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时隔一尚难破题.doc

2015年度中办基层建议类信息录用范本（全 年）长江湿地生态系统退化趋势亟待重视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湿地是长江经济带的生态命脉，维系着流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然而，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和缺乏统筹的管理保护，近年来长江流域湿地正面临着围垦、污染、过度利用等问题，中下游超过70%的湿地已经消失，湿地生态系统严重退化，亟待引起重视。一是过度开发导致湿地面积快速萎缩。由于受重开发轻保护的观念影响，长期对长江湿地资源过度利用，长江源头湿地沼泽、湖泊萎缩盐化，土地退化、草场沙化严重，湿地面积显著减少。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长江源头湿地的退化草地已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50以上，其中约10的退化草地已沦为“黑土滩”。而2015年5月全国政协有关调研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湿地保护率仅为34.7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江中游地区的湖泊面积从25828平方公里减少到现在的10493平方公里，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洞庭湖面积由4300平方公里减少到现在的不足2700平方公里，鄱阳湖面积由5053平方公里降为3283平方公里，湿地面积的快速萎缩已严重威胁长江生态平衡。二是污染严重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长江经济带覆盖全国超过40%的人口和生产总值，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地区。由于流域内企业生产、居民生活对长江水环境的长期污染，导致长江湿地环境的逐步恶化。据国家环保与水利部门相关数据显示，长江流域局部区域水环境污染严重，废污水排放总量为336.7亿吨，占全国比重43.44%，69%湖泊处于富营养化状态；渔业资源严重枯竭，长江流域370种鱼类中，近30%处于濒危状态，水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以鄱阳湖为例，该湖上世纪80年代水质一、二类水占7592%，而如今以三类水为主，巢湖、太湖等湖泊富营养化问题则更为严重。三是河湖阻隔导致湿地功能严重退化。由于长江上中游地区水库群的建成使用，改变中下游河道的水文情势和水沙条件，破坏湿地湖泊原生态自然环境，而航运工程截弯取直及渠化工程，更是严重破坏长江流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一项针对长江经济带重点湿地调查显示，该区域542块重点湿地“差”等级评价比例为59%，远高于32%的全国平均水平；而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等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使得长江湿地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功能严重丧失与退化，诸如中华鲟、江豚、白头鹤等珍稀濒危物种群濒临灭绝。 （建德市）国企改革尚存三大实践难题呼唤操作细则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基本解决了国企改革中的核心分歧。但是，由于国企改革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实践难题。基层呼吁，须尽快出台细则，为国企改革提供实践路径。一是公益类和商业类企业介定、剥离存在操作难题。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有利于实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将会面临不少困难。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发展历史，国有企业形成了丰富的产业多元性，涵盖了不同的业务，有商业类也有公益类，中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完全剥离难度很大。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董事长高兴夫举例表示，高速公路建设这块公益类业务属于重大亏损项目，2014年该集团亏损25亿元，累计亏损189亿元，光靠财政拨款是无法支撑的，企业必须有商业类项目进行平衡。因此，需进行多层分类，按照企业功能、行业、业务、生产链条等方式对国有企业进一步划分。二是人员分类管理容易形成权责不对等现象。按照指导意见，党管干部和职业经理人将执行差异化的薪酬体系，这种人员分类管理的方法体现了现代企业的治理方式，但对于党管干部，约束大于激励，容易形成权责不对等。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核心是要完善公司治理，就是董事会、经营层、监事会、党委四层不能越权，职业经理人属于经营层，更多是操作层面，真正拍板和承担风险的还是董事会尤其是董事长，在这种情况下，董事长拿五六十万元的年薪，职业经理人却拿一两百万元，显得有些不公平。三是员工持投容易出现“同股不同权”现象。企业要增资扩股或者亏损的时候，普通员工很难做到风险共担；当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要有所取舍的时候，持股员工也很难保持与国有资本的一致性，一旦发生问题，兜底的还是国有资本。对于员工持股，应设立负面清单，鼓励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骨干持股，不应提倡全员持股。 （滨江区）基层党政干部来源结构与素质结构亟待优化近年来，各地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在不断提高党政干部培养、配置的科学化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由于受竞争性选拔的“高门槛”和编制限制等因素影响，目前基层党政干部队伍在来源结构、素质结构方面问题仍存三方面问题，亟待进一步优化。一是党政干部来源渠道狭窄。实行公务员考录制度以后，由于年龄、学历等资格条件限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来自基层一线的人员相对少了，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机关渠道不畅。虽有调任的制度安排，但因准入条件较高，真正能从国企、事业单位进入党政机关的人数也不多。由于受竞争性选拔的“高门槛”和程序设计限制，2000年以来，浙江省社会人才通过公选担任市直部门或区县领导班子成员屈指可数。不少经济和企业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反映，现在这些单位大部分干部不是从经济一线、企业来，没干过企业、待过车间，制订政策、服务企业缺乏经验。二是公务员考录方式有待改进。现行考录方式在择优性适岗性上存在不足，会干不会考、会考不会干的问题比较突出。比如，乡镇干部处在农村发展改革稳定的第一线，而新录用公务员中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比例不高，“三门”干部多、“三农”干部少，“泥腿子”干部、本土干部缺乏。此外，乡镇公务员录取女性比例偏高。近几年，浙江省乡镇公务员招录女性比例约占53%，有的地方甚至占70%以上。女干部在征地拆迁、信访维稳、驻村夜访等工作的适应性方面存在一定困难。三是实际需求与编制限制矛盾突出。目前，党政干部编制和领导职数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矛盾突出，党政机关补充新鲜血液往往受编制限制。自2003年中央编办核定各地编制后，不少地方为控制超编和消化已超编人员，已经多年没有新进工作人员。如江西九江市自2003年以来，下属各区县机关几乎未招过公务员，该市20045名公务员中40周岁以上约占60%；浙江台州市、温州市等城市中心城区近年来面积和人口大幅增加，但干部编制和领导职数基本上还是原先行署建制时的规模。 （西湖区）少年儿童面临“无歌可唱”境地值得关注近年来，流行歌曲和网络歌曲日益占据少年儿童的音乐空间，小苹果、最炫民族风、江南style等一批流行歌曲已成为孩子嘴边经常哼唱的旋律，儿童歌曲空间的日益萎缩不仅对中小学德育教育形成冲击，也影响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据基层调研发现，目前少年儿童已面临“无歌可唱”的尴尬境地，值得引起关注。一是少儿歌曲创作待遇低，创作者热情不高。与流行歌曲创作相比，创作1首儿歌稿费仅在2050元不等，而创作一首流行歌曲收入为上千元甚至上万元，待遇太低难以激发创作热情。据我国著名歌曲词曲作者罗晓航介绍，自己写一首儿歌稿酬仅30元，如果是给企业写歌，一首歌大约稿酬是500元至1万元，给电视节目写歌稿酬是110万元左右。待遇偏低，使得儿歌一线词曲创作者严重匮乏，据儿童音乐专业委员会主任李丹芬透露，目前上海市从事儿童歌曲创作的只有100人左右，但很多都是退休音乐教师和少年宫、文化馆的文化工作者，平均年龄60多岁，年纪最长已有近80岁，创作队伍后继乏人。二是新少儿歌曲缺童心童趣，难以口口相传。儿童歌曲曲风和尺度都很难把握，创作者既要考虑儿童对歌曲的喜好，又要衡量歌曲演唱难度是否适宜，难度较大。同时，很多新儿歌注重作品的思想性、教育性，表现在很多作品用成人视角反映儿童情感，过分强调“寓教于乐”，缺乏童趣和童心，孩子难以传唱。据对浙江省部分学校抽样调研发现，大多数孩子学会新儿歌后并不唱，传唱率普遍偏低，儿童最喜欢的三种歌曲形式依次为流行歌曲、影视歌曲和网络歌曲，而对古典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80%的儿童明确表示不喜欢，甚至厌恶。同时，近年来，国内的新儿歌除别看我是一只羊等少数几首外，大多传唱不广，在多家网站评选的“十大经典儿歌”中，歌声与微笑、让我们荡起双浆依然名列前茅。三是少儿歌曲缺乏完善推广机制，普及推广乏力。少儿歌曲的普及推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教育部门、学校以及家长合力。但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这种合力根本无法形成。长期以来，学校和家长重知识而轻陶冶，实行“成绩中心论”，奉行“题海战术”，音乐和艺术熏陶一直未被重视。如在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中发现，音乐教育的基本要求从一、二年级的学唱6首到六年级的学唱35首，要求是不断递减。同时，在浙江省部分学校抽样调研发现，学校虽然每周都规定有一二节音乐课，但实际上在抽测、其他教学活动等因素影响下，经常被语、数、外等课代替，难以保证儿童歌曲正常推广。四是少儿歌曲缺乏载体支持，生存空间日益萎缩。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歌曲商业化也日益加快，然而较为小众的儿童歌曲由于推广成本更高，导致荧屏、电台播放少儿歌曲日益少见或不见，生存空间日益萎缩。目前，全国仅剩下刊物儿童音乐能让儿童歌曲“走向社会”，其他歌曲刊物刊登儿童歌曲寥寥无几。据统计，全国百余个音乐广播电台几乎都有通俗歌曲排行榜，青少年歌曲榜和奖项却凤毛麟角；各大电视台每年举办不少文艺晚会及各种娱乐赛事中，但却基本看不到少儿歌曲演唱的声影。 （淳安县）纳税信用管理存在四大问题致难推广2014年10月1日起，国家税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新的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就纳税信用的信息采集、评价标准、结果确认发布以及应用等提出新的要求，并从而推进整个经济层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该办法实施近一年来，仅停留在税务部门内部使用，社会化推广依然困难重重。一是法律法规缺乏，难以保障执行。目前，针对纳税信用管理的政策落实，只有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及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试行）等3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新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也只在第9条中提到“国家建立、健全税收诚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促进税法遵从”，尚无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专门法律。法律法规缺乏导致纳税信用管理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制度化框架，部门规章的权威性不足导致社会化应用明显不佳。如山东省地税局共向各级金融机构推荐了5632户高信用等级企业，却只有689户企业最终获得信用贷款。二是信息来源单一，难以涵盖全面。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包括税务内部信息和外部评价信息，而外部评价信息主要从银行、工商、海关以及房管、土地管理部门或媒介获得，由于信息共享机制不成熟，尚未建立起各部门信息互通的机制，无法取得有效的外部信息，导致只能通过税务系统内部信息评定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影响纳税信用评价权威。以浙江杭州市为例，2014年度信用等级评定的147932户纳税人，几乎所有的评定依据来自于税务系统内部。三是专门人才缺失，服务缺少能动性。目前，企业特别是A级信用企业内部组织机构更加复杂，往来关联关系更加频繁，税收的流动性和隐蔽性都更强，税收管理难度越来越大，亟需一批与纳税信用A级企业相匹配的高素质人才，然目前基层税务部门普遍缺乏法律、计算机等专门人才。以浙江淳安县为例，该县国税局自2005年以来共招录19名公务员，仅有2名毕业于计算机专业、3名毕业于法学专业，专业性人才缺乏严重。四是评价系统不统一，评价结果差距大。目前，除上海、西藏以外，全国各省的国、地税行政机构都已经分设。其中，国税系统实行统一的管理软件系统，地税系统则是各地自行选择的数以百计的管理软件系统，纳税管理系统不统一、评价标准差异，导致评价结果差距较大。目前浙江淳安县，国税系统使用全国统一的CTAIS软件，地税系统则使用自行开发的龙版软件，系统互不兼容、各自为战。2014年国、地税各自初评纳税企业信用时，国税参评总户数为1808户，其中A级企业391户、B级1221户、C级179户、D级17户，而地税参评总户数为1867户，其中A级企业908户、B级777户、C级106户、D级76户，在每一档次上，双方评价结果都差距较大，不仅给参照该信用标准的其他机构造成困惑，也极大地影响政府部门权威性。 （淳安县）长江沿线危险品运输暗藏三大安全隐患据长江海事局官网数据显示：2015年16月，长江海事局辖区危险货物吞吐量1994.6万吨，2014年同期为1908.1万吨。长江作为沿江地区重要的水源地,沿线共有生活和工业取水口255处,涉及人口约1.4亿人。一旦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等安全事故,将直接威胁沿江居民饮用水安全,影响生态环境和沿江经济发展。基层反映，长江沿线危险品运输安全问题亟待引起重视。一是运输船舶单体性能参差不齐。一方面，船舶呈现老龄化、小型化现象。根据2014年长江水系省际液货危险品运输船舶换证资料，截止2014年7月30日，长江水系共有省际危险品运输船舶3669艘，平均船龄为8.4年，船龄16年以上的占9.43%；其中，1964艘长江水系省际油船中，载重吨600吨以下的船舶有1208艘，平均载重吨354吨。而德国、美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的内河船舶平均吨位都在1300吨以上。另一方面，据交通企业管理期刊调研，长江不少危险品运输船舶存在技术不规范、机型杂乱、主机能耗高及效率低等问题。有少数船舶由普通货船改造，相关设施不全，缺少相应消防安全设备。如2013年1月10日，某散装化学品船在上海金山区朱泾镇金张公路7153号码头装载货物时，因擅自加装的排泄阀未完全关闭，造成52吨碳九芳香烃混合物排入河道。二是应急处置能力不匹配。目前，长江干线基本具备了200吨油类危化品泄漏事故的处置能力，部分地区具备了500吨的处置能力，但对非油类危化品泄漏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严重缺乏。同时，在跨区域危化品事故应急处置上，由于各省市政策制定程度、覆盖范围有所差异，在响应跨区域危化品事故时，生产企业、运输企业、港口码头等各方无法及时有效进行联动。此外，船员应急素质不一，也影响应急应变能力。三是违法运输操作简单且违法成本低。长江危化品生产本身存在点多线长，涉及面广，安全管理难度大的问题。由于危险品的运输成本是普通货物的1-3倍，武汉理工大学调研发现部分航运公司,特别是个体经营的船舶,为了追求丰厚利润,存在瞒报谎报危化品情况，超载装运甚至冒险航行。如2014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上海海事局在开展水上危化品运输安全专项整治中查处谎报瞒报案件24宗。而根据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此类违法行为仅处以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力度较轻。为此，基层建议：一是严格市场准入标准，在危化品企业的审查上提高安全防线，并进行分类动态监管。淘汰部分老、小、弱船舶；二是在顶层设计层面，以法律法规形式强制建立应急体系，要求建立专业应急队伍；三是借鉴国外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库，并进行动态应用。（富阳区）陆源污染物叠加致长三角地区水环境治理难随着海洋经济发展以及陆源污染的不断转移，海湾河口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据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所等部门的调查显示，2001年以来，杭州湾水质均为劣四类，水质状态级别为极差，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极低，长江口水质略好于杭州湾，劣四类海水占比超过65%。基层调研发现，长三角地区水环境治理难主要存在四方面突出问题，亟待重视。一是跨界污染严重，陆源污染物叠加导致治理方式难。长三角地区属典型的平原河网地形，各行政区划之间水域边界的划分十分复杂，由于水的流动性和扩散性，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问题极为严重。以杭州湾地区为例，浙江省嘉兴学院虞锡君教授指出，杭州湾污染物的一半以上由钱塘江上中游区域排入，而杭州湾河口区域的污染物又来源于上海、杭州、宁波、绍兴、嘉兴等五个城市，又可以分为钱塘江河口段滞留及河道流入的污染物和建在河口沿岸的污水处理厂尾水。不同路径排放而来的陆源污染物其成分、性状、治理方式各不相同，给水污染治理带来很大难题。二是机制体制缺陷，行政分割导致治理定责难。基于我国水资源治理“行政区行政”的特点，长三角地区水环境治理方面往往出现各地方政府有利相争、无利扯皮的现象。地方政府跨界合作的内容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撑，在治理责任划分、污染责任追究、水污染治理合作的方式手段方面，存在不确定性，甚至可以说是“无法可依”。“上游保护、下游污染”或“上游污染、下游买单”等跨界水污染矛盾现象普遍存在，各省市之间的跨界水体污染纠纷事件也时有报道。三是陆海分治弊病，条块分割导致治理合作难。按照现行海洋保护法规定，海洋水环境保护的主体是国家海洋局，国家环保部门有指导、协调和监督职责，并负责全国防治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但从海洋水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的现状看，环保部门虽然有涉海管理职责，但在实际操作时却较少甚至几乎没有发挥实质性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的功能，“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问题长期存在。而浙江省嘉兴学院虞锡君教授的对海湾河口水环境的研究中发现，影响海洋环境的污染物和营养物质80 %以上都来自陆源，这种条块分割的矛盾成为海湾河口水污染治理的薄弱环节。四是基层力量薄弱，管理弱化导致治理担当难。我国海洋水环境管理组织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倒金字塔”结构，越是基层相应组织力量配置就越简单、越薄弱，长三角海湾河口地区就表现出无统一机构、无专门编制，缺少海洋环保专业人才的尬尴局面。如浙江宁波市现阶段仍有5个涉海县（市）区成立海洋经济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已建立的县（市）区也力量薄弱、力量不强。浙江嘉兴市海洋渔业管理部门设在农业经济局内部，总共只有3名人员且无一是海洋环保专业人才，每年的海洋环境公报需委托第三方机构来完成。 （富阳区）基层反映来华留学生难以“为我所用”近年来，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共有37.7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来华学习，比去年增长5.77%。基层调研发现，针对来华留学生的教育与服务水平有限，亟待解决。一是招生门槛过低，留学生质量难以保障。留学生招生关口把关不严、标准不高、渠道不宽，留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在我国，外国学生只要取得本国高中毕业证，并且通过国内大学的入学考试，即可攻读相应的学位，因此对于来华留学生语言没有硬性要求。浙江杭州市调研发现，由于部分学生中文程度达不到与中国学生同堂听课的水平，一些高校对留学生降低标准和要求，考试也另出一套题目，有些甚至一点中文都不会讲，就已录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根据教育部数据统计，2014年来华接受学历教育只占留学生总数的43.60，大部分以短期学习为主，学生素质难以保障。此外，外籍留学生涉毒、暴力侵犯、飚车等违法、犯罪行为却屡见报端，如据北京某法院统计，外籍留学生犯罪案件占到了同期外国人犯罪案件的58%。二是外籍留学生管理存在“圈养”现象，留学生难以融入我国社会。把中国主流价值观和传统文化融入留学生的课程之中，扩大外籍学生与中国学生的交流，是使留学生为我所用的有效渠道。据浙江杭州市调研发现，92%的高校为留学生设立专门的事务管理机构，开辟留学生专用独立公寓，将外籍学生与国内学生人为分割开来，两者缺乏交流机会。同时，留学生课程中汉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课程少，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渠道少，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感较低，难以真正融入我国社会。三是在华就业障碍多，挫伤留学生在华就业积极性。我国对于来华留学生就业管控严格，来华留学生难以实现直接就业。根据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我国不允许在华留学生直接就业。2013年新出境入境管理法颁布后，建立了相应的外国留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制度，但有关就业方面更具开放性的细则和管理办法尚未出台。如果外国留学生想在中国就业，只能待留学期满毕业回国，有一定工作经历后，再以就业者的身份来中国就业，大大降低了留学生在华就业的意愿。基层建议：一是针对来华留学生开设系统的汉文化教育课程，多进行中国国情教育，潜移默化消除文化差异，提升文化认同感；二是严格留学生招生标准，严把“进口关”，同时通过中国教学项目合作，提升教学国际化水平；三是逐步放开外籍留学生就业限制，完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鼓励留学生留华就业、创业，真正实现外籍留学生能够“为我所用”。 （富阳区）基层反映主旋律歌曲网络传播遇四个阻碍不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歌曲是我们党和政府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但目前主旋律歌曲宣传特别是在网络传播方面遇到重重障碍，传播渠道不畅、受众面不广，亟需重视。具体表现为:一是传播主旋律歌曲作品的网络平台不多。当前，酷狗音乐、百度音乐等大型网络音乐站点中，不论是“新歌榜TOP100”、“热歌榜TOP500”，都以流行歌曲为主，“主旋律”歌曲作品几乎见不到踪影。又以“中国梦”系列歌曲为例，在百度、搜狗等大型搜索网站上搜索“在在通往中国梦的路上”等关键词，搜索结果中前三页面均无明确下载信息。然后，如果搜索最新流行歌曲，很容易找到下载歌曲的方法。二是主旋律歌曲作品的网络点击下载率不高。基层统计发现，即使部分网络平台如QQ音乐、百度音乐等将主旋律作品收入其中，但网民下载收听点击率也不高。从网络看，主旋律歌曲作品与流行歌曲的点击下载量差距明显。如2013年1月份发行的名为红歌的主旋律歌曲，近三年时间点击率仅为9万次。三是主旋律歌曲作品的“明星效应”不明显。主旋律歌曲的演唱者普遍知晓率不高，缺乏市场号召力，明星效应不明显。如浙江金华市有关部门随机选择100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进行题目为“你能否说出3首主旋律歌曲及歌手姓名”的抽烟调查，能够答出3首歌曲及歌手姓名的仅18人，答不出一首歌曲及歌手姓名的有25人。其中答出3首歌曲及歌手姓名的18人基本上是50岁以上的老同志，而答不出一题的25人中，21人是30岁以下的年轻机关干部。四是主旋律歌曲作品缺乏“网络推手”。当前，网络生力军多是80后、90后甚至于00后，对主旋律宣传的音乐、歌词内容感兴趣的“老同志”上网几率相对较小，造就主旋律歌曲因缺少“网络推手”而无法占领网络市场。（桐庐县）“QQ自杀群”泛滥引发社会危害亟需重视“QQ自杀群”是以讨论自杀为主的网聊群，利用QQ群，交流自杀方法、相约自杀，通过成员之间的煽动和效仿，使有自杀意念的人群相约自杀，让那些原本可以冷静下来的人潜移默化的推向了自杀的深渊，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一是“QQ自杀群”泛滥产生自杀“从众效应”。“QQ自杀群”借助网络征集自杀同伴，互相壮胆。根据笔者实践显示，在百度搜索关键词“QQ自杀群”，能搜到约350万个搜索结果，除了通过QQ相约自杀的新闻报道外，还有网友发帖询问自杀QQ群的群号，可随时加入群聊。虽然腾讯公司关闭了以“自杀群”为名称的QQ群，但是QQ搜索群名“相约天堂”、“相约地狱”、“死亡之约”字眼，跳出来近3000个群，“你一个人走会害怕？没关系，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走”等群公告为数不少。2015年7月，浙江杭州市一宾馆内发生一起三男一女炭烧自杀事件，经公安部门侦查发现，四名死者3人为湖南人、1人为贵州人，通过“QQ自杀群”相约来杭。二是网络监管缺失致“QQ自杀群”无人监管。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第三款也明确规定：网络法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的措施，与该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无数次的相约自杀事件发生之后，网络运营公司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2010年12月浙江丽水市的全国首例“QQ相约自杀”发生后，腾讯公司曾表示，有关国家机关并未给腾讯公司发布明确指示要求对“QQ自杀群”等网络舆情履行监控及事后处理，腾讯公司无权力对网络信息是否具有害性进行监管，2012年浙江省丽水市法院判定“QQ相约自杀案”腾讯公司不担责。时至今日，相关舆情监管、群号管理责任依旧未明确。三是法律工作滞后制约“QQ自杀群”问责。相约自杀某种程度上构成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例如，利用“QQ自杀群”引诱、劝导、唆使他人自杀，或直接采用提供药品等方式帮助他人自杀,这类情况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但是，网络的隐蔽性和法律的不完善，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可趁之机。目前，我国对于这类犯罪的惩治措施的具体实施以及立法、司法工作还缺乏具体细则。广东省警方有关人士表示，针对自杀网聊群的情况，如果网友只是散布相约自杀的信息，但没有作出实质行为，警方并无法律依据可以对其进行处罚。该警方人士说：“假如有人报警，举报的QQ群不是本地的，我们会移交给当地公安机关处理。属于本地的，我们也要看网友有无实质自杀行为。” （上城区）反腐形势下部分基层干部灰色心态值得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持续高压反腐下，激发了基层干部廉洁奉公正能量，但部分基层干部微妙的心态变化，特别是表现出的四种灰色心态亟需引起关注。一是焦虑恐慌心态致走向极端。反腐高压下，一批企图靠“当官”谋取私利的部分基层干部深感焦虑、恐慌，深怕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被发现，导致部分党员在长期焦虑恐慌情绪下心生抑郁，并走向极端。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显示，20032012年被认定为自杀的党员干部为68人，20132014年被认定为自杀的党员干部多达77人，比十年之前总和数还多，其中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分析，自杀官员中乡科级等基层干部占比最高，达到44%。二是求稳怕乱心态致不作为抬头。在作风建设新常态下，部分基层干部不适应，产生畏首畏尾的情绪，工作主动性下降，求稳怕乱的“太平官”现象有所抬头。据浙江杭州市纪委监察局、杭州市作风办和国家统计局杭州调查队联合开展的一次作风建设情况民意调查显示中，在回答“您对我市党员干部中哪些作风问题最不满意”时，有65.33%的人认为是“相互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低”，63.17%的人认为是“遇到难题不敢担当”，分别位列第一、第二。三是消极迷茫心态致离职率走高。面对狭窄的职务晋升通道，部分基层干部对自己的定位及仕途发展缺乏信心，部分基层干部选择离职。据智联招聘发布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显示，自2015年2月25日至其后三周时间内，全国约有1万多名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通过该网站投递出求职简历，与2014年同期相比增幅达34%，位居跨界跳槽者中的“最活跃群体”。四是投机倾向心态致工作效率低下。基层干部的“隐形福利”和“灰色收入”被取消，导致基层干部收入大幅锐减，在面对数十万房贷、数千元房租等现实经济压力下，部分基层干部投机心理日趋严重，出现利用上班时间倒腾股市、房市、微店、淘宝等生财之道，不仅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更产生了新的违法犯罪问题。如近期股市大涨之际，全国各地接连爆出干部因上班时间炒股被查，浙江仙居县纪委更查办1起干部挪用公款炒股案件。 （淳安县）茶叶稀土限量标准严苛“作茧自缚”我国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制定茶叶稀土限量标准的国家，2005年卫生部出台GB2762-2005标准，茶叶的稀土标准与稻谷、玉米、小麦等同样定为2mgkg(每公斤含量超过2毫克即为超标)。十年来，该标准给中国茶产业造成了不少困扰和损失，对现行茶叶稀土限量标准重新评估的呼声也逐年增长。一是标准独有，中国茶叶“难出口”。对茶叶稀土含量限定是我国独有的标准，目前除中国以外的其他茶叶生产国和进口国，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等，都没有对茶叶设定稀土限量指标。很多外商在不理解该标准的情况下，往往会更加的慎重。而且此标准容易成为其他茶叶进口国贸易壁垒的“有效”依据。据海关统计，2014年我国茶叶出口只有30.1万吨，同比下降了7.5%，其中输欧、日茶叶因稀土含量超标等农残检测问题被通报33次，其中欧盟30次、日本2次。我国现有1100个产茶的区县，茶农8000多万人，涉茶人员4000万人。茶叶出口下降，对茶企和茶农的生存状况产生较大影响。二是达标困难，茶农和茶企“种不出”。浙江杭州市茶叶研究院的副院长杨秀芳指出：茶叶中的稀土含量之所以难以抑制，是因为稀土源自茶叶的生长过程中：茶树从土壤中会吸收稀土金属，给茶树喷施含稀土的“肥料”也会造成稀土在茶叶中有残留；即便前述情况可以避免，茶叶在生长过程中会不断地积累一些元素，而且生长期越长，稀土含量就越高，无法避免。因此，尽管各产茶区都采取了诸如加强茶园土壤稀土含量普查、检查，控制肥料稀土含量等措施，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且增加了种植成本。特别是与绿茶、红茶只取嫩芽叶制茶不同，乌龙茶、黑茶、紧压茶通常需采摘成熟度较高的开面叶，而一般来说，新梢芽部的稀土含量最低，叶片成熟度越高，含有的稀土含量越高，这让众多熟茶茶商陷入了“无法达标”的尴尬境地。据相关测定资料，我国红茶、绿茶的稀土超标率在1020%，乌龙茶的超标率约为60%，而黑茶、普洱茶则有近九成产品稀土超标。三是超标普遍，消费者疑虑“不敢喝”。目前科学界对稀土危害并无定论，而现行GB2762-2005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规定，茶业中的稀土含量值最高为2mg/kg，和玉米、小麦等粮食类标准相同。而人每天饮用的茶叶量比主粮少太多，加上主粮需要吞食，而绝大多数茶叶均为泡饮，茶叶本身并不直接进入人体，而且稀土等重金属一般都不溶或难溶于水，正常情况下茶汤中不会含稀土，即使有，含量也微乎其微。由此可见，如果主粮达标能确保食用安全，那么国标对于茶叶稀土含量的要求就远在安全至上，近乎苛刻。但是许多在市场上响当当的茶叶品牌甚至行业的龙头品牌都上过稀土含量超标的“黑榜”，如2015年5月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公布，9种茶叶稀土超标，涉及“武夷星”、“知福”、“爱丽丝”、“响水涧”、“御顿”、“八马”、“今茗香”等知名品牌。因此，消费者对茶叶质量信心降低，致使不敢“饮茶”。 （拱墅区）船舶报废制度存在三大问题亟待重视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现有船舶严重老化、船舶状况技术不高、安全隐患多的现状，因此，完善船舶报废制度，严格监测、淘汰那些不具备安全航行、安全作业，可能引起环境污染事故的老旧船舶，对航运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的船舶报废制度还存在着三大问题亟需重视。一是船舶报废标准不够科学。2001年5 月1日起，我国实施运输船舶强制报废制度。从规定来看，有明确的各类船舶的报废年限，但仅以船龄为唯一报废标准，未合理考虑其他因素，如船舶实际技术状况、船舶是否改装并改装后使用情况有否超出承载能力导致提前废旧等等。船舶报废范围过窄，遗漏了个别类型的船舶，如小型游艇、趸船等。报废年限有待科学论证。我国现行船舶报废制度中规定：客船类，包括高速客船、客滚船、客货船、客渡船、客货渡船、旅游船、客船，报废船龄为30年（含）以上。参看其他国家，在日本，其船舶法对船龄超过15年的2000吨以上客船实行强制报废。再看近年船舶事故频发的韩国，有统计显示，截止2013年末，在韩国注册的308艘远洋渔船中，有235艘是船龄超过25年的老船，占75%。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1二是程序性规定不够完整。对报废后船舶的处置规定不周全，将会导致船舶报废制度形同虚设，增加航运安全隐患。如船舶对报废船舶若进行拼装、改建、翻新后将其再次投入航运市场；将报废船舶拆卸下的零件、材料用于造船、修船；或在拆解船舶过程中，由于未采取环保措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等。比如在报废船舶后续处置的拆解使用方面，中万(北京)行业协会商会发展促进中心的研究表明，正规的拆船企业并没有成为国内废旧船舶回收拆解的主力军。目前，国内报废船舶回收流向无序，80%最终会流入非法拆船点。非法拆解多为滩涂作业，工艺简单，环境污染严重，并且拆解下的零件可能通过交易流入造船配件市场。三是执行报废制度缺乏监管和引导。我国的现行船舶报废制度中没有明确船舶报废工作具体由谁来负责和管理，即执法主体。同时，具体执行过程中，应用技术、探测标准也没有明确规定。缺少对已废旧、航运安全风险大、提前报废的船舶的引导和鼓励。 （桐庐县）幼儿园虐童伤害案件频发成因亟待关注近日，北京市房山区鹤立幼儿园的幼童被针扎、福建乐县艺术幼儿园幼儿教师用订书机伤害幼儿等事件等幼儿园虐童伤害案件再次引起基层高度关注。基层反映，幼儿园虐童伤害案件频发原因亟需重视。一是民办幼儿教师素质低、待遇低双重因素影响。当前，由于我国学前教育尚未列入义务教育体系，民办幼儿园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经费等成本相对比较高，因此其所聘用的保育员和幼儿教师往往呈现待遇极低、文化素质低、道德素质低的“三低”特点。据统计，全国18万所幼儿园，民办幼儿园约占70%，为超过半数幼儿提供入托服务，却基本得不到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支持；民办幼儿园教师无幼教资格证书的约占60%，超过50.74%幼儿教师学历为专科及以下。浙江温岭市蓝孔雀幼儿园教师虐童事件责任人无资格证书，收入低于2000元；浙江温州市龙港镇爱绿幼儿园老师重掴六岁学生的教师未取得幼教证书。二是法律制度缺失导致虐童案件难以定罪处罚。当前，针对幼儿伤害案件往往由于法律制度的空白，从而导致定罪处罚力度轻，违法成本低，难以遏制幼儿园虐童案件多发现象。如适用刑罚的“虐待罪”范围仅限于家庭成员之间，而“故意伤害罪”则往往因构不成轻伤级别，因此很多虐童幼师仅以“寻衅滋事”入罪，被处行政拘留。浙江温岭市蓝孔雀幼儿园教师虐童事件涉事老师仅被辞退和以寻衅滋事罪对当事人刑事拘留；陕西西安市幼儿园喂药案也仅以行政拘留处罚为结果；而近日发生的福建乐县艺术幼儿园幼儿教师用订书机伤害幼儿案，涉事老师仅被行政拘留和罚款1000元，这些都凸显出虐待儿童问题的法律制度缺失。三是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导致幼儿园伤害案频发。各地幼儿园虐童伤害案往往是由父母的意外察觉和媒体曝光，而非监管部门的主动监查发现，这直接暴露出政府教育部门的监管缺位。同时，幼儿园管理制度缺失、执行不严也是幼儿园伤害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媒体曝光的幼儿教师“拎耳朵”、“扇耳光”、“针扎”等恶劣行为也为幼儿园监管敲响警钟，加大幼儿园的监管已刻不容缓。 （建德市）新军事设施保护法施行以来难改军事设施保护严峻局面 2014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重新修订并生效实施，首次对“两区两范围”(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作战工程安全保护范围)划定明确标准。但实施以来，我国军事设施保护的严峻局面尚难改观。一是处置要素复杂，导致隐患难除。近年来，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导致一些地方的经济项目或民生工程逐步靠近军事设施，甚至延伸至“两范围”之内，“新法”实施后，区域内的既有建筑短时间内难以根除。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辽宁大连市、浙江宁波市等城市，房地产、旅游、养殖项目已对当地军事基地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比如东部沿海某海军基地与岛上居民小区仅一条马路之隔，但政府出于拆迁成本高、群众安置难问题等因素，短期较难改变这一现象。 二是部分土地权属不清，导致操作难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军队将闲置土地出让给周边农村用于农业耕种或养殖；也有军队通过各种方式从地方获得军用土地，导致部分土地土地管理权和使用权不明确，给“两区两范围”划定带来难题。基于土地界限模糊的事实，总参负责军事设施保护工作的马翼飞局长曾在瞭望东方周刊上表示，当前陆上“两区两范围”划定率在80%以上，而水域“两区”划定率不足50%，严重影响相关保护措施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