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翻译简史和西方翻译理论课件.ppt

第二章 中西方翻译简史 与西方翻译理论,翻译学的研究范畴涵盖众多不同的领域，其中最基本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外翻译史，其中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的理论研究、翻译评论、特定时期翻译的作用与功能、翻译方法的发展以及翻译作品分析等；译语文化中的翻译研究，其中包括具体文本、作者或学派本身所在的文化习俗，翻译对译语文化的影响等；翻译与语言学研究，其中包括译语与源语语言要素的比较研究，如音素、词素、词汇和句法等的比较研究，语言等值问题、语义问题、机器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的研究等；翻译与诗学研究，其中包括诸如诗歌、戏剧、小说等文本翻译或电影文学翻译等具体文学领域的研究、诗学结构研究、译文与原文的相互关系，以及“作者译者读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翻译教学理论和教学内容的研究等。此外，翻译学的研究范围还应该包括外国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引进、中外翻译理论的比较研究以及翻译批评等领域。,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简述,据考证，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最早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我国翻译史上出现过的五次翻译高潮来加以划分我国的翻译史，即从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后到五四运动或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新文学翻译，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大发展时期。我国的第一次翻译高潮始于东汉，盛于唐代，并延续至宋代。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西域安息国(今伊朗)太子安世高来到我国，翻译了30部40卷佛经。他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佛经翻译家之一，所译的经文质朴不俗，被誉为我国翻译直译派的鼻祖。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国王符坚醉心于佛教，请来释道安组织众多译经大师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释道安在翻译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译”的翻译理论，为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西域龟兹国人鸠摩罗什(344413年)是我国古代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他的译文优美畅达、妙趣盎然。,鸠摩罗什“以信为本”，强调翻译必须如实传达原文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因而被认为是古代佛经翻译意译派的代表人物。他翻译的文学作品为我国的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经济日趋发达、文化日趋繁荣的唐朝初期成就了另一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的佛经翻译巨匠玄奘(602664年)。玄奘翻译的特点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他提出了“五不翻”原则，强调翻译既需要忠实准确，也需要通俗易懂。此外，玄奘还完善了译场，设立了诸如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授、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监护大使等众多的翻译职司。佛经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了口译、笔录相结合，中外译者相结合的集体翻译方式。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尤其是初期和中期)，由外国僧人口授、本国僧人笔录是翻译的主要方式。佛经翻译促进了对翻译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明末清初时期(15821773年)，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耶稣会教士以“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为名，携带科学书籍闯入了长期封闭的中华大地，并翻译了西方的科学和宗教书籍，从而引发了一次科技翻译高潮。当时从事科技翻译的既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本国学者，也有先后来华传教的西方耶稣会教士。,较为著名的科技译著包括意大利人利玛窦和徐光启于1606年合译的几何原本、意大利人熊三拨和徐光启于1612 年合译的泰西水法、葡萄牙人傅泛际和李之藻于16231630年期间合译的名理论等。明清两代在译学理论、方法研究及创建翻译出版机构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清末民初即从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之前这一时期，见证了我国的西学翻译高潮。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翻译家非严复莫属，其次还有梁启超和林纾等人。严复(18531921年)是我国翻译史上明确提出翻译标准的第一人。“信、达、雅”这三条翻译标准是严复为20世纪初我国翻译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对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及其翻译实践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严复先后翻译了十多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民学(逻辑学)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为世人称道的八大社会科学名著，特别是他翻译的天演论，在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影响。书中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等观点，成为当时革新派与封建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以及日后进行维新变法、救国图存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位重要翻译家是梁启超(18731929年)，他的“译书三义”，即“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和“养能译之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林纾(18521924年)是通过翻译将西方文学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的第一人。被誉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人。20 世纪初，在蓬勃发展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推动下，我国的文学翻译进入了翻译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成为继西学翻译之后的另一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作品无论是在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影响范围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出现了诸如鲁迅、瞿秋白、梁实秋、曹靖华、朱生豪和傅雷等一大批著名的文学翻译家。鲁迅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一生翻译了100多位外国作家的200多部作品，总计300多万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采用白话文进行翻译，其翻译标准注重“信”。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66年期间，傅雷和钱钟书分别以“神似”说和“化境”说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 世纪80 年代初，我国开始全面实行改革与开放政策。随着封闭自守状态的结束，大量的西方翻译理论被介绍到我国，比如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纽马克的翻译教程等，其中奈达有关翻译的著述最多、最系统，因此所产生的影响也最大。西方翻译理论的引入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从而在我国掀起了长达10年之久的以语言学研究为中心的翻译研究热潮。,第二节 西方翻译理论史简述,西方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就欧洲本土而言，公元前250年里维乌斯 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公元前284公元前204年)翻译的拉丁文的荷马史诗奥德赛被认为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部译作。在西方翻译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六次翻译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或者说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出现在公元前古希腊衰落、罗马帝国强盛时期。这次翻译高潮的意义在于开创了西方翻译的局面，把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罗马，从而促进了古罗马文学的诞生与发展。第二次高潮出现在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叶。由于这一时期教会在文化方面处于垄断地位，因此圣经以及其他宗教作品的翻译成为主流。第三次翻译高潮是1112世纪(中世纪中期)，西方翻译家云集于西班牙的托莱多，将大批希腊典籍从阿拉伯语译为拉丁语。托莱多翻译院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翻译活动持续长达100年之久，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基督教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友善接触时期。文艺复兴(公元1416世纪)是西方翻译发展史上的又一大高潮，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并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出现在众多领域中的翻译活动促成了各民族语言和文学的形成、巩固与发展。,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五个发展阶段，主要特点是古典作品和近代作品的翻译(包括东方文学作品)。第六次翻译高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范围从单纯的文学宗教翻译扩展到科技、经济、法律、商业等，规模从文学家、神学家从事翻译转变为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译员代之，出现了专门的翻译高等学院、国际译联、机器翻译和翻译学科(翻译学)等发展形态。西方至今仍处于这一翻译时期的延续。在公元前46年公元前44年之间，古罗马的哲学家和翻译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先后发表了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与恶之定义两部著作，其中有关区分“解释员翻译”到“演说家翻译”的论述被认为是开创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先河。此后，众多具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在西方先后出现。对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划分，中西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著名美国学者乔治斯坦纳认为，西方翻译理论史大体上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从古典译论开始到18世纪末期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的发表，第二时期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到20世纪中叶，第三时期(其标志是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从“二战”后至20世 纪70年代，第四时期(其标志是新兴学派林立，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将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大致地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传统翻译学阶段”，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区分“解释员翻译”到“演说家翻译”起到1959年。第二阶段为“现代翻译学阶段”，从1959年罗曼雅科布逊发表翻译的语言学问题观(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开始到1972年。第三阶段为“当代翻译学阶段”，从1975年霍尔姆斯正式发表论文翻译的名称和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开始至今。传统翻译学阶段成就了众多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其中英国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佛雷泽泰特勒(17471814年)的学术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他的翻译理论专著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在英国和西方翻译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泰特勒在该书中首先对“优秀的翻译”作出了定义，然后提出了翻译的三大原则：即复写原作思想，风格手法与原作同一，具备原作的通顺。这对后来有关“忠实”和“自由”(即“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翻译学阶段”中的重要翻译理论家包括雅科布逊、奈达、卡特福德、威尔斯等。,西方翻译理论第三阶段即“当代翻译学阶段”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学科意识。霍尔姆斯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翻译学的名称和性质一书中着重探讨了翻译学学科的名称、性质、范围等内容，第一次勾勒出翻译学的学科结构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开始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受此影响，一大批学者开始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审视翻译问题，并逐渐开始形成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玛丽斯内尔霍恩比的文章中建议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抛弃其“唯科学主义”的态度，把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翻译理论研究之中。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雷勒弗菲尔认为，玛丽斯内尔霍恩比的这一提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在翻译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场变革，即他们所称的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1990 年，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问世，正式标志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开始。,第三节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中外翻译学者都曾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过流派划分，以期把握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一种方法是将西方翻译理论划分为四个基本学派：即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理论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语文学派主要关注原文的文学特征，重原文而忽略读者，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该学派提出了“到底是让信息适应人，还是让人适应信息”的问题，并针对直译和意译展开辩论。语言学派认为翻译是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以及源语和译语在语言结构方面的差别，强调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但主要是在表面层次的)，并试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其代表人物为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交际理论学派力图从信息源、信息和信息接受者、媒体等方面研究翻译问题，认为应该突出信息接受者的作用，强调信息交流而非语言对等，其代表人物包括德国莱比希学派的卡德和纽伯特等。社会符号学派以皮尔斯的符号学为理论基石，强调“语言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其他符码的关系”以及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要求译者关注文字以外的更多信息，认为许多社会文化因素可能影响信息的传递，所以译者应该注意文字所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是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上述四个翻译研究流派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创新和超越。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根茨勒把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划分为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五大流派。张南峰和陈德鸿在其编辑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2000)一书中划分出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和解构学派六大流派。李文革在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2004)一书中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划分为七大流派：文艺学派，其中包括西方翻译理论中的文艺学派和俄国翻译理论中的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其中包括布拉格学派(又称功能主义或功能语法学派)、伦敦学派(后称新佛斯学派)、美国结构学派(下属人类语言学派、结构主义学派、转换生成学派等)、交际理论学派、德国功能学派和前苏联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其中包括早期翻译研究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女性主义、“食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阐释学派，其中包括施莱尔马赫的两种翻译途径、斯坦纳阐释学翻译途径、海德格尔和迦德默尔阐释学理解观；解构学派，其中包括“延异”解构主义、“纯语言”解构主义和韦努蒂的翻译策略；美国培训班学派；法国释意学派。,尽管上述学者基于各自的翻译研究视角对西方翻译流派作出了不同的划分，但是对于我们认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了解各翻译理论之间的差别仍然有着很大的裨益。以下是对当代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西方翻译理论所做的简述。一、规定性翻译理论规定性翻译理论(Prescriptive Translation)是一种以源语为中心的理论，旨在制定一个具有约束力的翻译规则或标准，并将其作为规范各类翻译活动的金科玉律。客观地讲，规定性翻译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它规定了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该实现的目标，并有助于约束不负责任的乱译和滥译。然而，规定性翻译理论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因为它认为翻译只能有一种正确的标准，要求所有的译者不分时代、不分工作对象、不分译者和读者的认知环境，在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规定性翻译理论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局限于语言本身，把翻译仅仅看做是一种语言艺术，而很少考虑语言的文化环境，即使涉及文化，最终还是把重点放在具体翻译技巧的运用之上。为此，规定性翻译研究总是难以摆脱直译与意译之争。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规定性翻译理论在翻译界一直都享有难以撼动的地位，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发生变化。,二、描写翻译理论描写翻译学派属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崛起的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个分支。最先提出描写翻译学这一概念的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人、美国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尔姆斯，但是描写翻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却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翻译教授图瑞。图瑞认为，描写翻译研究的目的就是对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并通过对具体翻译个案的描写和分析归纳出对翻译实践具有示范或启示作用的理论原理。描写翻译理论(Descriptive Translation)的形成得益于在卢纹(1976)、特拉维夫(1978)和安特卫普(1980)举行的三次小型系列学术会议，而20世纪的最后20年成为描写翻译理论的重要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兰博特与图瑞创办的Target杂志成为众多描写翻译学派学者发表文章、表达观点的论坛。描写翻译理论给予各种各样的翻译以正确的定位，避免了由于规定性翻译标准而造成的概念困惑以及无谓并且无休止的争论。描写翻译理论有两个基本认识，一是翻译的“不完整性”，即译文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再现原文；二是任何翻译都经过了译者不同程度的操纵。需要指出的是，描写翻译理论并不试图全面推翻传统的规定性翻译标准，而是通过解构传统的翻译理论来批判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的不完善之处。,描写翻译理论认为，翻译过程、结果以及功能的研究应该放到与之相关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环境中进行。相对于规定性翻译理论而言，描写翻译理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其理论宽容性。描写翻译理论关注翻译的语境化，而不是直译或意译。三、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是著名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在翻译界长期以来围绕着直译和意译争论不休的背景下提出的两种翻译模式。语义翻译力图使译文文本在译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语境意义。因此，语义翻译较为客观，使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更为接近，着重于再现原作者的思想过程而不是意图，讲究准确性，重内容而轻效果。一般认为，语义翻译通常适用于文学、科技文献和其他视原文语言与内容同等重要的语篇体裁。交际翻译则视翻译为“发生在某个社会情境中的交际过程”，强调应该努力使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交际翻译重视以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传递原文信息，而不是竭力地复制原文的文字。译者在交际翻译中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去解释原文，调整文体、排除歧义，甚至是修正原作者的错误。,由于需要实现某种交际目的并服务于特定的目标读者群，因此译者所生产的译文必然会打破原文的局限。一般而言，交际翻译通常应用于包括新闻报道、教科书、公共告示和其他很多非文学作品在内的文体类型。纽马克认为，应该把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视为一个整体，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孤立地使用其中一种方法，而是根据实际需要交替运用这两种方法，以期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四、功能对等原则 动态对等原则(即功能对等原则(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前身)为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所提出，是一种强调在翻译过程中重视各种交际因素和文化因素以及读者反应的翻译理论，在西方和我国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达意；传神；措辞顺畅自然；读者反应类似。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注重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是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或寻求形式对应。在20 世纪80年代，奈达对动态对等加以修正，将其改称为“功能对等”。“功能”二字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形式，着重于翻译的内容和结果，因而比“动态”更为合理。,在20 世纪90年代，奈达在语际交际的社会语言学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功能对等”理论，提出了“最高层次对等”和“最低层次对等”。最高层次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译语读者和源语读者在欣赏和理解时可以产生基本相同的反应，而最低层次对等是指译文达到充分的对等，使译语读者能够理解和欣赏源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五、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ist Approach to Translation)起源于20 世纪70 年代的德国，其创始人为德国翻译理论家凯瑟林娜赖斯，其他主要代表人物还包括汉斯威密尔、贾斯塔霍尔兹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诺德等。功能翻译理论根据文本的指称、表现、呼唤和交际四种功能，将翻译分为文献式翻译和工具式翻译两大类。文献式翻译以再现原文为目的，类似于传统的直译，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包括隔行对照翻译、直译、语文式翻译和异化式翻译等。工具式翻译以实现原文功能为目的，类似于传统的意译，主要采用功能相等翻译、功能相异翻译和同质翻 译等。,六、翻译目的论 德国翻译功能学派学者弗米尔于1978年发表了普通翻译理论框架(A 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文，首次论述了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的基本原则和规则。此后，翻译目的论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并被应用到诸如翻译人员培训、口译、文学翻译、儿童作品翻译和新闻翻译等领域。翻译目的论从人类行为理论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翻译活动，认为翻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意图性，是一种在译者的作用下以原文文本为基础的跨文化人类交际活动。翻译的意图性在于帮助那些由于语言障碍而无法交际的人们实现交际活动。弗米尔强调，翻译目的论所指的意图性并不是说一种活动本身具有意图，而是指活动的参与者认为或解释为有意图；翻译活动的意图主要与译者或翻译活动的发起者有关。翻译目的论将翻译视为一种人际间的互动活动，涉及译文发起者、译者、原文作者、译文读者和译文文本的使用者等。翻译活动的发起者确定翻译目的并规定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其中包括：文本功能；译语文本的接受者；接受文本的时代及地点；传播文本的媒介；生产或接受文本的动机等。弗米尔认为译文接收者对于翻译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任何有关译文接收者的信息对于译者来说都很重要。,翻译目的论的三项基本规则分别是目的规则(Skopos Rule)、连贯规则(Coherence Rule)和忠实规则(Fidelity Rule)。翻译目的是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原则，并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译者的基本目的；译文文本的交际目的；特定翻译策略或手段要达到的目的。但是，“目的”一词主要是指译文文本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连贯规则要求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忠实规则要求译文和原文之间应具有连贯性，即相当于传统翻译理论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这三条规则的关系是：忠实规则服从于连贯规则，而这二者都必须服从于目的规则。翻译目的论认为，诸如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居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和文学规范等译语文化语境会对翻译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制约着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目的的确定、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译文文本的生成以及译文文本在译语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作为翻译活动中重要的参与者，译者首先需要研究分析翻译要求在法律经济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可行性和确定翻译的必要性，然后再根据翻译要求将原文文本翻译成符合译语功能的译语文本。,七、多元系统论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Theory)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其创始人为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认为，应该把包括语言、文学、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在内的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为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式结构，即是一个由若干不同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重叠，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竞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排斥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占据中心位置。同时，翻译文学所处的地位也成为影响译者采取何种翻译规范或方法的重要因素。当翻译文学占主要地位时，由于翻译的主要作用是参与创造具有主导地位的新模式，因此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再是从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求现成的模式来翻译原文，而是力图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八、社会符号学翻译观 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最早是由有着“现代语言学之父”美誉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及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皮尔斯(CS Peirce，18391914年)在20世纪初提出的。前者注重符号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与心理学相关；后者注重符号的逻辑意义，与逻辑学相关。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于20世纪60年，其理论成果也已经渗透到其他诸多学科之中。社会符号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门以社会语言学和符号学为基础、研究人类社会所使用的各种符号系统的学科。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代码和符码，特别是人类所使用的最为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因此就跨语符翻译而言，优越于任何其他翻译法。社会符号学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符号阐释的过程。社会符号学的翻译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的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符号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同一文本进行复译，进而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和语言特征。,九、语用翻译 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用学在20世纪7080年代期间起源于欧美国家，是一门研究语言的使用与理解的学科，其研究范围既包括发话人利用语言和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也包括听话人对发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过程。语用学理论主要包括言语行为理论、顺应理论、语境、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会话含义等。(1)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兰索奥斯汀提出。奥斯汀认为，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是一种言语行为，包括言内语言行为、言外语言行为和言后语言行为三类。(2)顺应理论(Adaptation Theory)由比利时语用学家弗舒然(Verschueren)提出。顺应理论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地作出语言选择的动态顺应过程。语言的选择包括语言形式和交际策略的选择，并且必须顺应交际环境和对象，以便使交际能够顺利进行。(3)语境(Context)是语用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语用学家认为，语境决定着话语的含意，如果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话语的含意也就不存在了。一些语用学家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三种语境。,(4)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是美国语言学家格莱斯提出的，其中包括数量原则、质量原则、关系原则和方式原则。格莱斯认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必须遵循合作原则，即相互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使双方的交际行为顺畅地进行，进而实现交际目的。(5)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是英国语言学家利奇提出的，其中包括六条准则，即策略准则、宽宏准则、赞扬准则、谦虚准则、赞同准则以及同情准则。礼貌原则的提出补充和发展了会话中的交际原则。(6)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也是语用学家格莱斯最先提出的。他认为，说话人的话语意思分为常规含意和会话含意两种，其中常规含意是指话语的表层意思，而会话含意是指话语的深层意思。国外最早将语用学引入研究翻译的是英国翻译理论家哈特姆和梅森。他们在话语与翻译一书中从语用翻译(Pragmatic Translation)的角度讨论了言语行为与翻译、合作原则与翻译。语用翻译与语义翻译相对应，是一种寻求语用等效的新型翻译理论模式。语用翻译所寻求的语用等效包括语用语言等效翻译和社交语用等效翻译。语用语言等效翻译旨在通过译文传递原文中明示意义和暗含意，而不是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社交语用翻译则要求译者在准确理解原作内容的前提下，结合原文与译文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关联信息，使他们以最少的努力了解到原文作者的意图。,十、关联理论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是法国学者斯波伯(Dan Sperber)和英国学者威尔逊(Deirdre Wilson)于1986年共同提出的一种认知语用学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程度已远远超出了语用学领域。关联理论认为，理解话语的标准是人类认知假设，而人类认知事物总是遵循着关联原则，即根据与之有关联的信息来认知事物。关联理论的核心就是寻求最佳关联原则，即人类的交际行为都会产生一个最佳相关性的期待，如果接受者希望确定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就必须在交际双方共知的认知环境中找到对方话语和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的暗含意义并获取语境效果，从而实现交际的目的。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而不是语段本身或语段产生的过程。关联翻译理论将翻译活动看做是一种交际，而不仅仅是一个过程；认为翻译过程就是一个寻求关联链和最佳关联的认知过程；在交际过程中真正重要的是话语共有假设的预设。因此，译者作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或中介，应该在具体语境下和在不同读者的情况下传达出原作者的预设和交际意图，并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企盼相吻合，以保证和促进前两者之间交际的成功。为此，译者可以采用包括直译、意译、音译、替换等形式在内的各种翻译策略以帮助译文读者找到原文与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从而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十一、接受理论 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也被称为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德国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其创始人为康斯坦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塞尔(Wolfgang Iser)。接受理论将读者视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强调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创新性地将文学研究的视角从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向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上。读者的接受是一种创造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行为，这种创造性表现在三个方面：读者在接受作品之前就有某种“期待视野”；读者对作品的意义具有独特的理解与阐释，会以自己的鉴赏趣味和水平去理解接受作品，有着很强的主观性，即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心目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作品的价值与艺术生命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接受理论认为，文本未被阅读时具有许多的“意义空白”和“未定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发挥想象和补充，使之“具体化”，从而发掘出文本的意义。接受理论有助于拓宽翻译研究的视野，使翻译研究摆脱文本中心论的束缚，将关注的重点转向译文读者以及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接受理论对于翻译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可以使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意识到，在解读原文过程中需要充分了解原文所反映或涉及的历史、地理、文化、习俗等，并且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等因素，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以促成译文读者与译文之间的“视野融合”。十二、解构主义翻译观 解构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处于政治与社会动荡之中的法国，其思想集大成者为法国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从严格意义上讲，解构主义并未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也没有提出具体的翻译模式和方法，但是由于它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哲学，认为古往今来所有哲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翻译这一概念，并且站在与西方思想传统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借助对翻译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语言和哲学的重大问题，因而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解构主义翻译观(De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Translation)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对语言符号的阅读中产生。因此，文本的意义是具有不确定性，不是由文本自身所决定的，而是通过译者(读者)的解读产生的。,解构主义学者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概念来解释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从而把译者置于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十三、释意理论释意理论(the Interpretative Approach)又称“达意理论”(the Theory of Sense)，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释意理论旨在探讨口译以及非文学文本笔译的原理与教学实践，认为翻译是译者通过语言符号和自己的认知补充对原文意思所作的一种解释，因此译者所寻求的不应是语言单位的对等，而是原文意思或效果的等值。该理论直接来源于口译实践，对口译、实用文笔译以及翻译教学都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释意理论把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和非语言的意思(Non-verbal Sense)区分开，认为译者所要传递的不是语言符号的意义，而是讲话人在话语中所表达的非语言意思，即意义的本质是交际者通过语言符号所传达的“意思”，而不是语言符号本身的意义。意思分为“内含意思”(Implicit/Implicitness)和“外显意思”(Explicit/e/Explicitness)两种，其中“内含意思”是指作者或说话人意欲表达的意思，而“外显意思”是指作者或说话人实际写出或说出的内容。,释意理论首先把语法同语义分开，指出翻译是释意；继而又把语言意义同非语言意思分开，指出译者需要翻译的是意思，即交际意义。释意理论非常注重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认为在口译过程中，译员在开始翻译之前需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1)“话语阐释”阶段：即听清作为表达思想内容的语言符号，通过分析和理解，确定这些符号所表达的语言现象，把握这些符号所表达的思想内容。(2)“脱离语言外壳”阶段：即有意识地忘记这些语言符号的结构，以便只记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语言符号所产生的认知和情感意义。(3)原语信息重组阶段：即用另一种语言的符号造出新的句子，并且使这些句子符合以下两点要求，一是要表达出原话语的全部内容，二是要易于听懂。但是，由于释意理论只关注交际的直接目的以及交际过程中所传递的指称意义(或称认知意义)，并未充分考虑语言信息可能具有的多重意义(如表情与表感、风格与修辞等方面的意义)，因此对于文学翻译的实践与研究而言价值有限。,十四、语篇翻译语篇翻译(Textual Translation)的理论依据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的语篇语言学或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or Text Analysis)。语篇翻译以语篇语言学为理论指导，将翻译的基本单位定为语篇，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词、词组或句子。语篇翻译认为，无论是一次谈话、一则广告、一封书信、一篇文章、一首诗歌，还是长篇演讲或小说，只要能够在一定情景语境条件下表达相对完整的思想并具有独立交际功能的意义单位，都可以被视为语篇，即翻译的基本单位。语篇分析是语篇翻译中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语篇分析大致包括：分析语篇的主题；分析语篇的情景语境；分析语篇的衔接手段。此外，语篇翻译理论十分重视语篇的类型、语篇的功能以及诸如衔接性、连贯性、意图性、可接受性、信息性、情景性和互文性七大语篇特征。译者在语篇翻译过程中大多会采用诸如意义移植(Transference)、音形直译(Transliteration)、脚注(Footnotes)等特殊的翻译策略。,十五、阐释学阐释学或诠释学(Hermeneutics)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西方，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其理论影响已经渗透到包括翻译学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在19世纪，有着“近代阐释学之父”美誉的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将阐释学带入一个新的领域。之后，狄尔泰、海德格尔、维根斯坦等人进一步为阐释学提供了哲学基础。伽达默尔在阐释学大师海德格尔本体论转变的基础之上，于1960年出版了学术巨著真理与方法，彻底否定了古典阐释学的客观主义精神，把阐释学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现代阐释学。现代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直接体现在认识论上，使长久困扰翻译学研究的意义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三个理论核心理解的历史性、效果历史和视阈融合观成为翻译理论借用的重点，所涉及的翻译理论问题包括原文意义的开放性问题、译者作为读者对文本阐释的多元性问题、译者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译文与原文的关系、意义产生的机制、复译问题以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问题。,十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Feminist Approach to Translation)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北美，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弗洛图(L.Flotow)、西蒙(S.Simon)、斯皮沃克(G.Spivak)、张伯伦(L.Chamberlain)和戈达德(B.Godard)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认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差异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首次将性别差异这一概念引入到翻译研究中，主张翻译采用女性主义话语策略，让翻译活动为译者/女性提供一个话语生存空间，并要求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一系列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都有着自己的解释，这在以下七个方面尤为显著：翻译哲学，寻求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翻译标准，应该符合女性主义的要求；翻译目的，延展女性话语权；翻译策略，通过语言的运用彰显女性；翻译方法，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原文；译者的地位，享有与作者同等的地位；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平等互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视角；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畴；推动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和文化学派翻译观，并扩大了其影响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张，翻译应该为女性和译者提供一个话语场所，以表达她/他们对在各自等级秩序中处于弱势和被贬低地位的不满和反抗。她们将后结构主义文本、写作理论、读者反映论、心理分析等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提出翻译与其他文本写作活动一样，是一种意义的创生和构建过程。由于任何一个文本都由写作者的主观因素、文本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所以作为具有女性意识的读者/译者，完全可以把自己带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