文化一家独尊的霸权地位正走向衰落。同时也从某种意义上承认了儒学为无用之体及失器之道，道器体用兼备的“内圣外王”的神话也在西学东渐的态势下宣告破灭。而随着洋务运动的实践证明了仅靠采纳和借用去除了体的西用的西学不能使中国强大时，晚晴的西学东渐也就不在仅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文化范式。郑观应在道器一文中，明确的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的主张：“总览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商务，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2郑观应.盛世危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在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郑引用张靖达的奏议，提出其新洋务主张：“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于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3郑观应.盛世危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显而易见，张靖达和郑观应的新洋务主张已经突破了“西用”的范畴，而涉及学习西方科技、教育、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达到了对西方文化体用合一的“西体西用”的认识。但另一方面，洋务派在道统层面却是讳言“西道”，仍坚持以“尧舜周孔之道”为本而裹足不前。体现出的是他们在学习西方政教经济的激进趋向与理论范式的矛盾。究其原因，是代表人物自身的局限。作为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郑观应、张靖达等，多数并未系统的接受过西方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仍在，故而不可能也不会较为直接，正面的去反对传统。同时，虽然民族危机在加深，但并未危及到统治的根本，天朝上国的国际形象仍能维系，社会经济的基础仍未有较大的改变，儒家文化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仍是牢不可破的。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激进趋向也只能隐伏于“中体西用”的范式之中，故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也就只能处于萌芽。“综而言之，晚晴中体西用思潮具有开新与保守双重性质，它既启现代化变革之端绪，又开文化保守之先河。洋务时代中体西用思潮演变中西用与中体范畴的伸缩长消，实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之走向与格局的预兆。”4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二）发展时期：戊戌变法至新文化运动如果说戊戌变法前以洋务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通过“道器”之辩而萌发了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根芽的话，那么，从戊戌变法开始的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新兴知识分子则使之发展，壮大。随着甲午战败，天朝上国的迷梦彻底被小小的东瀛扶桑击碎。这也意味着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范式的失败。因此，文化激进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上自然选择突破这一范式的樊篱。其突出的表现是将现代化变革引向“中体”的文化价值层面，也即在中西文化的态度上发生了较大转变：西方的富强不仅在于其技艺和政制的先进，而且还有文化精神上的优越性，中国的落后，不仅是“器”这一层面的落后，而且还有“道”的落后。这一态度的转变，使得变革的方向不再停留在“师夷长技”的层面，转而体现为要求将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文化制度等变更为西方的现代化体制。严复作为近代中国的启蒙之父，是系统介绍西方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第一人。严复在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时，精辟的指出西方文明的命脉是“于学术则黜伪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也就是科学民主；而根柢则在于自由。严复将西方文明概括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一文化观不但远远超出了“中体西用”，在清末思想界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后来的“五四”启蒙思潮中的比较文化理论更是深受其影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更是借着儒家文化的外衣开展了戊戌变法。康有为借着孔子的外衣建构起“大同”的乌托邦，梁启超则通过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介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从而开启中国思想界引入法国启蒙思想的大门。但应当指出的时，当严复以“自由”为标尺来考量中西文化之优劣时，实质上已经暗含了对西方文化的颂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康有为的以孔学为精神资源的“托古改制”的变法，“尊孔”的儒教改革运动等，并不能掩饰其思想中与孔学或说与传统相偏离的激进趋向。当康有为将儒家的“大同”思想与西方进化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传统的墨家、佛家平等思想杂糅成“大同”的乌托邦时，这一“新孔教”不仅与儒家原典面目全非，甚至在价值取向上也有诸多貌合神离的内在紧张。如“太平世”要求的消灭家庭、阶级、国家的平等主义和肯定物欲的幸福主义，就是对儒家纲常伦理和禁欲主义的激烈否定。谭嗣同的仁学观念更是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糅合孔、耶、佛、墨的仁爱思想，激烈的批判传统礼教，号召冲决俗学、君主、伦常、天等一切传统网罗。在仁学中就激烈的指出，五伦中惟朋友之伦独尊，四伦可废也。这一对儒家礼教的激烈批判，在“五四”的反儒运动中得到广泛回响。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开始反思早年的保教立场，认为保教之说有违信教自由之法律，而且束缚了国民思想，与思想自由的原则不合，故而孔教不必保也不当保。在肯定孔子个人后，对儒教的思想专制提出了批评：“今试读吾中国秦汉以后之历史，其视欧洲中世史何如？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5葛懋春.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而紧随维新派之后的革命派，在政治诉求上较之维新派是更为激进的，其要求是推翻封建帝制，而不再是改良，但相印成趣的是，革命派在文化观上却显得温和得多。孙中山也好，邹容、陈天华也罢，在激进的政治主张的同时，却有着国粹，尊崇孔子等温和的文化观。当然这样的文化观只不过是希望通过文化认同来推动民众已完成其民主共和的激进政治主张而已。而且其尊崇的是孔子个人，并不是封建礼教，对封建思想采取的是激进的暴力推翻的态度。这一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儒教之思想霸权和名教纲常的批判，对传统意义的文化秩序造成了较为深刻的冲击，为后来的激烈的反传统奠定了基础，在社会上开启了大规模留洋的风气，近代中国思想界自此越发活跃且愈趋激进。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虽然已经突破体用之争的樊篱，走上价值变革的道路，但总体方针上仍以改良为主，带有一种实践的温和与理论的激进的内在的深刻的紧张。（三）深化时期：新文化运动至五四运动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尤其是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等使得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而为了在这种动荡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各种思想在这一时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争执，融合。这一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经过维新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几次不同时期的重要论战，对社会的各方面均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理论的深度与广度上均匀了较大的突破与发展，呈现出不断深化的态势。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复辟，使得维新派“改造国民”的启蒙主题再度凸显，而这一启蒙的催化剂便是康有为领导的孔教运动和袁世凯的通令尊崇孔圣文。1915年夏，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自此开始。而随着陈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北移，在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加入后，北大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情况，使得文化比较成为近代中国启蒙的特定主题，旨在为现代民主政治寻求文化价值支援的新文化运动也不例外。陈独秀在孔德的社会进化论影响下，将东西文明的差异归结为“古代文明”与“近世文明”，认为东方文明“其质量举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而“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6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陈独秀的这一孔德主义文化进化论的比较文化范式，成了“五四”知识界的主导。如果说比较文化的兴起是新文化运动对当时时局的思考的起点的话，那么，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提出，无疑是这一思考的结论，或说措施。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激烈的反传统的文化批判的时代的到来。反孔运动的直接根源是康有为的保教运动，所反的不仅是康有为掀起的这场不合时宜的儒教运动，更是对封建专制，儒家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强烈不满于反抗。新青年派通过对儒家的纲常伦理、孝道的批判，将儒家文化归结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归结为思想文化发展滞后的根源。这样的批判无疑是对思想启蒙，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但同样的，这样的批判也伴随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是以富强为标尺来衡量文化优劣的前提下表达出的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强烈不满。相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对纲常伦理、孝道等封建道德的批判而言，到了“五四”时期，反传统运动的最大特点便是对孔教采取整体性否定的更为激进的方针。并且逐渐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从陈独秀的德先生、赛先生，科学主义，到文学革命中的以白话文文学为新方向，钱玄同更是提出了最为激进的“废灭汉文”的主张，认为两千年来的汉字就是传统文化专制的帮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应以世界文代之，作为过渡，则用白话国文与西文并用，连陈独秀也在废汉文这一问题上支持钱的立场。而紧随其后的胡适和陈序经，则是直接主张“全盘西化”，胡适先后发表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1926年），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1929年），以及1930年编纂胡适文存时都曾指出唯有像邻国日本那样一心一意的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才是近代中国的出路所在。陈序经则在其1934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其“全盘西化”的理论。在该书中，陈以文化进化论为由，认为西方文明在各方面优于东方，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而中国文化的出路就是全盘西化。应当肯定的是，自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这场文化启蒙，在推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思想启蒙方面是存在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与地位的。它揭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深刻批判了儒家专制意识形态，更是在于保守派的论战中引发了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思考。但这场以反传统为主题的启蒙运动，在具有正面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展现的另一面则是负面的理论片面性。表现为理论范式的西化主义倾向，重变革轻认同、尊崇工具理性轻蔑价值理性的偏颇。同时，也是深刻的文化自卑心理、寻求富强的急功近利的诉求的体现。（四）低潮时期：五四运动至文化大革命前五四后的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尤其是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空前的民族危机成了整个社会的焦点，所有的一切都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主。而随着抗战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民族危机得以缓解，民族富强便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时期，文化激进主义进入低潮时期，这种低潮不仅是文化理论发展到了瓶颈阶段，主要原因是空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运动，使得政治激进主义成了主流思潮。文化激进主义逐渐与政治激进主义融合，成为使其不断壮大的推力。由于这一时期的国内外形势的变动与影响，先是忙着军阀混战，然后是抗日战争，再然后是解放战争。不断的战争，使得政治变革的要求愈发强烈，愈发激进，政治激进主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应运而起，在思想界大放异彩，只有彻底的暴力革命才是中国的出路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改良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沦为保守派的典型，成了口诛笔伐的重点。大多数知识分子争论的是：参与革命的人该有谁？革命的对象是谁？谁来领导革命？等到新中国成立后，革命的事暂时算是告一段落，但革命带来的不止是新中国，还有一个几近一无所有的烂摊子，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如何建设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由于种种原因，走的是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优先解决的是吃饭穿衣和工业体系的问题，而不是思想意识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建设、思想建设的步伐自然慢了下来，关于文化建设的激进主义也好，保守主义也好，都有些偃旗息鼓的架势，走入了低潮时期。但这种低潮，并不是说不再作为，反而在政治激进主义的大潮中，可以明显的看到文化激进主义的身影。作为政治激进主义典型代表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其强烈的革命诉求，全盘打到封建的诉求等，无不体现着文化激进主义中强烈的反传统的基因。而且，作为文化激进主义典型代表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主要旗帜。（五）泛滥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1965年，由文汇报的一篇文章引起的文化大革命，在有心人的推动下迅速蔓延全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动荡，给整个社会和国家造成极大灾难。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观是很激进的，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呈现出一种泛滥的趋势。这种泛滥突出的表现有两个，一是规模空前，除了军方较为稳定外，其余的从国家领袖到普通百姓，无一幸免，这样的规模，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甚至世界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另一突出表现是理论的严重偏颇。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进行着的是激烈的打倒孔家店，各种批斗，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批斗的实际行动，但这样规模空前的行动背后，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成体系的理论范式，更多的是对家长式政府的盲从，对少数人的盲从。这样的状况，对文化建设来说，本身就是致命的。在这场以文化领域为开端，以政治为手段的“大革命”中，遭到重大破坏的便是传统文化，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借由政治上的反封建，更为彻底的贯彻了五四时期的“全盘否定”方针。虽然，这场大革命是在有心人的推动下才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为救亡图存而愈趋激进的思想是负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的。这一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的泛滥，表现出一种激进的反智主义。这种泛滥的背后，主要是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的结合的结果，是长久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迫切的需要改变，富强的愿景的激进表达。（六）平稳时期：改革开放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建设快速时期，经济迅猛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前进，这一巨大改变，得益于改革开放这一重大举措的实行。当然，在这一巨大成就的背后，文化激进主义也是时有起伏和迥响。总体上来看，自改革开放后，文化激进主义是处于一种平稳的状态。这一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主要是表现为对西方学科的重视与推崇，在教育过程中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对传统文化仍持较大的否定态度。总体而言是缺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在实际实行过程中的不足，致使引进的东西良莠不齐，在引进先进的科技、文化的同时，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也随之出现。这样的结果，是自近代以来的迫切要求现代化的急功近利的体现和必然，也是文化激进主义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长久以来的积贫积弱，迫切的实现民族富强的愿景，使得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一切为经济让道。从另一个侧面抑制了文化激进主义的扩张。三、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历史动因分析由于自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复杂多变，使得自近代以来的纷繁罔替的各种思潮出现一种交融的状态，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能严格的只算作某一思潮的一员，而往往是在不同时期其思想境界不断变动，甚至前后矛盾。这样，分析任何思潮时，也就不能将其从这种复杂的大背景下剥离出来，当然，这样做的话，本身也是不可能全面的认识某一思潮的。文化激进主义，作为自近代以来的中国一大社会现象，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而在诸多原因当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不多的，现将其试序如下：（一）根源：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自近代以来的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民族独立与民族富强，而涌现出的各种思潮无不是对这一母题的解读与回答。作为近代中国近百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民族危机，是整个近代以来中国复杂局面的根源所在，是自近代以来的所有思潮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从“开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依次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共合作，与之对应的是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文化激进主义正是在伴随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产生、发展的。从最初的“体用之争”到维新派的托古改制，再到后来的批判传统文化、全盘西化，可以看出，文化激进主义的产生、发展过程，与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是根本一致的。在民族危机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化激进主义甚至别的思潮，都不可避免的以追求现代化为重要甚至是根本目的，也即在很大程度上为富强主义所主导，从而具有强烈的目的论和功利性色彩而愈趋激进。（二）土壤：专制体制传统的中国，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文化形态，都是一元的，强调的都是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断的发展后，特别是思想理论成为意识形态后，在二者的相互推动下，带来的就是专制。专制，就要求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反之，就是反动。当这样的专制体制在经济基础的许可范围内时，带来的是团结，稳定，和谐。而当其不再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时，就会使得变革的道路走向崎岖，而专制的传统又会使得变革的步伐愈发的激进。反映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之路上，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当传统的儒家文化丧失其霸权地位后，大家都迫切的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来作为主流文化形态，而且只能是一种文化形态。也就造成了在文化变革的过程中出现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强烈的一元色彩，使得文化变革中的创造与守成二者之间丧失了应有的张力而愈发紧张，再加上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变革的强烈的功用色彩，文化激进主义自然也就大放异彩了。（三）诱因：外来文化冲击自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化过程并非是本土因素发展的产物，更多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的早产物。伴随西来的坚船利炮，古老的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中国被动地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在这一体系中，中国是以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存在的。西方文明的强势进入带来的主要影响之一便是催生了中国近代化的富强主义色彩，诱发了文化变革的激进主义倾向。西方文明的冲击，造成的一大影响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失序。对外战争的不断失败，不仅使中国的政治统治陷入危机，还使得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遭到严重质疑。究竟怎样的文化体系才能拯救中国成了无数仁人志士的追问与探索，在寻求答案的这一过程中，进化论、社会契约论、实证主义等西学的涌入，不仅为文化变革带来思想资源，也带来激进的因子。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失势和不断衰弱的政治统治，另一方面是先进的坚船利炮，全新的文化价值理念。文化价值体系的变革在这样一种对比下，在救亡图存，急切要求实现独立富强的大背景下也就愈发走向激进，从洋务运动开始一路高歌猛进的走向全盘否定甚至不惜彻底革命。西方文明冲击的另一影响是，在两种文明的对比之下，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文化自卑心理。这样的一种心理下，知识分子们对本已失序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愈加失去信心。被动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国，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之所以愈趋激进，不单是对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失去信心后的反叛，更是在外来文明冲击下诱发的强烈富强主义驱动下的对现代化的追寻。（四）促进：文化保守主义的反作用激进与保守历来就具有孪生性，如汪祖荣所言：“近代中国思想趋向上的激进，以及社会保守势力的顽强，可说相印成趣。”7汪祖荣.激进与保守赘言J.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6.无论是“打倒孔家店”与“儒学复兴”，还是后来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都可以看出激进与保守两种视野的争论与对立。而这种对立，除了彼此攻击以外的另一作用便是彼此促进，这种促进表现为理论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深入。以康有为来说，在戊戌变法伊始的时候，他可以说是文化激进主义的典型，但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时，其思想俨然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当然，这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坎坷曲折分不开，但也从另一层面表明，在近代的中国，激进与保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而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的改变，二者作为一对动态的孪生概念，只有在置根于同一文化系统、同一时代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相互界定，同时看出其相互促进的一面。而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对抗外来文化（佛教文化）的成功经验，使得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化激进派的反对力度与精准度不断提高，逼得文化激进主义只能不断地向前推进。首先，传统文化并不带有极强的排外性，反而带有一种理性的批判眼光，即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肯定外来文化的积极方面，这在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便可看到。同时，传统文化的一元论倾向也使得文化变革的过程更为复杂化，彼此都希望对方倒下，而不是和谐共生，就算是偶有声响的第三种思路，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从近代史来看，文化变革的整个过程，始终是以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喋喋不休为主要线索的。（五）推动：文化名人的加入晚晴以来的中国社会，纵然走上现代化的路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现代化过程更多的是显得仓促。由于现代化的早产与被动，注定了现代化过程的曲折与漫长。脱胎于士这一阶层的知识分子，在教育水平落后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是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的，他们由于掌握着较多的教育资源，几近垄断各种知识渠道，也就使得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名人在思想论战中显得格外的有分量。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更为突出，而这种突出的社会地位，在思想作用到普通群众的过程中起到了更大的推动作用。晚清以来的新兴知识分子们，纵然在思维方式、眼界等方面大大地进步了，却仍然怀着传统的家国天下的壮志与社会责任感，自觉地投入到救亡图存、独立富强这一时代主题的探索中来。这两方面的作用，也就使得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潮在群众那里愈发高尚起来和易于推广起来。总体而言，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根植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时代环境造成的，即发育未成熟的社会环境下，主动的为追求民族独立富强而不断努力的前提下，文化名人发起的为找寻新的主流现代化文化体系而作出的一系列努力与探索的过程与产物。四、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历史影响的解析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大现象，其产生的历史影响是广泛且深远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影响会有所不同，但就整个近现代史而言，其主要的影响有：（一）对传统文化的重创与推进文化激进主义，是作为近代以来的文化变革的一种探索途径的表述，而这场文化变革的对象，自然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而作为激进派，其变革主张，自然不可能是简单的“请客吃饭”。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在其不断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伴随的便是其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次不断加深的冲击和重创。如果说刚开始的体用之争，戊戌变法等还只是改良的话，那么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再到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则是直接欲置传统文化于死无葬身之地。其激烈的反传统倾向固然有其时代所独有的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受众的广大普通民众由于受限于受教育水平，甚至部分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都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一刀切的彻底的否定和抛弃，为后来的“文化断层”埋下祸根。而后来的部分学者更是将价值迷失的根源归于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如林毓生所说的：“我们中国的人文世界中就是缺乏真正的权威，我们中国就是发生了权威的危机。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中国好歹发生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主要的一面是反传统思潮，经过这个思潮的洗礼以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8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