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间性问题论要.doc

文化间性问题论要王才勇上海社会科学院摘要：当今世界愈演愈烈的文化互渗越来越将文化间性问题推向了前沿。一种文化真正具有活性的特质已不再孤立地由其单纯的构成要素见出，而存在于这些要素引发的反响或作用中，这就是一种文化遭际另一种时呈现的间性特质。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论说要真正触及其间活的现实就必须紧扣两者的间性关联，唯有居于这种关联的东西才标识了各自真正的实际。因而文化研究离不开间性思维，尤其是有关两种文化交互作用的论说更要基于对文化间性特质的切入，否则，所建构的论说就会脱离所述对象的真正实际，而成为单纯满足认知旨趣的知识游戏。关键词：文化间性；中西间性；间性思维；间性关联一、问题的提出有关文化问题的探讨中，尤其是对不同文化交互作用的论述中，人们很容易步入一个不易察觉的误区：将所述文化作为自成一体的系统看待，力图通过对该系统尽可能客观，详尽的描述去揭示它与其它文化的关联。此之所以为误区主要在于：它将动态的文化作用系统从其植根的现实关联中分离了出来，在对其进行了孤立的梳理之后又试图将之回挂到原本活生生的关联上。这个误区的不易察觉性主要在于：它应和了人的认知心理，因为静态地梳理出的脉络清清楚楚地向人展示了该文化系统的特征及其构成，当它们再被回挂到其原本植根的关联中时，该关联的面貌也就随之得到了清晰的展现。这种做法在知识心理学方面的成功很好地掩饰了它与实际关联的脱钩。其实，在不同文化交互作用问题上，成为彼此真正实际的已不再孤立地是各自自成一体的整个系统，而仅仅是参与到这种交互作用中去的各自部分，即便这些部分本身也已不能单个地自成意义，而是由于进入了与他者的特定关联才显出其意义，因而，离开这个关联就无从进入它真正发生作用的世界。这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的认知完全可以将这些部分辨认出来，而且这些被辨认出的部分可以是所述文化中确确实实存在的，甚而是确实参与到与他者交互作用中去的。可是，这种静态地来看客观和准确的认知由于忽略了文化在与他者的交往中发生的意义重组而最终还是失离了实际发生作用的意义关联。也许由于我们传统中对天人合一思想根深蒂固的笃信，我们从来就坚信，再远的他者，哪怕是天，都能被我们通达，其间无需任何中介者，因而，我们的文化活动中长时期存在着凭自身努力能够通达对象之客观意义的信念，我们传统中对考证，对古人之原本意义的推重，无不昭显了这一点。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历来存在着此岸自身无法直接通达到彼岸的问题，两者之间需要有个中介者来传递信息，古希腊的赫尔默斯(hermes)神就担当着这个角色。所以，较之于中国，西方文化传统中从没有整个地出现过这样的信念：此在的每个个人无需外在的帮助能够自己通达彼岸。与之相应，西方历史上他者的客观自在意义是不存在的，它始终具有一个如何被传送到此在那里去的问题，西方的释义学传统长时间徘徊在这个问题上。而现代解释学则道破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即一件文本的实际意义是在与他者的作用中生成的，所谓伽达默尔言说的意义之效果史(Wirkungsgeschichte)。从文化角度看，当一种文化与另一种发生交互作用时，该文化中进入此作用的部分必然会在与他者显出的关联中发生意义重组。孤立地从一种文化来看，可以说这种关联使参与其中的部分发生了意义偏离，可是，这种偏离不仅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不同文化交互作用的真正实际所在。我们传统中所存在的反释义信念，即认为一件文本的客观意义是可以被直接复现的，其实只是约减了一件文本在被理解中发生意义变迁或重组的程度，而没有根本消除这一现象。就中西文化交互作用的效果史来看，这种意义偏离或是重组真可谓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发生。本来在我们这里并没有怎么引起重视的东西，到了西方那里却引发了料想不到的关注，反之亦然；本来在我们这里被作为一种品德看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到了西方那里却完全有可能被看成是没有诚信的表现，反过来同样如此。不仅两种文化，而且即便同一文化圈中的两个人相遇时，也免不了这种由相遇之交互作用而来的意义变迁。事实上，构成这种交互作用之真正实际的并非参与其中的各自原本存在，而是它们于其中发生的变异或意义之重新生成，所以，将参与其中的部分作为独立的整体去论说所揭示的只是它本来的意义，而不是它在这种关联中重新生成的意义，从而也就触及不到处于交互作用中之文化的真正实际。曾几何时，在西方跨文化研究的激励下，比较研究，尤其是中西比较，风靡了我国学界好一阵子，一时，中西文化的同和异被列举出了一大串，我们的认知对这些比较出来的文化特征也表现出了莫大的欢欣，但欢欣之后，这种静态的跨文化研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后续发展，而我们置身的现实却从没有停止过地不断走向新一轮的中西互动。这种脱节显然源于：静态的同异比较虽然把握了所述文化的各自特点以及参与到其间交互作用中去的各自部分，但并没有触及这种交互作用本身的实际，因而，这种研究无法象我们置身的现实那样焕发出持久的生机。西方学界也不乏这样的情形。本来，跨文化(intercultural)一词在西语中所指的并不是单纯地相遇在一起的不同文化，而是不同文化相遇时发生的那种交互作用，它指向的显然不是这些文化的自为存在本身，也不是单纯地参与到该交互作用中去的各自文化部分，而是这些部分相遇时发生意义重组的交互作用过程，因而国内新近有人倾向于将该词译成“文化间际”。较之于“跨”，“间际”一词显然更能体现intercultural本来所指的不同文化间交互作用之内在过程这个本义。于此，我们对与他者处于交互作用之文化的论说，就不能偏离目标地仅仅看向参与其中的要素本身，而应紧紧抓住这些要素于其中发生的意义重组过程，也就是说，不能孤立地将这些要素作为自在的静态个体去看，而是要将它们放到与他者发生关联而出现意义重组的动态过程中去看。这样一来，每一种文化就都有一个间性特质的问题，即在与他者相遇时或在与他者的交互作用中显出的特质。对与他者处于交互作用之文化的论说就要紧紧看向这个间性特质，否则，只是单一地指向参与其中之各文化要素，充其量只能满足一般认知旨趣，而无法真正切入现实发生的文化事件，因而，唯有这个间性特质标识了不同文化交互作用的真正实际。二、文化间性之所在孤立地看，每一文化在其静态层面上都是自成一体的系统，但从意义的生成实际来看，每一种文化又只有在被接受时才获得其意义。换句话说，一种文化只有在与它的接收者处于某种关联时才能实现其意义。同样，在不同文化间的交互作用中，一种文化的意义只能生成于该作用过程本身，离开这个关联所言说的文化只能是从其生命实际中抽离出的静态要素，因而对它展现效用的实际不具有真正的切入能力。而指向这种关联的言说揭示的就不再是抽离出的要素，而是活生生的文化间性特质，即于此意义生成关联中显出的特质，因而，与他者的关联是文化间性特质得到呈现的具体所在。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中，一种文化的间性特质见诸于与其它文化建起的关联。当一种文化遭际另一种文化时，彼此见出反响或进入视线的从不会是各自的整个系统，而总是各自引起对方关注的特定方面，恰是这些方面具体展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关联。进而，这些方面由于是被对方见出的，因此，它们在此关联中往往会以不同于其本然状态的面貌出现。这种不同或意义变化是在与他者发生关联时显出的，所以，标识的就不是一种文化自在的静态特性，而是它的间性特质。十七，十八世纪中华传统文化渗入西方时引起关注或见出反响的显然不是它的整个系统，而仅是其中的特定方面如儒家伦理，并且就这些方面本身而言，在所引起的关注或反响中也不乏发挥甚而曲解之处。十九世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另一些方面象道家思想又跃入了当时西方人的眼帘。到了二十世纪，情形又有所变化。同样，在西学东渐方面，西方文化也从没有整个地进入到我们的现实中，其间引起我们关注的总是它的特定方面，而且这些方面在我们这里所获得的意义与它本来的含义不尽相同。这种变异或意义重组就源文化本身而言似乎是一件不怎么值得欢欣的事，但它却不容置疑地展现了不同文化所发生交互作用的实际。换句话说，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或作用惟有通过这种接受或反响才得以实现。所以，我们对文化间性特质的区分并不单纯地为了使认知走向具体的深入，而更是为了使认知具体贴近文化发生作用的真正实际。那么，这种作为文化交互作用真正所在的间性特质具体是何以产生的呢 ？其实，说起来并不复杂。有关人类对他物的精神接受活动，中国早就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西方现代解释学也早已披露了这种接受的交互作用特质。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系统特质，当它与另一种文化系统相遇时，不可避免地都是从自身系统的特定视界(horizon)出发去理会对方的，而由于这个特定视界永远不可能与对方完全吻合，所以，由此遭际生发出的理会就不可能与对方完全一致，它只能是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即伽达默尔所说的两种视界的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作为这种融合，一种文化在与他者交互作用中实际生发出的意义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种变异。正基于此，现代西方跨文化研讨中越来越通行的观念之一就是误解的合法性和不可避免性。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对中华文化的理会中之所以尤为关注在中华文化本身中不见得突出的专制主义问题，其实主要地由自身当时反专制统治的强烈愿望所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化中本来由于已成定制而不再引起怎么关注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反映的其实并不是当时西方文化本身的热点所在，而是当时中国文化看向西方所带有的特定视界，即补遗性地寻找自身根本地有别于西方的地方，从而给当时中国社会以指向根底的冲击。因而，文化间性特质的形成是由于谁都是由自身特定视界出发去理会和梳理他者的。这样，对每一种文化来说，都具有被特定视界关注，整合的趋势，这种趋势就昭示了它的间性特质。这里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每一种文化看向他者时所带有的特定视界具有强烈的时间性，它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文化的既成态势，走向等在与其它文化相遇时都会铸成其看这种文化的特定视界，这种态势和走向的可变性自然使不同文化交互作用中的意义重组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如不同时期的西方就出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同方面的关注，即便对同一方面，不同时期也展现出不同的理会。同样，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看重和领会也历史性地呈现出不同指向和侧重。文化视界的这个可变性和不确定性是否意味着由之而来的文化间性特质成了一种无法界定而不具有任何客观依据的主观随意认同呢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一种文化所带有的特定视界尽管随时间而处于不断的生成和变动中，但特定视界的形成本身是一个客观社会过程，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无法随意选定。一种文化遭际其它文化时带有怎样的视界是无法人为选定的，它由该文化特定的态势和走向而来，因而该文化在与另一种文化相遇时会与之建起怎样的意义关联，在此关联中又会出现怎样的意义重组，是一个两种视界交互作用的结果，决不是可主观任意确定的，所以，一种文化的间性特质-与特定其它文化交遇时显出的意义关联，也是作为该文化的一种隐性特质而客观存在的。对文化间性特质的言说还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它既然是在与他者的遭际中显出的特性，人们何以能特指某一文化而去言说它的间性特质呢 ？诚然，一种文化的间性特质唯有在与他者的特定关联中才得以显现，但这绝非意味着我们无法先于或离开这种显现的实际发生去论说它。这里，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能否，而在于如何去言说文化的间性特质问题。如果孤立地去论说某一文化的自在特性，显然无法触及它在遭际他者时可能显出的特质，同样，单纯地将两种文化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无法揭示各自指向对方的间性特质，因为这种比较只是为了应和认知旨趣而外在地将两者放在一起，还没有真正深入到能引发彼此反响的内在关联中。一种文化论说要能真正触及该文化的间性特质，就必须指向该文化与特定他者的内在关联，唯有居于这种关联的东西，才是能够引起彼此关注的东西，也就是能够在对方引起反响的东西。这里，两种文化间的内在关联并非单纯地指两者间内容上的亲和性，而是指能引发对方反响的关联，即两者间指向对方注意力的东西。它可以是两者间相近的东西，也可以是两者间不同甚而相反的东西。十七，十八世纪，当中华传统文化进入西方人的眼帘时，其中的儒家文明较之于道家，乃至佛家思想就明显地更能引起当时西方的关注，因而，两者之间在当时就具有着这种关联，而道家，佛家思想尽管也毋庸置疑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与当时的西方却还不具有这种内在关联。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情形就众所周知地发生了变化；同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化中的“德先生”，“赛先生”就与当时的中华文化显出了这种关联，而其中的“法先生”（法制）面对当时中国文化却还不具备这种特性。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情形又发生了变化。因此，对文化间性特质的言说绝非单纯地指向该文化与他者的同或异，而是指向该文化与其它文化兴奋点之间的关联，唯有居于这种关联的东西才是能在对方引起关注的，才是能在对方引起反响的，进而也就是能在对方作用下出现意义重组的。这就是一种文化相对于另一种文化所具有之间性特质的所在，这个间性特质显然与其所指向文化的具体态势息息相关，而与两者之间的亲和程度并不具有什么直接的必然联系。所以，标识两种文化交互作用真正实际的并不单纯地是参与其中的诸要素，而是使这些不同要素具有关联的机制，唯有此才是一种文化面对特定他者所具有之间性特质的真正所在。三、中西间性问题西方战后迄今的哲学阐释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话语就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Inter-Subjektivitaet)，意指不同主体性间的一种交互作用关系以及由此对意义的重组。这个主体性往往体现于历史或思想文本中，因而，人与这些文本的相遇或对它的解读就与其间作为他者的主体性建起了一种对话或沟通关系，这种居于不同主体性(解读者与被解读物件)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其实也就标识了特定主体相对于他者的间性特质，因此，文化间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今西方哲学中的主体间性问题在文化学领域的一个具体体现。文化间性也罢，主体间性也罢，任何间性都是以相异性为前提条件的，唯有在相异的东西之间才会出现交互作用式的对话关系，而且事实往往是：这种相异性越大，越强烈，彼此引发的反响也就越大，因而所建起的间性关联也就越令人瞩目。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最具异质性的文化毋庸置疑地来自西方。假如我们将文化间性这一概念所指向的两种文化定位于中西，那势必出现中西间性的问题，即中西文化中能使两者间建起对话关联的特性，也就是两者之间能引起对方关注或反响的属性。中国和西方作为两种自在的文化系统众所周知地是按各自路径发展起来的，但同样尽人皆知的是，两者之间已具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交互作用史，这种作用在近一百年内似乎在中国要比在西方来得强烈，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比反过来的情形却具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不管怎样，在具有明显异质性的中西文化间业已发生并正在发生着无数活生生的间性关联，而且从此历史事实看，两种文化从未整个地进入其间出现的此种关联中，无论在哪个时间段或在哪种关联中，始终是两者中的某一或某些部分彼此发生了关联，并且进入此关联的部分都会发生某种意义变化，恰是这种间性关联中的意义重组构成了两种文化交互作用的真正实际。因此，在中西文化问题，尤其是两者交互作用问题上，单单求全性地专注于各自文化系统的内在组成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要真正触及两者交互作用之活的现实，仅将两者进行单纯的同异比较也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惟有对中西间性特质的切入才能真正贴近两者交互作用的实际。简言之，所谓中西间性也就是两者间能建起对话关系的部分，或者说，是两者间各自能引起对方关注，进而在对方引发反响的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看清两个文化系统各自内在关联的同时不能停留于其内，而要从中走出来，将注意力放在两者间最能建起间性关联的部分上。一种文化何以能引起另一种文化的关注呢 ？这一方面自然与该文化本身的特质相关，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另一文化的自身态势相联，恰恰这态势赋予了一种文化看向他者的特定视界，而惟有这期待视界从所遭际的他者中建构起了能与之进行间际交流的对象，惟有它参与并制约着对方意义在此关联中的实现。中西间性问题的提出首先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言说的西方文化其实并非该文化的整个自在系统，而仅仅是该系统中引起我们关注并经我们时代文化视界整合出的部分，因此，严格意义上对西方文化本来面貌的复现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的；其次，在对西方文化的言说中，我们不仅要看到西方文化中的哪些部分在我们这里引起了反响，而且更要看到：这种反响其实表明的与其说是对象本身的特质，不如说是对象在我们这里所显出的间性特质，即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因此，较之于自在的原本含义，它必定会出现某种嬗变；再次，鉴于特定视界的时间性和历史性，西方文化中引起我们关注的东西必定会随着我们自身文化的演递而发生变化，对中西间性特质的关注就是要紧紧抓住两者间这种对应关系的历史演替；最后，中西间性问题的提出要求我们在对西方文化进行价值认同时紧扣它与我们期待视界的关联，一种西方文化是否对我们有价值并不取决于它在自身文化系统中的价值定位，而在于它对我们来说具有怎样的间性特质，即与我们置身的文化态势具有怎样的关联，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因西方看重了我们过去文化中的某些部分而不顾自身现实地匆匆跟着后面跑。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中西间性并不单纯地指向彼此间亲和的部分。诚然，两者间的彼此亲和部分较易引起对方的关注，较易建起某种间性关联，但其间非亲和的东西，甚而相斥的东西有时也会引起对方的关注，如西方十七，十八世纪对中华文化中专制主义的关注，或中国遭际西方文化伊始(十九世纪中下叶)对西方进化论的关注等等，无不昭示了中西文化间会出现补遗性的间性关联，而且这种补遗并非单纯的正面补缺，它也可以反面地在引以为戒意义上出现，此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正面的补缺还是反面的引以为戒，而在于一种文化是否应合了对方的兴趣点。中西间性就中国文化而言就是指其中能引起西方反响或关注的部分，就西方而言就是指它能引起中国反响或关注的部分，这些部分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所以，中西间性问题的提出就要求对中西文化的考察将注意力放在彼此引起对方反响，即彼此渗入到对方中去的部分上。唯有在此关联中言说的中西文化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才真正触及它们那活的现实。四、间性思维作为跨文化研究的一个元理论问题间性问题应该是所有跨文化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理论问题。西语中的跨文化研究(intercultural study)其实并不是指对任意选定的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而是指对两种文化间能建起某种关联机制的研究。这种研究尽管不可避免地以比较的方式出现，但它并不是指向单纯知识兴趣的比较，而是指向特定关联，即两者交互作用之活的现实的比较。诚然，人们可以从静态层面将任意两种文化或在我们眼里具有可比性之不同文化放在一起进行比照，但如此比照出来的跨文化研究即便触及了对象的某些特质，充其量也只是那些由研究者特定视界建构起的关联，因而并没有，也不可能触及该两种文化本身间交互作用的实际。如此的跨文化研究虽然能拓展对人知识兴趣的满足，并且还能建构起研究者对所言说之两种文化关系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由于没有间性思维的引领，最终还是会失落对这两种文化本身之间交互作用的切入。没有了这种切入，所言说的自然也就只留于单纯的认知，并且这种认知仅指向言说者对其间关系的见出，而并不指向其间实际存在的关联。所以，跨文化研究中就存在着一个回避不了的元理论问题：对两种文化的交互作用或其间关联进行预想建构还是切入实际的描述。能显出现实活力的做法无疑是后者。跨文化研究要真正显出现实活力就必须对两种文化间客观存在的间性关联有真正的切入，这种关联并不是认知者基于自身视点见出的，而是存在于两种文化间的内在关联。它可以是事实上已发生的，也可以是有发生依据的。这里的关键是：两种文化间彼此的对话能力是真正地居于两者之间，而不是相对于认知者而言，即不是由他解读出的。对这内在关联的切入也就是要在间性思维引领下紧紧扣住两者间能引发彼此反响的部分，并要低档单纯认知兴趣的误导，放弃对各自整体系统的梳理，否则所见出的关联就不再是两者间内在地存在的，而是基于认知者特定视界外在地赋予的。跨文化研究如果试图通过对两种文化各自整个内在系统的梳理去言说其间的关联，那这种关联就不可避免地是外在的，是认知者见出的，因为从文化间性角度看，两种文化不可能彼此以其整个系统进入某种关联，而且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切入势必将对另一文化的顾及挤出了视野，这样所言说的两者关联就只能是由外注入的，而不可能是两者遭际时自发生出的。所以，跨文化研究必须以间性思维为基点，由此，关注的视点就只能指向两者间能产生交互作用的部分，而不是各自整体系统，也就是说，对其间任何一种的论说始终要顾及到它与另一种的关联。间性思维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必须拒斥对单一文化系统的沉入。这决不是说，跨文化研究只须顾及部分而可以无视其所属之整体，这样势必出现部分可以独立于整体而存在的大谬。跨文化研究的固有对象并不是静态的两种文化及其关系，而是两者之间能产生交互作用的关联，因此它所关注的对象并不是哪一种孤立的文化本身，而只是这种能彼此引发反响的关联。正如前此所述，如果整个地沉入到某一文化中，那势必失落对另一文化的顾及，进而也就自然失落对某文化与另一文化之关联的指向，由此最终走离跨文化研究特有的语境。所谓两种文化之关联或交互作用实际上并不是指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个第三者，而必定是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的产物，正是由于这种进入才出现了所谓的交互作用。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一种文化整个地进入另一种的不可能，这种进入只能是它的某一部分。当一种文化的某部分进入到了另一种文化中时，就出现了不同文化的间性关联。这个关联所指向的尽管是彼此特定部分之间的交互作用，但它发生于特定文化中。儒家伦理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它进入西方与西方文化特定成份建起的关联却发生于西方文化中；“赛先生”，“德先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但它在中国引发的反响却离不开整个中华文化系统的态势。所以，跨文化由于关注的是某一或某些文化要素进入到另一文化时出现的交互作用，具体来说，就必须同时关注部分和整体。就进入方来说，只需关注进入的部分，就被进入方来说，则必须关注整个文化内部系统，因为只有这整个文化系统可以说明，为何另一文化能在自身引发反响，以及为何引发此一而不是另一反响。其实，这里的关键在于一种文化遭际另一种文化时发生的关联，由于此关联中的一方是某一文化的特定部分，一方则是另一文化的整体，所以才会出现同时对部分和整体的关注。跨文化研究指向的只是两种文化的这种间性关联，因此，间性思维应是它的固有特征所在，即对所指两种文化的任何言说始终从其间的关联出发，对一种的言说必须同时顾及到另一种文化中与之相对的东西。相对绝非相同，而只是具有特定对应性的东西，因而它可以是相反的。如果离开这种顾及去单一地言说某一文化，哪怕只是暂时地，此后再将两者放在一起论说，那都走离了跨文化研究的本来意义。没有间性思维，跨文化研究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