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宋敦煌石窟回鹘装女供养像与曹氏归义军的民族特性.doc

五代宋敦煌石窟回鹘装女供养像与曹氏归义军的民族特性 内容摘要：回鹘装女供养像频繁出现在五代宋曹氏归义军石窟中，其中以曹议金回鹘夫人天公主为代表人物。另有天公主与曹议金分嫁到于阗和甘州回鹘的几个女儿、以及他们在甘州和于阗的外孙女（后来嫁给曹延禄），亦着回鹘装呈现。曹氏归义军政权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敦煌的主体民族仍然为汉族，在汉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石窟中的供养人及经变画中的人物画均以汉装为主流。回鹘装作为一种反传统的现象，回鹘天公主供养像在汉文化圈中坚持本民族的服饰出现在洞窟中，集中反映着曹氏作为粟特人后裔的文化心理和民族认同。 关键词：曹氏归义军；回鹘装；供养人画像；粟特人；回鹘化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2-0074-10 供养人画像是敦煌石窟中的主要世俗图像，是研究敦煌历史与石窟营建史的最直接资料，针对供养人画像的研究，前贤们已有大量的成果。 本文则就五代宋时期敦煌石窟中回鹘装女供养像作集中的考察，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供养像，在名义上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曹氏汉族服饰文化圈供养像中频繁出现非汉民族的回鹘装，表现出该类供养人在曹氏归义军社会历史地位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实有深厚的背景关系，因此探讨其所蕴含着的重要历史信息，或许对我们认识曹氏归义军政权的一些历史如其族属源渊、与回鹘的关系等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草成此文，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教正。 一 作为反传统现象的五代宋 敦煌石窟回鹘装女供养像 1. 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服饰的反传统现象 综观十六国北朝以来敦煌洞窟中的供养人画像，就其所在的位置、大小、服饰、排列关系等而言，时代特征明显1-4。单就服饰关系，各个时代的供养群像、男女像各自在服饰上是统一的，整齐划一地穿戴着所在时代的男女服饰。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由于政治上处在吐蕃人的统治之下，服饰情况发生了变化，供养人画像中出现吐蕃装，常见的是男像着吐蕃装，女像着唐装4。个别窟内吐蕃装男供养群像中出现一两身唐装人物，如莫高窟第359窟，反映独特历史背景下供养人特殊的心理5。中唐吐蕃期洞窟供养人画像服饰的反传统现象及其原因，已为学界所熟知。 发展到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男女供养人群像中的服饰再次出现像吐蕃期一样的反传统现象。就男供养像而言，莫高窟第4、98、454窟、榆林第31窟出现了于阗国王供养像，着汉族帝王朝服冕旒，集中反映曹氏归义军时期与于阗的独特关系6。不过于阗国王像的服饰虽然是帝王冕服，从总体上来说仍是汉族服饰，与同窟归义军张氏曹氏男性供养像服饰有关联，其民族性是统一的，但是女性服饰却有例外，出现明显的反传统现象，即女供养群像中的回鹘装人物。 2. 基本资料：五代宋敦煌石窟回鹘装女供养像 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中出现回鹘装女供养像，始于曹氏首任节度使曹议金时期，具体缘于瓜沙曹氏与甘州回鹘的联姻。这种联姻，是张承奉金山国与曹氏归义军时期处理瓜沙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重要手段。据学者研究，曹议金娶甘州回鹘天公主李氏，其时间至迟在天复四年（904）之前，其婚姻的性质为政治婚姻，是金山国为了缓和与甘州回鹘关系的结果。由于这种独特的婚姻关系，身为归义军“河西节度使尚书”的曹议金（P.2915）有可能借助回鹘人的力量，最终和平取代张氏归义军7。到了曹氏归义军时期，如何处理与甘州回鹘的关系，仍是曹氏归义军面临的重要外交问题，学界有大量的研究可供参考8-13。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曹议金回鹘夫人天公主李氏在曹氏归义军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敦煌文献中常以“天公主”“公主”“天皇后”“国母天公主”“国母圣天公主”等称呼之。她的供养画像先后分别被绘在了曹议金夫妇重修莫高窟第401窟甬道北壁（922年）1；曹议金功德窟“大王窟”第98窟主室东壁门北南向第1身（923925），题名“敕受汗国公主是北方大迥鹘国圣天可（汗）”（图版40）；曹议金夫妇功德窟榆林窟第16窟后甬道北壁（935年以前），题名“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公主陇西李氏一心供养”；“大王天公主窟”第100窟甬道北壁西向第1身（935940），题名“郡人汗/圣天可汗的子陇西李氏一心供养”（图版41）；张淮深功德窟“张都衙窟”第108窟主室东壁门南第1身（939年左右），榜题不存；曹氏家族功德窟第22窟主室东壁门南北向第1身（940944）；曹元忠功德窟“文殊堂”第61窟主室东壁门南北向第1身（947957），题名“故母北方大迥鹘国圣天的子敕授秦国天公主陇西李”（图版42）；曹元忠功德窟第55窟甬道北壁底层西向第1身（962），画像看不到，题名“故北方大迥鹘国圣天的子敕受秦国天公主陇西李氏一心”14-16。另在莫高窟第22、25、121、205、428等窟也有天公主李氏供养像17-19。以上天公主李氏供养像一般是和曹议金供养像以夫妇对应的形式出现，有创修也有重修功德。这些洞窟中的天公主李氏供养像，服饰特征明确，属典型的回鹘装无疑，学者们研究较多1820-23。其中以榆林窟第16窟的最具代表性，保存完好，单独出现，非常清晰，具体特征为（图版43）： 天公主头梳高发髻，戴桃形凤冠，上插金钗步摇，后垂红结绶，鬓发包面，脸上赭色晕染，额中贴梅花，双颊贴花钿，耳垂耳珰，项饰瑟瑟珠，身穿弧形翻领、窄袖紧口、红色通裾长袍，肩披巾帛，衣领和袖口上绣以精美的凤鸟花纹。长袍上窄下宽，袍裾曳地数尺。天公主双手捧香炉，虔诚礼佛，后有三身持伞、持物的侍女跟随。1815 对此身天公主李氏供养像，临摹作品也较多，有学者作了专题研究24。其他各身天公主像服饰类此，唯有第98窟天公主是稍后重修的，色彩没有发黑，因此略有不同2。 除供养人画像以外，另在第100窟曹议金夫妇出行图中，天公主骑在一匹白马上，后有侍从婢女随行（图版44）。天公主身穿圆领窄袖回鹘装，头戴遮阳毡笠（ 或是帷帽），手持马鞭。旧五代史记载回鹘夫人：“夫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即出嫁则加毡帽。”回鹘天公主的这种装束，是与她的身份相符合的。 曹议金回鹘夫人“天公主”李氏之后，还有几位“天公主”供养像出现在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中。第2位出现于莫高窟第100窟甬道北壁女供养人像西向第3身“女甘州回鹘国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第98窟东壁门北第2身（参见图版40）、第61窟主室东壁门南供养人像北向第2身“姊甘州圣天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参见图版42）、第55窟甬道北壁底层供养人像西向第2身“大回鹘圣天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 均是曹议金出嫁给甘州回鹘可汗的女儿。另在第61窟她们的供养画像是主室东壁门北供养人行列中的第4、5、6 身（图版45），榜题均为“外甥甘州圣天可汗的子天公主供养”，是甘州回鹘阿咄欲可汗和曹议金女儿所生的三个小公主， 即是曹议金的外孙女，继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的外甥女。与东壁门南其母的服饰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只是桃形凤冠比较小1776-85，1815。 另据施萍婷先生研究，敦煌文献中亦称于阗曹氏皇后与公主为“天公主”的25，这两身女供养像与曹议金回鹘夫人天公主有密切的关系，分别为其女儿和外孙女，因此研究回鹘天公主及其服饰的专家学者们也把其归入回鹘天公主服饰中1776-85，1815。单从服饰角度考察，其实可以发现，虽然“于阗天公主”的服饰确有回鹘装的因素，但是具体与回鹘天公主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更多体现出晚唐五代宋敦煌汉式女供养像服饰的一般特征，大袖裙襦，而非翻领小袖长袍。 于阗公主的服饰回鹘化特征，其实是和同时期洞窟曹氏家族女供养像服饰的回鹘化特色有相似的情形，据研究回鹘服饰专家的考察，曹氏女供养人画像无论是其头冠、面妆、颈饰等方面均表现出回鹘装的影响。沈雁博士认为：“在曹氏归义军当政时期，当时的女性服装不但有回鹘服装，汉族服装，也有回鹘与汉族服装混合穿着的形式。”23谢静博士亦有相同的认识：“由于曹氏归义军政权祖孙三代与回鹘联姻，回鹘贵族妇女的服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同时曹氏家族贵族妇女的服饰也受到了回鹘服饰的影响，产生了一种回汉混合的服饰， 成了敦煌五代时期上层贵妇们的时尚服饰。”1817这种通过民族和政治联姻而对服饰的影响，亦是敦煌五代宋时期供养人服饰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26。 3. 疑问：曹氏洞窟中回鹘装女供养像作为反传统出现的历史现象 作为浓厚回鹘背景下出现的回鹘装女供养像，虽然是当时供养人画像中非常独特的一类，但是从数量上来看，与大量的曹氏及其他家族和平民老百姓男女供养像的汉装比较，所占比例并不大。不过这些回鹘天公主像所占位置和身份地位却非常独特，曹议金回鹘夫人李氏往往是和曹议金一起出现，他们的女儿甘州回鹘天公主有时会紧随母亲之后。如果把以上所见回鹘装的“天公主们”置于同时代整个女供养人群体中，会发现她们的醒目之处，主要体现在其所着回鹘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第98、61、454等窟。在这些出现包括回鹘天公主在内的曹氏等同时代女供养人画像群体中，她们的回鹘装与其他女性所着汉装有明显的区别，由于色彩的变化，这些回鹘装天公主们的画像往往变黑，更显其独特之处。 行文至此，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嫁到沙州的回鹘天公主李氏始终穿着代表本民族特色的回鹘装出现在洞窟壁画中？按常理，入乡随俗，嫁夫随夫，李氏嫁到沙州后理应穿上瓜沙女性所着汉装大袖裙襦，这样便于融入当地的生活，也更能体现她作为节度使曹议金夫人的身份。曹议金头戴展脚幞头，身着紫色圆领袍衣，束革带，佩鱼符，乌靴（图版46），一派汉装，唐风浓厚。敦煌五代宋服饰基本上延续的是唐代制度，作为归义军节度使的曹议金，其服饰符合规制。著名服饰史大家沈从文先生就曾借敦煌壁画中的曹议金画像服饰来讨论唐代服饰制度27，即可为证。如此，按常理，她的夫人回鹘天公主李氏，当如晚唐五代宋其他曹姓等大家族女性服饰一样（图版47），身着大袖裙襦，一派汉装才符合其作为节度使夫人的身份。毕竟曹氏归义军奉中原为正朔，表面上属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事实上除个别人物像如本文所论回鹘天公主像以外，现有洞窟壁画中的人物画像无论男女服饰均合唐五代宋制，一派汉风（图版48、49），当无异议2829。 由此看来，五代宋敦煌石窟中出现的回鹘装女供养像，作为一种反传统现象，实有浓厚的历史背景可考察，绝非简单之历史现象，更非随意之作。因为曹氏在敦煌是当地的统治者，他们的基本行为是有规范的，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在内的“三窟”是归义军的重要政治、宗教和文化活动场所，节度使们的洞窟往往会成为一个中心，影响一大批洞窟的营建，莫高窟第98窟最具代表性30。作为统治者的节度使们的功德窟中的图像，特别是现实中活生生存在的供养人画像，都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敦煌地区的最上层阶级，他们的形象代表着当地的正统思想与主流文化，回鹘天公主李氏为代表的这些回鹘装的“天公主”们，也不能例外。唐代著名的画论名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开篇即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因此，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绘画的宣教功能，形成中国绘画的优良传统，事实上世界各民族都不例外，尤以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画最为典型。作为当时敦煌地区汉文化代表的曹氏，在其统治的中心，允许非正统的回鹘胡服公然出现在自己的洞窟中，违背了基本的传统。 另一方面，就回鹘天公主们所着翻领小袖的胡服而言，至少在汉人的社会中长期以来是受到抵制和非议的1，汉文化圈中长期以来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轻视和排斥，最终也影响到入华胡人的心理，他们一旦在汉人社会中站住脚，有了社会地位，往往攀附中原大姓，衣着汉服，与汉人通婚，经过长时间的汉化，最终像敦煌归义军曹氏一样，难辨族源。因此即使是到了胡风盛行的唐代，穿胡服者仍主要是处在社会下层的牵马、拉骆驼、套牛车、弹乐歌舞的胡人，以及出入于酒肆的“胡姬”，以至于像陈寅恪先生、黄永年先生把“狐臭”“狐狸精”归入胡人一样3132，汉人对胡人的歧视是明显的。这种现象也反映到敦煌的人物画像中，作为“华戎交汇”的敦煌，一直是入华胡人的聚居地，但是在包括粟特胡人及其后裔的功德窟中几乎没有出现胡貌胡服的供养像，究其原因仍是汉人社会对胡人歧视的结果，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讨论33。因此，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洞窟中回鹘胡装女供养像的频繁出现，作为反传统现象，暗示曹氏在对待胡服问题上独特的心理。 二 回鹘装女供养像与曹氏归义军的族属 关于归义军曹氏的族源，曹氏自己留给我们的资料主要存在于石窟供养人题名当中，像曹元德、曹元忠、曹延禄等节度使等均在题名中记其为“谯郡开国公”1618，49，165，171，曹氏女性也有类似的族望记载，像第61窟女性供养人中有多身“姊谯县夫人”“姑谯县夫人” 1621-24，即是窟主曹元忠的姐姐和姑姑们。另有写于919年的P.3718（8）张和尚（喜首）写真赞中所言“遂遇尚书谯公，秉政光耀”，荣新江先生考证该“尚书谯公”即是曹议金1198。P.3792张善才和尚邈真赞记“金山圣帝，惬擢崇班；谯王叹措（惜）而超迁，仍赐登坛之首座。”李正宇先生指出“谯王”指曹议金34。谯郡曹氏，是自曹魏以来的中原汉族大姓，如果曹氏果出自亳州谯郡曹氏，则确可为敦煌名门望族无疑。如此一来，作为豪门大族的曹氏，取代张氏成为瓜沙地区的统治者，身居节度使一职，其地位之显赫非同一般；而且他也先后得到中原后梁、后唐王朝的正式任命，加上他自封之职，依次称“节度留后”“尚书”“仆射”“司空”“太保”“令公”“大王”1195-107，34551-569 ，35，36；另外，曹议金一上台即改变金山国的政策，恢复归义军建制，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并“自任节度留后加吏部尚书”1。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曹议金的回鹘夫人却时时刻刻穿着自己本民族的服装，一身回鹘打扮，以她归义军夫人的身份地位，显然不合当时的制度，从道理上来讲，李氏应穿着当时流行的大袖裙襦，头戴步摇花冠。 另一方面，曹议金回鹘夫人天公主李氏不仅在衣着上不穿汉装，坚持本民族回鹘装，据敦煌文献记载，当时敦煌的人们也时时刻刻不忘她的回鹘天公主身份，在归义军官府文书、功德记、发愿文、道场文、文学作品、歌谣等出现有关曹议金及其夫人、儿子姑娘们的时候，均属唐以来的汉制2。其中称曹议金“府主尚书曹公”“尚书谯公”“曹公之代”或曹议金的结衔，称曹议金的另两位妻子距鹿索氏与广平宋氏为“夫人”，称曹议金的儿子辈们为“诸幼郎君”或官职，称曹议金的姑娘女眷们为“小娘子”，符合正常习惯与古人称谓37。唯称曹议金的回鹘夫人天公主李氏为“天公主”“公主”，不以常制“夫人”称之，一改传统，在汉人社会中坚持回鹘传统，正如学界普遍认识的那样，显示出天公主在当时的身份地位和她所肩负着的政治联姻的独特关系3。 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正常的逻辑关系，亦属表象上的原因。按常理，作为回鹘天公主的李氏，即使是穿上五代时期的汉装，在敦煌文献中称其为“夫人”，也仍不失其作为政治联姻身份的回鹘天公主性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更加显示其入嫁曹氏后对其政治婚姻的认同。正如我们熟知的文成公主，在她入藏后，就现存吐蕃艺术和藏传造像中所见，除早期个别图像外，发展到后来文成公主几乎全以吐蕃装出现，有传为吐蕃时期的金铜造像。另如成作时间较晚的文姬归汉图和明妃（昭君）出塞图，两位汉族女性均以胡装表现，无疑反映了后人对出嫁胡族女性服饰的认同。但为什么在当时敦煌人的眼中，非要强调李氏以原原本本的回鹘天公主的女性面貌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与文字记载中呢？笔者以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实与归义军曹氏之粟特胡人的族属源渊有密切的关系。 据荣新江、冯培红二先生的研究，敦煌归义军政权统治者曹氏一族并非如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出自谯郡，实属中亚粟特人的后裔，谯郡系其附会的郡望38，39。荣新江先生特别就曹氏与甘州回鹘、于阗等胡姓民族的联姻现象，深入分析了曹氏作为粟特胡人，对胡姓民族之间联姻的继承。业师郑炳林先生也在有关归义军政权、婚姻、妇女等多篇文章中肯定了这一观点。笔者也曾撰文，单就曹氏供养人画像角度作了探讨，认同曹氏粟特族属之关系40。 单就回鹘天公主李氏后来居上，无论是洞窟供养像排位，还是敦煌文献中出现曹议金三位夫人的地位顺序中，都位于曹议金原配夫人索氏和庶妻宋氏之前，已很能说明问题，主要原因正如郑炳林先生指出的那样，除了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政治外交关系原因以外，另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粟特人后裔的曹氏，对胡姓之间联姻传统的继承和重视41-43。胡人对族内婚传统的坚持，早已为学界所认识44-48。这种前提，正是曹氏作为粟特人后裔的基本历史事实。而作为胡姓之间联姻的结果，天公主在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中大大超出一般女性的家庭活动，而广泛参与到归义军政治与宗教等活动当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大量敦煌写本中有记载，属学界的共识。究其原因，亦属胡人风气和对女性地位的认同，与汉民族有较大的不同。 同样的道理，曹议金回鹘夫人天公主李氏在表象上属汉民族主导下的社会集体中坚持本民族的穿着打扮，其背后的土壤，即是归义军曹氏的粟特胡人族源关系。也就是说，表面上攀附中原大姓并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曹氏集团，仍带有不少的本民族习俗，其中除了与胡姓之间的联姻外，想必也少不了对翻领小袖胡服的留恋，因为此类服饰毕竟是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服饰，只是入华后长时间的汉化，加上统治的需要，正像其在洞窟壁画中大量出现的供养人画像不出现胡人面貌特征40一样，规规矩矩地穿上唐五代宋时期汉人的服饰，也是对胡姓出身的掩盖。事实上，作为粟特后裔的曹氏对胡服的历史记忆，并没有完全掩盖起来。榆林窟第19窟后甬道南壁曹元忠供养像后跟随一少年形象人物，题记“男將仕郎延祿”，身着圆领团花纹缺袴袍，腰束革带，上系鞢七事（图版50）。这种服饰上的团花纹较多地见于胡服，而其所佩鞢七事则属胡服特征无疑。曹延禄作为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儿子，归义军政权的接班人，公然以胡服画像入窟，礼佛供养的同时，供时人观瞻，如果说曹氏没有胡人之源渊关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出现的历史现象。因此，正像荣新江、郑炳林、冯培红等所论，曹氏还是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其为粟特胡人的民族特征。作为补证，本文所论洞窟壁画中出现的回鹘天公主们的回鹘装、于阗天公主们及曹氏家族女性所着服饰的回鹘化因素，以及榆林窟第19窟曹延禄的胡服现象，同样可看作是曹氏作为粟特胡人的后裔，对本民族特征胡服独特心理关照之结果。 此现象，早在之前的中唐第359窟就已有所表现，出现于主室东壁门上粟特石姓家族的已故男性功德主供养像，作为吐蕃统治之前在唐朝生活的一位粟特胡人，其供养像为唐装，却画了表示胡人胡服特征的革带上所挂的“韘七事”（图版51）；同时，之所以在这个洞窟中异常地出现大量的吐蕃装供养人画像，也是与功德主石姓家族作为粟特胡人后裔对同为胡服的吐蕃装心理认同的结果5，33。到了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洞窟中，相同原因作用下，回鹘装女供养像以一种独特的图像出现在洞窟供养人行列中，确属有趣的历史现象。如果我们再联系一下国内不断出土的入华粟特人墓葬中出现的大量的胡人服饰资料，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受到强烈汉民族丧葬观念影响下的入华粟特人墓葬美术品中的服饰资料49，就会更容易理解归义军曹氏的这种现象。其中如身为北周大都督同州萨保的安伽，夫妇对坐图中安伽是以胡服出现，而她的夫人则以汉装出现（图版52）50。在胡人的墓葬中的人物图像中有胡服有汉装，正是生活在汉人文化圈中的胡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坚守。隋代仪同三司虞弘墓中，石椁浮雕上的人物全为胡人胡服（图版53）51。又如发现于甘肃庆城的唐游击将军穆泰墓中5253，身为唐代武职军将的穆泰墓，在他的随葬品中发现了包括表演幻术的袒腹俑54在内的大量“杂服”1胡人俑。这些身为北周和隋唐时期的政府官员，到死也不能忘祖，其中服饰的回归与坚持是对其心理状态最真实而形象的反映。 三 回鹘装女供养像与曹氏归义军 回鹘化的时间 对于曹氏归义军的回鹘化问题，陆庆夫先生曾作过专门的研究，指出到了曹元忠之后（974年以后），归义军出现了回鹘化倾向，甘州回鹘通过多种手段完成了对归义军的全面控制，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最终导致出现沙州回鹘政权12。陆文的研究虽然把归义军的回鹘化时间主要界定在曹元忠之后，同时客观地指出，这种回鹘化现象的出现非无源之水，实是回鹘对归义军长期渗透的结果。此说也得到森安孝夫先生相关研究的支持，他认为曹氏归义军后期，由于东面西夏对甘州回鹘的侵逼和西州回鹘势力的强大，聚集在敦煌的回鹘民众日益增多，甚至在西州回鹘的支持下，左右着曹氏归义军末期的政权5556。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甘州回鹘对归义军的控制，后者则更强调西州回鹘的力量。荣新江先生则单从曹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11364-385，从侧面表明了二者相互影响的问题。对于敦煌回鹘问题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沙州回鹘政权历史存在的史实，其中以李正宇、杨富学先生为代表5758。事实上，沙州回鹘政权的出现及其建立，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客观地说明了归义军回鹘化的历史事实。不仅仅如此，按我们的研究，曹氏归义军的回鹘化，最终有可能构成导致藏经洞封闭的一个方面的原因59。笔者本文所论中心，并不在归义军是否回鹘化问题，而是意欲通过五代宋时期洞窟供养人中回鹘装女供养像现象，对曹氏归义军的回鹘化问题作些补充，仅此而已。 综合考察可以发现，主张曹氏归义军回鹘化或者支持沙州回鹘政权的学者，基本上把回鹘对归义军的控制时间定在曹氏后期，以陆庆夫先生观点最具代表性，即曹元忠之后（974年之后）。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吗？ 对此问题的探讨，通过对前述洞窟中的回鹘装女供养像的解读，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既然天公主早在金山国时期的904年就嫁到敦煌，最晚到了922年其回鹘装供养人画像就已出现在莫高窟第401窟甬道，至925年以前营建完工的曹议金功德窟第98窟中现存回鹘天公主李氏及其嫁给回鹘可汗的女儿天公主像虽然属略晚补绘，但是考虑到天公主李氏的地位和影响，最初定有画像无疑。之后曹氏各功德窟中频繁出现的包括李氏在内的回鹘装女供养像，以及有回鹘装影响因素的曹氏女性服饰的大量出现，究其原因，除了学者们普遍认同为了处理与甘州回鹘的周边关系的政治联姻及其曹氏自身的外交因素之外，我们以为，洞窟中出现这种“反传统现象”的回鹘装女供养像，当不能排除曹氏归义军的回鹘化这一重要的历史问题。 曹氏归义军的回鹘化，除体现在回鹘装供养人画像以外，作为“大王天公主窟”的第100窟2曹议金夫妇出行图中保存有更加重要的历史信息，其中南壁东侧曹议金出行图中紧跟子弟兵后出现“回鹘使节”一组，身着回鹘装，腰系鞢七事，其中一人手持象征回鹘标志的“回旋搏击状白鹘”形象的大旗。此图像宁强先生曾有研究，认为正是归义军与回鹘两个政权紧密关系的体现60。事实上，不仅仅如此，作为归义军节度使出行图中出现回鹘使节，非正史记载当时节度使出行的制度。而大量回鹘装人物及回鹘大旗的出现，更是归义军回鹘化的原因所致，否则会有喧宾夺主之嫌。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与其相对应出现的曹议金回鹘夫人天公主李氏的出行图中，天公主不仅没有按节度使夫人的身份穿汉装，而是身着更为典型的回鹘装，头戴遮阳毡笠，腰挂鞢七事，身后跟随的一组人物同样身着回鹘装，腰挂鞢七事（图版54）。曹议金夫妇出行图中如此强调回鹘人的存在和回鹘装的现象，当非能从一般的政权交往关系所可以简单理解的，实是归义军本身回鹘化的原因。后来榆林窟第16窟天公主身后跟随回鹘装的侍从像，是同样的道理。如此一来，归义军回鹘化的时间似可早到第100窟营建的935939年14，考虑到图像的滞后因因素，或可更早。 从上面的现象可以认为，曹氏归义军政权自建立之初即受到甘州回鹘的深刻影响，开始了其回鹘化的进程，这一点也可从曹氏归义军政权如何从张氏手中和平过渡得到解释。王惠民先生指出，曹议金从张氏手中取得政权，没有经过任何大的政治动荡与血腥事件，当属和平过渡61。杨秀清先生则从曹议金执政之初同甘州回鹘的关系考察入手，推测认为曹议金的上台得到甘州回鹘的支持7159-17062。这一观点也得到前述研究天公主及归义军妇女和婚姻问题诸专家的肯定。虽然曹议金时期有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战争11309-32763，但是战争之后两地关系更加密切。因此，排除短暂的战争因素，既然曹氏归义军政权本身的建立得到回鹘人的支持，加上天公主李氏政治婚姻的纽带关系，又曹氏前往凉州、通使中原必须要经过甘州回鹘人的地盘，因此保持与甘州回鹘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洞窟中出现的大量回鹘装供养人像，即是对这一问题最好的形象回答，出现的时间也较早，几乎伴随曹氏归义军始末。 曹氏归义军的回鹘化现象，也可从归义军时期节度使曹元忠、曹延禄等人使用鸟形押得到佐证。敦煌藏经洞10世纪写本中，在一些记录曹氏归义军节度使衙内诸司的财物账目管理勾稽与审核的文书中，出现较多的鸟形押（图版55），经研究具体表现的是节度使对文书的签署，属官府印信，表示节度使对相应文书记载内容的判凭，以曹元忠、曹延禄二人使用鸟形押最常见；法国学者艾丽白在研究这些鸟形押时指出，敦煌归义军曹氏之所以使用这些独特的以“鸟”形表示的押记，可能是曹氏受到“胡族”影响的结果，认为画在“辶”偏旁内的鸟很像是一只展开翅膀的猛禽（图版56），与当时在瓜沙存在的回鹘人的标志“鹘”可资比较，而当时的曹氏与回鹘关系不一般64。赵贞博士进一步指出“鸟形押的使用是曹氏归义军统治敦煌的一大显著特点”，以至于成了曹氏归义军统治敦煌的“标志”65-67。既然可视作曹氏归义军统治敦煌标志的“鸟形押”的使用者主要是曹氏代表人物诸节度使，而这种鸟形押又有回鹘人本民族图腾“鹘”的因素，则无疑是属曹氏受回鹘人影响的结果。 至于敦煌文献记载归义军之初，有为数不少的甘州、肃州以及西州、伊州的使节、大师、僧人到敦煌，归义军官府经常要盛情款待这些人；以及归义军与甘州、伊州回鹘、西州回鹘的各种往来，前贤们有大量的研究可供参考，在此不赘68-72。因此，从敦煌文献的记载也可以看到，归义军建立伊始，即与甘州回鹘保护着密切的关系，换个角度，似可理解成归义军的回鹘化现象。因此陆庆夫先生指出：“从总的情况看，甘州回鹘势力一直较强，对归义军影响至深；晚期曹氏归义军集团正是在甘州回鹘政权的控制与渗透之下，一天天走向回鹘化。”73按我们的考察，单从回鹘装供养人画像的角度，实可早到曹议金之初，最晚也不出曹议金夫妇功德窟“大王天公主窟”第100窟营建之时，否则在夫妇二人的出行图中不会如此过分强调回鹘人与回鹘装的存在。 小？摇 结 透过本文的考察，我们尝试如何把握石窟中的图像，把这些图像作为文献史料，剖析其中“可见中的不可见性”，透过这些“图像文本”，把其作为“有效的历史证据”74，来阐释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归义军史及其与甘州回鹘的关系问题，学界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再借助于洞窟中出现的回鹘装女供养人图像的历史解释，我们还可以从中窥视诸如归义军曹氏的粟特胡人族属关系，以及曹氏归义军政权回鹘化的时间等问题，多少可为归义军史、石窟供养人画像、洞窟图像的功能阐释等问题作些贡献，以彰显石窟图像的重要历史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关友惠.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J.敦煌研究，1989（3）. 2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J.敦煌研究，1995（3）. 3暨远志.中国早期佛教供养人服饰J.敦煌研究，1995（1）. 4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J.中国藏学，2003（2）. 5沙武田.莫高窟吐蕃期洞窟第359窟供养人画像研究兼谈粟特九姓胡人对吐蕃统治敦煌的态度J.敦煌研究，2010（5）. 6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4）. 7杨秀清.敦煌西汉金山国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167. 8刘美崧.论归义军节度与回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3）. 9苏北海，丁谷山.瓜沙曹氏政权与甘州回鹘于阗回鹘的关系J.敦煌研究，1990（3）. 10荣新江.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J.西北民族研究，1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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