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论文当代四川文学的农民工书写与身份认同.doc

当代四川文学的农民工书写与身份认同 当代四川文学的农民工书写与身份认同 魏红珊 【摘要】本文以农民工题材的文学文本为依托，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置于新时期四川文学的背景下予以考察，由聚焦当代文学农民工书写推进到农民工身份的内涵阐释及焦虑起因，探讨农民工书写所呈现出的复杂的文学价值及文化意义。 【关键词】四川文学；农民工书写；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0）0401126 四川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农民是社会的主体。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城市化进程的到来，农民开始大规模地向着沿海城市迁徙。农民工的流动，不仅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内在结构，从形式到本质重新塑造了当下社会文化空间，而且农民进城也带给他们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 身份焦虑无疑是农民工作为主体觉醒的标志，也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主体选择。它关乎个体与群体的主体建构意识，也关乎个体与群体的现实生存境遇与文化境遇，及群体的文化属性定位。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身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群体的归属感如何？面临何种程度的身份焦虑？原因何在？与此相应，当代文学叙事中如何呈现农民工的身份焦虑？当代文学的农民工书写对其身份构建有何意义？对文学创作有何积极影响？本文试图以农民工题材的文学文本为依托，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置于新时期四川文学的背景下予以考察，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对当代农民工题材文学文本进行细读，由当代文学农民工书写聚焦并推进到农民工身份的内涵阐释、焦虑起因及文学创新，探讨农民工书写所呈现出复杂的文学价值及文化意义。 一 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富活力的学术思潮之一。它与传统的文学研究不同，文化研究更关注阶级、性别、身份等更为广泛的社会文本，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利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它具有迫切的政治性和焦虑感。 身份研究是当下文化研究中最活跃的话题。安德鲁·埃德加和彼得·塞奇威克在文化理论的关键概念中说：“就文化研究要考察个体与群体在其中建构、解决和捍卫自己的身份或自我理解的各种语境而言，身份问题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至关重要。”1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和移民潮涌动的现代社会，由于个体和群体的特质在与其他人或群体空前的互动中正面临着变动、迷离、甚至消解，身份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农民工无疑是有着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移民阶层。大批涌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不单是居住及工作环境的变化，相伴而来的是“我是谁”的身份追问，及“我与什么认同”的文化反思，漂泊在外的农民工需要完整一致的意义支撑，以便平息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下所产生的文化冲突，使自己与新环境之间的文化联系得以重建。这种联系正是主体获得文化归属感的依托，也是确定个体和群体文化身份的基础。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背景下的移民，在城市多数流动在边缘，由于确定感和归属感的匮乏，其价值观和身份观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巨变，也遭遇了空前突出的身份困扰与认同危机。这种危机多被理解为一种缺乏归属感的焦虑体验。 归属感的匮乏所导致的认同危机是现代化及全球化过程中的突出现象。而“认同危机的产生与文化传统紧密相关，一个人常常通过对传统的自觉的或自发的态度来确立自己的认同，而当一个人在各种文化传统的对立、冲撞中无所适从的时候，就必然陷入认同危机”2。现代社会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使原来稳定的社会转变为流动性社会，如果说传统社会更倾向于被动接受既有的文化认同，那么流变的现代社会则迫使人们主动找寻自己的文化归属。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与自然之间的传统联系被割断，与乡土、宗亲、家庭之间的亲情联络被削弱。大量的农民工被强行带入了现代性的快车道。而现代性引发的身份危机使得进城农民不再拥有恒定不变的文化身份。在农民的传统精神根基和文化身份惨遭解构的当下，由于原有的农民身份日益瓦解，新的身份尚未形成，农民工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成了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无根的漂泊者。大量进城农民被日益崛起的商业社会流放，成为城乡夹缝中孤立无援的边缘人。 城市化在把大量农民囊括其中，导致其文化属性丧失的同时，也使其不可避免地面临更为直接的身份焦虑。 这在当代四川文学创作中有集中的反映，作品以文学的方式对农民工身份主题作了最形象的呈现。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四川文学涌现出“书写农民工”和“农民工书写”的创作景象，农民工的文学书写不单是对打工生活边缘化生存境遇的关注，也是对处于双重边缘的农民工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的探究，凸现了独特的身份认同的主题。 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我们的成长我们能够拯救谁大嫂谣变脸等以及打工诗人郑小琼的诗歌黄麻岭活在异乡的村庄流浪命运，徐非的心灵之约，许强的打工时代失业者在深圳流浪的日子流浪是一块永不愈合的伤疤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等作品，尽管其中进城农民的现实境遇不尽相同，但作品的主题或故事背景却始终与农民进城这一宏大的社会趋势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并且在众多农民工的书写中，无一例外都将农民工作为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以此凸显作为身处社会边缘农民工个体的身份焦虑和群体的身份诉求。 二 郑小琼以诗歌文本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因迷失自我而不断游荡、追寻意义的象征性故事，从多个层面见证了农民工艰难的生存现实和艰辛的心灵漂泊，以此凸显农民工群体的卑微生活及与日俱增的身份焦虑。无论是在五金厂的挣扎，还是人行天桥上的耻辱，以及对活着的记114ZHONGHUA WENHUA LUNTANFORUM ON CHINESE CULTURE忆中完整的黑暗的描写，这些描写凸现了一个打工者自身的生存体验和文化际遇，揭示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漂泊不定的精神特征和内在焦虑。 郑小琼在流水线一文中鲜活地展示了打工妹艰辛、屈辱的生存现实和身份错位。在作家笔下青春靓丽、性感迷人的打工妹，一旦进入流水线，“与外面的世界隔开来她们的神色那样苍白、黯然，飘浮着一种迷茫”。而且她们每个人的沉默或愁苦都是“如此压抑，漂浮着一股阴柔的死寂。每张脸上的眼神间都流露出一种由紧张而产生的恐惧，某种冰冷规矩下而产生的胆怯与小心翼翼”。这是青春被尘封的空间，是自我被放逐的时段。在这里没有了性别，没有了自我，没有了身份。打工妹在流水线上呈现出迷失本性的异化状态。3 打工妹的身体被流水线蚕食。“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4而且“身体里的温度，情感，眼神间的妩媚，智慧，肉体上的疼痛，欢乐都消失了”。被称作厂花的刘忠芳，原本拥有美妙的身体，花朵一样的年龄，秋水般的眼神。她活泼，开朗，一脸微笑，如秋池的眼睛深邃，喜欢穿紧身低腰裤，总是在不经意间“将一段柔软而曼妙阿娜的小腰露出来，而紧促的裤子把她高翘浑圆的臀部勒出来，在侧身弯腰的瞬间，会有一小段股沟蹦出来，充满诱惑。”可只要她进入车间，这一切都消失了，圆桶工衣把所有的曲线与诱惑收藏起来。再也“看不到她的胸部向前凸起，也看不到她翘起的臀部，杨柳一样柔软的腰肢，这一切都被流水线剪掉了。”卑微屈辱的打工遮蔽了她们阿娜的身体，枯燥的流水线消解了她们多彩的青春。“在流水线的程序下，所有个性的东西都被迫收藏起来，放在自己工衣的某个角落里。这是一种被迫放弃。”5而且打工妹的身份也被冰冷的机器所标识，“在这个工业化流水线的年代，无论是精神上的人还是物质上的人，正被流水线以某种角色分解了，被打磨成某个工序角色。”6在流水线上，打工妹刘忠芳不再是漂亮而性感的刘忠芳，她有了另外一个可疑的身份：A231，工种：装钢通。“丧失了姓名，性别，年龄/在白色的工卡的数字的位置上生存”7，不再有自己的情感，意志和想像，诗人慨叹，“我日渐老去的思想，意志，疲惫的躯壳/松散的骨头长久浸泡在这废墟的世界里/已无可奈何地屈服，当我血液流动日益缓慢/我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中老去。”只有“不幸与恐惧在我的肉体与灵魂间积聚”8。打工妹守着这迷失的自我，生活在不确定和惶惑之中。诗人表现了打工妹面对工业文明的茫然无措和孤独无助，揭示了打工妹最基本的生存焦虑和身份焦虑。 郑小琼不仅善用犀利的笔和生动的细节去揭示打工妹生存危机背后更深远广阔的认同危机，而且更彰显她们在迷茫中的寻找、困顿中的坚持和渺茫中的期待，因此郑小琼的诗歌在一片灰暗压抑的色泽里又呈现出一抹希望的光亮。于是，我们在流水线中看到，“阳光在此刻伸出它的手，把封闭的流水线车间留在我身体上的黑暗，潮湿，阴冷都洗掉。我整个身体充满了光明与温暖”。在此，阳光作为理想之光是对现实悲悯的情感投射，它既折射出打工生活的黯淡压抑，又对这种生活的认识表现出片刻的觉照。 郑小琼在零点雨水这首诗中，具体书写了一个打工妹在颠簸飘零的生活中惶惑、焦虑的同时，企图寻求救赎的努力。“零点雨水沿着失眠的铁皮笼降临，它们像一群/羽毛蓬松的鹭鸟撒下一百台机器的呻吟/一个四川女工，凝望，回忆，零点的雨水/跟我有相同的姓名：漂泊，它们沉默/像一个年幼的哑巴，零点的雨水，是一个寻找家的名词。”在此，粗粝的生存表象和精致的心灵感觉之间构成了一种令人痛楚的张力。诗人以零点的雨水柔弱而不乏坚韧地抗拒工业社会冷酷无情的一面，也抗拒着农民工自我的迷失与认同的荒芜。而且诗人把真切关怀的目光聚焦于弱势群体，从中可窥见郑小琼诗歌特有的自我救赎的力量。 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则以城市与乡村、现实与理想、认同与拒斥的矛盾冲突，书写了在城乡夹缝间无奈徘徊的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他的创作凸现了对农民工边缘化生存境遇和认同困境的关注。小说我们的路讲述了郑大宝和春妹两个农村青年在城市里的打工际遇及回乡之旅，以此凸显农民工在乡村城市辗转过程中的心灵颠沛、精神困境、以及自我迷失。小说通过工友惨死、同乡少女春妹被骗、工钱被恶意扣发等生存遭遇，呈现出农民工在城乡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的身份撕裂。 郑大宝怀着勤劳致富的人生理想走进城市，但事与愿违，他们付出辛苦的劳动后，收获的仍然是贫穷甚至屈辱。为了生存，他们在城里“站着干活，跪着做人”。即便如此，他们的血汗钱也依旧被拖欠，被蒙骗，被坑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郑大宝的致富理想化为泡影，而16岁的春妹则从一个乡下少女成了被遗弃的单身母亲。他们在城市付出的汗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反倒经受着冷漠的拒斥和陌生的羞辱，以及迷失自我的痛楚。 苦难不仅造成了农民工经济的窘迫和生活的艰辛。更重要的是，造成他们身份的卑微与精神的扭曲。在我们的路中，郑大宝悲叹，虽然“城市大得比天空还宽，城市里的工地到处都是，但城市不是你的，工地也不是你的，人家不要你，你就寸步难行。”在此，罗伟章揭示出农民工这一群体在承受苦难生活的同时却陷入了更深的认同困境：农民一旦进城，便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一种失根的漂泊之中。 然而回乡之路也荆棘密布，甚至不可回归。郑大宝在城市多年的漂泊没能找到归属，曾经试图归乡安居。但最终，他还是无法忍受故乡的隔膜与贫困。“因为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故乡的芜杂和贫困就像大江大河中峭立于水面的石头，又突兀又扎眼，还潜藏着某种危机。”9显然，那片曾养育了他的故乡的土地已无法安抚他漂泊无依的灵魂，更不能让他重新找回迷失的自我。城市的壁垒消解了他们对于城市的向往，而对家乡归属感的疏离让他们成为真正漂泊的一代。郑大宝、春妹等农民工深切的焦虑便源于此。 在小说的结尾，罗伟章彰显了农民工这样一个群体徘徊在城乡之间无所皈依的文化焦虑：“城市和乡村是如此对峙又如此交融，所有乡里人，都无一例外又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10作为一群无根的漂泊者，他们悬浮在城乡文化的夹缝中，找不到意义，看不清目的，充满了虚无感的绝望。他们的文化认同也因此变得无可依附。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的他们，其生存的意义也随之动荡起来。在都市中漂泊，在归属感中彷徨，身份不断地模糊，最终陷于“我是谁”的苦苦追问。“我们的路”于是在此意义上成为整个“乡土中国”的一个文化隐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路”又在何方？与罗伟章相比，打工诗人许强更是将这种认同危机发挥到了极致。不同于郑大宝在城乡文化间的无奈徘徊。许强笔下的打工者全身心投入城市，企图在城市安居乐业，但不曾想，“通往每份工作的路高傲得如同陡崖峭壁”11，高高在上的城市拒绝接纳像他一样的卑微农民工。于是，“孤独/迷茫/徘徊/挣扎/绝望/煎熬”成了他们打工生活的常态，更令他绝望的是，“在别人的城市中为什么我们的心灵/只能戴着脚镣手铐/在砧板上和热锅中/一点点耗尽自已的青春/几千万悄然流逝的青春冲击成了珠江三角洲/灯火辉煌的现代文明/又有谁伸出过手来抚摸过我们内心的伤口/走在坚硬的粤语中我们四处碰壁头破血流/我们被冻僵的表情只有靠依偎的乡音取暖”12。 尽管现实如是惨烈，诗人却依然期待，”南方啊，我们多想敞开真诚的胸怀把你拥抱城市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梦想破灭的根源。但为什么我们总是如覆薄冰若踩针尖/苍白的脸庞面黄肌瘦布满忧愁/我们是一群群侯鸟/被一个个城市不住驱赶无处栖身/疲惫是我们迁移的行囊中唯一的财富/人流涌动的漩涡中有多少溺水而亡的灵魂呵/亡者呵亡者/我的兄弟姐妹一个时代的苦和痛。”13如果说许强为求被城市接纳而不得的焦虑之情还一度消融于不断的追求与希冀之中，而那最后的伤痛，则是历经炼狱自以为获得新生，却发现等待他的是一座又一座难以攀越的城堡。这无疑是对诗人致命的打击。于是诗人“双手举向天空：路在何方/烈日之下，所有理想都全速折旧或ZHONGHUA WENHUA LUNTANFORUM ON CHINESE CULTURE疯狂衰老/南方阳光灿烂，却觉得自己在走向黑暗的深渊”14。打工诗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只能在自己的诗歌中书写自我，为打工者的生存有力的鼓掌，为无名的亡者命名，“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 于是我们看到，“许多的文字像血一样从一个时代的伤口/破闸而出/笔尖舔着浓重的腥气”15。 作者将生存焦虑和文化焦虑融为一体，把农民工的身份焦虑隐蔽在对其贫困潦倒生活的书写中，而把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化作身份的“碎片”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看似散乱的身份碎片，却蕴含着农民工群体极其深刻的文化焦虑。 从上述的文本解读可知，身份认证是进城农民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职业作家罗伟章的“书写农民工”，还是打工诗人郑小琼、许强等的“农民工书写”都殊途同归地传达了对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身份缺失的叩问，及农民工认同危机的文学呈现，隐现了乡土中国及其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 三 认同危机其实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