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常州外国语学校被污染事件感触（震惊） .doc

对常州外国语学校被污染事件感触（震惊） 常州外国语学校先后有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有493人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个别的还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以下是关于对常州外国语学校被污染事件感触的范文，供大家参考!对常州外国语学校被污染事件感触(一)据央视新闻4月17日报道，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近500名学生被检出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症状，个别学生被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罪魁祸首疑为学校北边的一片化工厂旧址。环境检测结果显示：该地块地下水和土壤中的氯苯浓度分别超标达94799倍和78899倍。学校深受“毒地”之害，谁该对那些被毒害的孩子负责?数百名学生受污染毒害，校方难辞其咎。毕竟，从选址到开学，学校一直都清楚这是一片“毒地”。我们不知道校方当初的选址决定背后，是否有什么“内情”，但综合媒体报道和家长反映的信息，校方的责任和问题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选址失当。按国家规定，化工项目的安全距离应在300米以上，而该学校新址距农药厂、化工厂旧址只隔一条马路。二是环评走过场。该校在环评报告获批前8个月就已开建，属于未批先建。正因如此，环评报告明确称“土壤和地下水已经受到污染，存在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学校建设项目依然没停。三是最初发现问题后重视不足。年初，新华社、财新等媒体都报道过常州外国语学校疑因“毒地”出现过敏、呕吐等症状，但在短暂停课后，校方就出具了空气污染物指标和覆土层污染指标符合验收标准的报告，并通知家长必须如期开学。另一个责任方是涉毒地块的化工企业。尽管那些化工厂已经搬走，但它们的“余毒”仍在，它们对此次的恶性事件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涉事的常隆化工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但也是一家在非法排污方面有“前科”的企业。2015年，靖江市一养猪场被曝“地下藏毒万吨”，其中就有常隆化工出来的化工垃圾;2014年12月，常隆化工旗下的常隆农化等6家企业因倾倒废酸污染河水，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罚1.6亿多元的罚款。有老员工接受央视采访时称，该企业生产克百威、灭多威、异丙威、氰基萘酚等剧毒类产品，“有时候为了省事，不光将有毒废水直接排出厂外，还将危险废物偷偷埋到了地下”。今年1月29日，环保部通报称从这块原农药化工厂用地挖掘出1500立方米含刺激性气味的污染土壤和被填埋的固体废物。不管是不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也不管是不是地方纳税大户，多年违规排污行为被多次曝光、处罚，难道可以一搬了之?如今，违法排污的“后遗症”显现，而且受害者是数百位无辜的学生，相关化工企业岂能置身事外?当然，出现恶性校园污染事件，板子不能只打在学校和化工企业身上。毕竟，在城市规划、卖地、批地等环节，地方政府都是掌握信息最全面的一方，而且负有直接的监管责任。不过，地方政府值得诟病指出，在于对“毒地”事件的处理。按规划，涉事“毒地”常隆地块原本计划用于商业开发。在遭到学生家长抗议后，常隆地块原定的修复方案由土壤开挖变成了用粘土覆盖，原定的商业广场用途被改成了生态休闲公园。但问题是，用粘土覆盖的土壤修复方式，并没有消除污染物质，它在地底下不啻于一颗生态炸弹。这样的处理方式，糊弄谁?健康无小事，涉及学生健康的公共事件尤其如此。在学校选址、环评、“毒地”处理等方面，存在哪些违规之处?该有哪些责任人和部门被问责?受到污染毒害的学生们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都希望当地政府能够正面回答。对常州外国语学校被污染事件感触(二)央视的一则报道，让数月前的新闻真正进入舆论场。常州外国语学校，当地最好的初中之一。但从去年9月新学期开始起，它就没有停止陷入争议和风波。在央视的报道中，从2015年搬迁新址以来，先后有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其中，有493人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个别的还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而这些结果，在学生家长眼中，被认为都与其毗邻的“毒地”有关。旧闻为什么说这是一则“数月前的新闻”?因为在今年1月，澎湃就对此进行了报道;2月，财新又跟进进行了深度的调查报道。但直到央视发出之前，这件事都没有真正意义上地成为“焦点”。我们先来简单捋一下事情的经过。常州外国语所在的地块，与那块“毒地”仅隔着一条马路。现在空旷的“毒地”，在数年前曾是三家农药化工厂的所在，而其中的常隆化工，则在这里生产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澎湃、财新、央视的报道中，都提及这里的老员工曾经实名举报，在化工厂的搬迁过程中，曾经违规在地下埋藏了大量的固体废物，其中包含许多剧毒物质。央视拿到的“一份项目影响环境报告”显示，这片地块土壤、地下水里以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机污染物为主，其中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它在地下水和土壤中的浓度超标达94799倍和78899倍，四氯化碳浓度超标也有22699倍，其它的二氯苯、三氯甲烷、二甲苯总和高锰酸盐指数超标也有数千倍之多。看上去是很确凿的一则环境污染新闻，但如果回溯过去，却呈现出扑朔迷离的意味。因为，自从去年9月搬迁新址以来，学生家长在接送孩子的途中就不断闻到异味，也接连有学生出现了头痛、皮肤异常等症状;而在此期间，那块“毒地”，却是一直在进行“土壤修复”工作的。修复的目的，起初是为了将这一工业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之后，则改成了绿化用地，计划在原址上建设一座生态公园。校方、政府反复出具的检测报告也让家长感到怀疑。在今年1月紧急叫停修复工作之后，当地环保部门和学校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均检测称，土壤、地下水的主要污染物指标合格;而在土地修复取得成果之后，学校周边的空气也是合格的。该如何解释这种反差?检测首先让人疑惑的是环境检测的结果。政府部门、以及委托第三方的结果结果均显示主要污染物正常(1月份检测结果)，为何这些学生依然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症状?岛上的环境问题专家云间子妹妹告诉我们，从技术角度看，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央视的新闻中，专家也已指出，政府部门的检测中测量的主要是一些基本污染物，但没有专门检测农药残留的成分，而这块土地上之前的化工厂就是以生产农药为主的。而农药往往是一些稳定的大分子化合物，成分稳定，不太可能分解成常规污染物。如果不专门去查农药这样复杂化合物指标的话，的确不容易查出这些物质的污染程度。第二，政府部门在1月份的检测结果，是在此地块基本完成土壤修复工作之后进行的。而从报道来看，这次的污染本身就是“土壤修复”这项工作造成的修复过程中的开挖泥土等作业流程，使地下的高浓度污染物质挥发到空气中，造成了次生污染。而在土壤进行黏土、覆膜等修复之后(效果也要视流程和技术而定)，确实会使空气中不容易检测到污染物，但实际上污染物依旧在地下，通过吸附于土壤颗粒、溶解于地下水的方式进行缓慢的污染，甚至通过几百年的生物降解过程也不一定能完全解除。从现在来看，应该是这种短暂的暴露以高浓度的方式影响了人体健康;在此情况下，政府不挖了、继续埋起来的话，通过雨水、地质变化等方式，可能还会影响周围环境，尤其常州这样的地方地下水系还算发达。这种污染可能更为缓慢、也更为持久，倒不如全部停课、彻底把污染地块弄干净，一劳永逸。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2月5号的时候，常州环保部门的文件显示，苯、氯苯类的常见的剧毒农药的成分，在空气当中没有检测出来;当时环保部去检测时，对土壤的覆盖也已经开始了。而在知乎上，有网友贴出了2007年到2015年该地块的卫星图。图像显示，土壤修复的过程，与学校进行教学的去年那个学期的时间高度重合;在此过程中，暴露在工厂地块内部的河流颜色有时呈深绿色，有时呈暗红色，均有污染可能。而在云间子这样的专业人士看来，这种大量裸露处理污水的情况本身就很不规范，应该用污水罐存放进行专门处理。违规毒地旁边有学校，看上去是很匪夷所思的逻辑。但就是这样匪夷所思的逻辑，却从2010年工厂搬迁开始持续到了现在。比如一个明显的匪夷所思之处就是，学校的动工首先就是典型的“未批先建”，环评报告出具是2012年3月，而2011年8月学校就已经开始动工了。同样匪夷所思的是，作为常州最好的初中之一，政府为什么要在明知旁边地块曾经有毒的情况下让其搬迁至此?这也要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是对土壤污染本身的认识就不足。对受污染严重的土地进行“土壤修复”成为业内乃至行政的共识，是在2014年环保部和国土部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公报之后;在那之前，人们对此的认识根本不足。如果从最善意的角度来揣测，无论是教育部门、当地政府还是校方，都不会恶意存心地把一个好学校选在这样一个“棕色地块”，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污染物可以扩展到这样大的范围，同时土壤修复还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别说这些人，就是做修复的施工方，也不一定有这样明晰的意识，否则至少在修复的施工中，他们应当就对周围几百米的范围进行防护告知。第二，当然是地方利益的动机。一个工业地块转换成商业用地或绿化用地，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工厂搬走后，如何继续保持土地的出让价格、带动周围区域的发展?建学校当然是个好主意，好学校尤其如此。因为学校在这里，就有人气;周围的商业、住宅等，也会带动着水涨船高。对于土地财政占比极高的地方政府来说，这应该是一笔好买卖。所以，当地环保部门的人才会面对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是下了很大决心进行整治的：本来这块地是要卖给亚洲著名的SM集团进行商场开发的，但现在不但人家不来了，政府还投入了几个亿进去修复。云间子不无无奈地表示，常州政府能拿钱出来做修复已经算是“进步”了;如果换作是一个没钱的政府，在污染地块上面填土覆盖，水泥混凝土一浇筑，或许谁都看不出下面是什么，但长年累月的过程中，就会变成慢性的污染源。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件事延宕至今才暴露于舆论之中。在网络热炒的当下，有不少当地的网友表示，当地的政府对此事曾经一直持打压的态度和做法：不准该校学生转学、不准老师辞职，如果有家长抗议，则去做家长的工作，等等。寄希望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延政策，最后终有纸包不住火的一天。责任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孩子的身体健康问题，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一个很悲哀的答案可能是，这个责任追究起来可能会很困难。比如，首先就要界定污染和病变之间的关系从法律上，要证明这种关联性，可能难度很大。美国历史上唯二的环境污染导致疾病的大案中，当事人就曾经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去证明这种关联性，最终获得赔偿，而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从1958年第一起污染到1980年居民的搬迁、赔偿的开始，中间差不多有30年，后果已经不可逆。第二，如果要追究责任，以下几方可能会形成一个循环：从直接的污染来看，是土壤修复过程导致的;但土壤修复的施工方又仅仅是乙方，甲方委托者依然是政府(但同时，施工过程中的违规，比如报道中提到的抽取地下水施工同样造成了污染)。从政府角度来说，要追责则需要同时追两方面的责任：第一，官员可能存在的玩忽职守;第二，对这块土地造成污染的企业。常隆化工，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有着黑历史的企业。被曝出“养猪场下埋万吨剧毒”的，是这个企业;该企业也曾经因为违规向河流中排放污染废水而被法院判罚1.6亿元。而在我们的现行法律中，对此的追责规定也是不足的。比如，在搬迁之时，其实就已经默认了“权利和责任已经了解”;如果当时政府没有就土地污染的状况作出要求、说明要恢复到建厂前的状态，企业就有理由推脱土壤修复的成本，最终往往也是政府来买单，法律也没有规定让企业承担污染修复的成本。而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如果要使用高标准的环保设备，生产的利润就可能会失去。毕竟，他们挣的本来就是环境的钱。而利益一旦被冠以“公共”二字，就往往没有太多人去在乎，尤其当这件事“事不关己”的时候。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有员工实名举报违规排放和填埋的情况下，常隆化工目前一切依然。财新的报道中就提到，当地的环保部门多次检测，也没有查到污染的情况这真让人费解，不是么?但其实也容易理解，毕竟一块被认为是“毒地”、需要政府投入修复的土地，和一块不用政府做什么的土地比起来，哪个对财政的负担更轻，一目了然。我们常常用“国情”来解释很多事情，这个词也确实可以解释很多事情。比如污染这件事，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曾经走过，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也一定会经历污染;今天的常州将其搬迁，而在经济更加落后、财政更加困难的地区，可能还有很多政府愿意招这样的商、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取发展。但问题在于，这并不构成不作为的理由，尤其不构成乱作为的理由。正因为别人摔过跟头，自己才要避免摔跟头。这件事还有很多疑点没有公布：比如，到底是用的什么技术进行的修复?当时施工的工人有没有受到影响?在当地打孔检测的土壤、水分的污染情况到底如何?这些细节都有待进一步观察。真相如不明了，追责就成侈谈。在全国的注视下，环保部成立了调查组，教育部也已经注意到此事;当地的政府，则是“连夜召开会议”，表态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去接受各方监督。从事件曝出时的“打压”“封堵”，到盖不住了之后的坚决表态，类似的剧情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它也许不会是最后一次，但一定是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被污染的常州，需要“深挖”的远不只是土壤。对常州外国语学校被污染事件感触(三)央视新闻直播间17日播出题为“不该建的学校”调查性节目，将舆论对常州外国语学校环境严重污染导致近500学生身体异常反应的追问推向高潮。常州市政府18日正式对外表示，3月下旬学校、家长分别委托专业机构对外国语学校室内空气、土壤、地下水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及相关要求，目前该校师生除个别请假外均在校正常学习和教学。一边是中国权威媒体反映常州外国语学校的环境受到无法容忍的污染，一方面是该市政府为该校的相关情况“一切正常”打包票，两种信息的尖锐冲突在近年的舆论场上非常罕见。互联网舆论普遍支持对常州外国语学校严重污染的曝光，网民们大多相信污染是真的，认为政府的回应是在“洗地”，试图平息舆论。也有学者私下里对环球时报说，媒体的举证凿凿有据，但他们对常州市政府敢于在这个时候向公众编造虚假信息感到怀疑和困惑。“如果严重污染的情况最终被落实，那么打这种包票的常州市官员将吃不了兜着走。”一位不希望被提及名字的学者这样表示。还有学者认为，即使常州外校被污染的事情真的被夸张了，常州市这样表态也“很不聪明”。“他们(官员)应当比媒体跳得还高，直接要求先把外校关几天再说，用这段时间组织能被社会信任的环境检测。如果关了学校之后一些家长有意见，环评检测又的确没问题，舆论压力就可能朝着复课方向倾斜。”其中一位学者说。在中国由政府领导一切，因此政府“也要对一切负责”，这种实际很难做到的逻辑无论在舆论场上，还是在政府日常工作的规则之间，似乎都成了半推半就的东西。如果说常州市政府真的要为一个外国语学校遭受严重污染的内幕做倾力隐瞒，那将是件难以思议的事情，其中“内幕之上的内幕”的确值得深挖。事情真是这样吗?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已宣布启动重大突发事件专项督导机制，国家的督导组将给出答案。中国大中城市显然已在很高程度上进入中产阶级社会，早已实现温饱的中产阶级家庭如今最关心安全，对孩子们的安全尤其高度敏感、警觉。而对从食品安全到环境安全的不信任已成普遍性的社会焦虑，各地官员都需对此深刻理解。舆论场上已形成一个固化的印象，那就是各地无论出什么事，当地政府和相关官员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希望大事化小，甚至“捂盖子”。客观说，这种印象受到一些具体事件的放大，未必就能概括全国各地的真实情况，但官方的确需要反思这种印象的现实缘由，恐怕需要有很强烈的“矫枉过正”才能改变公众的观感。不能不承认，当舆论与官方就公共污染危机各执一词时，官方几乎没多少公信力可以依靠。即使官方所述情况是真的，要在这种情况下取得公众信任也需付出极高成本。无论常州外国语学校被揭严重污染的最终调查结果是什么，都希望全社会、首先是官方汲取应有教训。这样的信任危机连续剧不应没完没了地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