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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资西进的战略报告 （编者按： 袁成达教授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东资西进战略研究课题组首席研究员，袁成达教授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颇有造诣的投资银行家。他从亲身实践的经验和社会调查中进行经济学的理论概括，  又用创新的理论进行新的实践，历时二十年，在区域经济、新城开发、产业集群、园区经济、地方经济，企业发展、三农问题、文化与旅游地产等的产业发展规划、战略定位、商业计划与战略方案制定，新的商业模式的转型，尤其对产业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对接运营、招商引资、多渠道融资、包括公司上市的运作等先进理念与成功方法上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总结出融资有道、投资有方的丰富经验。应邀在全国各地演讲，把先进的经济理念与投资理念传播给企业家与地方政府领导。早期提出了江浙经济实现梯度产业转移，实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提出江西经济浙江化，安徽经济江苏化战略。2 0 0 4年初，袁教授又提出了“东资西进”的概念，8篇阐述“东资西进”的论文集中在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西部决策参考上发表后，引起了东西部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认为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的推进有积极意义的理论成果。目前袁教授正至力于有关部委下达的课题的研究工作，还在“东资西进与中部崛起”的实践中，积极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永乐大地-武当村”与“长生天池-孔明湖”的区域产业发展规划与实施的工作。） 一、怎样抓住东资西进的机遇1.       东资实力雄厚具有向西部投资的巨大潜力；2.       创造环境条件形成东资源源进良性循环；3.       扩大对内开放开拓东资西进的发展空间；二、怎样搭建东资西进的平台1.       经济技术协作解决东西失衡的着力点；2.       形成三大流域经济带形成东西协调的支撑点3.       实现互补互利打造东西合作的共同点；三、怎样整合东资西进的资源1.       走出认识误区拓宽东资西进的投资领域误区；2.       参与资源转化实现东资西进的资本增值；3.       培养优势资源推动东资西进的产业升级；四、怎样扩张东资西进的资本1.       西部新型工业化东资西进的投资取向判断；2.       西部传统文化东资西进的比较优势分析；3.       西部新兴产业东资西进的资源配置认识； 五、怎样把握东资西进的商机1.       西部城市现代化东资西进的前提条件；2.       兴建扩展城市东资西进的无限商机;3.       增强城市功能东资西进的主题内涵；六、怎样寻找东资西进的路径1.       把我国际化进程为东资西进的跨国整合作准备；2.       资本国际化为东资西进的比较优势打基础；3.       产品国际化为东资西进的市场份额搭平台；七、怎样选择东资西进的战略1.       市场判断东资西进的利益所系；2.       企业合作东资西进的目标选择；3.       直接投资东资西进的扩张空间；八、怎样提高东资西进的效率1.       结构优化东资西进的内在活力；2.       技术优先东资西进的核心能力；3.       文化塑造东资西进的价值理念；一、怎样抓住东资西进的机遇     东资有巨大的投资实力，是强烈的投资需求，众多西进的东资企业已积累了丰富的跨地区投资经验，创造了引人注目的业绩。抓住机遇加大对内外开放的力度，在出台诸多优惠政策的同时，下大工夫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西部解读“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最有效思路。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引进外资自然成为西部各省区市最求的目标。西部不仅需要国外资本，也应当看到国内民间资本的积累已经达到的巨大额度。这些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在东部，我们可以称之为“东资”。东资西进，就是以东部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东部资本西进，到西部有条件的地方去投资。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国最近二十年的目标。必将极大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快速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创造财富，就必须激活各类资本，发挥各类资本的活力。我国国内资本目前主要有国有资本、非公经济资本和公众个人资本等几类。尽管由非公经济资本和公众个人资本构成的相对巨量的民间投资在国名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增大，但民间资本由于受政策、体制、市场环境和投资主体自身因素的制约，民间投资的巨大潜力远远未发挥出来。种种原因之中，最重要的是对民间资本性质的认识还没有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党的十六大关于民营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大创新，从根本上奠定了非公经济的合法地位，承认和尊重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和财富分配上的权利，对于激活民间资本，充分发挥其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抓住机遇，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在西部创造一个适宜于民间投资的政策环境，让民间投资在西部大开放中唱主角，是现实而明智的选择。1、东资实力雄厚，具有向西部投资的巨大潜力 东部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及浙江福建沿海地区。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他们的资本实力有多强？据有关专家调查估算，仅温州一地，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00多亿元。而仅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在地下金融市场的“盘子”里，就盛着5000亿左右的庞大资金。民营经济具有强大的财富创造力。以浙江为例，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居全国第一。其中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10强。2000年，“500强”中的浙江企业达到117家，独占1/3强。2001年“500强”中的浙江民营企业更是达到170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中，浙江企业有5家，占1/2。据相关资料显示：2001年9月底，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户，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超过1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已达2.46万家，位居全国第一。浙江年销售额超亿元的民营企业数已居全国首位。全省私营企业总户数、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个体私营企业工业从产值。销售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均居全国第一。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被人们公认为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制造商”。以“浙商”为代表的东部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不仅在创造财富，而且在创造着一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日渐成熟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组织、经营手段、产业集群机制，创造着市场经济新的经营模式。温州人做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有歇业。温州打火机的龙头企业大虎打火机厂生产的“虎牌”产品已占领国际打火机市场70%的份额。2000年，周大虎等温洲打火机企业老板到日本考察。日本最大的打火机生产企业广田株式会社占地50亩的厂区，只剩下稀稀拉拉的20多名工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周大虎等民营企业生产的温州打火机上打广田品牌的包装出售。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先进的经营理念，温州打火机怎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由此可见，土生土长的中国民营企业最具有可学性。东部那些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创业之时，也是“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白手起家，从“草根”，长成“大树”。西部大开发，货币资本携带着人力资本同时西进，对于盘活西部国有资产，促进西部民营企业发展将产生巨大的作用。非公经济资本雄厚，公众个人资本的实力也不小。公众个人资本，通常指的是那些拥有资本，但却因为职业及其他方面原因而不能通过创办企业来使用资本投资的自然人资本。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先生讲过一件事。有一次，他去深圳参加珠江三角洲公众个人投资的研讨会议，在演讲时他问了个问题：“你们下面坐的诸位先生女士谁有一千万以下，五百万以上的资产？如果有请举手。”结果，30%左右的人都举了手。看到过这则提问的人，大都认为数字保守。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比例，数额也是很可观的。激活公众个人资本的关键，就是推进公众个人投资。目前，我国公众个人投资的渠道非常狭窄，主要就是银行和股市这两个渠道。股市炒股，风险又太高，所以多数人选择了存款，大多是抱着利率再低总比没有要强的无奈心理。所以，要激活公众个人投资。一方面要通过财商教育，提高公众的个人投资理念和投资素质；另一方面就是要拓宽公众个人投资的渠道，使公众个人资本有若干可供选择的投资平台。东部民间资本不仅投资潜力巨大，而且西进的东部民间资本在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创造了引人注目的业绩。在四川，从修建商城到经营商城，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温州人的投资越来越大。巴中的“温州创业城”投资额达1.8亿元，自贡的“温州商城”，投资额达3亿元。目前，温州资本每年在四川市场上流动的资金超过100个亿，年上交税收3个多亿，上交管理费1个多亿。云南省的资料显示，仅浙江一省，在云南创业的人数已突破20万，创办的大大小小企业有1000多家，投资总量在100亿元左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资料显示，截至2002年底，西进的浙江民营企业生产经营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已发展到1000余家，100万元左右的约几千家，固定投资约20多亿元。而浙江省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在西部10个省、市、自治区，参加西部大开发的浙江人已达100多万，目前累计投资总额达1000亿元，2002年实现营业收入约2000亿元。对东资西进的总体绩效进行量化评价，目前尚缺乏理论依据，具体操作存在的困难也不少。但是，从投资接受地和资本输出地两个方面考察，仍然可以做出基本的评价。投资接受地的西部地区，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全社会固定投资额3943亿元，同比增长率15%；2001年为4704亿元，同比增长率29%；2002年为5671亿元，同比增长率20%；均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东资西进推动西部投资增长、带动东西部区际贸易发展的良好表现显而易见。而资本输出地的东部企业，也在西部找到新的利润来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2、创造环境条件形成东资源源西进的良性循环            东资西进的前提，是民间资本的激活。民间资本激活了，就会流动，向着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流动。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非公经济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对激活民间资本已经产生并将长期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此之前，非公经济尽管已被承认其存在的必要，但主要是从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国有企业压力，提高人们收入，增加税收的角度来说明发展非公经济的必要性，并没有承认非公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而，从事非公经济的人们，心里总不能踏实，“养肥了后被宰”的心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不是相互对立的，是完全统一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之中的，我们不但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经济，而且还要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经济。发展非公经济是长期的，并不是临时性举措，非公经济同公有经济一样，都是长期存在的经济形态。这就明确了非公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剥削经济，对于确立非公经济的完整法律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非公经济发挥自身作用主要依靠资本。资本，是非公经济存在的现实载体；没有资本，也就谈不上有非公经济。而我们历来又是把资本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资本的职能是剥削，仅此而已。党的十六大报告把资本列入生产要素，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要让劳动、技术、知识、管理及资本都充满活力，充分发挥它们在财富创造上的作用。与此相联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按要素分配的原则，强调不仅要尊重劳动的贡献，而且要尊重知识、技术、管理及资本的贡献。这样，就把资本从剥削性质中解脱出来，放到了生产活动中应有的位置上。这些重大的理论创新，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过程中财富创造活动的本质反映。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的财富创造活动同过去有着极大的区别。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的财富创造活动，是劳动这种生产要素发挥着主要的作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于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被称为第一生产力。与此相关，管理、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也远远超过了劳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未能与时俱进，着重于以劳动为基点来评价收入，这就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往往把劳动收入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把非劳动收入当做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前者是阳光性收入，是光荣的，后者是非阳光性的，是不道德的甚至是可耻的。这就极大地阻滞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把评价收入的基点放到生产要素的贡献和合法性上来，明确提出无论是劳动收入还是非劳动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指出按各种要素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收入是合法的；明确提出“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这些重大的理论创新，完全符合现实的经济生活的状况，对于从根本上消除民间资本在国内投资的种种顾虑会产生深刻的、长远的、巨大的影响，必将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是对非劳动生产要素的大解放，是对非公经济的一次大解放，也是对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为激活非公经济资本、公众个人资本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创造了广阔的舞台，对民间投资的刺激会十分强烈，对民间投资的各种束缚和障碍也会层层消解。这就为东资西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事实上，敏感的东资已经出现了投资大幅增长的势头。早在1994年就西进的娃哈哈集团，2003年投资新疆1亿元成立娃哈哈石河子公司。华立集团在2002年出资1.7亿元收购昆明制药29%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此笔投资为该集团1996年西进到2001年投资总额的近2.3倍。2003年9月28日，浙江奥康集团投资10个亿的“西部鞋都”在重庆市壁山县奠基。据浙江省有关部门调查，2003年在西安举办的第七届东西部合作投资洽谈会上，浙江民营企业与西部省区签订的合作项目达68个，总金额达37.8亿元，而且又一批在浙江完成资本积累的浙江人已纷纷到西部考察，投资、创业。由此可见，西部各省区只要创造出比较全国其他地区更有吸引力的条件，就会形成东资源源西进的局面。改革开放20多年，由于国家实施的非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东南沿海的特区带动了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落差。由此造成的西部后发劣势是一个不利条件，但充分利用东部发展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吸取东部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完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使西部成为比东部更开放的地区。因此，抓住机遇加大开放力度，尤其是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在提出诸多优惠政策的同时，下大功夫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西部解读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最有效的思路。西部大开发，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大开放，实现大开放是真正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前提。所以，能不能抓住机遇，要看能不能加大开放的力度。从东资西进的角度看，就是能不能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综合西进企业的反映，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在：获取西部资源、环境、市场信息和政府信息缺乏规范、快捷、有效的渠道，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各类行政审批手续既多又繁琐，办事程序不透明、不规范、效率太低；有的地方，法规、政策不具体、可操作性差，不仅优惠政策不能兑现，甚至招商协议中的一些条款也不能落实，言而无信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乱收费、乱罚款、吃拿卡要什么都敢干，“设权寻租”现象不少；异地信贷卡得过严过死，融资困难等等。在这个问题上，什么地方做得好一点、快一点，资本就会进得多一点、快一点。                        可以说西部各省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并不差，行动也不慢。前不久，新疆乌鲁木齐市做出决定，今后对所有前来投资的企业和客商，首府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说“不”，并提供全过程跟踪服务。强调对企业和客商的投诉记录在案，谁阻碍发展就清理谁。对现行的行政审批事项，凡国家和自治区明确取消的坚决取消，其他城市已经取消的要比照取消，乌市自行设立的要全部取消。在“两区三园”推行“无费区”管理，除少量国家规定的证照工本费外，行政管理过程中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要一律免收。3、扩大对内开放开拓东资西进的发展空间  东资西进，固然是西部大开发的需要，同时也是资本成长的内在需求。事实上，东资在原始积累阶段，就是着眼于全国市场来进行资本积累的。哪里有钱赚，就到哪里做生意，是东资，尤其是浙江人的创业之路。东资的巨大资本实力，是靠全国市场培育起来的。但从分布看，西部仍占少数，因为东部的钱好赚。以温洲的民营企业为例。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温洲人在投资、经商、办企业。其中，东部地区最多，为81万人，中部地区51万人，西部地区22万人。从人员流向看，主要流往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其中前10个城市为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成都、武汉、西安、天津、重庆，共63万人。西部城市占了三个，比例并不大。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部地区的市场已相对成熟，投资的高收益已经过去，巨量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在温州工业园，工业用地价格已达40万元/亩，市区的商业用地还曾经拍卖出1120万元/亩的天价。有家媒体报道说，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某塑料加工厂的李总抱怨道：“我们的产品销路很好，我想再开一个分厂，可这地皮简直贵到天上，光这一项投入就要200多万元！上次我到外省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考察，那边的地比较便宜，在税收上还有优惠政策。我现在发愁，到底该不该把厂子搬过去？”而温州龙港镇的一个投资者因批不到办企业的地皮，已决定“把这笔钱改投到外地”。温州大学一位长期关注温州资本的教授指出，“其实，像这样拥有一笔资金，但在温州本地投资无门的商人大有人在。”东部民间资本多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的前景下出现产业转移，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外迁，资本转移有诸多因素，资本自身的逐利性和扩张性构成的内在需求是最重要的因素。西部地区，什么地方赚钱的条件好，什么地方就会成为东资西进的投资接受地。东资有巨大的投资实力，有强烈的投资需求，众多西进的东资企业已积累了丰富的跨地区投资经验，学术界对东资西进的智力支持日渐有力。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各地加大开放力度开拓东资西进空间，已经成为东西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从经济学层面分析，对内开放，就是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与地区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都要全面开放。各个地区都要找准和强调自己的优势，坚持分工和有比较优势的原则。人所共知，西部的优势主要是资源优势。其中，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是最现实的优势。但是，对优势要作分析。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发达地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环境在不断改善，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流动的速度加快，西部地区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弱化。何况，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会不断提高。西部广阔的地域可以使土地出让租金降到极低的价格，但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乱收费等违规行为不能制止，就会大大提高投资者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土地资源的优势的吸引力。因此，为东资西进开拓空间要有新思路。专家学者在分析西部地区引资困难的原因时，把西部规模经济发育程度低列为重要一条。规模经济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规模经济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通过自身规模的扩大获得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成本下降的比较利益，形成内在规模经济；在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中获得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平均成本下降的比较利益，形成外在规模经济。内外规模经济的相互转化推动产业升级。对于投资者，资本只是一种生产要素。投资的目的，是通过资本转移，寻求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以获得理想的回报。能与资本形成最佳组合的生产要素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一定水平的技术和管理，通常存在于规模经济中。被称为“彭西部”的华夏论衡（北京）西部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西部大开发年度报告课题组组长彭真怀博士在调研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西部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三线”建设中形成了并非薄弱的工业基础，但由于国企改革的滞后，长期处于资金缺乏。不仅自身竞争乏力，而且阻滞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东部的规模经济远远高于西部的规模经济，原因就在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远远高于西部。据国家统计部门的“基普分析系列报告”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国有资本比重最多的五个省区，前四个仍然在西部，有青海（71%）西藏（67.5%）、新疆（66.23%）、贵州（65.07%）。而其他的数据则显示，青海、甘肃、西藏等省区的工业总产值，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仍高达80%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西部经济中的比重过大，严重制约市场经济的发育，是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的症结所在。解开症结就是空间。优势和劣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国有企业比重大而且普遍缺乏竞争力是西部的劣势，但国有企业里“库存”着可以同民间资本实现最佳组合的巨量生产要素，国企退出提供民企发展空间就能转化成吸引投资的优势。连续召开了8年的东西部合作投资贸易洽谈会，在2001年首次出现跨地区投资和经济协作成交额与国内贸易额持平，而且成交商品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表明东西部经济协作已从商品贸易为主向跨地区投资为主转变，表明东部向西部的产业转移在加快。抓住契机，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就要加快国企改革步伐，放宽市场准入，为东资西进参予国企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就能不断拓开东资西进的广阔空间。东资是在中国本土市场化过程中成长的资本，其自身的资本成长过程就是东部规模经济的发育过程。只要从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长远性的角度研究制订相关政策，“国退民进”的结果就是：东资在形成西部规模经济中获得预期回报；西部涌现大批有强大实力的市场竞争主体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西部市场化速度加快，经济运行的质量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快速提升。当然，开拓东资西进空间并不是仅指“国退民进”。我们只要具备大开放的眼光就能视野宽广看到许多东资西进空间。换一个角度讲，没有大空间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开放。因此，抓住机遇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就是要在西部现有的产业结构中为民间资本的投资寻找空间，拓展空间。  二、怎样搭建东资西进的平台（前   言）西部大开发，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扶贫。东部和西部，各有自身的优势、自身的问题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以市场为合作纽带的东西合作，通过互补互动实现“双赢”已经成为东西部的共识，东部的许多地区都在重新研究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东西互补、互动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出现了一个东西问题。同世界有个南北问题相类似，其外在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巨大落差。但内在根源却大不一样。世界的南北问题同社会制度、环境差别、国情迥异、民族文化冲突等国家、民族生存发展因素密切相关，而且带有根深蒂固的剥削性质、我国的东部、西部同时进入改革开放的时期，主要是因为政策倾斜、区位优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导向造成了巨大的发展落差。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来观察，应当说是合理的落差，是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提供源源不断的内驱力的落差，是能够减少直至消除的落差。落差带来负效应，落差里也蕴含着解决问题的潜在动力。减少消除落差以造成东西协调发展的过程，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落差造成东西部如今各自凸显的优势，以至使互补性成为解决东西问题的充足条件。互补就要合作，合作是互补产生效益的平台。    所以，东西合作搭建投资平台，首先是要提高认识，把东西合作作为解决东西问题的主要着力点；其次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不断扩大合作领域的指导思想；第三是充分发挥政府的权威为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主要是制度环度。东西合作不是临时性措施，而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长远战略。2、 经济技术协作解决东西失衡的着力点   西部大开发需要强大的动力。动力的来源，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发展模式，摒除对国家给资金、给政策的依赖性，立足于东部改革开放20多年已积聚雄厚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及东部的市场经济运作已比较成熟的国情，把广泛推进东部和西部之间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大范围的经济技术协作，以及加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作为解决东西问题的主要着力点。因为西部存在的问题，正是东西合作的原因，决定着东西合作的内容，合作的模式。东西合作的结果，就是东西问题的解决。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东部地区能够“效率优先”，发达起来，西部地区廉价的资源供给和劳动力供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西部资源的廉价开放使用，固然可给资源所在地提供一定的资金补偿和就业机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但实际利益大部分为东部获得，对西部发展的有利作用十分有限。民工东流，可以带回一定的资金，但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在东部工业化进程中做出的贡献，这些资金也微乎其微一。因此，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扶持，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开发大西部，并不是一段意义上的扶持大西部，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扶贫。扶贫是“输血”，开发是“造血”。东部和西部，各有自身的优势，自身的问题，自身发展的需要，具有极大的互补性，合作则互惠双赢。东西部在合租开发的过程中共同增进造血功能，就能实现东西部协调发展。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落差，是一个总体概念，其主要之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各项主要指标，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资本拥有量，人力资本量，科学技术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制度环境建设，社会文化程度，教育卫生状况等等存在的差距。落差，是先进与落后的差距。有的学者估计西部赶上东部须30年，有的说50年，而且要求西部的经济增速始终领先东部，否则永远也赶不上。不管估计是否正确，差距很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东部先进，西部落后，原因种种，有一种东西部都接受、而且确实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原因，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和国情选择了这种结果。所以，对巨大的落差，要辩证地看，要实事求是地看。从财富创造的角度看落差，就是东部拥有较西部巨大的财富，东部拥有较西部巨大的创造财富能力。在主要生产要素中，资本、技术、管理，东部占优势；劳动力是西部占优势。当然，西部的优势还在于资源。我国幅员辽阔，资源分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西部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使之具有独特的不可移植和替代的矿产资源、药材资源和农产品资源。青藏高原以世界屋脊的唯一条件，蕴藏着世界其他地区、我国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矿物、动植物资源，西部在“三线”建设中积聚了丰厚的军工基础产业资源和人力资源及技术资源，西部的人文、地理风光构成的独特的旅游业资源，西部独具的水力资源等等，在现在和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这就形成既有巨大落差，又有各自优势的局面。我国的经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血脉相连的整体，西部落后不仅自身日子不好过，东部也难以进一步发展。 经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5年的努力，东西部的情况都在发生变化。现在的西部市场，总需求量远远低于东部，但是广阔的西部市场正在经济总量提高的刺激下不断增加需求量。西部地区与全国各地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1991年为1.5个百分点，2002年已缩小到0.6个百分点。东西部工业增长速度的差距由2000年的5.9个百分点缩小至2001年的3.7个百分点。一方面，是中央的西部大发开战略决策造成的西部经济增长刺激，西部在改革开放20多年积蓄的力量和东部多年帮助西部产生的效益，形成了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另一方面，是东部有些地区，有些产业的资本回报率下降、增速减缓。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我国经济的区域增长点也不局限于东部，全国各地，到处有商机。这一点连外国商人也看得很清楚。在2003年美国财富周刊评选的全球最有影响力的25名工商业人士中，名列第20位的VPP集团总裁在去年10月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会增长，而这种增长并不仅仅局限于沿海地区，这从政府的举措中可以得到证实。他透露，WPP集团正在中国的中西部寻找业务进展的机会。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西部市场发育不断完善、市场总需求量日益提升，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善商者，先取其势。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包括资本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西部接纳东部产业转移的条件逐步成熟，国家资本在西部的基础实施、生态环境等建设项目陆续完成后产生的巨大效益，为东部资本进入西部提供了现实的增长途径。东西部合作已经进入了“互惠互赢”的新阶段。东部的许多有识之士亦已清楚地看到了。江苏省一位领导最近在谈到东西合作时也指出“东部企业投资到西部，促进了西部税收、就业和配套企业的发展。同时东部企业在西部也找到了市场，找到了项目，自身得到了大发展。”3、建设三大流域经济带形成东西协调的支撑    科学发展观，是讲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东西合作的指导思想、实施原则、选项标准。按照这个思想去看已形成巨大落差的我国东部和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西部尽快发展起来，缩小落差，才能是全面的发展；东部和西部合作，优势互补，才能协调地发展；东部和西部的发展都应当是建立在可持续性基础上的发展，任何“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饮鸠止渴”等发展思路都应当摒弃。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将拓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境界，使东西合作进入一个更高、更新的层面。    我国内地有三大水系，即黄河水系、长江水系、珠江水系。三大水系横贯我国东西部。在科学发展观的启迪下，云南等省有专家学者提出建设珠江经济带问题。珠江人海口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毗邻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广州、深圳及周边城市群构成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已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要增长极之一。处于西部地区的广西，其贯穿东西全境的珠江上游西江，是连接云、贵内河通向广东及港澳地区的一条“黄金水道”。经过国家重点投资整治的西江河道，其运输能力仅次于我国第一大河长江，其年经流量是黄河的5倍，是德国莱茵河的4.5倍，在广西境内有年吞吐能力万吨以上的港口达77个。广西水能源十分丰富，其中70%集中于西江干流上游的红水河，是全国三大水力“富矿”之一。以西合作开发珠江水力资源为载体，实施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开发，赋予西部大开发更为现实、可操作性更强，更具有21世纪工业化特征的含义。前不久在贵阳召开的珠江上游石灰岩地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试点工作会上，国家决定投资1.5亿多元治理珠江上游生态环境。试点工程涉及云南、贵州、广西的17个县（市），无疑会对珠江经济带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以横贯东西的大江大河自然形成的纽带，通过建设流域经济带为载体实现区域经济起飞的构想并非今日始。    早在党的十四大，就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在长江干流上，有上海、南京两个东部特大城市，在中部有武汉，在西部有重庆、成都三个特大城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为龙头，以武汉、重庆、成都为支点，以长江流域经济带建设为东西合作的新的大平台，东部的上海、江苏、浙江，中部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部的重庆、四川、青海，完全可以构建同西部大开发配套的更加现实的区域经济发展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东西合作将会更加具体、有序而更具操作性，更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要求。    随着科学发展观日益深人人心，对现有工业布局的反思亦随之而生。有学者提出，既然我国80%的水集中在长江及其以南地区，为什么不更多地在南方布局工业呢？与以数千亿资金数千公里河道南水北调比较，可不可以从改革工业布局方面去思考呢？这些思考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北方缺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相对集中，耗水量极大。南水北调，解决生活用水、襄助北方水资源涵养，有积极的意义。用南水供给北方工业用水，至少有如下三个问题不能回避：1）工业发展的成本问题；2）长江水资源减少后对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问题；3）对西南水电资源的不利影响问题。如此等等涉及工业布局、产业政策的大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必然会出现新的调整。这些调整都将成为东西合作的契机。    党的十四大在做出长江沿岸开发开放的决策时，亦已提出“以欧亚大陆桥和京九铁路大干线为纽带的经济带”的战略构想。这也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构想。欧亚大陆桥，东起江苏北部港口连云港，西至新疆出境，横贯亚洲中、西部直达欧洲，现已由单一的铁路干线演进到包括铁路、公路、管道、航空、海运在内的立体化复合型运输通道，促进了陆桥区域省区联系日臻密切，内聚力日益旺盛，成为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把发展陆桥经济和治理黄河联系起来研究，可以设想依托欧亚大陆桥的经济大动脉优势，突出黄河流域应以涵养为主的实际，加大退耕还林、种树种草的投资，拓展利于河流涵养的生态工程项目，形成东（山东）中（河南、山西）西（陕西、内蒙、甘肃、青海）合作治理黄河、涵养黄河、利用黄河的格局，由此而发展成不同于长江、珠江的黄河流域经济带，也不失为一个有发展前景的思路。    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对西部生态环境的过去与未来的分析，就气候、生态、环境演变对西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有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数据。同时，也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东西合作开发西部的项目选择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数据。评估关于“过去50年来中国西部生态环境处于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状态”的估计，以及对恶化状态的具体表现和原因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大、加快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开发办已经和正在提出各种政策建议。这些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的政策建议都是有利于东西合作的潜在资本，是东资西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大好机遇，蕴含着财富创造的无限商机。现代的投资理念是向资本的增长投资，尤其是向可持续增长投资。东资西进，是向将来可能的收益增长贴现，是在把收益增长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中实现资本增值。这与静态评估已有收益的投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3、实现互补互利打造东西合作的共同点      东西合作最初是以扶贫开发的形式起步的。建立帮扶关系的各省区市都提出了明确的帮扶原则，从一开始就定位在互补、互利的合作层面上，所以，尽管多年来主要表现是对口支援，但已经产生了具有经济利益共享的合作和互动。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西合作进入新的大发展阶段。    新的大发展阶段，是以市场为合作纽带，全面体现互补、互动以实现“双赢”的阶段。这一点，已经成为东西部的共识，东部的许多地区都在重新研究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东西互补、互动战略。    广东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广东已具备了对外发展的基本条件，西部大开发不仅为西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广东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广东省已制定了同西部合作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这五个方面是：资源型合作，品牌型合作，资产型合作，科技型合作，基础设施合作。覆盖面广、种类齐全、空间大、科技含量高、层面新、互补性强，是其重要特点。例如资源型合作，广东省提出，一方面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开拓国际市场能力较强的地域优势，与西部地区联手合作，寻求西部产品“出山人海”途径。另一方面，以各种形式与西部地区联手开发当地资源，建立原材料基地或资源综合利用基地。这就使东西部的资源优势互补进入新的层面。    以市场为合作纽带，着眼于使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主体，由市场配置中西部优势资源。西部的中小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仅为16%，产值比重仅为8%，需要大力发展以加快西部地区自身的民间资本积累。同时，要创造条件加快东资西进的步伐。被称为“彭西部”的华夏论衡（北京）西部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西部大开发年度报告课题组组长彭真怀博士分析西部大开发可能出现的一个潜在危机是：在国家投入西部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的项目陆续完工后，西部的发展必将面临一靠自我积累、二靠外部民间资金的“助跑”。如果这部分“助跑”资金迟迟难以到位，或资金有限，或资金滞停时间过短，都将使西部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这一分析的依据是，西部大部分地区的投资软环境与东部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西部希望快速筹集建设资金的愿望势必大打折扣。我们提出东西合作搭建投资平台，正是为了使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