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时期的信件.doc

拜占庭时期的书信、识字程度与文学玛格丽特*玛莉特内容前言致谢一、 拜占庭书信、识字程度和文学研究的二十五年（1999年拜占庭研究研讨会全体会议演讲：首次出版）第一部分：书信二、 拜占庭书信的经典传统（拜占庭与经典传统，第13届拜占庭研究春季研讨会论文（伯明翰大学，1979年3月），M.玛莉特与R.司各特编辑。牛津：BAR，1981）三、 外交语言（拜占庭外交，第24届拜占庭研究春季研讨会论文（剑桥，1990年3月），由J. Shepard和S. Franklin编辑。 Aldershot：集注本，1992）四、 拜占庭书信的独创性：以流亡为例（拜占庭文学、艺术和音乐中的独创性，由A.R. Littlewood编辑。牛津：牛轭图书系列，1995）五、 1098年：Semnea的提奥非勒主教以及亚历克修斯对安纳托利亚的重新征服（Peritia10. 蒂伦豪特，1996）第二部分：读写实践六、 中世纪拜占庭早期的写作（欧洲中世纪早期识字用途，由R. McKitterick编辑。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七、 精神食粮与指路明灯：由尼古拉斯*卡塔斯批诺斯所作“西里尔*斐里欧提生平”中的圣经解读（拜占庭及其相邻地区的识字程度、教育以及手稿流传，由J. Waring和C. Holmes编辑。莱登：布里尔，2002）第三部分：文学过程八、 康穆宁时期君士坦丁堡文化圈的贵族与资助（9到13世纪的拜占庭贵族，第16届拜占庭研究春季研讨会论文（爱丁堡，1982年3月），由M. Angold编辑。牛津：BAR，1984）九、 疯狂的文类（拜占庭人物，Alexander Kazhdan纪念文集，由A. Cutler与S. Franklin编辑。华盛顿 D.C.：敦巴顿橡树园论文集，1992）十、 修辞、理论与表演的必要：拜占庭与现在（拜占庭修辞，第35届拜占庭研究春季研讨会论文，艾克斯特学院（牛津大学，2001年3月），由E. Jeffreys编辑。奥尔德肖特：Ashgate出版公司，2003）十一、 拜占庭的小说化：虚构作品复兴后的叙事（拜占庭叙事：罗杰*司各特纪念文集，由J. Burke等编辑。墨尔本：澳大利亚拜占庭研究协会，2006）第四部分：文学文本十二、亚历克修斯一世康穆宁与皇室续新（新君斯坦丁：拜占庭4-13世纪皇室续新诗篇，第25届拜占庭研究春季研讨会论文（圣安德鲁斯，1991年3月），由P. Magdalina编辑。奥尔德肖特：Ashgate出版公司，1994）十三、描述皇帝亚历克修斯一世康穆宁的词汇（亚历克修斯一世康穆宁，第一卷，论文集，由M.Mullett和D. Smythe编辑。贝尔法斯特：贝尔法斯特拜占庭文本与译文，1996）十四、 海上冒险：旅行文体与不可预料之事（拜占庭世界的旅行，由R. Macrides编辑。奥尔德肖特：Ashgate出版公司，2002）十五、 由尼古拉斯*卡塔斯批诺斯所作“西里尔*斐里欧提生平”中的文学传记与历史文类（拜占庭圣徒生平：文学文类与历史传记？由P.Odorico和P. Agapitos编辑。巴黎：Boccard，2004）第五部分：文学十六、在缪斯的花园中与解构主义者共舞：新文学史比较？（拜占庭与现代希腊研究，14.伯明翰，1990）十七、新文学史与拜占庭文学史：努力值得吗？（新拜占庭文学史，由P. Odorico与P. Agapitos编辑。巴黎：Boccard，2003）注释与评论正文一拜占庭书信、识字程度和文学研究的二十五年拜占庭研究会议诞生于25年前，那时作为欧洲文学的拜占庭文学研究还处于襁褓阶段。一个年轻的讲师来到贝尔法斯特任职，已完成一部关于Ochrid的提奥菲勒书信集的论文初稿，自信地期待着研究其它文本，其他作家。25年后，BSC（拜占庭研究会议）成了拜占庭世界已被认可的论坛之一最不古板，最受欢迎拜占庭文学研究也已成熟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当年的年轻讲师，现在已经成了中年教授，仍受邀谈论、撰写关于Ochrid的提奥菲勒书信集。她仍希望有一天能够研究其它文本，其他作家，其它问题。Kathleen Corrigan让我回顾我写的关于提奥菲勒的书，并反思这些年来写作方法的变化。当然有变化了：现在已经是很多本书了，从那个抒情性的初稿到这个漂亮的集注本。我这里要做的是回顾25年来我的文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以及主题整体上的变化方式，同时要具体审视北美的贡献（投稿）。我在开始研究提奥菲勒前接受的是西方中世纪研究家培训，是一个研究希腊的历史学者。我在Steven Runciman爵士的东方教会分立、Dmitri Obolensky爵士的Bogomils以及我老师Anthony Bryer的一部关于东西方接触的作品里面发现这个人的。我想这些信件也许是研究希腊人与保加利亚人以及十字军之间关系、巴尔干人异教的社会基础、农民暴动局限的极好材料。我想研究东地中海的拜占庭，那个在喧嚣中垄断市场的异域帝国，从未丢过一个省，它的统治者们遭受各种棘手的结局，正像我的老师所说，“被吃掉，而不是被打败”。这些信件不像我所熟悉的同时期西部拉丁信件：它们充满诗意，朦胧，精巧，简洁，有着浓密的装饰。它们也不像我所了解的古代书信写作。它们是散文，“真正的信”，没有叙事，没有哲学、图片或对话。拜占庭文学研究在少数几个领域高度发达，而一个领域的问题似乎与其它领域无关。那些卡梅隆们（Camerons）热衷于在早期拜占庭历史文本中发现宗教信条，杰弗瑞们（Jeffreys）关心Lord-Parry的口头作文理论在晚期中世纪方言文本中的应用；Alexious(尤其是Meg)关心仪式中民歌与赞美诗以及时髦文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连贯性”和相互作用。我似乎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但正是拜占庭早期单纯的沙漠文本，令人难忘地被引用在All Souls（万灵）中，幻化出一个致命幻象，拜占庭文本似乎在为自己代言，以缓慢而充满诱惑力的、古老而又高度复杂的，略带方言的口音。对于美洲我当时了解很少，除了敦巴顿橡树园。我怀疑BSC（拜占庭研究会议）的起源与美国更大的拜占庭研究社区不断发展着的认同意识相同，而我们英国人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些美国的拜占庭研究者。他们的手法也给予大重建项目文本以优待，我看到一系列精彩的主要版本，并且令我高兴的是很多是书信集。在我去贝尔法斯特之前，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今天全部主题的事情。Cyril Mango离开华盛顿，去了牛津，发表了一篇就职讲座，从当前文体状态中脱离出来，而是关于希腊与拜占庭的，把拜占庭文学当作扭曲的镜子来检查。当发表的文章与吉本和詹金斯一起读时，轻视的语气和挑衅的锋芒激发了整整十年的“我们喜爱的文学”的回应。从现在这个讲座来看，我们可以把那个回应看作改变方向的船舵，一个指针，指向拜占庭文本的矛盾本质，它轻率、嘲弄“真实世界”，不容许文本之外的确定性。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末我正忙着发现修辞。我们坚定地认为修辞应被严肃对待，未说的与说出的同样重要。这现在仍是我的一个重要的信条，虽然我现在更把修辞看作表演的语言方面，而不是与实践相对立的僵化理论。我们知道修辞不是拜占庭人文化血液中的溃疡。我们绝对相信拜占庭的经典传统可能竟会是戴着包头巾、跪在祈祷垫上。但那时所有最棒的人都对修辞着迷，除了一些深入研究音步或在文体层次上破冰的人。20世纪80年代1981年对于我是重要的一年，在这年“通过书信了解到的提奥菲勒”的实证主义确定性变成了很多“通过阅读他的信件可以”的可能性。我的论文也更像而非不像我曾冷遇的西方中世纪生活-书信人物传记，而且基于30年代很时髦的“两个世界”模型，而那个模型我现在很感厌恶。我写了几篇短的续篇，并决定继续我对theatra的研究工作，即对文学团体的研究，基于Sevcenko的14世纪调查。由20世纪作家进行的基于书信、葬礼修辞、颂词和个人诗词的网络研究使我看到了书信对于文学社会史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对寺院文献的检查，对明显的文学文本口头形态方面的意识和对手稿传播的关心都把识字程度提到我们研究的基本问题中来。我在那学期（1983年）开始做一些关于人际关系的补充性工作，我现在也在研究人际关系。友谊、私人资助， 仪式中的亲属关系你怎么区分它们？文本告诉我们什么？网络范式与我的文学圈范式很像。我不能对12世纪拜占庭文学社会做网络研究吗？我不能对提奥菲勒的网络做网络研究吗？我后来这样做了，但每个概念先得整理出来：友谊、资助、网络、发现关系。我感觉在80年代中后期用这种方法的其他拜占庭学者很少。但对于文学学生还有很多其它方法，这些方法使80年代真的很令人鼓舞：其中一点就是有很多文本的译文可用。美国经验中最令英国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大项目。我们习惯了国家专攻：澳大利亚的早期拜占庭历史编撰（现在是长篇论著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圣徒传。但那些主要项目与它们不同。我们已听说了Typikon（礼规）项目，现在已胜利在即，接近出版报告会，我们早就该想到我们的拜占庭前辈们：特里波尼安在眼前的每个最后期限前强行完成编撰工作，安娜把亚里士多德分成部分来评论，可以说是10世纪的百科全书，甚至以及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的历史项目。大约80年代中期计算机革命影响到了拜占庭。20世纪90年代90年代的地标性事件是拜占庭牛津词典的出版，对于我，则是最早的BBTT卷本和一篇拜占庭文学研究状况的述评，作为Emily Hanawalt文章的后续。回顾过去，我的印象是我们这十年来在拜占庭文学解读方面进步显著。更多文本可供使用，尤其是小说，但也有寺院文本，作品集锦，paraineseis(谏言)，军事taktika(战术著作)，使现代版的文本种类扩大。拜占庭研究年会（BSC）反映了这些年来的发展，并以决定性努力每次使文学会议召开。会议上经典文章与书籍会被提到，同时提奥菲勒正在成形。我知道糟糕的放手时刻不会太远了。在理论问题上挣扎了一阵后我设计了一个结构，能把在我看来这类文本核心的方法论问题提到前面来，即文本与语境的对立问题。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写作下一本书，露丝*韦伯把她的巴赫金借给了我，我突然为我在真实与再现世界间的结构分离想到了完美的理论解释。这就是生活。或者说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提奥菲勒。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对拜占庭文学研究的未来感到乐观。我能否开始研究其它文本，其他作者？二、拜占庭书信的经典传统从拜占庭时期保存下来的主要书信集有150个：现存书信总数大约15,000封。这个数字一方面对学生来说很令人胆怯，另一方面说明了书信的重要性。它意味着拜占庭人勤奋地收集书信，并把它们当作最高档次的文学来对待。在很多社会中书信都处于次要艺术形式地位；书信是拜占庭高级散文文体，而且在很多方面是拜占庭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不同于那些关于史料编撰或隽语的文章，本文研究一种专门属于拜占庭的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只在4至5世纪时才呈现明确的形式，从此从未失去大众的欢迎，甚至持续到土耳其统治（Tourkokratia）时期。我首先检查从4到15世纪整个拜占庭帝国时期这种“明确的形式”，然后在能确定的范围内检查它不断变化的本质。当然人们可能会反对，首先说书信是古老的体裁，其次说与其它拜占庭高雅文学一样，拜占庭书信也充满了经典的虚饰，以图把读者置于一个人为的经典世界。Mango教授也在最近一次就职讲座中把拜占庭文化描述成扭曲的镜子，而我们如果从那面镜子走进去，将会看到穿衣镜里的拜占庭书信写法，并且我们确实会发现那是一个经典景象。里面充满了经典神话中的人物，让我们用另一个比较。拜占庭书信作者的一个惯用主题就是否认自己的学识。这使收信人的自尊得到增强，使作者更容易称赞通信人，也使自己明显的文体不当之处或书信艺术上的欠缺更容易得到原谅。但在评估拜占庭书信中现实成分之前，最好还是先看看对我提出的拜占庭书信观点所持的第一点反对理由所提出的话题：拜占庭书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欠它的经典对手什么？它怎样不同于经典书信？首先应当指出直到近来拜占庭书信的爱好者仍很少。但人们对书信的攻击却很多。批评它的修辞、它确凿历史细节的匮乏，它的难读，它的细枝末节，它“基本上不诚实”，它奴隶似的依附于古典模型，它的空洞以及定式化的回信。“总之”，近来一位批评家写到，“拜占庭书信很传统，非私人化，可以说很无聊。”一个拜占庭知识分子对这种批评将很难理解。对于他们，书信是非常宝贵、稀有、值得渴望的东西。书信是精神的辐射，通信人的镜子，灵魂的徽章。书信是写信者非常高兴收到的东西，被保存在枕头下，在文学圈里被热切地听，勤奋地收藏，固执地索要，精心地书写，把握各种机会送出。书信实际上是一份礼物。除去一些例外，拜占庭书信的精髓和它在西方中世纪的对等物一样，在于它的“亲密性、私密性，并且意在发表”，也可以说，为了表演。就是说，我们研究的是文学性的但又真实的书信。但现代学者在研究书信时遇到的特殊困难来自于一系列额外的张力。人们期待信件既抽象又处理日常生活细节，既是仪式性的又很私人化，既高度凝炼又要处理巨大的情感问题。或许这种形式与主题间的张力正是拜占庭书信最与众不同之处。书信应该很短；对书信长度的想法是拜占庭书信作者可最经常期待的。为过长的信致歉的例子很多，虽然写或收长信的人类本性有时会使理论受到歪曲：信还应该有所克制：复杂的相互赞美、抽象的称呼和最高级词汇有一种仪式性质，准确地反映出通信人间的地位关系和亲密程度。信还应该非常优雅，精雕细琢，避免里面的秘密被轻率地读出。收信人会花些时间来理解并欣赏信的所有长处，并与朋友就此切磋。修饰包括为信件选择框架，通常从prooimion到信的主体，并以对收信人虔诚的祝愿结尾，或以寓言、或一系列从圣经或经典中引用的相互关联的引语来结束。形象要适合通信人；谚语要特别流行。形式上的三大品质是syntomia（语言简洁）, charis(修饰)和有点自相矛盾的sapheneia（清晰），而信件像拜占庭许多小物件一样，应该小、完美并且修饰丰富。主题也有限制。正常情况下，信不应该是书信形式的协议，也不处理复杂主题或问题，否则将降低其sapheneia（清晰度）。然而它又应该是严肃文体，谈论琐事被认为不太适合。事实上书信主题处理友谊、放逐、疾病与死亡等伟大的人类问题。早期基督教关于友谊的观念对作家有影响，并且很多拜占庭作家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作者不仅把朋友当作普通人来欣赏，还当作理念的化身。从书信与友谊的联系自然产生出关于离别的观念。书信是一种处于离场时保持在场的手段，相隔很远而进行交流的途径，创造一种在场的假象。中世纪书信大体上努力传达一种压倒一切的孤独印象。一个文学主题很容易建立起来，但社会现实更重要；流放和孤独的观念在书信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不仅由于文学传统，更因为人们实际上很孤独。由于人们孤独，他们写信来团聚：这是书信的一个重要价值。 在拜占庭，这种情感被疏通到对孤独感文体化和对比式的表达中：在场/缺席，远/近，灵魂/肉体，分离/团聚。还有更复杂的概念与这些交织：书信作为宽慰物，书信作为稍差的选择，用信来探访或插翅的探访。分离观念更深远的影响与“书信作为灵魂的徽章”概念相联，后者奇怪地使人们全神贯注于疾病与健康，因为要建立通信人整个精神画像，必须了解他的健康状况。疾病也像友谊与分离一样被写进拜占庭书信中。死亡也在拜占庭书信中占有很大分量，尽管不像友谊、疾病或分离那么常见。有很多吊唁信通常被看着安慰物。最好的情况我们也许能看出私人关系的程度，这在其它拜占庭“死亡文体”中无法比拟：把死亡作为令人厌恶的事，宣布死亡，感谢安慰，顺便提几种。偶尔，对死亡时刻的描述也为有控制地、感人地记述个人损失提供了框架。最后，书信还考虑到交流文体本身。一封信可能会描述写作的情景，找送信人的困难或打开信件时的情景。日常琐事不在拜占庭书信的关注中，在这方面要澄清一点误解。人们通常认为“日常事务不适合作为文学主题”。以最粗略的理解这种观点与Karlsson所说的抽象或“去具体化”观点有联系：或者如Schubart所说，“拜占庭书信缺乏正常情况下作为信件特征的每个具体东西”。书信被看作泛滥的修辞，不包含一点信息，或即使包含，也以一种非常模糊，让人不易发觉的形式来表达，以至于几乎难以识别。据我们所知，真正的信息在送信人那里。事实上拜占庭书信确实涉及日常内容政治、收税人和小疾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呈现方式，此处可以谈及信中的抽象。为了简洁、礼仪与装饰，信件被简化成最核心的部分，即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关系。信中通常不包括第三人称，当然不提名字。通常要说优雅的赘语。叙事当然被限制在此文体之外拜占庭人的文体意识很强而且即使写在信中，也像ekphrasis一样，不是在我们期待的地方，而是在能够帮助修饰信件的地方。所以不能指望拜占庭信件中会描述Manzikert战役，着重于性格描摹有把注意力引向首要的关系上去的作用；拜占庭人交流很直白。这正是激怒拜占庭历史学生的地方，他们希望抽出事实，而外部事实对于拜占庭写信者是非常次要的东西。拜占庭书信中对主题和形式的要求作用是创造一种独一无二的压缩写作，其全部重点在性格与情感上。书信以一个时间点来把握人际关系，点亮整个精神面貌，正因为它集中注意力于重要的事情，而省掉了不必要部分，然后把剩下的内容修饰得光彩夺目。总之，拜占庭书信是情感的载体，在拜占庭文学中最接近我们通常认为是抒情诗特征的东西，强大而又压缩了的情感负荷。 如果我们暂时注意一下构成拜占庭书信的那些因素，而不是使它们那么与众不同的形式与内容的交融，我们会发现许多因素可以追溯到经典时期。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关于书信本质的讨论是狄米特律斯关于文体的论文中的一点离题部分，我们现在知道那部作品在拜占庭时期流传于书信作者之中。这里我们已经发现许多相似的细节：书信被描述成礼物：“书信本质上是，并且寄送时被作为一种礼物”；作为灵魂的徽章，“友谊的简洁象征”。西塞罗似乎很精通一些希腊书信理论的形式，并清楚地识别出书信与友谊的联系以及在场与缺席的对立：书信，他说，是缺席的朋友交谈。旧的平等的问候形式让位于拜占庭仪式高度复杂的分级，制定健康或许因为太陈腐而失去了魅力。或许可以说拜占庭人只是在简单地追随古代传统，但同样也可以说情况不是这样，因为据我们所知，古代的信从未在实践中实现拜占庭这种对所以这些因素的独特组合。实际上要形成一个对古代书信的印象很难：似乎很少有证据能表明在希腊信件书写中应用了公元1世纪丰富的关于当时书信的理论文学，虽然这从骨子里不太可能。拉丁书信也同样显示出不平衡的模式。罗马人意识到书信作为文学形式的潜力，但却选择不写真正的信件，而是用书信形式来写哲学、文学批评或神话叙事。拜占庭严格控制的形式与真实书信情境的组合，据我们所知，不是古人喜欢的。直到4世纪拜占庭书信才有了确定的形式，但是拜占庭书信是不变的吗？或者它也发展？拜占庭书信的这个问题很长时间内与经典著作的影响问题相联系。在5到6世纪基督徒写信人的贡献被加到一直以来基本上是世俗创造的同化运动中来，这个运动Hunger教授曾提及，而三个Cappadocian教父，连同John Ghrysostom相继被看成拜占庭书信风格的经典例子。虚构的书信在12和14世纪仍能供人娱乐，但从此拜占庭书信却最关心现实世界。6世纪末7世纪初的历史和文学问题会在本卷其它地方涉及：“黑暗时代”确实沦落到了书信上，正如它沦落到了史籍编撰上。7、8、9世纪保留下来的书信内容上更具功能性和政治性，并且（就拜占庭书信所能及）反映了宗教危机的兴衰。但关于书信文学本质的早期观念没有被忘记。甚至在圣像破坏时期，Nicaea的Ignatios9世纪上半期的书信集就显出一种不舒服的混合，包括书信套话，这在10世纪发展到了顶峰，和具体的税收与地方管理信息，后者还没有被包藏在11世纪末期古怪的谜语中。黑暗时代终结的早期迹象来自于佛提欧斯的书信，尽管拜占庭书信的争议方面持续到10世纪的Nicholas Mystikos和Arethas书信集之中。然而10世纪却是书信实现其潜力的鼎盛时期。这是一个目前为止书信被最全、最好地研究的时期，部分原因是大量幸存的材料，还由于这一时期的书信给出了信件中主题间相互关系的清晰图像和引语与形象间的可能组合。4至5世纪的公式被拿了出来，灰尘被吹走，书信又作为灵魂的徽章、在场的假象、安慰与良药、司春之神和塞壬的歌声大放异彩。信件来自当时政治事件中的主要人物，书信作者的社会范围从未这么大过。人们不得不好奇书信还能做什么：可能性已被充分探索。11世纪的发展很难找到文献资料。在所有的书信集中公认的书信形式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尤其醒目；任何文学方面在1204年的划分都是人为的（虚假的），对于书信尤其如此。Euthymios Malakes和Michael Choniates的书信世界与Demetrios Chomatianos、John Apokaukos甚或Michael Gabras的几乎没有区别。流传下来的材料数量令人震惊：性格多样。许多继续中期拜占庭书信作家的主题；一些显示出政治的影响，但整体上11和12世纪含糊度在减少。书信变得更开放，更富描述性；在这个书信作家的伟大队伍里，有很多东西是他们共有的，并且似乎不变。单一一封4世纪的推荐信可能与15世纪的有同样的可能性，但当考虑所有通信以及信件与信件间关系时，差别就出现了。这些差别源自何处？我试着给出两个因素，一个内在的，另一个外在的。首先是帝国各个时期信件交换情形和写信的作家人群的改变。这在书信交换的物理困难处理方面非常明显，我们看到这种困难已经成了书信作者的长期关注。索要信件，由于没有合适的送信人而原谅siope，讲述信件的丢失等在整个拜占庭时期都是常见的因素。但4、5世纪通讯的不便与14世纪世界性知识分子的自由旅行有很大不同。信件的季节性送信的障碍在没有邮件留存系统的情况下与大量旅行者打交道的困难外在因素无疑还反映在书信中政治材料的增多以及Palaiologan通信中公众与私人的融合。这里的解释可能是14、15世纪的书信作家群体比康穆宁时期群体更接近事件，由于皇帝家族和官员阶层的孤立才没能掌权。拜占庭书信变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我看来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品味和时尚的问题，艾伦*卡梅隆所说的“一时的流行时尚”。对不利于拜占庭信件的观点近来的反驳强调书信作家的个性，他们在文体规则内的独立性，他们创造“灵魂徽章”的能力。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把书信看作精英群体意识的表达。这些精英包括每一时期受过修辞教育的所有人。这个群体对于任何时期的历史学者都非常重要，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叙事和档案资料来源。读他们的信件是观察精英成员互动情况的最佳途径。只有信件能给出某一时期的相熟程度表，也只有信件能通过暗示该群体内的亲密程度使之充实。通过研究书信作家相互交错的圈子以及把他们置于其社会教育背景中，我们能获得一个诡异的theatra（沙龙）成员的图片。Hunger教授教导过我们在拜占庭帝国文化生活组织中theatra非常重要。通过阅读他们的信件，通过获得主题平衡的全景，我们可能会取得一个他们特别关注与兴趣的印象。让我们以11和12世纪为例。兴趣之一是对医药的痴迷，这一时期另一个关注对象是修辞。11至12世纪书信作家第三个主要关注对象是流放主题。正是在11世纪下半叶书信作家开始对流放主题着迷。所以康穆宁知识分子的特别兴趣可以粗略地以医药、修辞和君士坦丁堡与流放之间的张力这几个题目为特征。我试图分离出来的某一时期拜占庭书信中群体兴趣种类还可见于经典典故领域。我们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只看一个书信作家，Ochrid的提奥菲勒。他的信件时期从11世纪最后10年到12世纪最初10年。提奥菲勒只使用很少的然而最常用的经典书信主题。他把经典引用分离出来以提亮情感状态，而他把大量圣经引文堆积起来以产生深沉的忧郁效果。引文还严格地与他的职位相关。这一切背后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似乎是要把问题外在化并沉浸于逃避状态之中的情感需要。其次，在流放中，通过提及与朋友们共同拥有的过去，他试图增强自己与朋友圈的联系：那么我们不应该认为拜占庭书信作家受到他们的经典知识的压制。在一篇经常被引用的写给Thessalonike一位大城市人的信中，Manuel二世在维护经典作家优越性的同时也嘲笑了当时的观点，即在自己的时代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会被创作出来：词汇对照theatra: literary societytypikon:礼规metron长度prooimionsyntomia用语（长度、细节等）charis魅力（表演、解说、仪式等）sapheneia（清晰，如避免直接称名、第三人称、事件等clarity）consolatio安慰ekphrasissiopemaistor ton rhetoron修辞教师teacher of the rhetoriciansprosphonetikoi logoiprogymnasmataaeiphygia(环境恶劣)apodemia: absence, exilebarbarismos（野蛮）三、外交语言我受托写一篇关于外交语言的论文，而外交语言可能指很多事情。我不持外交语言都是关于外交的观点。相反，我希望从肢体语言开始。Robin Cormack已经极好地研究过外交艺术。我研究的是艺术中的外交。我的来源是Madrid Scylitzes，他的史前史提供了拜占庭复杂外交的证据；书中描绘的几乎总是书信交换的过程而不是写信或读信时刻。这些过程在投递中和最初收信时被概括出来。总之，重点在于仪式、信件处理、书信交换的公共性质上。重要的是相同的模式既用于外交，也用于书信交换，而且绝不限于书信。我们阅读的叙事资料经常强调书信在外交中起的作用，并且经常因此为我们保留下来本应遗失的信件。让我以安娜*康穆宁的Alexiad中一篇对书信外交功能的认可为例。书信在叙事中最清晰的外交功能是书信使亚历克修斯与其他君王保持联系。但Alexiad中的外交不只是在国家首脑之间。在低一级层次上，书信协助官员与敌人对战。书信还使亚历克修斯与部下保持联系。以这种方式书信还建立了一个有效的间谍体系。书信使亚历克修斯能够误导敌军；书信还使地方官员建立起一个权力基础。在叙事技巧方面书信被提及或引用来揭露人物的性格并产生一种真实的印象；我详细分析安娜叙事中的书信使用并非为了分析亚历克修斯的外交，而是要展示在安娜的理解中书信的重要性，并注意被用相同方法处理过的书信种类。Leo Choerosphactes的信件可分为三部分：Nicholas Mysticus的书信包含重要的外交文章；Theodore Daphnopates书信集相比之下则令人困惑地零散。很多私人信件写给皇帝但却是以秘书的名义收藏的，这在拜占庭书信中实属罕见。有一封信还有虚构的尝试，这是在6世纪复兴与14世纪期间很少见的文体。像尼古拉斯(Nicholas)的那些“外交信件”显示出长度和具体细节的迹象，还有一封似乎试图用于简洁，但像里奥(Leo)的信件则显著地接近当时私人信件关心的主题。对友谊、和平与爱、和平高于战争、精神友谊、医药词汇以及分离思绪的扩大处理是外交信件和私人信件中都存在的。Synada的Leo的54封书信集所含信件则短而中肯，有时冷嘲，有时难理解，事实上拜占庭时期大体上公共部门的“外交信件”与私人部分的“私人”信件有很多共同点。虽然法庭范畴与形式对于信件交换的权威和信任有显著意义，但它们不是外交信件的唯一重要因素。相同的主题、引文、修辞方式，相同的文学成就期待在两者中都可以找到。二者有明显的区别，但区别也许没有相似处大。期中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对经典书信syntomia（简洁）、sapheneia（清晰）和charis（修饰）这些优点的理解上。外交信件还在其它几个方面与私人信件相似。本卷几乎无需强调两者对礼物的重视。其次，对友谊的重视对于两者同样重要。再次，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协议意识在统治者间的书信中有特殊的位置。有些关系比其它关系更易被觉察，但大体上一位书信作者写信给通信人用的形容词和抽象名词与给自己用的词汇之间的平衡，如果与传统背景和文体的限制比较着看，也许会给出一些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所以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拜占庭人认知功能的角度来说，外交信件和私人信件都可以看做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安娜的例子。但书信为什么对于拜占庭人的外交观如此重要，或者为什么外交书信与私人信件如此相近，也许修辞并不是唯一解释。所有拜占庭的私人关系都是由taxi联系起来的，并且基于一种仪式，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DispositioEmpsychos epistoleTaxisPresbeutike: diplomatic letterSystatikeParamythitikePhilia：喜爱AgapeArêteTapeinotesSapheneia: clarity四、拜占庭信件的独创性：以流亡为例独创性在当前文学理论中不是一个很显眼的概念。事实上在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这些期刊中仔细搜寻，也很少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东西。只有1977年关于“什么是文学？”的研讨会上提了一点儿，而且对于该概念持敌对语气。“我们必须避免高估或过度强调独创性。它不能作为评估艺术作品的充分标准。”然而，它却是当前拜占庭学者为之着迷的概念。只要留意一下20世纪90年代拜占庭学者又对一个60年代古典主义者和40年代的英国学者已经失去兴趣的词重新感到兴奋就能很容易发现。这种主张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事实，但这种回答过于简单，而且还有很多要说的。不难解释为什么文学理论家当前对独创性不感兴趣。如果作者死了，研究他的独创性就显得多余了。上面的引文接下来讨论了一个观念，即每部作品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这个观念与文体理论家的主张非常吻合，即每部艺术作品都对它所使用的文体作出了修改。那么每部作品都有与其同代的文学品质非常不相关的独创性。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独创性与评价相关。一旦理论家更热衷于建立结构或在文本中发掘断层线，他们对评价的热情就减退了。新（真正的历史主义者）历史主义者很不可能从作者或文本那里寻找独创性。也不难解释拜占庭学者会陷于这种时间错乱之中。独创性问题只是一件未竟事情。正如吉本的嘲讽：没有一部历史、哲学或是文学作品因其内在的文体或情感之美、或者其原始构思之妙、或甚至其成功的模仿而免于被遗忘。它们的散文（平淡）冲击着诗艺的恶毒矫情，它们的诗艺沉没到散文的平坦无味之中。这里独创性与对拜占庭文学的一般贬损相联系。而最近几十年拜占庭学者感到需要为他们的文学所受的这种攻击辩护。而这种攻击在西里尔*芒果教授1973年在牛津做就职讲座时仍很盛行。那个讲座比其它东西更严重地建立了一个静止的、不合时不合适的文学图景，并且矛盾的是，还引发了一个修正的观点。过去十年的回应是重新把拜占庭文学作为希腊文学的一部分来审视，作为一种被东方学边缘化的文学，一种独立的文学。首先，很多强调是评估性的，并且是肯定的评估，或许是一个必要的立场，既然几代拜占庭希腊语言文学教授们都像20世纪早期的英国文学教授们一样在宣讲这一学科时把贬低这一文学作为自己的责任。独创性问题的出现与这一重估相关，但还没有达到一个新阶段，由于这一议题本身就成问题。对独创性匮乏这一指控的天真回应已经撑不起舞台。拜占庭人自己的认知也被带了进来：对独创性的恐惧、对原型的忠实意识、传统的重要性和对可允许的独创性的描述。但很清楚的是在讨论独创性时很多不同的概念被包括了进来：传统、类属模型、直接独创、变种、创造性模仿、激进的创新、实验、作家个性甚至（有少数几例）创造性天赋等都能在这个讨论中找到位置。拜占庭例著与其古代模型、其它文学、某特定原型、日常现实甚至外在现实的关系都被认为与此议题相关。但这些概念有一个共同而又核心的悖论：认为拜占庭人否认变化的存在，然而不管变化多么缓慢，它肯定存在，并且能被感知。我将以一个单一的12世纪问题书信来研究对其进行研究。我既不相信有绝对的审美标准，也不相信拜占庭文学中任何作品有成为世界经典的可能。由于近来关于独创性的思考，我将重新审视作为12世纪流放语篇的一类拜占庭信件。在康穆宁时期有大量流放文学，既有诗歌，也有散文。虽然不是一个新主题，然而流放比友谊、疾病、谜或死亡更能代表康穆宁文学的主题特征。有人已经注意到但简化了这个现象：“衰老的教授们终生都在研究和讲授修辞、哲学和神学。”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流放作家可分为几类，合法的政治流放，非主教官员流放，主教避难流放流放思想还可见于君士坦丁堡居民写给暂时在外省的朋友的信件中：简单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证据。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描述自己命运，ta hemetera（我们的事务）的方式，即通常写在一连串痛苦前面的语句。身体上的不适没有被排除在外；贫穷是经常的忧虑。气候是一些作家关心的事情，以及由其暗示的健康和食物供应、质量问题；但这些对于我们大多数流放者来说都是小事。尤其影响他们的是一种对比和丧失的意识。另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方式是把作者所在的外省与君士坦丁堡明亮的灯光对比地看。我们所有的流放者都热衷于告诉通信者他们如何应对流放。流放词汇有很多来源，经典、圣经和法律文件。谴责、终生监禁的观念很寻常：沙漠意象很常见：奥德修斯意象在书信中总是很流行，在谈论流放时尤其发挥了全部作用。对于大多数作家，流放是黑暗的，不见天日的；非常痛苦。它对于作家来说也是某种可以来自于内部的东西，正是那时常见的波林标签外在恐惧、内在忧伤呈现出更恐怖一面的地方。流放可能会渗入作者自身，而任何创建君士坦丁堡替代物的努力都无法排除野蛮状态：最恐怖的野蛮人在人的内心。这是12世纪文人的巨大讽刺：由在首都时接受的共同教育和相互熟识关系把彼此捆绑在一起，所有这些流放者靠这种脆弱的基础建立起群体认同，希望从他们共享的文化中找到庇护，来抵抗孤独和平凡，相反却发现脚下的地面坍塌了。最令人恐惧的是粗野、失乐和无知，或更严重的，野蛮。但正是提及野蛮状态时我们可以看出12世纪学者型主教们最有特点的地方，这就是一个显赫的阶级在一段有限时间内的流放词汇。这一直持续到1204年的大灾难时期，尽管我们很难避免这样的印象，即1204年只是使我们许多作家已经可以忍受的流放变得持久。如果说这种流放写作是完全新鲜的现象是不真实的：10世纪的Philetos Synadenos的写作就很像12世纪的主教，但从Euchaita来的信中没有提到我们后来如此熟悉的主题：exorismos, aeiphygia, agroikia, amousia,和barbarismos(流放、终生流放、粗野、失乐和野蛮)。正是从Ochrid的提奥菲勒那里我们发现了表达正式不满与主教痛苦的语句同时出现。不管他是否影响了其他流放者，这种综合都展现了其后一个世纪中主导的模式但主导多长时间？我们不能把期限加在那个世纪末：我们已经看到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对流放的表达方式几乎没有影响，那时对故土不断增加的感情也没有明显表现。发现终止日期的最好方法似乎是接受教育是共同因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