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达功能对等视阈下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研究论文.doc

毕业论文奈达功能对等理论视阈下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研究摘要功能对等理论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提出的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意义、风格以及读者反映，其中以意义和风格对等为基础，强调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该理论不同于传统的翻译理论，它不再局限于原文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对比，而是将重心转移到读者的反应上。功能对等理论的这一创新思想在翻译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译界的学者及翻译理论家们试图用该理论来解释翻译现象并用来指导翻译实践。因此对功能对等理论的研究颇丰，但是以该理论为基础来系统研究诗歌翻译还很缺乏。鉴于此，作者尝试将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应用到诗歌翻译的研究中。论文的第一部分简单地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论文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介绍了中西方对于中国古诗词翻译的研究及与古诗词翻译相关的理论;论文的第三章介绍了功能对等理论的主要概念、其对翻译的指导作用;第四章主要介绍了研究问题、语料的收集以及研究的框架;论文的第五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选取了中国古典诗词在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英译;第六章-是结论部分,并指出了本文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最后论文得出结论：功能对等理论对于诗歌翻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该理论使译者明确了诗歌翻译的目的以及实现此目的的具体方法，并且很好地解决了诗歌翻译中神似和形似的矛盾。关键词：功能对等理论；中国古典诗词；翻译；奈达毕业设计（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原创性声明本人郑重承诺：所呈交的毕业设计（论文），是我个人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组织已经发表或公布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我为获得 及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学历而使用过的材料。对本研究提供过帮助和做出过贡献的个人或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作 者 签 名： 日 期：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使用授权说明本人完全了解 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毕业设计（论文）的规定，即：按照学校要求提交毕业设计（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学校有权保存毕业设计（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在不以赢利为目的前提下，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作者签名： 日 期：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中国古典诗词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其独特的特点，简洁的语言，丰富的意象和难解的情感，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和研究者的目光。特别是温家宝在不同的场合频繁引用中国古典古典诗歌，将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推向了又一个高潮，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中国古典诗词及其翻译。同时，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翻译界迎来新鲜空气。这一理论对翻译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曾尝试将这一理论适用于翻译活动。然而，目前的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系统研究不足。因此，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功能对等的角度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通过目前诗歌翻译流传较广的古典诗歌英译研究分析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是否在功能上等同于原始文本。笔者将重点放在中国古典诗词在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上对诗歌的翻译分析，试图说明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中功能对等理论的具体应用。1.2 研究意义本文的研究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考虑，具体如下：首先，尽管许多国内外学者已经深入研究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但较少的译者采用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因此，在本文中，笔者采用功能对等理论应用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中，并希望找到一种更好的翻译理论来指导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使中国古典诗词得以更好的传播。其次，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在16世纪第一次尝试，许多来自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译者纷纷进入这一领域，与此同时，许多翻译作品相继问世。近年来，很多学者研究分析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但他们只是单独的研究不同类型的诗歌，很少将诗词翻译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空白，笔者拟对功能对等理论应用到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系统研究中。第二章 文献综述2.1 中国古典诗词的特点中国古典诗词是一种古老的情感表达艺术，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内涵。其特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2.1.1 Beauty in Musicality音美音乐性是古典诗词最重要的特点，诗词与古代人生活息息相关。诗词与音乐和舞蹈密切相关的。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诗歌与舞蹈分离，但他们与音乐不容易分离。诗经是我国最早一部诗歌总集。G. W. F. Hegal曾经评论诗词的音乐性：“Poetry must have meter or rhyme, since meter and rhyme are the only primitive pleasing flavor. They are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beautiful poetic image-carrying diction.”(G. W. F. Hegal, 1825)，他的话可能过分强调了诗词的音乐性，但与其他学者的意见相一致，由此可以看出诗词音乐性的重要性，如朱光潜和艾青评论诗词的音乐性，前者定义诗“纯文学作品与音乐性”（朱光潜， 2008），后者曾写过一书中指出：“诗必有其乐。”（艾青， 1941年）2.1.2 Richness in Image意美是诗歌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诗人经常在其诗中蕴含着诗人的情感，表明诗人的情绪。“Since imagery is a peculiarly effective way of evoking vivid experience and since it may be used by the poet to convey emotion and suggests ideas as well as to cause a mental reproduction of responses, it is a precious resource of the poet”(Laurence Perrine, 1977)，这是由诗人Laurence Perrine分析了诗词意象的重要性。一般来说，诗人利用意象表达诗人的情感常见于诗词的创作中，但它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诗歌。许多美妙的诗篇也只是给读者一个生动的表达却没有意象。2.1.3 Intensity in Emotion在书Sound and Sense中，Perrine曾经说过：“Poetry is the most condensed and concentrated form of literature; and it says most in the fewest number of words” (Perrine, 2009)。他分析每首诗，以历史为参考，学习古老的发音，并在诗意的单词翻译出原作者的情感。换句话说，每一个诗人尽他最大的努力将诗词的含义表达清楚，在创造诗歌的过程中寻找最优美动听和适当的单词传达情感。这一特点决定了诗词模式不灵活，不像其他文学形式的多变性。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喜欢使用某种诗意的情感，为了使情感的表达与日常言语不同的。在日常讲话和其他文学形式的文章中出现的一些明显的代词，连词，它们不会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出现。诗人以这种形式实现诗词的距离感和增添美感的诗句。2.2 国内外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研究虽然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在翻译界被认为是一个难啃的骨头，但很多学者和译者都投身到了翻译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中，所以许多翻译作品应运而生，从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因此，在本节中，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作品。2.2.1 著名的翻译学家及其作品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尤金·奈达提出功能对等理论的美国，受到该翻译理论的影响和启发尤为明显。John Beekman and John Callow在他们出版的书Translating the word of God（1974）中，首次提出了“idiomatic translation”的概念。1984年，Mildred LLarson在她的书Meaning-Based Translation：a guide to crosslanguage equivalence（1984，1998第二版）中明确指出什么是好的翻译。事实上，她对好翻译的定义与尤金·奈达提出功能对等理论的看法是一样，她提出了“动态对等”这一特别的概念。在中国，金堤，（ 1921 - ）基于功能对等理论，提出的“等价效应”的原则，并把它应用到他的Ulysses的翻译中，他在Ulysses的翻译成功已经确认功能对等理论适用中英文之间的文学翻译。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马慧娟（ 1 972一） ，在她的著名论著中A Study On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2003年），已经对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进行了详细和深入的研究。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系统地研究了奈达的理论，并给了它一个客观的意见，并澄清一些对奈达的理论的误解，同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她还表明，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可以成为中英文文学翻译的实用指南。除了金堤和马慧娟，其他学者也作出了努力，研究奈达功能对等翻译理论。1984年，谭载喜（1953一）写了一本书Nida on Translation（ 1984年， 1999年修订版） 。因为这本书是以中文书写的，所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中国的翻译界更加的通俗易懂。他们试图以功能对等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中，如技术翻译，广告翻译，电影翻译，戏剧翻译，小说翻译等.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探索丰富了我们对奈达功能对等理论理论的认识，并为理论的实际应用提出了一些有用的见解。至于诗歌翻译的领域，也有一些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研究古典诗词的翻译，如论意象与意蕴的中国古典诗歌（冷靖，2007年），浅谈功能对等理论指导翻译中英文诗词（杜野，2003年），“形式对等”在中国诗歌翻译（金春生，2007）等等。然而，这些研究都过于笼统，感性，因为他们只研究诗歌翻译对等功能在韵律、风格上，还是在意境的某一方面的应用研究。因此，本文拟提出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系统研究。2.2.2 重要的翻译学派美国诗人和翻译家罗伯特·佩恩曾谈到中国古典诗词，他认为自从开始写诗，中国一直把诗歌作为其文化的最好的花朵（王姬， 2008），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是很有价值的，将中国古典诗词这朵花介绍给外国读者是翻译学者的重要任务。几个世纪以来，来自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翻译工作，将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英文，并总结成册，增加了翻译作品的问世。很多杰出的翻译者和学者都开始了对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研究，并提出各自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因为不同的字结构和语法，英译版本的诗词是不可能保持每一行中的同样数量单词，并将原诗词翻译出原汁原味。因此，大部分的翻译家在诗词的意义和原诗的韵味上下工夫。许渊冲，中国翻译界的著名学者，根据翻译的建议和翻译作品的形式，翻译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派别，Metrical派，Prose 派和Imitation派。因此，在本节中简要介绍以上三种学派。2.2.2.1Metrical派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作为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韵律在诗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Metrical派的译者和学者专注于原诗的韵律。虽然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他们还是很难将原始的韵律在译文中表现出来。他们认为，翻译就会失去韵律的美，脱离原诗的韵律，但原诗歌押韵格式必须保留。他们强调诗歌的韵律要素和将中国古诗翻译成有节奏、有韵律的英文诗词。在西方国家，James League，英国著名学者，可以看作是Metrical派的第一个代表，他的作品在中国作品中是Metrical派的代表。除了他，Metrical派还包括H.A. Giles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and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and W. J. B Fletcher Gems of Chinese Vers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and More Gems of Chinese Poetry。他们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作品翻译为押韵诗句，才能保持原诗的韵律。在中国，许多中国学者是这一建议的支持者。许渊冲，刘艟得和翁贤良是最值得推荐的。许教授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三美”，即意美、音美、形美，他宣称，译者应尽量保持这“三美”，最大程度的保持诗歌“三美”进行诗歌的翻译。他强调，一首诗的美感，必须对原诗的意义和形式加以考虑。基于严复（ 1897） “信，达，雅”，刘涌得（ 1971）提出的“信，达，切”，他提出，诗歌之美在于诗的意、音、形。翻译工作者必须努力争取再现原始诗词的美，要达到这个目的，他（或她）首先应该保留了原诗词的意义和意境，应尽量对他（或她）最好使译文有一定的形式，韵律和意境。一般来说，Metrical派强调的是翻译的美感。因此，Metrical派的译者对其翻译的作品想重建诗词的韵律结构，向西方读者显示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律美，这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由于译者只是尽量保留原诗的韵律，对诗词的意义的转移受到阻碍。2.2.2.2 Prose 派与Metrical派不同的是，Prose 派把重点放在了诗词的意义传递。大多数中国古诗词翻译的都属于Prose 派。根据他们的建议，麻烦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如果译者想保留原诗歌的韵律和形式，意义的渲染会受到干扰。当与目标语言的韵律和意义冲突，这所学校的译者将牺牲韵律，选择保持原来的诗的意思。他们往往会选择自由诗或散文诗作为他们的翻译形式。在西方国家，阿瑟·韦利，是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之一，是Prose 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思想是丰富而有见地的，他认为美国读者真正关心的中国古诗词是原来的诗的意思。如果一直保持翻译诗词韵律，诗词的意义的渲染将被阻止。因此，在翻译中国古诗的过程，意义的转移将永远是第一位，而韵律，是可有可无的。有了这个想法，他出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几个翻译作品，他们都属于自由诗或散文。除了阿瑟·韦利，Prose 派还包括Kenneth Rexroth 和Angus Charles Graham.。其翻译的作品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个命题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在中国，Prose 派也被许多中国学者推崇。翁贤良是最值得推荐的。翁认为，诗歌的本质不在于修辞，故事和形式，只要译者能重现原来的诗歌形象，他们没有必要模仿原诗歌的句法韵律。在他的书比较与翻译中，汪榕培介绍了他的翻译思想，他认为，中国的古诗词的翻译应该是“逼真和传达思想”，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好的翻译应该主要传达原诗词的基本思路以及栩栩如生还原原诗词的思想并在原诗的基础更加完善。如果原来的诗的思想被破坏，及时格式形式上的译文逼真也是不好的。在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历史，Prose 派的学者形成主流，而他们的作品也已被国内外大多数读者接受并受到赞赏。2.2.2.3 Imitation派Imitation派的译者强调原来的诗歌整体感和意境美。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中国古典诗词表达了作者在通过构建相关的或隐含的意境时保留的思维，它才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精髓。因此，Imitation派的译者认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应注重成功传输这些意境，从而使英语读者可以体会到原来的诗歌意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译者通常保持体现在原诗的意境。在某些情况下，原有的诗歌一些意境甚至被省略，以避免文化误解。此外，Imitation派的译者对待韵律形式和原来的诗作为代表意境的障碍时，他们通常会忽视他们。庞德，美国意象派的著名学者，是Imitation派的主要代表。他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作品发表于1915年，这本书中翻译的诗一直在被模仿。在中国，大部分的诗译者属于Metrical派和Prose 派，所以Imitation派在中国的代表，在此不作讨论。2.2.3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中存在的问题这些中国和西方翻译理论是在翻译实践中的巨大努力，展示了中国和西方学者的哲学智慧的结果。在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历史，许多国内外学者作出了巨大努力，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实践，其中一些为更好的翻译建议做了许多工作理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者W.J.B Fetcher，Herbert Allen Giles, Ezra Pound, Auther Waley，许渊冲，闻响亮，顾正琨，杨咸。信、实是中国学者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核心，认为翻译古典诗词应始终立足于这个规则。在中国诗歌翻译中有几个缺点，：一个是缺乏明确的阐述，这些理论都是通过翻译某种类型的诗歌实践中发展得出的，而提出翻译理论的学者，他们忽视了详细的解释的重要性，并在一些具体的想法他们无法确定是否应当如此。二是是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些理论往往是分散的，即使有人编译成一本书，他们仍然不能被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彻底的翻译理论重点应该不仅是原则，还应该有策略和技巧。虽然西方理论家采取更科学的方法来翻译，但他们克服不了中国理论的不足之处，我们不能说他们是更适用，有效地引导古典诗歌的翻译。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是一种文学翻译的，而文学翻译是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艺术活动更多的思考。所以中国古典诗词翻译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语义含义，译者是参与这一过程语言的转换的重要参与者。中文与英文是不同的语言体系，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当进行涉及中文语言翻译活动时，我们不能忽视中文的语言规则和语言美感。大多数理论家并没有考虑到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引用他们的理论应用于古典诗词的翻译中。第三章 功能对等理论概述3.1功能对等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尤金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的概念并不是横空出世。它提出后，又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根据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奈达制定了较为完整且完善的理论体系。在西方国家，翻译理论的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期，传统时期，也被称为预语言学期。在传统时期，翻译理论是基于译者的翻译实践。译者投身到翻译方法的寻找和翻译的标准的制定上。奈达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发现现有的传统翻译理论的问题，并谈到了传统翻译理论与功能对等理论的根本区别是两套相互冲突的“极”：（1）文字与自由翻译;（2）强调形式与内容上的关联性。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奈达认为，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1964年，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P65)。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没有理论一诞生便是成熟的，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也不例外。功能对等也经历了多次修订。功能对等首次出现是以“动态对等”的概念出现的，译者应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 2000, P67),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在奈达的理论，动态对等翻译可以定义如下：“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在这个定义中，奈达强调，意义在翻译的过程中优先于形式。然而，这句话引起很多误解。因此，奈达改了名字，并在他的书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在<圣经>翻译（1986）中提出了功能对等的概念，功能对等便由此应运而生。在这本书中，他认为若以功能对等理论作为翻译的原则，便能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3.2功能对等理论的理论基础首先，“功能对等”是相对的对等。这里的“对等”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全等”，不能理解为“绝对等值”。“功能对等”是信息传递的对等，不能因为翻译达不到语言层面上的“全等”就对“功能对等”加以封杀。其次，“功能对等”是功能上的对等。强调的是两种语言的接受者的感受应该大致相同，追求的是两种效果之间的对等。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实际上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奈达认为，对翻译进行评估时，不应该只比较两种文本，还应将译语读者的反应与原语读者的反应进行比较。如果他们的反应大体相同，那么，该翻译被认为达到了“动态对等”的目标。表面上看，动态对等注重译文与原文读者达到同等阅读效果的“动态关系”，似乎是以读者为中心，但实际上仍然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奈达对翻译所下的定义得到证明：“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奈达认 为“再现原语信息”是译者首要的任务，“To do anything else is essentially false to ones task as a translator”“equivalent”强调了再现原语信息的重要性。“natural”强调的是译语信息。“closest”要求译语文本用最切近的对等话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实际上，“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是奈达对“动态对等”下的另一个定义。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奈达强调读者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但仍然强调原语文本的重要性，他的读者反应论实际上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吕俊教授也认为，多年来，人们为翻译制定了不少“标准”，虽然它们的表述方式不一样，其实质基本相同，都是以源语文本为中心，追求译文在意义上与原文的一致性。只是“等效论”似乎不明显。“但实质上，等效论仍是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只是有一定间接性罢了。因为等效论的所谓等同效果、等同反应仍然蕴涵了一个前提，即译文文本必须在意义和功能上与原文文本相同,显然，“功能对等”的读者反应论与“接受美学”的读者中心论有很大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那么，“功能对等”建立在什么理论基础上呢?奈达对该理论进行了不断修改与发展，从描写语言学阶段到交际理论阶段，进而发展到社会符号学阶段。让我们随着奈达翻译思想的发展来剖析动态对等原则建构的理论基础。描写语言学阶段是奈达翻译思想发展的第一个主要阶段。奈达本身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现代语言学家，在美国语言学界有很高的地位。他成功地把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翻译理论中。他从语言的本质入手，揭示了翻译中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他运用语义学理论，尤其是语义成分分析法对词汇的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进行了客观、准确的分析。他把乔姆斯基的核心句理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理论加以改造，创设了一种较为完整的语际转换过程描述模式“表层一深层一转换一深层一表层”。提出了翻译过程的三阶段论：把原文分解成结构最简单、语义最清楚的核心部分；在深层结构上把原文的意义传译到译文；在译文语言中生成风格、意义与原文相当的表层结构。在奈达看来，各种语言结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深层结构也远比表层结构有共性。因而，翻译中通过语际间深层结构的转换，能最大程度上保证译文的忠实，同时由于译文的表层结构是通过深层结构转换而来的自由表达，能尽可能地保证译文的通顺。既忠实又通顺的译文为读者反应的对等创造了条件，这就使得功能对等有了实现的可能。奈达为我国翻译界带来了在系统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翻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研究热潮，“把我们带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的新阶段”，这种根植于现代语言学之中的翻译理论克服了“随想式、印象式、评点式”经验主义翻译理论的弊端，将翻译带入了科学主义阶段。必须承认，这一理论有其不足之处，首先，过分强调语言的共性，忽视了差异性。而在翻译活动中，正是要关注如何克服差异性。其次，把语言的规律性给予了过分的强调，在克服主观性的同时又导致了把语言规律等同于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的倾向。“从而抽出了主体性，突出了一种工具理性，以科学主义的思想统治了翻译活动，把翻译活动变成一种纯语言的操作，忽视了其人文性与社会性的一面。由于它强调了语言工具理性的一面，排除了主体和语境的作用，使得翻译活动局限于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之间，作者与译者之间，把本应是开放的活动变成了静止与封闭性活动，主体的差异性被淹埋，主体的创造性也被抹煞。此外，奈达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探讨的是普遍原理，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得出的理论也就远离实践。把信息论的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进而提出翻译的交际学理论，这是奈达翻译思想第二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是由香农(CE Shannon)于1948年创立的。信息论告诉我们，信息在信道(channe1)的传递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噪声(noise)干扰。为了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无误，信息发送者在编码(encode)时需要对信息进行重复或累加，使信息接受者收到比实际需要多一些的信息，以帮助破解(decode)信息发送者所要传递的真正信息，从而顺利完成信息传递。这些多出来的信息便是冗余(redundancy)。在信息传递中保持适度的冗余是必要的，冗余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奈达将信息论的原理运用到翻译研究中。他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转变为另一种语言的信息的活动，也就是把一种代码编码的信息转换成另一种代码的信息，翻译的目的就是通过传递信息，起到交际的作用。只有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信息量，才能使“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即达到“功能对等”，达到交际的目的。奈达注意到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的信道接受力不同，一般译文读者的信道接受力会大大小于原文读者的信道接受力。特别是如果原语和译语分属于不同语系和不同文化，情况更是如此。语际交际中的一大难题便是信息传输超载和信道相对狭窄的尖锐矛盾，这在翻译中的表现就是译文超越了读者的解码能力。读者需要花费极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精力才能读懂文本的意义。从信息论角度来看，冗余正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在译文中增加一定的冗余可以使可能出现的语义超载和形式超载得到缓解。翻译的任务之一便是调整变换源语中适度的冗余成分，使其适应目的语接受者的信道容量，保证信息交流成功。采用的策略是“拉长”信息的表达形式，使译文的难度和原文的难度相当，使译文象原文一样适合读者的信道接受力，因而译文的篇幅一般要长于原文。在拉长信息表达形式时，译者不能任意增加信息内容。有位非洲学者把这种现象比做大蟒吃动物：当大蟒捕到动物时，因为动物太大吞不下，便用身子缠住动物，使劲把动物挤成细长条，然后吞下去。动物身上的肉和骨头一点也不少，只是动物的形状改变了。奈达强调为了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信息量，可以适当改变原文的形式，以增强译文的可懂性。这是因为他要解决把圣经译成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以及一些非洲部落的语言所遇到的问题。但是，证明动态对等原则在某些情况下有用，并不等于证明它在所有情况下都有用。按照德国目的论者克丽斯蒂恩·诺德(Christiane Nord)的分类法，前者称为“工具性翻译”，即译文要在译语文化里的一次新的交际行动中充当独立的信息传递工具；后者称为“文献性翻译”，即译文要让接受者了解曾在源语文化中发生的一次交际行动。每一次翻译行动，或属于文献性翻译，或属于工具性翻译，或处于这两端之间的连续体上的某一位置；越是接近文献性翻译的一端，等效原则就越不适用。从7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奈达对他的翻译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和补充。把原来理论中的有用成分纳入新的模式，即奈达翻译思想第三发展阶段的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模式。奈达认为翻译即翻译意义，而符号学是分析意义的最全面的系统。在语言、文化、翻译一书中，奈达指出，用社会符号学这门研究人类社会所使用的一切符号系统的科学来研究翻译能够做到最有深度，它比用其他任何翻译法来进行跨语符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都优越的关键就在于社会符号学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代码和符码，而重点研究的是人类所使用的最综合、最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因此，在解码和编码方面，没有哪一种翻译法有社会符号学译法那么全面。奈达强调译文的有关一切都具有意义，其中包括言语形式；指出语言的修辞特征在语言交际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翻译中应予以重视；用同构体(isomorphism)的理论来克服社会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如西方人对mushroom的熟悉程度相当于中国人熟悉bamboo，bamboo与mushroom就是不同符号系统中在特定语境中的同构体，二者在表示“快速生长的事物”时能够实现功能对等，所以我们就可以把“雨后春笋”翻译成“to grow like mushroom”而不是“to grow like bamboo”。但必须指出bamboo与mushroom并非在所有语境中都是同构体，因为在中国文化中，bamboo还有“长寿”之意，而mushroom的生命却是极其短暂的。虽然奈达不断在修改和完善过去的一些观点，他不再偏重可懂性，而提倡可懂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并重的“三性原则”。另外，他不再全盘否认“形式对等”，而是认为翻译中不可随意打破原文的表达形式。为了扩大他的理论的适用范围，他还增加了修辞学内容。然而，尽管奈达作了这些修正，他对其新观点却没能作出更加深刻的阐述；与其说他已使有关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不如说他只是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要真正解决问题，尚待作出更大的努力。3.3功能对等理论的核心3.3.1功能对等的性质在翻译研究，对等是一个关键的词，但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要求绝对等价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跨文化沟通存在很多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中，翻译以有限的方式完成翻译任务，因此，奈达表示，翻译不存在完全的等效，所以功能对等是指在一个范围内达到意义对等就足够了。奈达认为翻译的过程中，应关注形式和内容，是诗与诗、句与句、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对应。接受语的信息应该进可能和源语言中的各因素分别对应起来。在他的书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2004年）中，他说“"it is essential that functional equivalence be stated primarily in terms of a comparison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original receptors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the text and the way in which receptors of the translated text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translated text."。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奈达看来，任何翻译主要目的是为了达到相同的效果。换句话说，什么样的译者需要做的是产生于为实现对源语言的读者目标语言的读者同样的效果。他区分了两个层次功能对等的：最高层次的对等（maximal equivalance）（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和最低层次的对等（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是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等价的两个定义之间的最小水平是现实的，是对翻译作品基本需求，以及任何翻译小于最低层次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而最高层次的对等是一个理想的目标，特别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两种文化背景下。通过最高和最低层次的功能对等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功能对等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功能对等翻译的效果。3.3.2内容与形式内容和样式（或形式）是奈达功能对等理论的信息的两部分，"the content is the conceptual intent of the message", and the form is "the external shape the message takes to effect its passage from the source's mind to the receptor's mind"。根据奈达的理论，“in transferring the message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it is the content which must be preserved at any cost; the form except in special cases, such as poetry, is largely secondary.”虽然形式是次要的内容，但它仍然是重要的。这是更好地传达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中，形式仅仅是携带内容的载体，并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保护内容，形式总是进行适当调整。并且，译文的内容和格式的改变程度取决于语言和语言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差距。很少有两种语言共享相同的文化背景，如从英语到德语翻译。此外，如果两种语言属于同一语言体系，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会少很多且质量也会好很多。奈达认为，如果直译即相当于原始信息可以实现功能对等，在形式上就没有调整的必要。但这种情况是相当罕见的，它是一种理想的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形式必须被重新构建，以满足功能对等的要求。3.3.3读者的反应读者的反应是功能对等理论的核心。在奈达的理论中，特别强调读者反应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奈达认为翻译是沟通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沟通的受体是什么反应。与传统的翻译理论相比，功能对等解释了的受体（读者）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功能上对等理论认为，一个成功的翻译必须是一个使目标文本的受体理解和欣赏的源文本。但奈达认为，读者反应的评估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源文本读者的感觉是很难评估的，因为每个人对源文本都会有自己的见解。正因为如此，我们如何就源文本的响应与目标文本的读者反应相比较？以笔者的观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受体相同的反应是指两个方面：第一，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应共享相同的含义，因为“it is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 which is of prime importance”，其次，目标文本应当有被作为源文本相同或相似的样式（或形式），例如，一个民族的诗歌应该被翻译成另外一个民族的诗词（one should translate poetry of one nation as poetry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