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比较探析.doc

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比较探析 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比较研究张瑞安内容提要：为应对外部势力的入侵，中国和日本同时启动了近代军事变革。由于两国国情的差异，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两国军事变革的重心存在很多不同，并最终导致了军事变革的不同结局。其原因在于军事变革指导理论、变革主持者及政治结构上的不同所致。关键词：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比较研究差异19世纪，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家，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对东亚地区实行了猛烈的殖民征服运动。而处在同一地区的中日两国，为应对西方入侵，几乎在同一时期实施了近代军事变革，但最后结局却大相径庭。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国，跻身列强行列；而中华帝国却从傲视“四夷”的天朝大国降为备受凌辱的半殖民地。为什么从相似的起点起步，却有着如此不同的结局?本文拟用近代化理论，对中El近代军事变革进行比较研究，借以揭示造成这一结局的部分原因。论文发表毕业论文一、中日近代军事变革的背景(一)中日近代军事变革的动力中日两国推行的近代军事变革都属于外源型近代化。其动力来源于外部势力的冲击，这和西方由内部资本主义因素增长和海外市场的开辟引发的内源型近代化的推动力是不同的。19世纪西方的侵略，加深了中日两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从1840年到1860年，英国接连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毫不留情地摧毁了封建帝国赖以依存的军事力量。西方国家显示的军事实力，使晚清朝野大为震惊。林则徐、魏源作为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理性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这对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晚清政府来说，不啻为惊世之论。但掌权者昧于时势，仍死抱着“中国中心”的陈旧观念。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始认识到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已来临，遂提出了“用夷变夏⋯⋯图在复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憎并将其付诸实际，从开启了自强运动的先河。而同期的日本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18世纪以来，外国势力入侵次数越来越频繁，自1764到1854年的90年间，达52次。【2】(p19特别是1853年美国柏利率领的四艘“黑船”出现在长崎，加之鸦片战争中国战的消息传人日本，使日本统治阶级产生了危机感：“中国拘泥于古法，日本应在未败前学到西洋之法”。H“唧因此，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从幕府到各藩纷纷主动进行改革，如制造西式船炮、训练新式军队、培养西学人才等。到1868年，明治政府建立后，实行了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军事变革。可以说，中日两国相继推行的近代化运动，都是在外来人侵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刺激下发动的。选择的突破口恰恰都是军事变革，这是近代后发展国家为维护民族的生存发展而普遍采取的办法。(二)中日近代军事变革的社会基础西方的军事变革，是近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一种横向延伸，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动了武器装备、军队编制体制、战略战术思想的革命性变化。也就是说，19世纪西方的军事变革，既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又是以工业革命为支撑的。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和日本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自18世纪以来，人口激增、军饷耗费、洪涝灾害、贪污腐败等现象严重腐蚀着中国社会的肌体，整个社会已陷入一种可怕的内衰状态。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传统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儒家文化同官僚政治和小农经济“三位一体”相结合形成的超稳定结构，给近代中国军事变革带来了重重阻力。而在同期的日本，也长期实行“闭关锁国”，幕府统治渐趋腐朽，社会各阶层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经济发展渐趋衰退，人口和农田数量陷入了停滞状态，“人民饥寒交迫，溺婴现象极为严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1800年到1868年，就多达1192起。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日本，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从政治结构、文化类型、经济方式，都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均未完成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自身条件的储备都不成熟，都不能为近代军事变革提供有力的内在支撑。而时代偏偏赋予它们要完成近代军事变革的历史使命，那么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建立本土同外来文化的兼容机制显得非常重要。而机制的不同，使中日近代军事变革表现出了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具体表现在对西方文明的引进点上、军事教育和军事思想上的不同选择。二、中日近代军事变革的差异(一)在军事制度上的差异两国对西方军事文明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洋务派仅仅看到了西方入侵者的“船坚炮利”，这就决定了在对西方文明的引进上不会超越这种认识。所以，将注意力仅放在武器装备的改进上。而日本对军事变革着眼点的认识则要深刻得多，一开始就将其定位在对军事制度的调整上。首先，实行征兵制度。明治政府建立后，兵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各地诸侯手中，为了巩固和发展资产阶级统治，对封建军队进行了整编，建立统一的国家常备军。1873年1月，新政权采用了征兵制，颁布征兵令，并在以后经过三次修改，1880年基本定型。按照征兵法的规定，废除了武士阶层把持当兵的特权，规定：凡175岁的国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分常备、预备、后备三种形式。其次，建立了独立的统帅机构。为了提高军队的指挥效能，日本仿效德国军制建立了参谋机构，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机关。1874年，日本在陆军省内设置参谋局。1878年底，把陆军省的参谋局扩大为参谋本部，并从陆军省独立出来，形成了独立的统帅权，便于对战争的筹划指挥。第三，采用新编制体制。1871年将全国划分为4大守备区，即东京、大阪、镇西、东北4镇台。1873年，又进一步将4镇台扩大为6个军区，每个营区的部队编成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5个兵种，进行明确的兵种区分，5】(附以适应近代战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1888年又废除了镇台，仿照德国军队编制设置师团，以师团为战略单位。这种建立在近代军事科学基础之上的编制，直到20世纪初，仍是世界最先进的军队编制模式之一。与日本相较，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主持者李鸿章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6】(哪因此，从一开始，军事变革就局限在技术层面上，对军事制度的变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着武器装备的引进，也带来了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如淮军中出现了新的营制，又模仿德国炮营编制，成立炮队19营。但其军队编制体制水平仍然没有摆脱传统体制的窠臼，不足之处仍很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近代兵役制度陈腐落后。传统的经制兵实行的是世兵制，腐败不堪，毫无战斗力。练军和防军实行募兵制，士兵受雇而来，缺乏义务意识和荣誉感，缺乏爱国精神和民族观念，战斗意志相对薄弱，平时糜费耗饷，战时极易溃乱。不像日本那样建立了完备的兵役制度，国防动员机制紊乱。其二，军事管理和指挥系统混乱。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基本没触及旧式管理和指挥体制。军机处和兵部都对军队具有组织领导职能，兵部名义上是全国的最高军事机关。但到晚清时期，其权限不过是“稽核额籍，考察弁员”而已。总理衙门平时负责武器装备的制造和购买，以及军队的日常训练。后来，随着地方势力的膨胀，督抚往往把持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但他们又无权调动军队。这样，尽管清朝参与军务的衙门虽多，但政出多门，彼此牵掣，往往造成决策不定，指挥不灵。其三，军队编制体制落后。淮军作为近代军事变革的产物，随着新式装备的出现，军队编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但大体上仍沿袭湘营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营下设哨。营官以上设统领，分带数营。营官是基层军官，而统领则是高级将领，它们之间缺少中间过渡阶层，这样造成的不良后果：一是不利于基层军官的历练成长；-是在战斗中不利于各部队之间的协同。这一时期，随着火器的广泛应用和杀伤力的提高，在战术上，散兵队形已逐渐取代方阵队形，而湘、淮军仍死抱着方阵队形不放，编制体制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纵观这一时期的军事变革，由于日本注重军事制度的调整和更新，为军事变革注入了活力。而中国仅注重武器的引进，变革缺乏新制度、新观念的支撑。随着变革的深入，发展空间会越来越狭窄，不仅使技术变革失去了动力，而且即使是已经引进的新技术新装备，其效能也根本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二)在近代军事教育上的差异中日近代军事变革在军事教育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日本通过近代军事教育，造就了一支近代化军官团队，提升了军事变革的层次。而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则显得杂乱无序，发挥作用有限。培养合格的近代化人才是军事变革成功的关键。明治政府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木户孝允在1 869年就建议说：“取舍文明各国之规则，渐次振兴军事学校，实乃今日一大急务”。【7“唧截止1893年陆军学校，数所海军学校。陆军学校以大阪兵学寮为最著，1874年改为陆军士官学校，“培养教育步、骑、炮工兵之士官”。8】(粥海军兵学寮，1876年改为海军兵学校，培养海军各兵种士官。1883年设立陆军大学校，1889年设立海军大学校，专门培养陆海军高级军事指挥人才。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军兵种学校门类齐全，军官培训系统化、专门化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在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也认识到了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意义。李鸿章认为：“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军将弁，必由武备学堂造就而出”。一儿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1866年到1888年，清政府先后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十余所军事学校。3 近代军事变革推动了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但两国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日本军校的设立层次鲜明，从初级院校到高级院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从种类上分，既有军事技术学校，又有军事挥学校；从层次上分，既有培养一般军事指挥人才的初级学校，又有培养军官战略眼光的陆军最高学府。有数据显示，从日俄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的中高级军官90都毕业于陆海军最高学府。这种训练体制适应了战争的需要，顺应了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而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则显得单调。军事学堂多是船舰修造、驾驶等技术院校。即便是指挥类学堂也以培养初级军官为主，没有顾及高级将领的培训，更没有形成从初级到高级这样有层次的军事教育体系。陆军仍由行伍出身者把持，那些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人才，往往“无指挥军队之权，仅仅当军营之教习，赏罚不•属，而日聒于其侧，大为军中所排斥”。10】聊海军是近代军事变革的新生儿，对人才的任用比之陆军善，但仍受旧观念的掣肘，像刘步蟾、林泰曾等从西欧归来的海军留学生，李鸿章在挑选北洋海军提督人选时，将他们摈弃在外，选择了陆军将领出身的丁汝昌。这与日本以“教育”为国策，大量选用受过专门人才形成了鲜明对比。中日在人才培养方案及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军事变革水平的高低，也预示着军事变革的成败。论文发表毕业论文(三)在军事思想层面上的差异从军事理论上讲，日本近代军事变革在大量引进西方军事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特色对军事理论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创新，从而奠定了近代军事理论的基础。反观中国，由于指导思想的局限，近代军事理论始终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徘徊，没有获得大的突破。El本在军事理论的发展上，敏锐地关注战争理论的最新前沿，紧跟时代的步伐，发展定位明确。明治政府成立时，当时欧洲陆军以法国为最强，海军以英国为最发达，日本决计仿效英、法，大量引进其编制体制及战术思想，成为El本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1871年，陆军以法国陆军操典为蓝本，颁布第一部步兵操典1873年，对步兵操典进行了部分修改，1877年，颁布了新步兵操典。1887年，陆军当局又制定了新操典，这部操典是根据1884年法国操典制定的。19世纪8090年代，随着德国在普法战争获胜，其军事学说引起了日本军界的注意。日本陆军当局转而学习德国军事理论。1887年，老毛奇的得意门生麦克尔来陆军大学讲学。麦克尔将全新的理论传输到日本，还讲授了大兵团作战理论，迅速弥补了日本军界学习法国军事思想偏重战术理论方面的缺陷。日本海军的军事思想，在战术和组织体制方面主要受英国的影响。明确规定海军建设以英国为榜样。明治初期，海军兵学寮使用的教科书几乎都是从英国翻译过来的。由英国海军中校威廉辑录的海军兵法要略、舰队运动指南，成了日本海军的教科书，为日本近代海军理论奠定了基础。1887年，英国海军格卢斯受聘来到日本，编辑出版了海军战术讲义录>，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蒸汽船时代的舰队运动以单纵阵最为有利”，并强调增加舰队的速度、使用速射炮的重要性。1l】旧舭381这些思想为日本海军所接为甲午海战中日本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1890年，随着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在日本的翻译出版，其核心理论“制海权”被海军吸纳，成为近代海军的指导性理论。日本近代军事理论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全面性。所引进的军事思想涉及到战略、战术、军事制度等军事理论的各个层次。二是主动性。始终紧紧盯住世界军事理论的最新发展，不断刷新自己的军事理论；三是善于融会贯通，将德、法、美、英诸国的军事思想融为一体，形成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体系。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明显地受指导思想的束缚。与武器装备的引进相对应，军事思想的引进主要体现在军事技术思想的引进上。据统计，同光年问，中国人翻译和介绍西方武器制造和军事技术的书籍，占同时期军事著作的36。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制火药法、兵船汽机等。这与日本相比，中国在引西方近代军事思想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片面性、被动性和保守性。首先，中国引进的近代军事思想，主要局限在军事技术思想、训练思想和零散的战术思想，缺乏对整个军事思想体系的完整把握。军制思想、战略思想等西方军事科学体系中的高层次部分，虽然在一些译著中有所反映，但既不完整，也不明确，在作战训练中更没有得到运用。由此导致整个军界对近代战争规律和原则仍缺乏认识，中国的军事近代化也就缺乏一个全面的理论指导。其次，中国引进的近代军事技术思想、训练思想、战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新式武器装备更新的被动需要。这样，近代军事思想的引进，被局限在较低的层次和较小的范围内，缺乏主动追踪世界军事思想最新发展的热情。即便是这样，引进的零星理论也往往淹没在传统兵学理论体系中，在实际运用中把西方适应近代战争而设计的战略战术篡改得面目全非。这样，直到甲午战争前，传统兵学体系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军事思想上的固步自封，必然导致中国军事近代化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理论层次决定了军事变革的高度和成败。二、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成败的缘由甲午战争是对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成果的一次总检验，而中国的惨败从某种程度上宣告了近代军事变革的受挫。(一)军事指导理论的差异指导理论是对一场变革的总体设计。中Et近代化都属于外源型近代化，都存在学习外国时如何协调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大程度上发挥民族文化潜力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中日变革者设计出了不同的指导理论，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军事变革的发展及成败。中国军事变革主持者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往往带有强烈的自闭与排他性，一旦发现产生对传统价值观念造成冲击的外来因素时，原有意识便会成为变革的阻力。【12】(n聊而这个起点决定了这场学习西方运动的高度。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在校郇庐抗议中首次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3“嘲这就是“中体西用”的滥觞，并成为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它首先是为了应对严峻的军事问题而提出，曾为中国军事变革提供了一个特有的空间，解决了军事变革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但问题是，它所提供的这个空间极其狭窄，缺乏应有的弹性，因而它对中国军事变革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由于近代军事变革的视野仅仅限于对西方“器物”的引进上，排斥了军事制度和军事观念的更新，更没有通过政治上的革新为军事变革提供助力。这样，当军事变革达到一定高度时，原有的空间再也无法支撑军事变革的进行，到这时，“中体西用”理论变成了近代军事变革运动的阻力。所以，纵观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始终都明显地缺乏力度，缺乏活力，最后也缺乏真正有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成果。 日本的变革指导理论曾经历了曲折的变化。19世纪50到60年代，一批13本知识分子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想主张，它所包含的内容与“中体西用”大致相同。但随着日本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1868年，明治政府下达“五条誓文”，提出“广求知识于世界”，这一思想模式便逐渐被抛弃，日本跨入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新阶段，有人甚至提出了“脱亚人欧”论，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为调和内外，折衷和洋，又提出了“和魂洋才”论。这样既能保持民族原有的一些精神准则和道德规范，又能在“洋才”的规范下，大力汲取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适合日本需要的技术设备和制度、政策，以推进日本近代变革的发展。”和魂洋才”是开放的动态理论，充满了创新精神。既能恰当地调和“和洋”关系，又能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及时调整，为军事变革提供充足的空间和动力。比较近代军事变革指导理论。可以说，僵化的“中体西用”理论是制约中国军事变革发展的绊索，而充满弹性的“和魂洋才”理论是推动日本军事变革成功的发射器。(二)军事变革主持者的素质差异军事变革主持者的素质决定了军事变革的成败。中日近代军事变革者的素质差异，突出表现在年龄结构、知识层次及近代视野上。支撑日本近代军事变革的是一个具有近代视野、充满创新精神的群体，核心成员包括伊藤博文、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西乡从道、桦山纪资、川上操六、桂太郎、加藤友三郎、寺内正毅等均年龄在42岁左右。他们阅历丰富，又掌握了一定的近代知识。当时日本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面对波涛汹涌的近代化浪潮，他们表现出了勇敢的进取意识和灵活的变通能力，主动迎接挑战。为了深入了解西方军事变革及社会发展之本原，1871年12月，岩仓具视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远赴欧美，对12个最发达的西方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包括军事变革在内的西方近代文明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了解，科学地认识到政治、经济与军事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实施了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内容的近代社会变革，使军事变革成了这个整体变革系统中的一环。而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主持者，不论是中央大员奕新、文祥，还是地方大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荃、张之洞，平均年龄在58岁以上，年龄偏大，暮气较重。虽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能将视野更多地转向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但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熏陶，使他们对传统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在对中外文化关系的定位上，不能很好地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没有到西方考察或学习的经历。即便有的通过侧面观察、具备了一定的近代军事知识，也不过一鳞半爪。诚如梁启超评论李鸿章时所说：“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14】1他们靠着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对冷兵器主导的传统战争较有研究，对近代战争却知多，训练近代军队和驾驭近代战争的能力是欠缺的。(三)中央政府威权性的差异诸如中日这样的外源型近代化国家，在近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一个具有威权的中央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直接关系到变革运动的成败。然而中国和日本中央政府却沿着相反的方向运动。清朝建立后，承袭明朝督抚政治。在这个官僚政治体系中，督抚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地位。他们的一切权力运行必须视皇帝这一“头目”为转移；而皇帝正是通过寄权督抚，才得以借助这些“手足”将政令传达贯彻到地方。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央集权皇权统治权威却出现了持续的衰落。其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从外部看，是西方列强势力的一次次侵略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造成了对中国国家主权和政治权力的分割和威胁。从内部看，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地方督抚逐渐取得了相对独立的财政、军事等权力，从而造成原来高度集中于中央的财权、军权的下移。中央直接控制的财政收入减少，国家经制军队绿营的作用降低，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央统治力量的下降。随着晚清中央威权的衰微，加上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和传统自然经济的分散性，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个相对开放的统一市场，与此相对应则是政治上产生的相对隔离，使一些地方中央政令难以深入。这在军事变革过程中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不能自上而下、高屋建瓴地统筹军事变革。而是由各地督抚大员各自为政，自行组织军事变革，结果造成了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操练方法的不统一，无法形成军事变革的合力。时人郑观应即评论说：洋务派首领建立的海军“有南、北、闽、广之殊”，编练的陆军有“湘、淮、旗、绿之别”，这种缺乏统一军制和统一指挥的海陆军，不但不能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而且会“见哂于外人”。【15】(嘲中出现“北战南和”的奇怪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对此，梁启超曾评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而反观这一时期的日本，中央政权却是朝集权化、统一化方向发展。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政治形态是由许多处于半分割状态的诸藩组成。但到幕府末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日本出现了全国统一的趋向。明治政府建立后，高举“富国强兵”大旗，矛头直指残余的封建诸侯势力，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等一系的政治措施，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建立的新政权，为推行军事变革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统治中心，使变革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筹划之下，确保变革有计划、有步骤的良性发展状态。19世纪80年代，日本为取得对中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缩减开支，对军费的投入占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1871年向欧美派遣的代表团也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