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论文纪念真理标准讨论30周真理认识大革命带来思想大解放.doc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真理认识大革命带来思想大解放 刘 尚 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过去三十年了，社会各界都会隆重地纪念这个日子。不过哲学意义上的纪念将不会同于其他各个方面的纪念，它会从理论思维活动发展的角度去探寻更有意义、更加深刻的东西。笔者此后陆续登载的三篇对话体的文章，可以理解为这一层纪念意义上的一组文章，希望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摆在人们面前的这一篇纪念文章，曾分解为四个部分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现在只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修改，并整理成对话体的形式，放在这一组纪念文章开头的位置上，以便于大家阅读。 一（1）甲：对于三十年前那一次因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的真正原因，人们并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过；总是大而化之地把它归结为真理标准讨论本身，似乎真理标准大讨论本身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直接原因。结果，真理标准讨论本身成了“解放思想”的原因，以至于后来连这个“原因”也丢掉了，似乎“解放思想”真正原因就在人们头脑里有没有“解放思想”的自觉性上了，就在“解放思想”自身的存在上了。 你要推进改革吗？你就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吧。你要去解决改革所面临的难题吗？你就去找找你头脑里的陈旧、落后的东西吧。“解放思想”从此也就成了一句口号，一句永远正确的政治套话了。似乎没有人们“解放思想”的自觉性，就永远不会有“解放思想”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乙：原因就在于人们总是认为，自己头脑里的思想认识总是沿着直线的方向向前推进的。似乎只要紧紧地把握住认识得以形成的本原，人们就能在这一基本认识基础上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向前推进自己的实践活动。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事实正好与之相反。人们的“思想解放”，从来就不是由人们的“自觉性”所决定的。它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从来就不是按照人们的主观意愿，笔直地向前发展、推进的，而是在人们认识的不断自我否定中向前发展、推进的。（2）甲：你能够给我具体地解释一下呢？乙：可以。三十年前的那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就表现在对真理的检验与否定上。确切地说，就表现在对所谓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以及“两个凡是”，这一似是而非的“真理”的“否定”上。而这也就是那次真理标准讨论的根本意义所在，也就是后来的“思想解放”及“改革开放”得以成为可能的真正原因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类“思想解放”，理解为在“真理否定”或“真理革命”带动下的“思想解放”，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的“真理革命”将人们从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想”下“解放”了出来。（3）甲：这就是说，所谓的“思想解放”并不是仅仅为了“解放思想”而能够实现得起来的“思想解放”，它只是在“理论创新”、“真理革命”的基础上，逻辑地发展起来的全社会的“思想解放活动”。而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却不是那一类旨在解决自身工作所面对的难题，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解决困难的办法，而表现出自身勇气与决心的“思想解放”。这种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之名，而无“思想解放”之实，它决不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发自人们内心的“思想解放”。乙：很对。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奇妙的思辨现象，这就是使“解放思想”成为可能的那个“理论创新”、“真理革命”，却又不是完全以“思想解放”为目的的。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为例，它显然不是为了三十年前的那一次“思想解放”，而成为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的。它所以能够带动起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而带动起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是因为它所内在的批判精神，让它发挥起了“真理革命”的前提作用。这便使我们联想出了这样一个思辨的逻辑来，一个原本并不是为那一次“思想解放”的哲学论断，真正推动了那一次“思想解放”。这一点很重要，正是由于这一哲学论断的理论储备，才使我们得以和平而又理性地从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转到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上来。以至于，我们都不敢去设想，如果没有哲学理论中的这一科学论断的先天存在，如果人们不是像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在“批判的武器”的引导下和平地实现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而是在“武器的批判”主导下去实现那一次“思想解放”，那又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因此，我们在崇敬胡福明老师的勇气与睿智推动了三十年前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同时，更要庆幸真理标准的事先存在。（4）甲：在这里，我似乎看到了“思想解放”“逻辑前提”的重要性，是这一先在的“逻辑前提”，“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乙：实际上，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里是经常存在的。它那里的“思想解放”也同样需要一个“真理革命”的思想准备。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是一个同样典型的例子。他的“日心说”建立在大家共同认知的天象观察的基础上，但是他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地心说”的否定，却意想不到地改变了物理学的发展方向，将物理学理论研究从被基督教奉之为“圣学”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体系下“解放”出来了。也就是说，那一次人们在物理学理论研究上出现的“思想解放”，并不是来自物理学理论研究“思想解放”的伟大目标。它仅仅来自哥白尼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他认为，上帝所创造出来的天体运动，决不可能像托勒密的“地心说”所描述的那样如此复杂，需要添加进那么多的“本轮”与“均轮”。人们只要将“地球为中心”改为“太阳为中心”，上帝所创造的天体运动便会简单起来了。尽管，这一起初仅仅建立在假说基础上的“日心说”，其本身并不那么正确，后来的研究也证实了太阳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它在物理学理论研究上的“真理革命”的意义，已足以将人们带进了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宇宙的新时代，并最终地结束了以亚里士多德命名的物理学时代，开始了以牛顿为标志的物理学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关注“思想解放”这一独特的“社会解放活动”的时候，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比“思想解放”更加重要的，成为“思想解放”“理论准备”的那个“理论创新”或“真理革命”，那个能够给人们带来“思想解放”的、使“思想解放”成为可能的、对那个被人们封为神明的绝对真理的否定。 二（5）甲：但在社会的发展与变革那里，情况却不同了，人们似乎并不关注其“思想解放”上的那个“真理革命”，或者说人们常常忽视“思想解放”的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呢？乙：这是因为在“思想解放”上的，自然科学在发展方面有着严密的、内在的逻辑延续性。在它那里，已经前进了步伐，从来没有后退之理，但是在社会的发展与变革那里却常常出现相反的情况。以中国反封建的辛亥革命为例，尽管它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给中国社会带来深刻影响，并出现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但是，导致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真理革命”，却常常被人们所忘记。人们仅仅记住了清王朝被推翻的“落后就要挨打”的这一原因，并把它当成了唯一值得记取的“真理”，似乎只有落后才是遭受挨打的唯一原因，而清王朝腐败的政治统治就不是遭受挨打的重要原因似的。以至于这一似是而非的“真理”至今仍是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国策的主要理论根据，并作为反面的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充斥于影视传媒之上。这样，在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认识与发扬上，就难免不出现历史性的反复，甚至出现思想认识上的倒退，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历史性的大倒退的原因有之，在经济建设成为中心的今天也同样存在。似乎有了经济上的发展、人民生活上的改善就可以怠慢人们在民主上的要求；甚至少一点民主、科学，只要能够把经济发展搞上去，就行了。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才使得民主与科学一直是封建制度推翻后，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话题。（6）甲：面对人们在社会发展认识上的这一倒退现象，你能说出自然科学在发展方面没有倒退之理的内在原因吗？乙：原因就在于，在自然科学历史发展里，人们认识的发展总是建立在理论体系的更新与发展上。而新的理论体系，往往是在一类新的自然现象的出现后，旧的理论体系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并因此陷入了直观的、无法摆脱的“逻辑矛盾”、“悖论”的情况下出现的。“地心说”所以能够被“日心说”所取代，其直接原因就在于“地心说”在解释行星围绕地球运转时，陷入了难以解释的时而由东向西运转，时而又从西向东运转的矛盾现象。如果要继续坚持“地心说”的理论，就只能在行星围绕地球运转的“本轮34 ”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能够说明行星何以能够相对地球时而自东向西，时而反转过来又自西向东运转的“均轮”来了。以至于，这样的“小本轮”后来增加到80多个，将“地心说”变得复杂起来。并且还呈现出一个不可扭转的增长趋势，只要“地心说”一天不改变，这一复杂的情况还会继续复杂下去。“日心说”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它的改变不只是改变了“太阳”与“地球”的“中心地位”，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对于天体运动的根本看法，并因此完成了天体运行理论整个理论体系的变革。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日心说”的出现，“地心说”最终还是会因自身的日趋复杂化而积重难返地难以维系下去的。（7）甲：也就是说，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是检验理论体系科学性的唯一标准，我们可以用实践标准去解释科学理论体系间的更迭与发展。乙：你的这一概括很有道理，但是它的重大意义远非如此简单。它同时还说明了，为数理逻辑所证明了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同样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论体系：在自然科学里同样也不存在永远正确的理论体系，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自己不可超越的边界，都存在着完全由自己的概念所构成的、为自身的系统理论无法判定真伪的逻辑命题。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体系，在“地心说”那里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为后来的牛顿的物理学取代了。同样，后来的发展也继续证明了这一点，牛顿物理学也同样在自身理论体系内遇到了为自身的理论系统无法判定的问题，而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并为更具科学性的物理学理论体系所替代。这就是光速不变的测试结果，带给牛顿物理学里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理论的致命冲击，使之让位给了建立在相对论基础上的现代物理学理论。然而，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面，人们却不太关注这一规律的存在，这并不是因为人类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变革。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将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变革仅仅归结到经济利益的对抗上了，是经济利益上的对抗与由此而来的经济利益上的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变化。于是，来自“理论体系”自身的“逻辑矛盾”便难以对象化为某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自身不完备性，而与“经济利益”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一并消融在历史的变革中了，进而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8）甲：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为了彻底改变真理标准运用在人们的社会认识方面的被动局面，有必要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体系的认识中，也引进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将真理标准运用彻底贯彻到社会认识的理论研究中去，借助“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思辨之法，冲破传统的理论体系在社会历史方面的传统地位，让人们也同样看到，在他们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认识中，同样也存在着与自然科学领域所见到的那样，在证伪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过程，进而将这一方面科学认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乙：可以这样去理解。而这正是我们应该从三十年前真理标准讨论中能够引申出了一个理论上的重要成果。其实，这也正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所在。下面本文便可以运用数理逻辑里的那个不完备性定理，来审视我们目前所接触到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的不完备性问题了。（9）甲：希望在下面的表述里，你能够结合历史与现实更为具体地谈论这个问题。乙：可以。到目前为止，真正影响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来自我国本土的、统治我国社会政治生活数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即人们称之为孔孟之道、国学一类的理论；一类则是外来的，被我们称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两个出现在人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理论，尽管后者已经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建立在生产活动的历史发展的基点上，已经走到了前者的前面。但是，它同样没能彻底摆脱其形而上学的历史局限性。它宣称它已经完全解决了实践活动中，人们在思想方法、认识路线上的所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已经把人们全部实践活动的发展包含在了自身理论体系内。仅就这一点来看，就足以说明它已经将自己严密地封闭起来了，好像从此以后，人们就不再需要思考这方面的问题。这也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人们的实践活动在其理论体系之外存在的可能性，排除了它的可证伪性；而排除了它的可证伪性，也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它的科学性。（10）甲：你能不能讲得再慢一点，再深入一点。乙：可以。我们还是先从儒学开始。它的理论体系完全建立在礼教的基础上：“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夫礼，所以整民也。”并由此伸展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类“三纲五常”一些细化了的行为规范来了。然而，这一行为规范的合理运行，却是建立在“上”的勤勉、正直这一理想状态的基本前提下的，而这恰恰又是“上”难以坚持做到的。而成为“纲”的这个“上”，一旦背离了这一理想状态，完全相反的情况也就有可能出现了；所谓的 “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孔子家语”），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诸如弑君、杀父等犯上作乱的行为也就成为可能了。于是，类似“二律背反”的逻辑矛盾便出现了：为了制止弑君、杀父等犯上作乱的“非礼”、“乱伦”现象出现，而迫使人们建立起来的以礼教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反过来，却又因为“上”自身不守其“道”，又使得弑君、杀父的“犯上作乱”的行为“师出有名”了。那么，究竟是“克己复礼”错了，还是“犯上作乱”错了，一个完全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便出现了。并因此成了“孔孟之道”自身永远无法回避的内在矛盾，而最终在社会实践上演绎出各种“合理的”“犯上作乱”来了。进而注定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是一个在“造反运动”的“周期率”推动下，不断更迭的统治制度；也注定了人们永远要在这一“造反悖论”引领下，没完没了重复着“皇帝大家做，今天到我家”，这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永远演绎不完的相同的故事。这也就是说，这一理论体系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存在着自身无法判定的是非问题，就暴露出了它自身的不完备性。并在这种意义上维系了历史时间持续时间最长的封建社会，以至于六百年就已经在经济发展、国际贸易与海洋运输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社会，最终没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民主与科学上远远的落后于西方社会。（11）甲：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比孔孟之道更为科学、更为系统了。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它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最终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让人民当了家做了主人。乙：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同样是一个不完备的”理论体系”，它既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也不是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是一个提出了解决所有问题的思想方法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所提出的决定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将人们带进了没完没了的“剥夺”的逻辑悖论中了：当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时，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可以通过革命去“剥夺”落后生产关系的财产去解放生产力，建立起新型的生产关系来，进而赋予了“剥夺”的“合理性”意义。但是，反过来，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关系的理论那里，又肯定了相反意义上的“剥夺”的“合理性”，即所谓的“剥削”的“合理性”，从而成了这一理论自身永远无法摆脱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这一发展理论在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建立在这一“合理性”的自相矛盾的基础上了。结果便出现这样的情况“剥夺是永远存在的”、“剥夺就是运动的目的”。我们只要循着这一“自相矛盾”的“合理性”，去反思在中国并不算长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就可以看到，这种意义上的大一点的“剥夺”起码已经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过渡时期的对私改造，生产关系的公有制的发展，这是一次类似解放前的剥夺“剥夺者”的革命，第二次剥夺，是文化大革命中对走资派手中权力的剥夺，出现了全国的造反夺权的运动，这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中不相适应的那部分矛盾、以彻底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革命行动（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已被剥夺了权力最终还是回到了老干部的手中了）。第三次类似的剥夺，就出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就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剥夺来的财产及社会主义对私改造剥夺来的、已经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再从人民的手中“剥夺”下来，以国有企业改制的方式，再转手“卖”个体所有者的变革。而这次“剥夺”理由却同以前是一样的，也是为了改革落后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仅从这些“剥夺”常常表现出的“出尔反尔”的自相矛盾的关系来看，便可以看到这一“剥夺”就一开始就深深地烙上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浮躁性”。（12）甲：请你暂停一下。你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浮躁性”，一般说来“浮躁”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你在这里使用这个概念，不会有悖于哲学研究的严密性吗？乙：不能这样理解。我在这里使用的“浮躁性”这个概念，正是就这一理论自身的“本质性”说的。决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概念。当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被简化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之后，人们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观方面的努力也因此被简化了，简化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不同的“抓手”了。是生产力的问题就去抓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上的问题就去抓生产关系上的调整，这还不是得心应手的事吗？而这也就为人们加快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提供了便利，我们不是常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吗？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讲，我在这里所说的“浮躁性”指的是来自理论体系自身的“构造性浮躁”。像这样一类浮躁的、有争议的“剥夺”在中国短短的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决不是少数现象。如知识青年城市户口的“剥夺”到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