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中悲剧女性形象塑造.doc

沈从文小说中悲剧女性形象塑造       【摘要】沈从文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女性形象描写是湘西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小说中众多的女性形象既是美丽的，又是残缺的。沈从文在颂扬湘西世界美好人性的同时，再现了湘西女性的生活状况。众多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表现了沈从文独特的审美眼光，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小说悲剧女性美丽残缺 现代作家沈从文以他对故土湘西的深深爱恋的情结，用他的神来之笔为我们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浓郁的乡土气息，魅人的风土人情，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正如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湘西世界成了无世俗污染的“自然保护区”，成了现代人寻求安宁的精神殿堂。在这座希腊小庙里，沈从文用流光溢彩的文字为我们塑造了一座座值得瞻仰的艺术形象，本文旨在对其湘西小说中几个具有悲剧性格和命运的女性形象的解读，阐述沈从文是要通过这种残缺的美来寄托他的社会理想。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美丽纯情的少女，如翠翠、三三、夭夭、媚金等；饱经磨难的家庭妇女，如萧萧、三翠等；因为贫穷生活所迫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妓女，如柏子中的妓女、丈夫中的老七等。   沈从文笔下写到湘西女性时，总是将无尽的爱倾注于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美丽的，天生丽质、柔美如水、恬淡自然。例如翠翠、萧萧、三三等，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一长串名字。她们或温柔可人，或聪慧机灵，或勤劳纯朴，或稚嫩天真，或忠贞痴情，或悱恻缠绵她们共同组成了绚烂多彩的女性群像。她们不光具有外在的美，更具有内在的美，她们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意识或行为，只凭借简单而执着的信仰生活着，是人性至善至美的化身。她们的形象是美丽的，但大多数女性的命运又都是残缺的，当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遭受打击和毁灭时，就给我们思想上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不光会因为她们的美丽涌动喜悦，也会为这些美丽的毁灭而黯然神伤。    一、翠翠-懦弱性格的失败者    边城因恬静悠远的风格、柔和温润的笔调、诗词曲赋的意境而被誉为田园牧歌。翠翠历来被看作是“爱”和“美”的完美结合体。翠翠生长在湘西山区的偏远小镇茶峒，与勤劳朴实、重义疏才的祖父靠着一只渡船相依为命。生活虽然贫穷，但她有祖父的疼爱。她是自然女性，“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又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竹林就是她的家园，连她的名字也取自那满山逼人的翠色。终日与山水为伴，她的身上也有了山水的灵气，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她不染纤尘地成长着，内心中对爱情对象二佬傩送的选择是生命本能的自然选择，绝无物欲的掺杂，翠翠爱上傩送，不因他是船总的儿子，而是因为她欢喜梦里的歌声，欢喜随着歌声去摘虎耳草，那歌声在夜梦中曾浮起她的灵魂。她的爱情与自然有着很大的联系。在读者面前，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  在沈从文小说中，翠翠是为数不多的能为自己命运做主的女性。是命运自主的歌者。然而，她的爱情刚刚含苞待放，便遭风雨侵蚀，爱情故事以凄婉的悲剧而告终。身边的人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翠翠一人独自守候着渡口，企盼着傩送的归来。而她只能在希望和渺茫中、在热情和孤寂中等待，别无选择。  关于这一悲剧的发生，历来有很多阐释。沈从文在水云中的阐释为:“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但凌宇的阐释是：“悲剧并不全出于偶然，构成作品情节冲突的,是人物主观精神上对爱情的自由追求,与这种追求在客观现实中难于实现的矛盾。这种现实的阻碍就是在翠翠与傩送之间,站起了那座碾坊,一种物化的人格力量。”认为在它的上面,凝聚了封建买卖婚姻的本质。就因这一较为隐蔽的物化人格力量结合着人生中的偶然，与人心的隔膜起着兴风作浪的作用，以至彻底地摧折了翠翠爱情的桅杆。笔者认为，翠翠的悲剧看似由于误会和偶然，但实际上与她的性格弱点不无关系。在我们为翠翠的爱情悲剧发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以及对“神性”和无常命运左右渺小人类的感叹的同时，揭开翠翠身上的那层美好、善良的人性薄纱, 裸露出来的便是她的人格缺陷。主人公翠翠性格上是有缺陷的。她的性情含蓄娇羞，但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便成了自闭封锁。这种性格也直接影响到了她获得幸福。端午节的夜晚，情窦初开的翠翠邂逅二佬傩送，心中萌发爱慕之情，但在二佬面前却羞于表露。对二佬的爱情始终是她的理想寄托，但是，翠翠在她的爱情中，面对聪明多情、秀拔出群的傩送，虽然你有情我也有意，她的态度始终只是心动，而没有行动。缺少主动追求爱情的胆量，连一点小的暗示都没有。她甚至对关心她婚事的祖父，也不敞开心扉，不敢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愿望，自始至终都把深沉的爱恋埋藏心中。因为不说，所以没有人知道她心里真正的想法，连她最亲近的爷爷都不知道。当然，不能说她的爱情没有一点外在的客观因素的干扰，但是，在双方家长都没有动用千百年相传的习俗赋予的权威粗暴干涉的前提下，与心爱的人失之交臂，留下终生遗憾，只能说是翠翠的性格使然。世界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曾经作出过“性格决定命运”的论断，我觉得用在翠翠身上再恰当不过。假如翠翠面对爱情不是一味娇羞懦弱、封闭自己，能勇敢地和祖父沟通、向傩送表白，那么，她一定能得到自己的爱情。假如她能够像汪曾祺小说笔下的小英子一样，勇敢一点、主动一点，勇敢地喊出“我给你当老婆，要不要？” 向心爱的人表白自己的爱情，那么，她的爱情悲剧就不会发生。小说结尾处写到翠翠在渡口无言等待着不可预知的爱情，更能反映了她的主体性太弱的性格残缺，而主体性太弱正是造成翠翠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使她最终无法摆脱自身的悲剧命运。      二、萧萧-愚昧风俗的祭奠品                走进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古朴而奇雅的风俗画卷。在神巫之爱中，对神巫作法事作了详细记述，猎取山上的小兽和野鸡要通知山神的习俗，展示了湘西古老的文化。阿黑小史中一段关于油坊榨油的记叙，使人觉得古朴而神奇。雪晴中新婚人家在留宿的陌生男子枕头边放上金糖的习俗，简单的仪式中充满了牧歌的抒情。至于媚金、豹子与那羊中，情人要给情妇送上一只小小白山羊的习俗，则又具有传奇色彩。给读者展示湘西古老而神奇习俗最丰富的要数边城和长河两篇了。边城中的元宵夜烟花爆竹，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中秋夜的月下对歌，男女定情可走“车路”、“马路”，迎亲的喜轿和送葬的绕棺等，独特迷人。长河中作者给我们展示了当地农民日常生活的禁忌和四时八节的仪式：正月里出行，必翻阅通书，选个良辰吉日；惊蛰节必从俗做荞粑吃；寒食清明必上坟；端午必包粽子、喝雄黄酒、悬艾草、看赛船；六月尝新，吃鲤鱼、茄子和田里新得的苞谷新米；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放荷花灯祭亡人；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节货；九月重阳登高；必用紫芽姜焖鸭子野餐；腊八煮腊八粥，做腊八豆等，种种描述，简直可以称为当地的风俗史了然而，在这些独特迷人的风俗中，有一些愚昧落后的的风俗，凤凰等作品中的“放蛊”、“行巫”、“赶尸”的风俗，充满了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和优美，这些无不给湘西镀上了绚丽迷人的光晕。还有些风俗残酷地危害着人们、特别是女性生的权利、爱的权利和享受自由的权利。如对女人的处罚方式“投洞”、“沉潭”等，月下小景中某某族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的习俗，更是显得荒唐而残酷。湘女萧萧,这个单纯如白纸、清澈如小溪、灿烂如野花的女孩,是沈从文神庙中的另一座女性神像，就是当时湘西童养媳风俗的受害者的代表。与边城中的翠翠相比，同为湘女，少女翠翠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不缺少关爱。少女萧萧从小就沦为童养媳。她作为童养媳出嫁时，仅有十二岁，可她的“丈夫”才是刚断奶不久，“十岁娘子一岁夫”的婚姻已够残酷的了，更何况她又遇上了一位“生来像一把剪子”那样严厉的婆婆。未成年的萧萧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在家长的控制下，幼女便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同时还受到体罚和摧残。萧萧在婆家带丈夫、做杂事，像其他乡下人一样劳作，尽管很苦很累，还是“像墙角的蓖麻一样”自然而然地生长着。黑夜沉沉阻挡不了大地的苏醒，生活的重担压抑不住花季少女渴望自由的心。萧萧十五岁时，在花狗大动听的山歌声中, 爱情像野花一样自然而然地绽放了。但萧萧的爱在宗法制封建社会是残缺的，只能如岩石下的小草，畸形地生长着。她被比自己大十多岁的长工花狗大引诱糊里糊涂地失了身。那个用山歌把萧萧的心窍子唱开,让她变成妇人的花狗大,个子虽大,胆量却小,尽管多次赌咒不辜负萧萧,最后却狠心丢下萧萧,一个人偷偷跑了。仿佛在寂静的古井荡起了生活的一丝涟漪,可这涟漪不久也就消失了,生活又恢复了古井一般的沉寂。萧萧犯下了伤风败俗的“弥天大罪”，按照族规，她将被沉潭或发卖，这也是家法家规中的恶习陋俗。在等待按照规矩沉潭或发卖的处罚中,萧萧生下了一个“团头大眼,声响洪壮”的儿子，因生下的是儿子, 萧萧不嫁别处了。      小说结尾处，写了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看着十二岁的儿子牛儿也“接了亲，媳妇年长他六岁，唢呐吹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地哭着”。（6）这个新娶的媳妇,岂不是又一个“萧萧”? 生命就是这样轮回的吗? 萧萧,这个当年单纯如白纸、清澈如小溪、灿烂如野花的女孩,就要成为一个婆婆,像“剪子”一样去把儿媳“暴长的机会”剪去了!这一结尾形象而深刻地告诉我们，萧萧的精神世界中还是一片荒原，她的理智被蒙蔽着，就像湘西大山之中的茅草地，原始、粗糙，她的感性生命处于一种被动的自在状态。许多年前，萧萧接受的是这种生活，许多年后，她的后代仍将过着这种生活！她不仅是愚昧风俗的祭奠品、受害者，也是下一个受害者的加害者。萧萧的悲剧不过是一出长剧中的一幕，这种畸形的婚俗的网，永远笼罩着萧萧们。她们的悲剧不光是她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不禁让我们在对萧萧这类弱女子的悲剧命运发出的悲悯与哀叹，而且对造成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绝少变化而黑暗的社会风俗感到愤懑。三、老七-困苦生活的挣扎者因为湘西的封闭落后，湘西妇女面临着“食”与“性”的冲突。为了“食”，出卖“性”。说到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形象，大家很自然地会想起柏子中的那位痴情的妓女。她生活在辰河边的吊角楼里，因为生活的无着而做着出卖肉体的“生意”，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惨遭蹂躏。她和与嫖客之间应该是金钱和肉体的关系。虽然严峻的经济现实从根本上否定了她像正常女性那样自由地追求婚嫁幸福的权利。但残酷的现实却剥夺不了她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她对年轻健壮、吃苦耐劳的水手柏子产生了真挚的情感。柏子常常花两个月的时间在上下辰河的船上挣点钱，就来和她团聚一次，将赚的钱和买的东西交给她。“将这一月储蓄的金钱和精力，全倾之于妇人身上，他们却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 她也总是掐算着时日，有情有意地等着柏子归来。他们之间的爱，就在龌龊、肮脏的地方畸形地存在着。她在社会底层挣扎，与柏子过着这种俨然夫妇的生活，享受着短暂相聚时的肉体和精神的快乐。对自己处境的悲凉却不自知，理性蒙昧，让她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悲惨的命运。我们不能知道她之前的身世和生活状况，但我们从另一篇小说上，可以隐隐约约推想出她沦为妓女的原因。老七是沈从文的小说丈夫中的主要人物。丈夫一文叙述了一位青年“丈夫”从乡间来到妻子“做生意”的“花船”，在一天一夜间耳闻目睹了妻子受践踏与蹂躏的生活，终于无法忍受，带着妻子返回家乡的故事。它批判了腐朽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扼杀人性的罪恶，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渴望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心声。文中展示的是当时流行于湘西的一种典妻与卖淫相结合的恶俗。由于湘西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呢！ ”“许多年轻丈夫，在娶媳妇之后，把她送出来”卖身已在湘西相沿成俗。难道真是丈夫情愿，妻子自甘沉沦，让人蹂躏？作品中给我们道出了原委：“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地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 它说明由于经济剥削、社会黑暗，造成像老七这样的农村普通的家庭妇女无以为计，被迫将自己的身体当作赚钱的工具。老七的悲惨人生通过丈夫的眼睛和感受不动声色地展开叙述着。这是怎样一种人生啊！丈夫惦念妻子，远道而来，却只能眼看着妻子被酒鬼、恶棍践踏而却无权干涉，更无力庇护，他娶妻却无法养活她，有了家却无力维系这个家。丈夫的“尊严”终于觉醒，他带着妻子没有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他们洒满泪水的地方。但是，这远没有结束，老七不是为了“求生”才由乡村来到城里吗？她能走到哪里去？能像出走的娜拉一样找到自己的新生活吗？不能！回到那个“实在太穷”的地方去，这无异是由一个火坑跳往另一个火坑，她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老七的悲剧体现了她只是麻木活在惯性生活中，安于命运，人的尊严丧失却无知无觉。老七的悲剧也体现了湘西社会阶级压迫的现实，我们可以看到，水保、巡官、士兵，栖身于腐朽政权的卵翼之下，无度地对下层劳动人民进行物质榨取，尔后又用榨取来的金钱对老七这样的妓女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和蹂躏。由老七的遭遇可以看出，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造成了老七残缺的、扭曲的人生。老七只能让生活选择自己而自己却不去选择。她只能逆来顺受,听从丈夫和命运的安排，比起一般贫苦的男性农民，她倍受物质压迫和情感的折磨。正是由于这双重压迫的惨重，无路可走，才让她做出了任何人都不情愿做出的事来。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下，女性生活的天空更低沉、更压抑。     丈夫通过对老七这个困苦生活的挣扎者的真实描绘，反应两性关系的商品化，抒写三十年代初湘西城乡妇女生存的悲哀。四、悲剧女性形象寄托了沈从文的审美理想沈从文怀揣着神圣的“文学理想”，从边城来到京城，依照这个理想，精心构筑着他的“希腊小庙”。他和废名、汪曾祺等一批“京派作家”一起，歌颂着他们的“乡土中国”，认真地挖掘乡土中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沈从文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寄托了作者的人性理想。沈从文和汪曾祺都以家乡的风物为创作题材和背景。语言都是平实朴素的，洋溢着诗意的。读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但不同的是，汪曾祺追求的是“和谐”，是乡村风俗画。如在他的职业、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作品中，他作为一个旁观者，描写人物的“小悲小欢”，反映了纯粹中国化的田园生活；而沈从文的柏子、丈夫、萧萧等作品，在怀旧颂歌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状态，没有迷失自己，他在审美的态度中还含有批判的意识。他对原本并不美好的宗法制农耕文明的理想化处理，是对畸形发展的都市文明采取的“以退为进”的抵抗。他对人性的反映，与汪曾祺的“和谐”相比，更多了一层“深刻”。他在着力表现美、颂扬美的同时，从容地展示着那些简单、简朴生命和生活方式背后的残缺。沈从文在以他臆想的湘西为基础构筑其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时,不能对现实的湘西视而不见,其中违背人性的东西使唱着人性颂歌的沈从文隐隐作痛。因而沈从文焕发着人性魅力的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抹上了一丝凄美的色调，给读者心头染上淡淡的忧愁。沈从文是要通过这一类具有悲剧命运的理想形象的塑造，即通过这种残缺的美来寄托他的社会理想。沈从文把“爱”和“美”作为医治人生痛苦的良药。与鲁迅小说的“深刻”不同，沈从文没有无情地批判民众的愚昧落后，而是表现出对被侮辱者的人道主义同情。柏子中，对妓女的同情、原谅多于批判，充分展示人的生存状态、自然欲望。边城问世以后，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有人赞美它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是“田园诗的杰作”，但也有人贬低它是“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对此，汪曾祺说：“沈先生写农村的小说，大多是一些抒情诗，但他不是使人忘记现实的田园牧歌。他自己说过：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素，但是不知道朴素文字后面隐伏的悲痛。”“说他美化了旧社会的农村，冲淡了阶级矛盾。这主要是指边城。旧社会的中国农村诚然是悲惨的，超经济的剥削，灭绝人性的压迫，这样的作品当然应有人写，而且这是应该表现的主要方面，但不一定每一篇作品都只能这样，而且各地情况不同。沈先生美化的不是悲惨的农村，美化的是人” 沈从文的理想是把人间的美丽挖掘出来献给读者,而湘西女性无疑就成为表现这种美好理想的很合适的载体。湘西少女的纯情美丽、湘西妇女们的勤劳善良和坚忍都给人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即便是妓女们，他也洞察其心理,写出她们自然人性的美好和残缺。而这些女性形象的残缺，也正反映了作者在现实中内心的失落和隐痛。沈从文与张爱玲都是以人性作为自己文化视角的切入点，都是女性题材的高手。边城和倾城之恋作为两位作家的代表作，都是描写爱情题材的和有关人性或人类命运的。两篇作品在悲剧意蕴表达上的深刻性是一致的。与张爱玲所不同的是，沈从文的边城展示的是一幅幅描绘人性的风俗画,一首首讴歌人性的赞美诗,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善与美的化身。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展示的则是人性中丑恶卑劣甚至可怕的一面。同样是描写爱情，边城里翠翠的爱纯净如水，自然真诚，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的白流苏的爱，更多的是欺骗和功利，是青春和金钱的交易。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 则在金钱和利害关系的支配下丧失了母性，把人性的丑恶推向了顶点。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的悲剧,与社会制度和历史的关系不大,主要是普遍的人性弱点、缺陷和丑恶所致。张爱玲的小说反映的是爱情婚姻、夫妻关系的虚伪和不可信,以及疯狂的性报复与乱伦关系等等,以此揭示了人的那种普遍的迷惘、失落、焦虑和疯狂。沈从文笔下的理想人物的悲剧，则被作者认为是自然的安排，是人生和命运的常态。在湘西原始纯朴的世界里，没有邪恶、贪婪、欺诈，只有和善、诚实、侠义，制造了这种人性善的极致。两位差不多同时代的作家，风格迥异，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和文学的审美趣味不同直接相关。张爱玲出生在近现代中国的上流社会，她生活的圈子, 让她占有的极其独特的经验材料,亲身体验了动荡的生活,所以，她的小说凝结了张爱玲的悲剧性体验和感受。沈从文记忆中的湘西，人们朴实的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让他难以忘怀，他无法认同和接纳都市生活的人和事。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感情同他们不可分。他把自己的心放到了湘西,放到了湘西淳朴善良的人们身上去。虽然他已看到由于近代文明的污染,人们身上那些正直朴素的人性美快要消失无余了,但他还是把劳动人民身上的优良传统扩大到一切人身上,无论他们的地位、出身如何,一律都有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少女、家庭妇女和妓女的形象统统都是美的。所以，沈从文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寄托了作者对淳朴、美好人性的追求。这是一种对失去了的过去的美丽的强烈缅怀和追求，是对民族前途充满了浓浓的忧患意识，是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抵抗。沈从文的女性形象塑造，在看似平淡自然的气势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10） 虽然他怀着不忍之心，不愿充分展示湘西女性被命运打击的一面，但是，在作品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现实中女性人物性格和悲惨命运，看出沈从文生活在边地、长期受压抑的历史积淀的深忧隐痛。由于作家思想和生活视野的限制，无法让他笔下的被奴役、被损害的女性找到一条正确的反抗道路，但他还是借他的作品真诚地为这些女性们大声呼喊出了生的权利、爱的权利和享受自由的权利，深沉而又严肃地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了控诉。“美丽与残缺”构成了这一类小说的特色。翠翠、萧萧等美丽善良的女性得不到她们该得到的幸福，有客观现实的因素，也与其自身的性格残缺有关。然而，“残缺”并不显示“人性的简陋”，反而更能看出人性的丰富。正因为小说中的这些女性人物形象有所残缺，方显得人物更加具有“真”的特性；正因为其有所残缺，才使得书中的人物性格没有人工雕琢，有着“清水出芙蓉”的自然，才使得她们和湘西的灵山秀水相匹配；正因为其有所残缺，才会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恰如维纳斯的一只断臂，如白壁上的一点瑕疵。这种残缺是美的一部分，残缺和美丽是统一的，让我们在遗憾中尽情地领悟美、感受美。注释：转引自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自学指导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转引自沈从文：边城湘行散记第4页，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年6月第一版转引自周纪焕: 边城爱情悲剧成因述评第51页、52页，长春大学学报第16卷第2期 2006年3月  （6）转引自沈从文：沈从文小说第46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转引自沈从文：沈从文小说柏子第9页、第12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转引自沈从文：沈从文小说丈夫第48页、第50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转引自李平、陈林群：世纪中国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2月第1版，第442页转引自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作品讲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版参考文献：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温儒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作品讲评）李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自学指导）李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版世纪中国文学李平、陈林群著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2月第一版边城湘行散记沈从文著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年6月第一版沈从文小说沈从文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沈从文散文沈从文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边城爱情悲剧成因述评  周纪焕著 长春大学学报，2006 年3 月第16 卷第2 期人性的贫困和简陋刘永泰著作家与作品研究（出版社和时间不详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刘永泰著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25卷第期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  凌宇著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凌宇著 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