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自然”之争与两种科学观.doc

“敬畏自然”之争与两种科学观内容摘要目前，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也危及到整个自然界的稳定和秩序。与此同时，科学在环境问题中的角色也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关于科学的一般观念的合理性，以及这种科学观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与这些反思相伴随的是对于科学传播活动的重视，而科学传播理论在近期也有了相当大发展。2004年末的印度洋海啸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人对自然的态度、科学在环境问题中的角色等问题的争论，即“敬畏自然”之争。本文试图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对这场争论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通过对双方在运用“科学”这个概念上的差异，找出他们在环境和生态问题争论中的主要分歧。本文认为，双方的对立是两种不同科学观的冲突在环境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这表现在他们关于“自然”的观念、科学进步、科学知识客观性、科学的价值中立等问题上的争论。本文认为，为了生态环境的稳定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以“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态度对待科学，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地传播有关科学的历史、科学的具体运作、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知识，并就那些涉及到科学的重大社会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寻求一种与自然和谐、同时也有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观。关键词：敬畏自然 科学传播 环境争论 科学观目 录引言：环境问题的出现与科学角色的转变1第一章 环境争论与科学传播5（一）环境争论中的科学工具论观点5（二）科学传播理论的变迁7第二章 “敬畏自然”之争的背景11（一）两种文化之争11（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科学主义”之辩12第三章 “敬畏自然”之争的概况16（一）争论的起因16（二）争论的主要特点及其意义17（三）双方争论的四个主要方面19（四）争论的核心问题30第四章 对两种科学观的辨析33（一）“自然”的观念34（二）进步主义科学观37（三）科学知识客观性39（四）科学与价值问题43结论：从科学传播看生态保护的前景46参考文献49引言：环境问题的出现与科学角色的转变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科学技术主导的社会，我们每天都在接触和使用各种各样的科技产品，谁也无法脱离这些科技成果而独立生存。但是，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提出很简单，但是要想对其做出一个公认的回答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在学术领域中对科学的定义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表述科学作为一种静态的知识体系或者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关于前面一种，可以看看科学哲学家内格尔（Ernest Nagel）的定义，“科学无疑是组织化的知识体系，分门别类地划分和组织材料（如在生物学中，把生物分类为种）是一切科学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美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科学说明的逻辑问题，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当然，具体科学知识的获得需要依靠对自然现象的观察、鉴别、描述、试验研究等一系列的过程。另一种定义主要从科学知识与人类活动关系的角度来阐述的，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就指出：“首先从根本上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看作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系列行为。” 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页。这是从科学知识的动态演化（尤其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角度来研究科学的。从对科学定义的两种不同途径，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哲学家与科学社会学家在研究科学时的不同旨趣。但是，不论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早期科学哲学，还是以默顿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对于近代科学都是相当推崇的，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科学在知识领域拥有着广泛的声誉。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把这归因于科学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其实，早在默顿和其他学者开始研究科学的种种特性之前，在西方工业国家中，人们就因近代科学与工业相结合所创造的巨大财富而对科学报有极大的热情。近代科学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并将其与实验方法完美地结合以来。这种结合所造就的近代科学不但拥有强大的力量，并且还力图使这种力量得以实现，而最直接的实现途径就是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这种力量型的、功利性的科学正好迎合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需要，他们给予科学家必要的资助，而这些资助带来的回报更是惊人的，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得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的财富。到了十九世纪，科学、技术和产业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这是一个充满梦想的世纪，只要你相信科学，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在这种巨大的物质生活改变面前，还有谁能不相信科学呢？因此，那个时代普遍的对科学的乐观情绪也就可以理解了，科学和现代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李侠：断裂与整合有关科学主义的多维度考察与研究，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所以，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侠先生认为，十九世纪中后期在西方社会中出现的对科学技术的极度信任和崇拜，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兴起的社会根源。 当然，社会根源只是科学主义兴起的一方面条件。李侠先生认为，科学主义在理论上主要来源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马赫的经验主义哲学。（断裂与整合有关科学主义的多维度考察与研究，第25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科学和技术应用的信任程度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虽然，比科学主义的兴起稍晚一些，在思想领域中就出现了反科学主义的思潮，但是这些思想还没有对大众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然而，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积极、健康的良好形象到了20世纪以后却屡遭打击，而这又是与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出现和激化相关。对科学的反思从学术领域向社会领域转向的一个标志就是二战之后人们对于原子弹和核技术的恐惧和反思。很多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人在早期都支持美国开发原子弹以遏制德国，而战后他们却加入到反对原子弹的行列。如果说此时反核运动还主要是对于可能出现的核战争的担忧，那么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使得人们对核技术的担忧更加现实，人们发现，即使是对核能的和平利用也可能对我们的生存环境造成不可预测的巨大伤害。除了核问题，20世纪环境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与化学制剂的滥用有关。对于化学药品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质疑来自于美国科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关于这本书对于现代环境运动的影响，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本书的再版前言中写道，“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它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地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从卡逊的书中，人们发现日常的生活是那么的危险，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以及呼吸的空气都可能包含着致癌的物质，而这些物质是由于我们滥用农药和其他化学药品而引起的。这些毒性很强的化学物质不久以前还被人们看作是科学造福人类的明证，现在它们却成为毒害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罪魁祸首。这种对生活的担忧很快对转移到对于科学技术及其成果的怀疑和反思。2000年，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起草的“科学与社会”报告指出：“社会与科学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尽管在日常应用方面很多人对科学和技术习以为常，但他们对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迅速发展还是感到不安。这一信任危机对英国社会和英国科学都有重大的影响。” 英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唐英英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不仅是英国，在其他国家和社会中也逐渐产生怀疑甚至敌对科学的态度。以追求真理和客观性为目标的科学活动与这些的灾难性后果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难道只是一些狂妄的科学怪人和邪恶的恐怖势力作祟？科学事业是否仍然是纯洁、神圣的，而不受半点外部因素的制约？面对大众和学者的质疑，科学共同体也不得不对自己重新定位。美国国家科学院也承认科学事业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它总是会受到科学家个人的偏见和社会中某些势力的影响，因而科学方法不可避免被社会价值所塑造。不过这些价值并不都是有害的，而且总体上好的价值观远远多于有害的价值观。所以对于科学家而言，危险就在于将偏见带入到科学工作中并进而歪曲了科学研究的结果。为了减少个人的和社会的价值带来的不好的影响，就需要科学家们学习有关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在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methods and values in science, 选自 Sandra Harding, The “Racial” Economy Of Science: Toward a democratic future, P341-343.在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出现了关于科学的争论。 这一时期的争论以反伪科学为主，与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关于科学的争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而到了新世纪，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大众媒介中，科学和技术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当涉及到某些敏感性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时，争论更为激烈。例如在过去一年（2005年）里，仅就环境问题而言，就至少有“敬畏自然”之争、“圆明园事件”、“怒江水坝”这三起事件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大众媒介和学术领域的热烈讨论。在这些争论中，科学和技术不再是作为中立的评判标准，而变成双方争论的关键点之一。那么，在任何一个由科学和技术主导，同时又追求民主和平等的现代社会中，作为一个公民应当具备怎样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才能履行自己的权利？是否还需要了解更多关于科学的内部运作、科学的负面功能、科学的价值观念呢？现代社会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满足公民的这些需要？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我们是否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体系呢？换而言之，也是说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传播什么样的科学，以及怎样传播的问题。第一章 环境争论与科学传播（一） 环境争论中科学工具论观点在讨论科学传播理论之前，首先要对环境争论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加以说明。在环境问题中，很多人看到了科学技术的负面社会效应，但是他们并不认为需要从科学观的层面上来重新审视科学，科学和技术只是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它是中立的、客观的，与各种社会因素和价值观念无关。这种把科学技术当作工具的观点在很多争论中都会出现。在这些人看来，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环境争论中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针对某些具体的污染问题；而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又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科学又经常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技术也常常被某些利益团体所滥用和误用。因而，我们总希望能够有效地利用科学的强大力量，而又不会被其反咬一口，伤及自身。所以说，这种科学工具论的核心不是科学技术能不能当工具来用，而是科学技术这个工具该怎样来用。也就是说，在环境问题的争论中，我们应该怎样明智地利用科学，化解各个方面的利益冲突，以达成共识。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的教授康妮·奥扎瓦（Connie P. Ozawa）有过非常详细的论述。奥扎瓦认为，科学在现代社会拥有广泛的权威性，同时又在环境冲突（environmental conflict）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个角色如何又取决于冲突各方以及法律和社会制度等。一般认为，科学有四个主要角色，即：1、科学作为环境问题的发现者（discover），2、科学作为环境问题的解释机制（mechanism of accountability）3、科学作为政治决策者决策的后盾（shield），4、科学作为劝服对方的工具（a tool of persuasion）。 Connie P. Ozawa，Science in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39, No.2, Environmental Conflict (summer, 1996), P 219-230.但是，奥扎瓦指出，如果科学工作本身是与政治和价值观念等无关，即科学研究不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那么环境问题就会变成科学技术专家就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然而，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y of science）发现科学工作本身并不是与这些因素无关的，而且，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科学工作充满了不确定性。奥扎瓦主要区分了两种不确定性，即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methodological uncertainty）和统计学上的不确定性（statistical uncertainty）。Ozawa说，“要处理这些不确定因素就要求研究者把判断（judgment）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比若在工作中怎样选择方法、模型、测量装置等，甚至研究者对于科学理论的选择也很少被现实所严格地确定。这些可自由决定的成分（discretionary elements）受到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所影响，例如个人所属的工作单位、研究基金的来源、学科训练等。由此看来，科学工作带有个体研究者的特征，而科学共同体对于科研成果的接受与其说是基于客观事实，还不如说是科学家一致同意的结果。” Connie P. Ozawa，Science in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39, No.2, Environmental Conflict (summer, 1996), P 219-230.由于科学的不确定性，学术界日益认识到把科学作为环境争论的标准和裁判是对于科学成果的误用，其结果是环境问题的争论经常转化成科学和技术应用的争论，而科学的权威性也因此倍受打击。所以，奥扎瓦提出科学的一种新的角色，就是作为推进环境问题协商的工具（a tool of facilitation）。她的核心观点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冲突，应该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协商制度（或者叫谈判制度）。这就要求把与环境冲突中利益相关的各方（stake holding groups）和公众召集起来，进行决策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可选的科技方案被公开讨论，其中包括信息获得、数据收集技术、分析模型和方法论，以及怎样处理统计学上的和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甚至关于科研工作者的学科训练背景和所属单位都可被讨论。在一定的程序下，各方关于技术上的问题可以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在一致性的基础上，科学知识就可以论证某个政策比其他的更优越。在协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的是，科学扮演的角色是给所有参与者提供可行的信息，技术专家应就具体技术问题指导（educate）参与的各方代表，而不是为了某一集团的利益胁迫（intimidate）其他团体。只有这样，参与各方才能充分理解各自在争论中所持的观点，并对环境冲突提供建设性的看法。对于具体的环境问题的争论，这种科学引导的协商制度的确可以均衡冲突各方的利益，然而，必须看出这种将环境问题归结为技术问题，并以经济利益为标准的解决办法并不适合于所有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当争论主要集中在关于自然、科学等概念的时候。以本文所分析的“敬畏自然”之争为例，在后文的分析中我们将会发现，这场争论的一个特点就是争论双方没有经济利益的冲突，所以并不适合于通过协商的方法来调和对立双方。而且在争论中也很少涉及到海啸的预测等技术上的问题，反而讨论更多偏向于对自然的态度、科学主义、环境伦理等价值观方面的问题。那么，当技术和科学本身（而不是具体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成为环境争论的主要内容时，当经济利益不再是争论的最终目的，当某些环境主义者把目光聚焦在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上时，协商该如何进行下去呢？ 在这里需要简要区分一下“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这两个概念。在英文中，environment的动词形式environ是“包围、环绕”的意思，转成名词形式后就变成“环绕着的事物”或者叫“周围的条件和状况”，而这个“周围”或“环绕”是针对于中心的人来说的，在中文中也是同样的意思。所以“环境问题”就是说人类周围的事物和条件发现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对于人类的生存构成问题。明显可以看出，这其中包含着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而生态学（ecology）是由德国生态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最早提出的，海克尔将两个希腊词Oikos，意思是“家用的”或“家”，及logos，意思是“研究”组成ecology，即研究生物体在他们的家或环境中的科学。（戴斯·贾丁斯著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版第188页）不难看出，所谓“生态危机”是指生物体在它们的“家”中呆不下去了，当然人类的环境问题也是生态危机的一种，但是这里的生态中心的或者生物中心的视角是与人类中心的视角不同。一般而言，工具论的方案只能够解决或者缓解一部分环境问题，但是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每一次的技术干预都是一次破坏。而且，在现实中公众很难掌握足够多的科学知识，所以关于环境问题的建议和决策实际上都是由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做出的。如果想要公众更多地参与环境问题的协商和决策，他们必须要了解丰富的科学知识才可以。因此，传播科学就成为当务之急了。（二） 科学传播理论的变迁从历史上看，在科学诞生之初，科学作为精英团体的一种学术研究，并没有迫切地向公众传播科学的要求。在1686年，有人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两个渠道：面向科学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众。到十八世纪末，第二条传播途径的对象集中在特定的受众身上：妇女，当时是无知、善良和好奇的象征。但当时的传播规模比较小，所以还算不上科学的大众传播。19世纪后半期大规模的科学传播出现，不限定对象，而是面向一般公众。这时的科学传播一般是以报纸、杂志、小说或者展览、会议为主要形式。 见刘兵，侯强：“国内科学传播研究：理论与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5）：81-86。此后由于新媒介的出现，又出现了很多其他形式的传播科学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都有些共同的特点：即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传播模式基本上都是从科学共同体向外发散式的单向传播，或者称之为中心广播式的传播模型。早期的科学传播形式包括中国现在的科学普及工作都属于这种模型。然而，这种传播模型在现实应用中却暴露出很大的问题。西方的部分科学共同体成员首先认识到这个问题：现代科学研究是一种耗费巨大的工程，在民众普遍怀疑科学及其成果的社会氛围中，科学家如何才能获得研究所需的大量资源呢？这就需要科学家进行公关活动，向政府和公民传播科学知识，使得政府和公民理解科学的普遍法则，相信科学技术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多的利益。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可以看作是科学共同体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环境和社会危机所做出的积极反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科学共同体的利益，消除普通民众对于科学的敌对态度。总之，“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是每位科学家专业职责的一部分。” 英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唐英英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英国皇家学会1985年的这份报告是最早的详细阐述“公众理解科学”的文件。 可以看出，公众理解科学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科学普及的传播科学的新形式。在这里，科学家要更加积极主动，及时回答公众关于特定科学技术成果的质疑。总之就是让公众理解科学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科技成果可能也会造成一时的社会麻烦，但是科学本身是好的，而且这些问题也会随着科学的逐步发展而得以解决。因此，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其目标不是单纯为了让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科学以及科学背后更加深层的价值观念，而是让公众看到科学好的一面，对科学研究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公众理解科学”这个概念也被引入中国，并得到了部分应用。但是，当代的科学知识体系异常庞大，各门学科层出不穷，而且其理论又非常深奥。如何将深奥的科学知识通俗易懂地传播到公众之中去？无论传统的科学普及还是新兴的公众理解科学都面临着这个重大的问题。事实上这一点是不可能做到的，谁也无法让每个参与公共讨论的公民都具备足够多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作为传播科学知识的载体的媒介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并毫无偏差地进行传播活动。在现实的争论中，也的确会出现科学家、媒介和公众之间相互误解的问题。那么，面对越来越多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社会争论，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的公众（常常还是利益相关者）是否可以参与讨论和决策？如果可以，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参加争论并做出决定？另一方面，既然这些争论是与科学及科学的应用有关，作为利益相关的大众除了学习相应的基础知识外，是否应该了解更多关于科学的历史、科学共同体的日常运作、科学与社会等等方面的最新研究呢？最近，国内部分学者提出，应该用“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代替传统的科学普及和公众理解科学。吴国盛认为，“传播”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观念，所以，“科学传播”就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用“传播”的态度看待科学、对待科学，即用“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传播”观念来理解科学、对待科学。科学的“传播”化，表明“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现代观念已经或正在进入科学事业之中、进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之中。 吴国盛：“科学走向传播”，科学中国人2004年第1期。在这里，传播（communication）意味着双向的信息交流，不仅科学共同体与普通民众之间需要相互沟通，而且科学共同体与媒介、媒介与大众之间也需要相互的沟通交流，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传播就是需要在这样一种多元文化的、各方面地位平等的、开放的氛围中对于科学进行互动的交流和讨论。当然，“科学传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模型，在这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现代数理科学的知识就几乎无法在这样的科学共同体、媒介和大众之间的互动中讨论和传播。这些知识都需要非常深厚的专业背景和数理分析能力，可以说，科学研究作为一门职业，其中的具体知识和理论体系的产生和验证过程是不能经由大众讨论来决定的。而就科学研究的成果对社会造成的和潜在的巨大影响而言，科学研究又必须接受大众的质疑和讨论。那么，“科学传播”怎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呢？刘华杰先生提出，科学传播应分成一阶科学传播和二阶科学传播两个层次。其中，“一阶科学传播是指对科学事实、科学进展状况、科学技术中的具体知识传播。这里的一阶是借用逻辑学的术语。二阶科学传播是对于科学技术有关的更高一层的观念性的东西的传播，包括科学技术方法、科学技术过程、科学精神、科学技术思想、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等的传播。在二阶科学传播过程中，也必然涉及反科学与伪科学等复杂问题。” 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传统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都是侧重于一阶的科学传播，即主要是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事实，以及最新的科技进展等等。这些内容都是科学传播中的重要部分，但是却不是科学传播的全部。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对于最新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现在已经很难继续下去了，科学普及工作逐渐变成了报道最新的科研进展和科研成果而已，大众只能被动地接受。 吴国盛和刘华杰等学者认为，一阶科学传播还有个新领域，那就是博物学研究。其实，博物学（即自然史，英文natural history）比近代数理科学的历史要早得多。说它新是因为现代的科学普及主要内容是数理科学，而把博物学的传统忘却了。相对于数理科学而言，博物学更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并可以亲身从事研究。参阅吴国盛：“究竟什么是科学？”，反思科学，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刘华杰认为，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的“科学传播”却侧重于二阶科学传播是“与四科的要求是一致的。四科指的是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在四科中，二阶科学传播占到了3/4，显然是很重要的。” 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四科”已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二条。上面从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上说明了二阶科学传播的重要性。让我们回到环境问题上来，如果科学工具论的观点能够解决所有的环境和生态问题，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及时地传播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创新，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得公众能够便捷地了解和吸收科学知识，以利于他们在协商中获得发言的机会。而现在我们发现这一点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指望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能够对于现实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起到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以互动交流和公众舆论为基础的“科学传播”可能会有建设性的意义。为了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新兴的“科学传播”理论对于环境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本文将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分析2005年国内争论非常激烈的一个案例“敬畏自然”之争，通过分析“科学”这个概念是怎样被双方所利用的，两方面各是怎样看待“科学”等问题；来讨论双方在科学观上的某些本质差异，以及什么样的科学观念更适宜于保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和人类的长远利益等问题。第二章 “敬畏自然”之争的背景目前，社会上关于环境和生态问题的争论层出不穷。我们在深入分析争论各方的观点之前，必须要认识到这些争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更深远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以本文讨论的“敬畏自然”之争为例，其背景就极为复杂，它既是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之争的新发展，又融合了国内外关于生态、科学和社会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时它还体现出近些年来一系列重要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对人们价值观念和具体行为的影响。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这场争论的宏观背景，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简要说明。（一） 两种文化之争从本文后面对“敬畏自然”之争这个案例的具体分析将会发现，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科学研究与自然的关系、科学的前景、科学与其他知识体系的关系、科学与社会后果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科学和技术内部的问题，而是关于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也可以说两派之间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科学观的争论。在国际上，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是其中影响范围最广泛、意义最深远的争论莫过于C.P.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演讲所引起的全世界范围的广泛讨论。斯诺早年曾在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跟随卢瑟福从事红外光谱领域的研究，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在二战时期从事过组织和管理科学家为战争服务的工作，但是他最大的成就却来源于他所发表的一系列小说。斯诺根据他在科学界和文学界的亲身经验和实际考察，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日益非分化成两级群体。文学知识分子在一极，而在另一极是科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是敌意和不喜欢，但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 C.P.斯诺：“里德演讲， 1959年”，出自C.P.斯诺著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斯诺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于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差异所造成的。由于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态势，所以这两个阵营中的人士总是相互鄙视，而不屑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斯诺所描述的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之为“斯诺命题”。虽然斯诺提到两种文化相互间的怀疑和不理解，但是在他的演讲中，主要说的是人文领域对于科学文化的抵触，以及这种抵触可能会给世界带来的危害。斯诺认为，一方面是处于欧洲精英阶层的人文主义者对科学家的轻视，另一方面是近代的科学革命为社会发展提供的巨大动力，为了缩小富国与穷国的差距，必须排除社会上对于科学的种种怀疑，大力发展科学教育和研究体系，以科学技术推动穷国工业化的进程。按照斯诺自己的话说，“工业化是穷人唯一的希望”，“不管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的有些东西会延续到2000年，但这种贫富差距却不会。” C.P.斯诺：“里德演讲， 1959年”，出自C.P.斯诺著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6页。然而，斯诺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实现，而他的观点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尤其是他演讲中对于科学家道德上的推崇、以及对于以科学改变世界所抱的强烈愿望。关于“两种文化”的概念所引起的一系列争论这里不详细说明。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自从斯诺演讲之后，四十多年来科学界与人文领域的敌对态度有增无减，比如说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索卡尔事件”。 关于“索卡尔事件”及有关争论，可参阅（美）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蔡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而国内这场 “敬畏自然”之争也可以看作是科学与人文领域在环境和生态问题上分歧的一次集中体现。在争论中，反敬畏自然派主要持类似于斯诺的看法，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家总体上是善的，科学对于社会的发展起主要作用等等，表现在环境问题上就是希望靠科学来解决一切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反过来，敬畏自然派主要持人文主义的态度，他们发现现实中科学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具有客观性、中立性等属性；而且科学的权威性越来越强，科学对于社会和自然的改造也越来越大。为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健康发展，我们有必要从人文领域来加以制衡和引导，即常说的人文关怀。（二）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科学主义”之辩前面简要说明了“敬畏自然”之争的国际大背景，但是如何从科学与人文之争跳跃到国内这场具体争论多少还有些让人迷惑不解。所以，在进一步分析两种科学观上的具体分歧之前，还必须就国内关于科学与人文之争的相关情况加以说明，在这其中与本文案例直接相关的就是近些年来在学术界争论得比较激烈的部分概念“科学主义”、“反科学”、“反科学主义”等等。早在斯诺问题提出之前，国内就存在着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对立和冲突，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交锋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科玄之战”（又称“人生观论战”）。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先生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篇演讲发表后，很快就得到了反驳。这就是丁文江作于4月12日、发表在北京努力周报第48、49期的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丁先生反对那种认为人生观问题是高于科学的观点，他把张君劢的“人生观”斥为玄学；相反，他认为现在急需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自此，“科玄之战”拉开序幕。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多，发表了数十篇文章，论战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论战中，科学派高举科学旗帜，鼓吹科学的应用必然有益于人的精神生活，科学研究能增加精神快乐，科学是人格教育和品德修养的最好工具；与上述见解相反，玄学派认为科学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还把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尤其是一次世界大战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文明的过度发达，指责科学对于精神生活的危害。 参阅杨玉翠的“对立亦或涵盖？西学影响下的两种文化之争”，皖西学院学报2005年8月第21卷第四期。我们知道，虽然在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还非常地落后，但科学的地位和威望却非常地高。正如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一书的序中所写到的，“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亚东图书馆编：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序言。这次争论的结果是以科学派大获全胜而告终；从此以后，科学在社会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性逐渐确立起来，虽然后来还有不少人文学者对于科学进行反思，但是他们再也没有组织起一次像样的反击。 关于科玄论战及其后国内有关科学主义的争论的历史，范岱年先生最近的文章有非常详细的考证，参阅范岱年的“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一、二）”（科学时报2005年10月21日、31日）。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学术界才又一次展开了关于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等问题的大讨论。在这一系列的讨论中，争论最多的一个概念就是“科学主义”。目前，国内外关于“科学主义”的界定有很多种，中南大学的李侠教授就区分出认识论的科学主义、本体论的科学主义、价值论的科学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科学主义。 李侠：断裂与整合有关科学主义的多维度考察与研究，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如果想要详细地了解“科学主义”及其相关讨论，这本书是本很好的参考书。其他定义和相关概念辨析可参考安希孟的“科学主义概念之辩”（科学时报2005年7月25日）、刘华杰的“什么是科学主义？”（民主与科学2000年第3期）、肖显静的“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科学时报2003年2月13日）等文。鉴于本文主要涉及到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科学主义”，这里只引用“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 这次会议是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文汇读书周报三家联合举办的，于2002年11月21日至11月22日在上海举行。会议主题为“科学文化及其与现代传媒之关系”。 参加会议的人员主要是京沪两地从事科学史、科学哲学等方面研究的学者和从事科学传播、科普出版工作的人士。上关于“科学主义”的定义作为参照：“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并试图以科学的知识模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科学主义从自然观上，采取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自然观；在联系世界的社会层面表现为技术主义，持一种社会发展观，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科学的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都是暂时的、偶然的，或者是前进中的失误，并且一定能够通过科学及技术的发展得到解决。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表现为征服自然，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资源，从环境伦理的角度，认为人类有能力也有权利对自然进行开发。” 柯文慧：“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25日。这所以引用这篇宣言的定义是因为这个定义是经过研讨会成员一致同意的，基本上代表了国内关注科学文化问题学者的一致意见。不过，对于这样一个略带贬义的定义，国内有些学者并不赞同。他们认为目前所流行反“科学主义”其实是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对于中国学术的负面影响，这种行为在实质上是对科学的排斥，而这样一来会对社会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这方面的意见可参阅陈俊的“反科学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危害”（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年第四期）和龚育之的“当代中国需要反对科学主义吗？”（科学文化评论第一卷，第一期，2004年）等文章。2005年11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昌平召开了第四次科学文化研讨会，会议发表了“岭树重遮千里目第四次科学文化会议备忘录”（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9日）。在这份报告中总结了近些年来国内部分学者为“科学主义”概念所作的辩护，如下：1， 中国的科学还很不发达，现在反思科学主义为时过早，不利于科学的发展。2， 科学主义是一个虚设的靶子，并没有人持有宣言所定义那种观点。3， 所谓的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对科学技术应用不当造成的，这不是科学的错，是人的错，所以不能以此来否定科学的价值。4， 科学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科学事业应当自主发展，科学家可以自由从事任何科学研究，其他人无权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