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清末的白话报刊与现代文学的发生.doc

清末的白话报刊与现代文学的发生 清末的白话报刊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张向东1景芳洲2(1.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兰州700030;2.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兰州730070)提要:在近代中国，报纸这一新型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各类文体之间雅俗分离的状况，促进了各类文体的融合与通俗化倾向。白话报刊的创办，一是实践了“废文言崇白话”的主张，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二是刊载具有现代意识的白话小说、歌谣和戏曲，是五四白话文学的先驱;三是清末白话报刊的创办者如胡适、陈独秀后来成为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与他们这一时期的活动不无关系。 关键词:报章文体;白话报;白话文;文学革命 一、“报章”的出现与文体的嬗变报纸这一现代传媒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各类文体形式之间的界限，从而促进了文体的变革和新的文体的出现。 1897年，谭嗣同惊叹于报章“其体裁之博硕，纲领之荟萃”。说它“一编之中可以见此三类十体(三类:名类、形类、法类;十体:纪、志、论说、子注、图、表、谱、叙例、章程、计笔者注)而犁然各当，无患陵躐者”，若“编幅纡馀，又以及于诗赋、词曲、骈联、俪句、歌谣、戏剧、舆诵、农谚、里谈、儿语、告白、招帖之属。”1中国各报存轶表在谈到报章的出现所引起的文体变化时说:“自报章兴，吾国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夫宗派家法，固不足言，然藩篱既决，而芜杂鄙俗之弊亦因之而起。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固异，不能执此以绳。然后生来学，亦不可不知也。又或嬉笑怒骂，不无已甚，君子病焉。至如法言庄论，指斥是非，而纤佻谑浪之语，杂于其间而不觉，浮薄之习，贤哲所呵，吾自犯之。”2诚可谓“冲决词章之网罗”。这种雅俗共赏，众体杂陈的形式，因其相互之间的渗透、对照，必然改变着传统文体间固有的疆界。 1897年3月11日，主办时务报的黄遵宪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到时务报馆新聘的章太炎时说:“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任父甚推麦孺博，弟深信其言)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章君学会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则善之善者矣。然如此既难能可贵矣，才士也。”3黄遵宪虽然叹赏章太炎的才华，但指出其古雅之文体，不适合于报章，明确指出报章需要的是用以“觉世”的“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的文章。 当时因对时务报新民丛报文体新变的不同认识和评价而引发的讨论也可部分地看做是1917年文学革命的预演。 梁启超早在1896年致严复的信中解释时务报何以要用“近俗之文辞”时说:“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多，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择也。然总自持其前者椎轮土阶之言，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既然办报的旨意如此，而为报纸写稿，常受时间所限，无暇推敲，也是迫不得已:“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草，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梁启超1897年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对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作了区分，认为觉世之文“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梁启超以“觉世”为行文之使命，所以，当严译原富出版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二期(1902年2月)加以推荐，但对译文过求渊雅表示不满。 严复答梁启超的信，首先承认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论保教论中国学术变迁实践了其主张:“大报尝谓学理邃赜，宜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诚哉其为流畅锐达也。”但严复并不以此为然，他说: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4。 严复之所以坚持用渊雅的古文翻译西籍，是因为他认为“理”、“情”的“精”“正”与文辞的“渊雅”之间有一定之关系，“近俗之辞”无以表达精正之情理;古今文章的差异在于其理想、学术，而语言本身变化不大;若循西文之法来音译，读者不能理解;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译书的预想读者对象与报界诸人不同“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 至此，“渊雅”之著述与“近俗”之报章文体之间的界限，被他区分得清清楚楚。 黄遵宪对严复的反驳，作出正面的回应:“本年五月获读原富，近日又得读名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新民丛报以为文笔太高，非多读古书之人，殆难索解。公又以为不然。”他认为名学一书用通俗之文，诚不足以发挥其蕴，“至于原富之篇，或者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能使人人同喻，亦未可定。”黄遵宪认为严复所标举的“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的译法，其陈义甚高，也很难实现。他认为汉字当中十之八九是假借字，其与四千余岁以前所创造的古文相去甚远，即使用它来书写中国中古以来的事物，已不敷用，何况是全新的西洋科学。且同一事物，同一观念，也会“因方言而异”，“随述作人而异”，“乃至人人共读，如论语之仁，中庸之诚，皆无对待字，无并行字，与他书之仁与义并诚与伪者，其深浅广狭已绝不相伴，况与之比较西文字乎?”为了能够准确地翻译西洋今世科学，他给严复提出的建议是:第一为造新字。次则假借。次则附会。次则讠连语。次则还音。又次则两合。 第二为变文体。一曰跳行，一曰括号，一曰最数，(一、二、三、四是也。)一曰夹注，一曰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表附图，此皆公之所已知已能也。 黄遵宪同时还批评了严复认为“文界无革命”的观点: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内典别成文体，佛教益盛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足矣。凡仆所言，皆公所优为。但未知公肯降心以从，降格以求之否5?黄、梁之所以反对严复用先秦古文翻译西洋近世科学，是因为他们看到，在将西洋近代的诸种名物、思想、观念安放在先秦古文中，用先秦古文比附西洋的思想、观念时，其真义有被过滤掉的危险。梁启超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摭古书片词单语以附会今义，最易发生两种流弊。倘所印证之义，其表里适相吻合，善已。若稍有牵和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而缘郢书燕说以滋弊。例如畴昔谈立宪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求诸彼古代之希腊罗马且不可得，遑论我国?”6对此，周作人认为，吴汝纶、严复、林纾“他们的基本观念是载道，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二者根本上是立于反对地位的。所以虽接近了一次，而终于不能调和”，于是严复后来成为筹安六君子之一，林纾反对文学革命运动7。若说严复的翻译西洋科学，全是“载道”，或许有失偏颇，但严复以周秦诸子的概念比附西洋的新思想，确有使其真义沦丧的危险。况且他是给“多读中国古书之人”翻译的，这种曲高和寡的做法，势必要被一个以市民为主的民主革命时代所冷落，他的影响仅限于上层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在严复、林纾等人之所以不愿放弃“渊雅”的古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将下层民众真正当“人”来看，以为学问、思想等见诸“文字”的东西是属于上层阶级的，老百姓不配也不该有他们的思想及表达思想的文字和权力。 晚清的文界革命，作为文学革命的前奏和过渡，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报章对于传统文体的改变。陈平原说:“借报章的崛起讨论文体的嬗变，比起从文白之争入手更能探本”8，应为确论。 梁启超的新文体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黄遵宪“造新字”、“变文体”的主张。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9正是梁启超们的报章文体，将大量俗语新词引入文章，并用西洋语法，将人们从拘牵排比的桐城古文和八股文中解放了出来，使人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发抒感情和表达思想。有了清末报章文体对桐城派和八股文的动摇，才为后来文学革命运动的成功作了必要的铺垫和过渡。对此，作为文学革命运动干将的胡适和钱玄同都不否认。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梁启超当他3 办时务报的时代还是一个很有力的政论家;后来他办新民丛报，影响更大。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梁启超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长短，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义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10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信中曾说:“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之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启超。”11梁盛志在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中也说“梁启超是中国政治革命的先觉，也是中国文体改革的导师”12。 报章文体虽说比严复以先秦古文翻译的西洋科学和林纾用桐城义法翻译的西洋小说通俗得多，但对于那些粗通文字的人来说，他们也未必看得懂这种文白夹杂的文字。“中国报章之创始，其主笔者不知报律，不知时局，大约出其平日辞章之材料，遂以为能事在此。故蔓延至今，其流弊尚未廓清也。然则倡开报馆而徒尚文言者，功以之首，罪以之魁也。”13认识到报馆“徒尚文言者，功以之首，罪以之魁”，所以，陈荣衮号召将报章改用“浅说”。 二、清末知识分子借白话报扩大白话文的影响清末民初创办的白话报，现在没有确切的数字。蔡乐苏在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一文中说:“几年来，从五十余种书刊资料和工具书中辑出自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所出白话报刊名称一百七十余种(部分采用白话的报刊不包括在内)。”14但他所列出的实际只有160种;李孝悌又在一些报纸的记载和广告中辑出另外二十份出版于19001911年间的白话报刊15。 清末最早的白话报刊，一般认为是1897年分别创办于上海和浙江平湖的演义白话报平湖白话报，但据胡道静研究，早在1876年3月30日，上海申报馆创办了一份专为民间所设，字句俱如寻常说话的白话报民报16。但白话报刊的大量出现，是在戊戌变法及以后，这显然与维新志士的提倡和庚子国难的刺激有关。王照挽吴汝纶文说:“自甲午以闽粤燕吴，仁人志士不约而同思作新字，传白话，以速教育者六七家，戊戌有诏，将行未果。”171898年，裘廷梁在撰文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同时，和同乡顾述之、吴阴阶、汪赞卿、丁仲祜等在无锡发起组织“白话学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宣传和推广白话的民间组织。该会章程的“立会宗旨”说:“意欲联合同志，开办白话书局，广译中西有用书，以饷天下。务令识字之民，皆能开拓见闻，激发志气，研究学术，举二千年来文人魔障一扫而空之。”18在他们这一年创办的无锡白话报中，裘廷梁说:“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191899年，陈荣衮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中，将文言和白话作了如此对比:“文言譬如古玩店，浅说譬如卖米店，一国之中，可以人人不买古玩，不可以一人不买米。彼古玩者，不过米谷丰熟之时，出其余钱以买之耳，而实则无甚通用之处也。况当此危局，有如凶年，若闭了古玩店，以开米店，不独贫儿沾恩，即向来开古玩店之家亦有平米食也。且今之君子，有为文质两存之说者，亦非计之得也。假如出一段言语，十人中有五人知之，有五人不知，孰若出一段言语，十人闻之即有十人知之也。”20可见在晚清，虽有持“文质两存之说”者，但也不乏坚决主张白话而废弃文言的，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他们的主张不能完全实现罢了。 随着1900年庚子之乱及其之后日俄侵夺中国东北，形势日趋紧张，知识分子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于是大力鼓吹和创办白话报刊，以图唤醒沉睡的国民，挽救危亡。 1904年，可权在东方杂志第七、八期上撰改良风俗论一文，其中所列“去迷信毒之法”第三条为“广白话报”:“今之谈进化者，动欲取泰西文明，托之弹词小说，输入于下流社会。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何也?下流社会之识字少也。吾以为白话报之扩充，当与女学并进。盖女子之向学者众，则其所生之子女，识字之数亦多。识字之数多，白话报乃可通行矣。 中国说部，旧无善本，非淫媟，即诡诞，故使阅者生邪僻之思。 今诚以新理想组织报文，流布于穷乡僻壤，使妙龄女子争覩之为快。而一般之人心，皆知神鬼诸魔之无据，阴阳诸忌之无谓，则第三毒(三毒为:五经毒，鸦片毒，迷信毒笔者注)除而风俗美矣。”21可权此处推广白话的立意在于破除迷信，浚发民智，但其对旧小说“非淫媟，即诡诞”的批评，“以新理想组织报文”的建设性意见，使我们能从中隐约见出周作人十五年后对“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区分的影子来。 刘师培在1904年4月25日、26日的警钟日报“社说”栏连载其白话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一文，把区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勾联起来，从而将白话报的地位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近岁以来，中国之热心教育者，渐知言文不合一之弊，乃创为白话报之体，以启发愚蒙。自吾观之，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话报推行既广，则中国文明之进步，固可推矣。中国文明愈进步，则白话报前途之发达，又可推矣22。 刘师培不仅将白话报看作普及文明的利器，而且将它当做增强国民凝聚力，实现国家统一的良方。他论证白话的好处，也不仅像一般维新志士一样从现实的需要出发，而且能从学理上为方言俗语的存在找到合理依据。他认为，文学初造时先有声音后有文字，“公羊多齐言，离骚多楚语”，“六经之言亦有出于方言者”，“秦汉书籍俗语犹存”。这是他作为一个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小学家的特异之处。 早期白话报的倡导者，虽说已深刻认识到白话报在开通民智方面的优势，但他们自己所写鼓吹文章其实并非白话。可是愈到后来，白话报的创办者就愈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这块园地，现身说法，用白话这一形式鼓吹白话的好处，为白话报争取生存的空间，显得更有说服力。 1908年，当北京谣传巡警厅要向白话报馆收取保押费时，丁国珍在他主持的正宗爱国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为各家白话报馆请命的演说文。他说:“查文话报于白话报，大有分别。 文话报敢说监督政府，小小白话报纸，也就是开通民智喽。有的说文话报开通官智，白话报确系开通民智。这话未免强词夺理。然看文话报的人，必是智者。白话报虽说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然不智者必须看白话报喽。总而言之吧，已智者看文话报，未智者看白话报。未智者由看白话报而智，白话报是开通民智的，更无疑喽。这样说来，在诸大宪的钧意，就是不教白话报交保押费呦。”“以上所说，全是开通民智，其国事要闻，更是民人应知道的了。今天这篇演说，并非专为本馆请命，实为各家白话报馆请命。可否白话报一律免交保押费，其权操自官府。若说白话报也要缴保押费呢，马上就得有几家停版的，这是有形的害。其无形之害，恐将来没人肯办报，若蒙认为免交保押费，民智不愁大开，实系中国前途幸福。若是教我们一律缴保押费呢，没有什么说的，我们当裤子卖袄，对付着弄钱去就是了。”23由此可见，清末民初几代人为了开启民智而创为白话报刊的努力，是多么可歌可泣。 三、清末的白话报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的创办，之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所作的贡献，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解释:一是这些白话报不仅持续不断地宣传和鼓吹白话在开启民智、普及教育、自由发表思想方面的好处，批判文言的祸国殃民，从而不断地将文言构造成白话的对立面;同时，正是这些白话报刊的创办者才真正放下了架子，将裘廷梁、陈荣滚等的“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落到实处，使白话文运动由主张变成了现实。在清末，也许很多知识者像刘师培那样，“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用白话写启蒙读物，而用文言写作在他们眼中属于高雅的诗文。但我们仍不能否认清末第一批从事白话写作实践的报人躬行其主张的勇气和给文界开拓出来的这一崭新领域。事实上，文、白在一个作家身上二元并置的现象，不只体现在清末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身上，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新文学运动初期。尽管胡适、周作人都说清末的白话文运动有“我们”、“他们”的分别，是二元的，我们现在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这话放在文学革命已经成功的三十年代说则可，若在文学革命发难当初，也不见得他们“言”“行”一致。试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绝对不是“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虽也提倡“活”白话，咒骂“死”文言，但自己也还是完全放不下架子。黎锦熙作为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对此深有体会，他说:“那时教育部这几位先生们虽然主张改国文为国语，做了许多文章从事鼓吹，可是有一件事情很不彻底，未免有点儿可笑，就是:自己做的这些文章，都还脱不了绅士架子，总还觉得之乎者也不能不用，而的么哪呢究竟不是我们用的同样可笑的事，这时新青年虽极力提倡文学革命，但讨论问题本身的论文和通信等等，也还没有放胆用以身作则的白话文； 说的尽管是: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