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看杜甫的儒者情怀.doc

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看杜甫的儒者情怀宋开玉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摘要：杜甫（712770）出身于一个具有正统儒家教育传统的家庭中，从其远祖东汉杜恕、东晋杜预以至其祖父杜审言，皆为当世大儒，所以他自谓世世代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可见杜甫对于他的儒者身份是十分看重的。他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在有唐一代的诗人中，他较早地用诗歌对原始儒家道统思想进行了阐释。作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是杜甫中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最集中地披露诗人一生心事的长篇。当时杜甫已经年过四十，十年的长安求仕，“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最后仅得河西尉的微职，因其不屑在长官面前“折腰”、“趋走”，低声下气，所以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官定”后，诗人由长安赴奉先县探望寄居他乡的妻子儿女，将沿途及回家后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遂成此千古名篇。当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但消息尚未传至长安，诗人沿途饱览民众流离失所的疾苦，也看到了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者在骊山穷奢极欲的生活，因而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慨叹，而“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更是让诗人“愧为人父”、不胜悲哀。但是，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之中，诗人也固守着儒者坚贞的情操，“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末官微禄中的诗人，也并没有折堕其青云之志，改变其“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忠君爱国立场，更没有改变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胸怀。全诗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为主脑，因其心系国家民众，才能“穷年忧黎元”，才能从“朱门酒肉臭”想到“路有冻死骨”，才能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悲惨情景中而“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并且“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诗人虽然一生蹭蹬下位、身处逆境、颠沛流离、穷困交加，但是他以天下为己任，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和悲悯，始终贯穿于他坎坷的一生及其全部诗歌创作中。这正是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也是孟子“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仁者心的写照。悲悯天下的民胞物与思想、崇高而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的忠君报国志向，构成了杜甫可贵的儒者情怀。关键词：杜甫；诗歌；儒者在杜甫的诗歌中，有五首诗可以看作是诗人人生不同时期重要的总结之作，即：一、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作于玄宗天宝九载（750），诗人39岁；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作于天宝十四载（755），诗人44岁；三、百忧集行，作于肃宗上元二年（761），诗人50岁；四、壮游，作于代宗大历元年（766），诗人55岁；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作于大历五年（770），诗人59岁。在这五首诗中，百忧集行、壮游既有杜甫对年轻身体康强时个人生活游历的回顾，也有对自己暮年身枯气弱、蹭蹬下位、漂泊天际、壮志难酬的慨叹，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是诗人的绝笔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壮年的作品，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写于诗人“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难游宦阶段，诗人正值青壮年华，十年之中，困顿长安，孜孜以求有许身报国的机会，这时杜甫虽然屡屡“青冥垂翅”、“蹭蹬”难伸其志，但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一刻也没有忘怀。而最值得研读的是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四十四岁的诗人杜甫，在艰难的十年长安求仕之后，终于得到了河西县尉的微职，但因其不屑在长官面前凄凉“折腰”、卑卑“趋走”，所以又改任“逍遥”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官定后戏赠），而逍遥只不过是官卑的托词。“官定”后，杜甫由都城长安赴奉先县（今陕西省蒲城县）探望寄居他乡的妻子儿女，穷冬寒风之中，诗人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路过了歌舞升平的骊山宫，想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等穷奢极欲的浮靡生活，也看到了百姓饥寒交迫的生活现实，心中百感交集，等到他回到家中，“幼子饿已卒”，更让他心如刀割（莫砺锋杜甫评传第二章），于是，他奋笔疾书，将沿途及回家后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作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诗曰：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拆，枝撑声窸窣。行李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这是一首流传千古的不朽名篇。全诗以诗人还家探亲的过程作为主线，从结构上可以分为明志述怀、途经骊山和到家三部分，“前叙抱负，次述道路所经，末述到家情事”（清沈德潜杜诗偶评卷一），以“咏怀”为一篇正意，“穷年忧黎元”则是全诗的主脑（张忠纲等新译杜甫诗选）。从写作背景上看，当时杜甫刚刚结束长达十年的求仕生活，就任屑末小官，杜甫向来怀有“立据要路津”、“致君尧舜上”的宏伟志向，如今仅仅得到这个从八品下的闲职，未免心寒，然而迫于生计，只好屈就。当时安禄山已经在渔阳起兵，只是消息还没有传到京畿地区，朝廷还没有接到叛乱的消息，因此唐玄宗、杨贵妃等人仍然在骊山宫中尽情享乐、歌舞升平。在这首诗中，诗人杜甫以自己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唐王朝面临的大乱将至的重大危机，将个人怀抱、家国之忧发为歌诗。具体到全诗的段落分析,一般都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段从开头到“放歌破愁绝”，写杜甫自始自终坚守的拯世济民的政治抱负。第二段从“岁暮百草零”到“惆怅难再述”，叙写途经骊山的所见所闻所感。第三段从“北辕就泾渭”到结尾，主要写到家后的景况和感慨。杜诗详注卷四引明代胡夏客曰：“诗凡五百字，而篇中叙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耳，余皆议论感慨成文，此最得变雅之法而成章者也。”宋黄彻溪诗话卷十云：“观赴奉先咏怀五百言，乃声律中老杜心迹论一篇也。”诚然，这首诗是最集中地披露了诗人一生心事的长篇，在杜甫的诗歌创作和人生经历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杜甫出身于一个具有正统儒家教育传统的家庭中，从其远祖东汉杜恕、东晋杜预以至其祖父杜审言，皆为当世大儒，所以他自谓世世代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杜甫对于他的儒者身份是十分看重的。在他的诗歌中，他不断提到自己的儒者身份，说自己“蒙恩早厕儒”（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并且“法自儒家有”（偶题）。他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依靠儒者，“醇儒硕生”应该据“冢宰庶尹”之位（封西岳赋），太宗、武后两朝的繁荣就是由于“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行次昭陵）、“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赠蜀僧闾丘师兄）。“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赠韦左丞丈济）也是诗人对朝廷重用儒生的称颂。在他的赠答诗中，常能见到对别人儒家身世的赞扬，如“家声同令闻，时论以儒称”（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学业醇儒富，辞华哲匠能”（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相门清议众，儒术大名齐”（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即使是因为为疏救宰相房管而得罪，诏下三司推问面临极刑的时候，杜甫上疏自辩，也是推崇“房管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当然，诗人也看到了当时朝廷不重视儒生的问题，他说“时危弃硕儒”（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对于“呜呼已十年，儒服敝于地。征夫不遑息，学者沦素志”的社会现实十分痛心，认为“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所以当流浪漂泊中的诗人闻听衡山县重修孔夫子庙后，高兴地写下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希望儒家事业“凡百慎失坠”（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对于自己久处下位，成为“乾坤一腐儒”（江汉），尽管他会有“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儒生老无成”（客居）的慨叹，甚至发出“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的醉时牢骚语，但是，他担心的始终是“儒术诚难起”，而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因为自己对儒道的坚持，“家声庶已存”（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因而，当他心怀稷、契之志，遭际离乱，壮志难酬的时候，仍然能坚守纯儒高尚的情操，“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就是诗人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的最好的写照。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下云：“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尧舜之志，而世无知者，虽同学翁亦颇笑之，故浩歌弥激烈，沉饮聊自遣也。此与诸葛孔明抱膝长啸无异，读其诗，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岂诗人而已哉！”这不仅是对杜甫作为诗人的赞许，更是对杜甫作为儒者的尊崇。所以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认为杜甫“一生只在儒家界内”。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也是孔孟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在有唐一代的诗人中，他较早地用诗歌对原始儒家道统思想进行了阐释，并且奉行终生。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杜甫无时无刻不满含着对于国家的热爱之情。在封建社会，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对于国家的热爱，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对君主的忠爱。杜甫是忠君爱国的，宋代苏轼说杜甫虽“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但是，杜甫并不是愚忠，“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杜甫对君主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他赞同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的君臣关系基础，“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贞观政要·求谏），“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杜甫认为“兴衰看帝王”（入衡州），但“君臣各有分”（别张十三建封），因此，他特别重视“君臣合”（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强调“君臣共济”才能“贤圣同时”（诸葛庙），认为“古来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贤人识定分，进退固其宜”（述古三首之一），可见杜甫是以“君仁臣忠”（礼记·礼运）作为明君贤臣相处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他并不是愚忠，而是在对君主的忠诚中寄托了国家强盛、万民乐业的希冀。他说“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意思就是君主之所以优渥赏赐臣下，是希望君臣合德，致力于振兴国家，而“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则是臣子不能领会君主意志，不忠不勤的表现。杜甫是忠君爱国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希望能够匡救君主为政之失、补正时弊的平正笃实的政治家。对于君王的美政，他不吝溢美之词歌颂，对于帝王的疏失，他也能大胆指出。比如对于唐玄宗的穷兵黩武，杜甫就直斥“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之一）；对于玄宗的沉湎酒色、娇纵宠臣，杜甫就有丽人行专门讽刺，他也曾用“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暗讽玄宗与杨贵妃游乐骊山，荒于政事。而对于唐玄宗不能觉察安禄山等人叛乱的危机，终日纵情歌舞、纸醉金迷的荒怠做法，也做出了严厉的批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写到诗人经过骊山脚下，知道玄宗与贵妃等人正在骊山宫享乐，因此诗中极力铺陈宫中“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从而指出了“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社会现实，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惊心动魄的呐喊。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对于“陷溺其民”的君主，可人人得而征之（孟子·梁惠王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壮游）、“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岁晏行），句句控诉，不啻为诗圣杜甫向封建统治阶级发出的讨伐檄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闻肃宗即位于灵武，立刻只身奔赴行在，不幸途中为叛军俘获，押赴长安。后来冒险脱贼抵达凤翔行在，得授左拾遗之职，“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大军载草草，凋瘵满膏肓”，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杜甫明了自己的职守，也忠于自己的使命“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壮游），短短几句话，就把杜甫疏救房管这件不论是在杜甫人生历程还是唐王朝发展道路上都十分重要的重大历史事件显现给我们。后来杜甫弃官远赴秦州，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唐肃宗等统治阶层的失望。代宗广德二年（763）十月，吐蕃陷长安，代宗出奔。明年，杜甫作有感五首，就当时时政，阐述自己对军国大政的见解，清代王嗣奭杜臆卷五曰：“读此五诗，皆救时之硕画，报主之赤心，自许稷、契，真非窾语。”所以，“杜甫忠君，但并非愚忠，他身历玄、肃、代三朝，对三代皇帝都有所讽谕和批评。他的疏救房管，就充分表明杜甫是直臣，而不是愚忠。”（张忠纲新译杜甫诗选）杜甫作为儒者，还继承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他一生蹭蹬下位、身处逆境、颠沛流离、穷困交加，但是他立志高远，以天下为己任，能够坚守自己的崇高理想，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和悲悯，始终贯穿于他坎坷的一生及其全部诗歌创作中。这正是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的体现。杜甫具有超人的识见和才学，身怀大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使唐王朝重新现贞观治世。他在干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之五中也说：“虽遭明主，必致之于尧舜；降及元辅，必要之于稷契。驱苍生于仁寿之域，反淳朴于羲皇之上。”所以，尽管他年过四十才获微职，遭际“濩落”，处境“契阔”，上不能展其恢复大唐盛世的鸿鹄之志，下不能养育其妻子儿女，但他“老大意转拙”、“此志常觊豁”，虽遭人嗤笑，但孜孜以求，“盖棺事则已”（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虽“儒生老无成”，犹能“臣子忧四藩”，时刻想着“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稷契易为力，犬戎何足吞”（客居）。即使是风烛残年，知道自己报国无日，也对朋友发出了“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的殷殷嘱托。杜甫是孔孟儒家思想的践行者，他的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至死不衰。他从年轻时就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气概，“自谓颇挺出”，能“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虽然他曾经有过“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 莫相疑行）的扬眉吐气、与“要路津”无限接近的大好机会，但十年长安的蹉跎游宦，回报给他的只是仕途的窘迫、生活的贫困以及家庭的分离，他也曾有“吾人甘作心似灰”（曲江三章章五句之二）、“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曲江三章章五句之三）的牢骚，但诗人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他虽然明言“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想象出世隐逸情景，但是儒者的道德情操要求他“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君子固穷，安贫乐道。杜甫创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虽然已经进入仕途，但屈辱散职，“要路”显然离他渐行渐远，加之君主及身居高位者骄奢淫逸，不励精图治勤勉国事，致使国家日渐凋敝，民不聊生，乱离丛生。杜甫看到了国家正濒临危急关头，“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因此，尽管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又耻于干谒，但终“未能易其节”，虽“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并“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并且声明“行歌非隐沦”（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明杜甫不仅不忍离舍贤臣，更不忍背弃明君。“侏儒应共饱，渔父忌偏醒”（秦州见敕目薛三据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众宾皆醉我独醒”（醉时歌），在众人皆醉、举世混浊的时代，杜甫是一位有智慧的清醒的儒者。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诗人写到：“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就是说，诗人认识到了民众的疾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疯狂盘剥，从而形成了“朱门酒肉臭，路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这种强烈对立的社会现实，而“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从字面上看是描述归家行程的艰难，实际上是杜甫对在尖锐矛盾对立下唐王朝摇摇欲坠、“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现实的准确把握。而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肯定有伤于君主的治国之道，更有伤于尧舜盛世的再造。实际上，在诗人自京城赴奉先县探亲之时、在唐明皇杨贵妃在骊山享乐之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了。而对于这种现象，杜甫认为“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就是说，统治阶级应该因此而感到警惕，应该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危险的状况，但是，“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上层统治者穷奢极欲，只是忙于以天下之财富饱个人之私欲，因此，尽管诗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但因自己并非“廊庙具”，没有“构厦”的机会，不能帮助君主“树佳政”，因此，“惆怅难再述”、“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但是，这并不能说杜甫没有改变颓败时局的智慧，杜甫认为，要想救民水火，首先应该崇尚俭德，节欲戒奢，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的负担，其次，就是去除那些盘剥人民的贪官污吏，所以他在诗中经常提倡“行俭德”（有感五首之三），以“俭德临”政（提封），主张“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这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对达官显贵的无情痛斥，其出发点是一致的。杜甫具有崇高而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仅表现在他忠于君主，坚持个人远大的政治理想，并孜孜以行之，更在于他时刻萦怀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有唐一代，杜甫较早地阐释和恢复着原始儒家道统的思想，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孔孟学说以“仁”为道德根本，孔子说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所谓的恻隐之心、所谓的仁，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的儒家情怀，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接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他“有一颗仁慈的心，一副博大的胸怀”，“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张忠纲新译杜甫诗选），杜甫深知“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关心民瘼、为民请命，是诗人“仁者有勇”的体现。他早期的诗歌如兵车行、前出塞九首述写唐玄宗穷兵黩武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无尽伤害；都城长安淫雨成灾，杜甫作秋雨叹三首以记其事，“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之二）真切记录了秋雨害稼伤农的事实；“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也是如此。他时刻将人民的疾苦牢记胸怀，因为自己夏夜乘凉，便想到戍边的士兵此刻正在挥汗戒备，连洗濯的条件都没有（夏夜叹：“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他恳请为官者能够“请哀疮痍深，告诉皇华使”（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 宿花石戍），盼望着“端拱问疮痍”（有感五首之五）。杜甫是践行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勇敢战士，他“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忠恕之道、仁爱精神、恻隐之心等等，都有深刻的理解，并身体力行”（张忠纲新译杜甫诗选）。他一生希望能够像稷与契、诸葛亮等古代贤臣那样，辅佐君主，再现唐尧虞舜的清平世界，因此，尽管他一生蹭蹬下位、漂泊天际、贫病交加、艰难困苦，但是为天下苍生疾苦歌呼之声不息。他努力接近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将自己的痛苦置之度外，用无私的“恻隐仁者心”（过津口）倾听、观察和体会民众疾苦，并且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他“药许邻人劚，书从稚子擎”（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之一）、“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又呈吴郎），展现出杜甫可贵的博爱精神和高尚的仁者情怀。尤其难得的是，诗人能够从自己的痛苦中摆脱出来，时刻将自己关切的目光落在广大民众身上，即使是自己正处在最艰难的境地，也不忘普天下民众的疾苦。“西蜀冬不雪，春农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云郁陶。执热乃沸鼎，纤絺成缊袍。风雷飒万里，霈泽施蓬蒿。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大雨）盛夏大雨，自己的茅屋漏雨不堪居住，但想到能够解救去年冬天以来的大旱，使得“黍豆高”，好的收成在望，那么诗人也是欢喜在心的。同样，当草堂的茅草被秋风卷走，“床头屋漏无干处”而“长夜沾湿”时，诗人首先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杜甫自己在“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尽管极度悲痛，愧为人父，他还是把目光投向广大的穷苦人民和远戍的战士，考虑到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而“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因念远戍卒，默思失业徒”，为他们的生计担忧，这是多么宽广温暖的仁者胸怀呀，这比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要更加可贵，也更有积极意义。宋黄彻溪诗话卷一云：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可以说，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忠恕之道、仁爱精神、恻隐之心等等，都有深刻的理解，并身体力行之。”（张忠纲杜甫大辞典前言）后人多把杜诗比作儒家经典，把杜甫是儒者典范。这些都可以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篇中体现出来，所以清无名氏杜诗言志卷二云：“嗟呼！少陵平生之志，尽在于此；其作诗之旨，尽由此而发。”清代卢世杜诗胥抄·余论·论五言古诗也说：“呜呼！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赴奉先县及北征肝肠如火，涕泪横流，读此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忠。”莫砺锋先生说：“对于杜甫的求仕来说，十年长安的结局是悲惨的：他只得到了一个正八品下的微职。对于杜甫的诗歌创作来说，十年长安的结果是辉煌的：他写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诗篇。”（莫砺锋杜甫评传第二章）对于后世的人们来说，我们不仅能欣赏到诗圣杜甫留给我们的美轮美奂的诗作，也让我们从中读懂了诗圣杜甫，体会到了他可贵的儒者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