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ppt

文明的冲突？,第一篇文章新世纪与“文明的冲突”,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以及1996年出版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极大的争辩。,亨廷顿的基本观点是：在下个世纪，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的大分裂以及冲突主要将是来自文化（或文明）。在他的著作中，“文化”（cultural）和“文明”（civilization）基本上是同义词。不论人们怎样为文化或文明下定义，它的内涵基本上都会包括种族、语文、宗教、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等，而宗教是世界主要文明中一个最基要的特征和内容（见他1996年的专著，P.47）。,亨廷顿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实行现代化，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未来的冲突很可能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冲突。”他特别强调“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于西方的威胁，特别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手的可能性。实际上，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封面设计就充分体现了亨廷顿对于世界大格局的认识：封面右上方是地球背景之上的基督教十字架，左下方是地球背景之上的伊斯兰新月，右下方则是地球背景之上的中国太极图；新月与太极图紧紧挨着。,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或文化的差异才是人类的各种差异之中最根本性的，这种差异基本上是不可更改、不可消除的：如共产党人可以转变成民主主义者，富人可变成穷人，穷人可变成富人，但是，俄罗斯人不能成为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成不了亚美尼亚人。一个人可以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阿拉伯人，甚至可以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是，却很难成为半个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九章,亨廷顿构想的未来文明冲突场景,2010年，美军撤出了已经统一了的韩国，并大大减少了在日本的驻军。台湾与大陆达成了妥协：台湾保持事实上的独立，但公开承认北京的宗主权，并在中国支持下按照1946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模式加入了联合国。南中国海的石油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是由中国，但也有一些越南控制的地区由美国公司开发。由于投射力量的能力加强，中国宣布它将控制整个它过去一直声称领有主权的海域。在中越两国的军舰之间爆发了战斗。,中国入侵越南。越南要求美国的帮助。中国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一片慌乱。美国宣称它不能接受中国对于越南的征服，呼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并派出了它所剩无几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去南中国海。中国谴责这一行动侵犯了其领海并对战斗群进行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斡旋停火的努力失败，战斗蔓延到东亚其他地方。日本禁止美国使用其在日本的基地对中国作战。美国无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本宣布中立并且封锁了美军基地。中国的潜艇和从台湾及大陆起飞的飞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军舰及其他设施。同时，中国地面部队进入河内并占领大部分越南领土。,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有能够打到对方领土的核武器，双方默认的僵持开始了，并且没有在战争的早期阶段使用这些武器。双方都对于核攻击有恐惧，但美国社会更强烈。许多美国人开始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冒这种危险?中国控制不控制南中国海、越南，甚至整个东南亚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在美国南部西班牙裔占优势的各州反战情绪尤其强烈，当地人民和政府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并想援引在1812年战争中新英格兰的模式退出战争。,在中国巩固了它在东亚的初步胜利之后，美国舆论开始认为，打败中国所需的代价太大，还是谈判结束战争为好。同时，战争对于其他文明的主要国家产生了影响。印度抓住了中国被困在东亚的机会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进攻。在开始阶段，印度得手了，但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的同盟启动了。伊朗装备着现代化武器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和巴基斯坦的游击队从两面夹击印度军队。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向阿拉伯国家求援印度以伊朗称霸西南亚的危险恐吓它们但中国反抗美国的初步胜利在伊斯兰世界激发了大规模的反西方运动。在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亲西方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倒台，由于看到西方软弱可欺，阿拉伯世界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大举进攻，而大量裁员了的美国第六舰队无力阻止。,中国和美国都力图获取其他重要国家的支持。由于中国在军事上的胜利，日本开始慌慌忙忙地要搭中国“便车”了，它从原来的纯粹中立转向了亲中国的“积极中立”，然后又屈从于中国而成为交战国。日本军队占领了美国在日本的基地，美军紧急撤出日本。美国宣布封锁日本，美日两国军舰不时在西太平洋发生冲突。战争爆发初期，中国提出与俄罗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中国的成功对于俄罗斯所产生的影响与日本正好相反。莫斯科对于中国主宰东亚的前景十分恐惧。,当俄罗斯采取反对中国的立场并开始加强它在西伯利亚的驻军时，西伯利亚的大量中国定居者开始骚乱。中国于是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同胞并占领了海参威、黑龙江流域，及东西伯利亚的其他战略要地。俄中两国军队在中西伯利亚爆发战斗，原来受中国控制的蒙古出现暴动。,对于交战各方来说，控制和获得石油成了最重要的问题。日本因此而更倒向中国以确保其来自波斯湾、印度尼西亚和南中国海的石油供应。在战争中，由于阿拉伯国家的政权落入伊斯兰好战分子之手，波斯湾流向西方的石油已经是星星点点了，而西方越来越依赖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的供应。这使得西方加强了把俄罗斯拉到自己一边的努力，并支持俄罗斯将其控制扩展到在其南边的石油资源丰富的穆斯林国家。,与此同时，美国极力争取欧洲盟国的全力支持。但它们除了给予外交和经济支持外，却不想在军事上卷入。中国和伊朗却害怕西方国家最终会聚集在美国的旗帜下。因此，它们在波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秘密部署了可以装载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并警告欧洲国家不要卷进来。然而，就像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威吓除了日本之外产生的都是恰恰相反的效果，这次也是一样。,美国情报部门报告了这些部署，北约理事会宣布导弹必须立即撤走。在北约采取行动之前，塞尔维亚希望重新确立它在历史上作为反抗土耳其人的基督教保卫者的地位，入侵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也参加进来，二者占领并瓜分了波斯尼亚，缴获了导弹，并且开始它们90年代未能完成的种族清洗事业。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想帮波斯尼亚人。希腊和保加利亚发动了对于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的入侵。同时，一枚带有核弹头的导弹从阿尔及利亚发射，在马赛爆炸，于是北约对北非的目标进行毁灭性轰炸。,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印度为一方，中国、日本和伊斯兰世界为另一方，开始了一场全球战争。由于双方都有核武器，双方的精疲力竭可能会导向谈判停火，但这样做解决不了中国在东亚的霸权这一根本问题。另一个选择是西方通过常规力量打败中国。由于中日结盟，美国海军无法从海岸线对中国的人口中心和工业区发动进攻。西方可以选择从西面打进中国。俄中之间的战争使得北约欢迎俄罗斯加入北约，并在俄罗斯反击中国对于西伯利亚的入侵和控制穆斯林石油和天然气方面予以合作，同时鼓励西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起来造中国的反，最后部署西方和俄罗斯部队从西伯利亚打过长城，打到北京、满洲里和汉族心脏地带。,无论这次全球文明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什么相互核毁灭，谈判停火，或是最后俄罗斯和西方军队进军天安门广场其更广泛的、长期的后果必然是主要参加国在经济、人口和军事方面的力量大大滑落。作为后果，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现在又从西方向东方回归的权力，将开始从北方转向南方。最大的文明之间的战争的得利者将是那些没有参战的文明。由于西方、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都被毁坏了，路就为印度让了出来。它也参了战，但如果它可以逃脱毁灭，现在它就可以按照印度教的原则重新塑造世界了。,很多美国公众会把美国受害的责任归咎于盎格鲁萨克逊精英集团的狭隘的西方取向，西班牙裔领导人将上台执政并由于未参战而繁荣起来的拉美国家许诺的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而进一步加强了地位。另一方面，非洲却不能为重建欧洲提供什么帮助，反而涌出大批人群去吞食残存的东西。在亚洲，如果中国、日本、韩国被战争毁坏了，权力也将向南转移，转到印度尼西亚手中，它保持了中立，现在将变成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在澳大利亚顾问的指导下治理东从新西兰，西至缅甸和斯里兰卡，北达越南的事务。而这预兆着未来它与印度和恢复了元气的中国的冲突。在任何情况下，世界的政治中心都将向南移。,文明的冲突的是或非？,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发表至今还不到7年。以这么短的时间去评估他的预测是否准确未免太早。若以过去这几年来世界不同地区所发生的冲突、对抗、纠纷及争辩为例，我们就不难发现亨廷顿的假设，是和非的成份都有。,印度和巴基斯坦这50年来的冲突，包括近一二年来核武器的公开竞赛以及在边界上的军事冲突，可说是源自以回教和印度教为主流的“文明的冲突”。东欧集团瓦解后在南斯拉夫、俄罗斯及南欧其他地区所发生的冲突，也与文明中的一些基要因素如种族、宗教和语文等分不开，也算是“文明的冲突”。印尼东帝汶的独立以及亚齐的独立运动跟中央所起的冲突也涉及了宗教和种族等基本因素。日本和美国分别属于两个很不同的文明。两者之间近年来也有不少冲突，但冲突的本质既不是文明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很明显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尤其是关于两国之间的出入口贸易差额以及市场开放的封闭等问题。,中国和美国近年来的冲突则比较复杂。其中有属于文明或文化传统的因素：美国所要推广的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并非是中国传统文明或是现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最关注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也很突出：美国式的民主思想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很难协调的。现在以及将来中美的经济冲突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美国这个强大的对手谈判，争辩和苦斗了13年才在1999年11月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主要是因为它涉及了上述3个以及其他因素，而不只是文明的冲突而已。,“冲突”当然也可以发生在同一个文明圈的国家或民族之间。海湾几个比较温和以及亲西方的回教国家就跟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利比亚这些比较极端和反西方的国家分成两个很不同的阵营。中国和日本同属一个文明，但两国却有着战略利益的根本矛盾和差异。,总括上述的观察，我们有理由相信，文明的冲突将会在下一个世纪持续下去，并且会比亨廷顿所预测的更复杂。但是，我们很难同意他的假设，指人类将来的分裂或冲突主要是源自文明或文化。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等利益，将继续成为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与国以及集团与集团之间各种冲突的主因及导火线。文明间冲突的是或非也决定于人们对“文明”的理解和定义。,第二篇文章文明与秩序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倪世雄潘忠岐 太平洋学报年第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美国研究中心,亨廷顿在其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正在转向对文明的认同和忠诚，并且这种转换正在产生一种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秩序。由于认同方面的这种变换，文明间冲突将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因此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通过将文明与世界秩序挂钩，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从而为美国乃至西方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制定了一个理论框架。但是，亨廷顿的文明范式却与世界秩序理论的一般原则背道而驰。它的核心论点既经不起理论推敲，也经不起实践检验。本文从世界秩序理论角度，从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互动手段、冲突起源、建构目的等方面对文明范式作了分析和驳证。,年夏，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首次阐发了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三年后，亨廷顿将这篇论文扩展成一本专著，取名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重建）。通过将文明与世界秩序挂钩，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理论作了更加详尽、系统的阐述和论证，并为美国乃至西方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制定了一个理论框架。亨廷顿的这一创新，为我们理解和评价他的文明范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从世界秩序理论的角度对它进行剖析。,世界秩序理论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自本世纪初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以来，世界秩序问题一直为国际政治学者所关注。冷战结束后，随着旧的世界秩序的瓦解，越来越多的学者，象基辛格、霍夫曼、奈等，从事于探索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奈的“世界秩序新论”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无疑，亨廷顿在重建中提出的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文明范式，也是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它为冷战后世界秩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线索。,然而，亨廷顿的文明范式与世界秩序理论的一般原则却相去甚远。基辛格在外交中曾经指出：“世界新秩序必须回答三个问题：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相互作用的手段是什么？它们相互作用的目的是什么？”A如果以此来审视亨廷顿的文明范式，那么不难发现，它的核心论点既经不起理论的推敲，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首先，亨廷顿对国际秩序基本单位的界定是模糊的，究竟是文明，还是国家，他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其次，亨廷顿对互动手段的分析是不切实际的，究竟是文明的冲突，还是国家对权力与利益的竞争在推动世界秩序的形成，他的一些关键性论点与历史和当代的现实是相矛盾的；再次，亨廷顿对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描绘难以服人，“一个多极、多文明的世界”只不过是他标新立异的成果；最后，除了基辛格的三个问题外，我们还必须对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提出第四个问题，即世界冲突的根源究竟是文明还是别的？这是亨廷顿论题的命脉所在。亨廷顿过分强调了文明，这使他忽视或淡化了政治、经济，以及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更为重要的作用。结果，他的文明范式对于正在显现的世界秩序只是一种不可信赖的向导，他的文明冲突理论则是一个危险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基本单位：文明还是国家？,亨廷顿认为，冷战期间的世界秩序是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产物，但在后冷战的新世界中，大国已成过去，全球共同体更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上，建构秩序的“原子”只能到文明内或文明间去寻找。新的世界秩序必须以文明为基础，否则就无秩序可言。B他说，“冷战结束以来，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界限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明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裂带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B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B显然，亨廷顿视文明为建构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单位。,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人的最高文化归属，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B在汤因比、斯宾格勒、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上，亨廷顿确认了六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的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B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就是由这八种主要文明构成的，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则是这八种主要文明相互影响、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过去年左右时间里，国家，特别是大国，一直是世界事务的核心行为者。人们一般都承认这些国家属于不同的文明，但却没有人认为这些差别对于理解国际政治至关重要，更没有人要求以文明为单位建构世界秩序。亨廷顿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然而，亨廷顿的“文明”却不具备国家的功能，缺乏作为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基本条件。文明不同于国家，“文明”不做决定，不能决策。它是一种抽象的文化范畴，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机构。相反国家则具有明确的边界、选定的领袖、确定的决策程序和对政治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国家能够动员其居民、收税、施威、答友和作战。质言之，国家能够采取行动，而文明却不能。亨廷顿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由于文明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统一体，因此文明本身不会维护秩序、建立司法制度、收税、打仗、商定条约，或做任何其他该由政府做的事情。”C,于是，亨廷顿就用文明的“核心国家”对他的观点进行修正。他说：“在当代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两个冷战超级大国，成为吸引或排斥其他国家的首要支柱。文明核心国既是文明内部又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要素。”C文明的核心国作为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单位似乎无可置疑，但是，在亨廷顿列举的八大文明中，只有五种分别具有重要的核心国家，它们分别是：印度教文明的印度、日本文明的日本、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中华文明的中国和西方文明的美国，而另外三种，即非洲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却没有这样的核心国家。亨廷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当文明缺少核心国时，在文明内部建构秩序或在文明之间协调秩序就会变得极为困难。”C,文明的核心国与文明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文明的政治成分在不同的文明中是不同的，在同一文明内部也随时间而变化。一种文明可能涵盖一个或多个政治实体，一个国家也可能分享一种或多种文明。随着文明的进化，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政治实体的数量和性质往往要发生变革。在极端情况下，文明和政治实体可能正好重合。例如日本，它既是一个文明也是一个国家。但在当代世界，大多数文明都包含两个以上的国家或政治实体。因此，文明的核心国家并不能完全代表文明行事。美国可以代表西方文明，但决不能代表与它同属西方文明的欧洲。,互动手段：文明还是权力？,亨廷顿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文明的历史，以其他任何方式思考人类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C文明之间的关系已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现在正处在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遭遇，是指公元年以前的文明关系；第二阶段：冲击，是指世纪，西方兴起后，文明之间间歇、有限、多向度的遭遇，让位于西方文明对其他所有文明持久、强烈、单向度的冲击；第三阶段：互动，是指到了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已从一种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构成单向度冲击的阶段，发展到由全部文明相互之间激烈、持久、多向度互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C因此，在亨廷顿看来，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是一个多级、多文明的体系，诸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则是构筑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机制。,依据亨廷顿，未来的世界秩序将由以下几种强大的趋势形成。第一，西方主导的时代正在终结，几个非西方国家正在作为大国凭借它们自己的权力异军突起；第二，这些新兴大国愈来愈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偏爱它们自己的文化规范；西方物质优越性的持续衰弱也将极大地瓦解其文化吸引力；第三，每种文明内部蕴含的主要文化价值观念作为个人和政治认同的源泉将变得愈来愈重要。,然而依据世界秩序理论，对权力的竞争才是各国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发展或破坏、瓦解世界秩序的基本动因。如果世界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能够达到某种平衡，那么，国际社会就会呈现为某种有序状态，就会出现相应的世界秩序；否则，国际社会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世界秩序就会归于消亡。一旦权力分配重新实现新的平衡，新的世界秩序则会如影随形再度显现。这种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有序的发展过程，恰如系统论所揭示的一切事物发展变化共同遵循的过程规律，但与其他事物不同的是，世界作为一个特殊系统，它的结构乃是世界各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因此世界的有序或无序状态与大国权力划分的均衡或不均衡状态直接相关。奈曾经正确地指出：“世界秩序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关系结构变革过程，尤其是大国之间权力稳定分配的结果。”D,对于亨廷顿来说，冷战的结束是国家对抗的旧世界与文明冲突的新世界之间最重大的历史分界线。因此，亨廷顿没有对冷战结束前的国际秩序进行回顾，他只是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上。他认为，冷战后，建构世界新秩序的手段之所以发生从权力到文明的转移，主要就在于人们对国家的忠诚随着冷战的结束开始让位于对文明的忠诚。他说：“在后冷战世界，不同人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而在于文化。”D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正在转向对更大的文化实体，即“文明”的认同和忠诚，并且这种转换正在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D,但是，至于为什么冷战的结束会使忠诚以他所描述的方式发生变换，亨廷顿却从来没有给予让人信服的解释。他声称，全球化和不同文化之间日益增加的联系，使广泛的文明认同变得更加强而有力，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理论来阐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对“文明”的忠诚现在正在上升为主导力量？为什么文化或种族关系不再关注国家而是关注更广泛的文明观念？亨廷顿没有给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不仅缺少答案，而且他提出的分析和引证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尽管重建用了大约多页的篇幅对世界政治作了文化分析，但亨廷顿从未解释为什么文明之间的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文明内部的冲突。他认为，文化价值观难于妥协，“对于那些异己的能够对自己构成伤害的人，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表示出不信任，并把他们看作是一种威胁。”D然而，这却不能说明为什么文明间冲突将会决定未来的世界秩序。,亨廷顿通过引证当代政治领袖使用文化、甚至文明辞令的大量例子来支持他的论点。毫文明与秩序不奇怪，他对这些言辞信以为真，并把它们看作是说明文明亲和力日益增长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李光耀或卡扎菲说了什么，因为谈话是有折扣的，政治辞令可能具有多种功能，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领袖（或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将要做什么，以及为了“文明”的利益，他们究竟愿意献出多少鲜血和财宝。,与亨廷顿不同，基辛格在外交中，对世界新秩序问题也作了极其深入的探讨，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过去的国际秩序从未象今天这样包括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主要力量中心，在一个由多半是五个或六个主要大国（即：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可能的印度）和其他许多较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世界秩序只能象过去几个世纪那样建立在协调和平衡相冲突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E,在文明与权力作为国际社会互动手段的关系问题上，亨廷顿的立场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例如，他说：“文化受权力的制约。如果非西方社会重新受西方化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能是西方权力得到扩张和施展的结果。”E“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全球战争虽然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但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权力均势的变换。”E,亨廷顿对这种文明内部核心国的强调，同样重新肯定了以传统现实主义术语界定的“大国”的关键作用。他承认：“核心国冲突中的问题全部是国际政治的经典问题。”E例如，相对影响力、经济和军事权力，以及对地域的控制权力。因此，“休止断裂带战争，阻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依靠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断裂带战争自下而上，断裂带和平却只能自上而下。”E显然，当亨廷顿开始讨论大国问题时，文化就成了无关紧要的因素，文明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就退出了他的分析视野。,冲突根源：文明还是别的？,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E这样，亨廷顿不仅把文化和文明看作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变量、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重要基础，而且看作是国际冲突的首要原因。这是亨廷顿文明范式的核心和命脉所在。为什么文明差异引起冲突？,为什么不同文明的国家比同一文明的国家更容易走向战争？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曾提供过六点理由。但它们实际上维护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说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这些原因是暂时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它们所指向的是统一的全球主义，而不是狭隘的文化主义。,年，在重建中，亨廷顿则把原因归结为与冷战结束相伴随的政治忠诚指向的深刻变换。在对民族主义思想提出的直接挑战中，亨廷顿断定：不论精英还是大众都将越来越与那些与他们共享独特文化的其他国家认同，认同方面的这种变换将极大地减少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同时加剧文明之间的“安全困境”。,然而，亨廷顿却同时在该书中提供了决定性的反面论据。亨廷顿为了证明当代伊斯兰国家的冲突本性，列了一个关于现代种族政治冲突的图表。但是该图表却另外证明各文明内部冲突发生的频率比文明之间的冲突大约高出（见下图）。,种族政治冲突（）F,这个结果是对亨廷顿核心观点的直接驳斥，它突出的只是如下事实：文化差异在解释后冷战世界全球冲突的起源问题上，只居次要地位。,关于世界冲突的起源问题，文明范式与世界秩序理论同样存在着严重分歧。后者认为，政治、经济权力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利益，才是世界各国合作或冲突的主要源泉与推动力。恰如奈所指出的，“自修昔底德以来，历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就已注意到，迅速的权力转移是全球均势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近百年来，几次大国战争的一个深层次的结构原因，就是权力的迅速转移。”F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以及冷战，无不如此。,为此，亨廷顿遭到了大多数国际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奈指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一个主要的冲突根源是宗派主义以及与此相匹配的认同感。此话不假，但他却只抓住了认同感冲撞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大文化内部的认同感冲撞要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感冲撞，例如，两伊战争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国家冲突。而且，亨廷顿把整个非洲称为一种文明，但事实上，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非洲内部。”福勒认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F,麦哲在透彻分析了亨廷顿的观点之后，得出结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虽然文明差异确定助长、促成了许多讨厌的冲突，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在起作用，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F卢本斯特恩和克罗克认为，亨廷顿犯了两个主要错误：“第一，他没有认识到种族民族将会象抵制殖民帝国一样，抵制多民族文明集团对它们的兼并；第二，为了强调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他承袭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简化论，把文化差异看作是国际冲突最根本的促动力，而不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种。”F,非常明显，亨廷顿的主要错误还在于，他认为个人忠诚的对象越来越集中在“文明”上，而不是集中在民族国家上。但是，作为某种较大“文明”的一部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车臣、克罗地亚、魁北克、塞尔维亚或斯洛伐克，并没有被说服放弃它们对各自国家的要求。正如作为西方的一部分，并没有使德国减缓重新统一的步伐一样。因此，在后冷战世界茁壮成长起来的决不是文明，而是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忽略，乃是文明范式的致命弱点之一。民族主义之所以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完全是因为它能够将个人的文化亲近力与实际上能够有所作为的机构国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来，跟过去一样，世界上的主要冲突仍将是国家之间的，而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有些冲突的发生将要跨越文化的世界类似亨廷顿强调的“断裂带”地区，但文化差异至多只是冲突的次要原因。,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引发战争，恰如文化相象不能保障和谐一样。亨廷顿把未来世界冲突称作文明的冲突，无异于给拥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之间有时相互开战的旧现象贴上了一个新标签。这一点实际上也得到了亨廷顿本人的赞同，因为他写道：“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冲突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一直在集团之间引发冲突的因素：对人口、地域、财富和资源的控制，以及相对的权力。”G诚如卢本斯特恩和克罗克所说的，亨廷顿的文明范式，“用一个更大的对应物文明，代替了传统政治现实主义游戏中的基本行为角色民族国家。但在关键方面，游戏本身动作依旧。”,建构目的：一个多极、多文明的世界吗？,亨廷顿在重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后冷战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G虽然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者，但它们越来越根据文明界定自身利益。结果，国家经常与那些具有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进行合作或相互结盟，而与那些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上，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正让位于文明之间的冲突；地区政治是种族政治，全球政治则是文明政治。G,亨廷顿将文明互动新纪元的起点确定为冷战的结束。那么，冷战结束前世界政治的情形如何呢？从公元年到冷战结束，亨廷顿将全球政治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冷战开始前的多年，全球政治是单极的，即由西方主导，世界只分为西方与非西方两部分；第二阶段：冷战期间的多年，全球政治是两极的，即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分为三个部分：自由世界、共产主义集团和不结盟国家。G显然，亨廷顿的这一划分遵循的仍是世界秩序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的一般原则。,依据同一原则，基辛格认为，“世纪的国际体系将以一个表面上的自相矛盾为特征：一方面是分化，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从国家关系的层次看，新秩序将比冷战时期的僵硬格局更接近于、世纪的欧洲。”H罗斯诺强调，冷战后的世界正在从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无政府体系向这一无政府体系与多中心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枝”世界政治过渡。H奈认为，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由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两大势力决定；相比“两极世界”、“多极世界”、“单极霸权”或“三大经济集团”（北美、西欧、日本）”，“单极（美国）主导下的相互依存关系”乃是当前最现实、最可取的世界秩序模式。H,但是，亨廷顿却没有进一步将这一原则用于分析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同样，他也没有将文明范式应用于冷战结束前的世界政治。但这并不表明，在冷战结束前的世界上文明不是多元的。,根据亨廷顿，年前的大国冲突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属于文明内部的冲突。他说：“在多年时间里，西方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美国，在西方文明内部构成了一个多极国家体系，彼此间互动、竞争和开战。”H然而，这个定性却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两个非西方大国，日本和俄罗斯，在这多年中，也在与西方（及其他地方）“互动、竞争和开战”。,若加进日本和俄罗斯，那么历史记载能说明什么呢？年以来，世界上主要发生了四次霸权主义冲突（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和冷战），其中每一次都卷入了两种文明以上的国家。另外，大多数其他有大国卷入的战争（包括它们的殖民战争）也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因此，亨廷顿声称“在后冷战世界里，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显然与历史相背。,另外，这个谬误还令人对亨廷顿的下面论断产生怀疑，即：冷战的结束是国家对抗的旧世界与文明冲突的新世界之间最重大的历史分界线。亨廷顿之所以把冷战后的世界看作是多极和多文明的，就在于它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的政治忠诚指向发生了从国家到文明的深刻变换；冷战后，文明之间的冲突大大多于文明内部的冲突。他说，冷战后，“最普遍、最重要、最危险的冲突，将不再是社会阶级之间、贫富之间或经济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归属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H,正因为此，亨廷顿才主张把冷战后的世界看作是多文明的，并以此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他认为：“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H全球文明间战争的避免，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在未来时代，主要文明间战争的防止需要各国遵守三个规则：弃权规则，即核心国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多文明和多极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合作调节规则，即核心国相互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裂带战争；求同规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总之，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复杂、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然而，亨廷顿对冷战后政治忠诚变换的武断说明，以及他对当代世界冲突根源的片面解释，却使他为此开列的医治良方难见奇效，同时也使他的文明范式对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指导价值大打折扣。,文明范式：现实还是神话？,亨廷顿把范式比喻为地图。他认为，作为地图的范式，对现实世界的描绘必须既准确又简单。冷战结束期间，人们提出的关于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一个世界：既快乐又和谐；两个世界：我们与他们；大约个国家构成的世界；极端混乱的无政府世界。亨廷顿认为，这四种范式分别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简单性，但又都同时具有一定的缺陷或不足。比较而言，范式I和范式I过于简单化，而现实性不足；范式和范式则过于接近现实，而简单性不够。又由于这四种范式彼此之间互不相容，因此必须用一种新的范式，即文明范式取代它们。I,亨廷顿认为，文明范式不仅吸取了上述四种范式的长处，而且避免了它们的不足。它为人们认识世界、区分主次、展望未来和指导决策，提供了一个既明晰又简单，既贴近现实又易于掌握的框架。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许多重大发展与文明范式的预言是完全吻合的。“西方”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东正教”塞族人在波斯尼亚相互敌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为克什米尔争吵不休；“东正教”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向穆斯林车臣人和阿塞拜疆人开战；伊斯兰国家在对西方制裁伊拉克和利比亚进行抵制；粗看起来，最近的事件似乎与亨廷顿的论断惊人地一致。正因为此，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才得到了国际社会某些学者的赞誉。,然而，检验一个范式的效用，最关键的是看由该范式导出的预见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亦即该范式的预见精确度。亨廷顿把文明范式看作只与后冷战阶段相关联。但是，年以来国家行为的历史纪录并没有给亨廷顿的论点多少支持。,年的波斯湾战争就是一个明证。亨廷顿的范式预言，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比文明内部的冲突更频繁、更激烈。然而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攻击的国家与它同属伊斯兰文明，并且只有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联盟才能够挫败它。亨廷顿试图通过争辩说大多数伊斯兰人民事实上是支持伊拉克的，来拯救他的论点。然而即使这是真的，他所强调说明的也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利益比感觉起来模糊和只有政治上才重要的对一种独特文明实体的忠诚更要紧。简而言之，在海湾战争中，文明认同是毫不相干的因素。,波斯尼亚的情况亦然。虽然波斯尼亚悲剧的某些方面与亨廷顿的观点一致，但其全貌却是对这种观点的有力驳斥。年由美国统帅超过万人的部队部署到波斯尼亚，然而他们在那里并不是去保护西方文化（克罗地亚文化），相反，他们的保护对象却是穆斯林。虽然几个伊斯兰国家的确为波斯尼亚穆斯林提供过一定数量的援助，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对它们的援助比它们的伊斯兰兄弟国家要多得多。而且，根据文化标准，甚至西方国家也不能结成统一阵线，英国和法国更同情塞尔维亚人，德国人支持克罗地亚人，美国则把大部分援助提供给了穆斯林。,尽管亨廷顿对建构世界秩序的现实主义原则不以为然，但他却一直无法否定或摆脱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范式的持久相关性。这一点在该书的结尾，当亨廷顿为中国同西方之间的战争设计一种可能的方案时，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现。J,这场假想战争的几个细节十分引人注目。第一，战争的序幕是中国对越南的进攻。根据亨廷顿的评判标准，这是一场发生在一种独特文明集团内部的冲突。这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是由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由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引发的。第二，文化因素不论在促使战争的爆发方面，还是在引起战争的升级方面，实际上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战争导源于对石油的竞争，并因其他国家对长期均势的担忧而升级。第三，随后的战争突出了许多重要的文明间联盟（因均势原因结成的）的显要地位。这进一步驳斥了认为文化因素正在成为决定性因素的主张。简单地说，当亨廷顿避开对其范式的详细阐释，转而描述世纪的冲突实际上最可能表现的情形时，他很大程度上忘记了他本人的创作，所依据的仍旧是现实主义政治的传统原则。,因此，支持文明范式的论据是相当单薄的。正如鲁斯伯姆所说，“占主导地位的乃是经过新的高超诠释的均势理论。鼓舞人心的是亨利（基辛格）不是山姆（亨廷顿），是梅特涅不是韦伯。”J沃尔特则写道：“在一定意义上，文明范式提供的是一个危险的、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越是相信它，把它作为行动的基础，它就越可能变为现实。”J,亨廷顿下面的话对于我们科学、全面地评价他的文明范式不无裨益：“任何一种范式都不可能永远说明问题。文明方法有助于理解世纪初的国际政治，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世纪中叶或世纪中叶的国际政治。”J,第三篇文章违逆时代潮流的“文明冲突论”周言 光明日报2001年03月28日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杂志先后发表文明的冲突、后冷战世界的各种范式假若不是文明还会是什么两文，1996年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专著。提出以文明间的冲突作为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由此形成颇具影响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