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企业的角度看WTO.docx

从日本看中国中国力量改变日本2002/10/01 【日经BP社报道】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目前，在日华人已超过38万，其中在工厂和农场劳动的研修生有5万人，在大学、专门学校学习的留学生有9万人。这些“在日华人”对日本企业的生存方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从东京出发沿关越高速公路向西北方向驱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位于雄伟的赤城山脚下的群马县利根沼田地区，受高原凉爽气候影响，这里盛产蔬菜。 中午时分艳阳高照，几个外国年轻人正汗流浃背地默默劳作。当看到我们走近时，便亲热地和我们打招呼。他们是来自中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外国研修生。 近年来，在日本蔬菜种植区工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据接收研修生的援助团体国际研修合作组织透露，在该组织的帮助下，2001年来日研修生中有一八87人从事农业生产，这一数字为1997年（498人）的四倍。 目前日本菜农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通缩的压力下，高成本体制下的日本农被迫与廉价进口的蔬菜展开价格大战。尤其是近几年，人工费仅为日本1/20的中国蔬菜进口量急剧增加。去年四月，在自民党农林派议员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大葱、鲜香菇和蔺草席实施临时性紧急进口限制措施，令人至今记忆犹新。 进入今年以来，中国产冷冻菠菜屡次被检查出残留农药超标，日本消费者中出现了不愿购买中国蔬菜的苗头。但日本国产农产品也接连发生了疯牛病、伪造产地和向果实喷洒无许可农药等违规事件。 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一日本经营者却非常自信地断言：“日本蔬菜产业完全有能力抗衡中国”。他就是从事有机蔬菜大规模栽培的“绿叶农场（Green Leaf）”（群马县昭和村）场主泽浦彰治（38岁）。 同中国竞争并非坏事 “如果我们能以灵活的思路开发出中国无法效仿的技术，蔬菜生产就会成为一项大有前途的业务。日本农业之所以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是因为日本农民有一个老观念：农作物只要种好就行了，别的就不用考虑。受此影响，日本农户懒于进取”。 泽浦在赤城山脚下种植了25公顷的生菜和白菜等多种蔬菜，直接销售给大型连锁餐饮店。同大型企业签订供应合同一方面确保了稳定的购货量，一方面节省了流通费用。泽浦同时还推出了多项灵活措施，如让保鲜货车直接开进菜地装货，以保持蔬菜的鲜度和味道。即使在中国蔬菜的进口急剧增长的时期，泽浦凭借削减成本、提高附加值和确保安全性三项措施，确保了其销售的增长。就这么一个12年前由一家三口人创建的农场，其销售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亿8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但泽浦也有其难为之处。这就是日本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和老龄化，使得劳动人手不足问题日趋严重。 泽浦的农场现在雇用8名外国人，他们是绿叶农场保持竞争力的得力助手，而不是廉价劳动力。在日本政府许可的一年研修时间内，接收方必须负担食宿费等基本生活费用。一年以后可以转为最长为期两年的技能实习，但是必须发放日本最低工资法所规定的最低薪金以上的工资。 “因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差异导致的误解、麻烦等这些无形成本也不低。仅就费用而言，或许还是雇用日本临时工更划算一些”（泽浦）。 同大型连锁餐饮店等缔结合同后，为了保证稳定的供应量，需要一定的人手。但是，蔬菜的含糖量在气温较低的清晨最高，因此收获工作需要在一大早进行，就连难以召集临时工的节假日也是如此。更何况当地的年轻人对农业敬而远之。 目前日本为二战后经济最不景气时期，失业率超过5%，但是想要扩大蔬菜贸易却仍然缺乏劳动力。对泽浦来说，最初接收研修生是万般无奈的事情。 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尽管期限限定在最长三年，但是研修生们获得的收入是他们在祖国收入的几倍到十几倍。因此他们劳动积极性相当高，就连一些日本临时工不愿意干的艰苦工作也能接受，而且个个都年轻充满活力。受他们工作精神的影响，连那些经常消极怠工的日本人也受到感染，改变了工作态度。 不仅如此，由于召集到了必要的人手，所以在同大企业签署合同时泽浦能够全力以赴争取。因此销售额如愿得到扩大，利润也通过销售规模的扩大得以增加。这样一来，绿叶农场前年首次录用了大学毕业生作为正式员工，同时临时工人数也大为增加。外国人成了扩大日本人就业的催化剂。 “同中国的竞争并非都是坏事，在同外国研修生的国际交流中我们扩大了视野，还涌现出一些新的想法。将来等中国更富裕了，或许该进口我们的美味蔬菜了”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那么我们刚好借这股东风。在大阪经营金属加工业务的山中正和（化名，63岁）正是这么考虑的。 东大阪地区的中小企业云集的街道。从大路一步入小胡同，就可看到密密麻麻的老厂房、仓库、住宅和私人商店。山中经营的山中精密（化名）就位于这里。预制结构的建筑物一楼是厂房，二楼是办公室，这是一个典型的街道工厂。 “由于我们还没有告诉一些客户真情，所以请一定不要公开本公司的名字” 我们一边听着厂方的叮嘱，一边进入生产车间，手工操作的机床一字排开。身穿工作服的年轻工人正在机床上麻利地切割着金属。仔细看去，他们胸前的名牌上分别写着诸如“刘”、“王”之类的姓氏，显然他们来自中国。山口的三家日本工厂共接收了一五名这样的中国研修生。 “虽说是研修生，但在这儿工作的中国工人都拥有或即将学成一流技术。三家工厂中，位于总部的这家工厂只安装手工操作机床，用于加工难度最大的超精密零部件。其中也包括著名美国厂商使用的测量仪器的核心零部件，这里是熟练技术工人的练兵场。” 山中之所以建立这个“练兵场”，是为了将那些已经进入高龄的日本工人的精湛技术能够保留在日本。 最近，数控（NC）机床的性能迅速提高，只要导入最新设备，即使在中国也可以进行精密加工。目前，使用数控机床的批量生产正迅速向中国转移。然而，一小部分试制品和需要特殊超精密加工的零部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靠熟练工人手工操作。 有助于日本技术的传承 “只要日本各大制造商还把研发基地保留在日本，那么就存在这种需求。正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日本零部件企业要么倒闭、要么迁往中国，所以现在这正是在日本国内增加技术成分、争取订单的大好时机。 山中于5年前起便委托中国的合作工厂物色优秀的年轻技术人员，他还亲赴中国进行面试，精挑细选研修生。这些研修生勤奋刻苦，在日本熟练工人的指导下，一年以后他们便可成为具有一流技术的工人。尽管经济不景气，但山中精密在日本的三家工厂仍然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正因为山中在日本对年轻有为的中国人材实施技术培训，因此熟练工人充足，确立了足以满足客户任何苛刻要求的生产体制。 不仅如此，接纳中国研修生实际上还起到培育技术继承人的效果。由于车间内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粉尘的气味，加之年轻人同负责指导技术的年长的熟练工人之间存在着代沟，因此以前不少刚进厂的日本工人往往很快就叫喊着要辞职。可是他们同来自中国的年轻研修生们年龄相仿，相互之间是一种共同学习技术的伙伴关系，他们就会想“怎么能输给这些研修生呢？”，因此也会不甘落后，加入到竞争之中。 在山中的练兵场完成三年的进修后，研修生们将返回中国的合作工厂。这时，他们已被培养成熟练的技术工人，能够胜任在中国国内的工作。“我们愿意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保持合作关系，以图共同发展”。 泽浦和中山这两位在日本同中国竞争的经营者之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通过接纳年富力强的外国人，成功地激发出日本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使整个企业活跃起来。一旦个人能力被激发出来，那么公司的发展与公司设在哪里、工人来自哪个国家便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了。弱小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突出自己的特色-。一家日本企业就是在这一信念的鼓舞下，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国际化发展。这就是石渡贤一（53岁）的高级音响制造商CEC（埼玉市）。 该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一家只有10名员工的小公司，主要产品为独自设计的面向音响发烧友的CD播放器和功放，并以自家品牌销售。产品的组装分别委托给各国的合作厂商：每台40多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的最高档机型在日本生产、每台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5万元）的高档机型在台湾生产、以OEM（以对方商标生产）形式供应给著名厂商的普及型款式则委托给中国的合作企业制造。 但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说CEC已经相当国际化，但其真正的特色在于技术团队的组成。 广东省东莞市是全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和AV（视听）产品的工厂聚集地。与CEC有合作关系的香港厂商-雅士电子的工厂就设在这里。在写字楼四楼有一个房间门上写着“CEC Office”，这就是CEC的技术团队办公室。 摒弃“纯日本血统” 8月下旬，距离即将上市销售的新款CD唱机“CD3300”还有一个月，这正是技术人员争分夺秒进行最后调试的阶段。负责开发的有签约工程师、德国Carlos Candeias以及技术部长谷口实、技术课长韩国职员陈锡柱。 Candeias负责CD中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的D/A转换器电路、谷口负责机械部件及机壳、陈锡柱负责控制旋转和读取数字信号的电路设计。技术队伍中还有两名中国技术员。可以说CEC的产品是德、日、韩、中四国工程师共同劳动的结晶。 石渡并非有意要建立一支多国籍的技术队伍。事实上，CEC的前身是1954年创业、名为中央电机的中型企业，主要以OEM方式为三洋电机提供录音机，同时也生产自家品牌的高档机型。但进入90年代后，因为CD的普及和泡沫经济的崩溃，公司业绩开始恶化。同时，中国的崛起也进一步加速了CEC业绩恶化的进程。96年其音响部门被三洋电机的子公司并购。即使如此，CEC也未能走出困境，2000年春决定停用CEC品牌。 无论如何也要保住CEC的品牌！71年进入中央电机、当时在三洋电机子公司任音响部长的石渡利用退休金和海外代理商等方面的共同出资成立了新公司，买下了CEC品牌。为确保不亏损，职员人数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但作为成熟商品的高级音响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有区别于其他公司产品的自主设计能力。 石渡解释说：“日本各大制造商均采用分工设计，很少有工程师能独自完成全部的电路和机械部件的设计。为了能够雇用尽可能少的人员开发出个性化的产品，自然要从海外召募人材”。 现已与一名中国女子结婚并定居上海的Candeias说：“在我的故乡德国，比日本早10多年就开始承受源自亚洲的产业外流压力。对我而言，与不同国藉的同事一起工作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日本企业也一定能够适应同中国的竞争”。 在中道（NAKAMICHI）和天龙（DENON）等曾经知名的品牌相继破产或被外资收购的情况下，独立闯出一条国际化道路的CEC作为日本企业生存了下来。如果能摒弃非日本人不用狭隘的种族观念，日本企业与中国的竞争才会双赢。日本拥有世界最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中国就是再过10年也未必能赶得不上。有位中国人看准这一点，在日本创建了一家风险企业。 他就是孙大雄（54岁）-真空镀膜设备开发制造商: 光驰（Optorun）的创始人。所谓真空镀膜就在玻璃上形成超薄金属蒸镀膜（光学薄膜）。 光学薄膜广泛用于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中，比如眼镜片、嵌入DVD影碟机激光头的透镜等等。不过，光驰所销售的可不是普通的真空镀膜设备。 近来，伴随信息通信宽带化的趋势，一条光纤中可同时发送多种波长光信号的DWDM（高密度分波多工）技术格外引人注目。光驰是日本第一家、全球第三家正式投产DWDM的核心零部件DWDM滤波器制造中不可缺少的真空镀膜设备的厂商。尽管该公司是1999年才成立的新兴企业，但在去年营业额就高达3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成为一家高速增长的风险企业。数年后争取股票上市也列入了议事日程。 孙大雄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幼年时随父母移居江苏省苏州市，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下乡插队8年。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时，孙大雄考上了苏州职业大学（现苏州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学，毕业后进入当地的国营制药公司担任制造机械技术员。为了学习新技术，1989年赴日，在埼玉大学研究生院主攻真空镀膜技术研究。 1991年，孙大雄进入日本真空镀膜设备厂商的研究开发部门。1996年起担任项目组责任人，开始全力以赴地进行DWDM滤波器生产设备的研究开发。不过，研究还在开发过程中的时候，公司决定中止这一项目。这便是促使孙大雄决定创业的契机。 “我本人一直很清楚，就自己的性格而言，与经营相比更愿意待在研究室里。但在技术革新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我感到日本企业的经营过于保守。鉴于自己对所从事的研究充满信心，因此决心自己创业”。 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走在最前端的并不是日本，而是欧美，欧美研究人员的层次也很广泛。实际上，在DWDM滤波器制造设备方面处于领先位置的也正是美国与德国的老牌厂商。另一方面，从经营成本的角度来看，比起日本，在孙大雄的祖国-中国，技术人员的人工费与工厂租金都便宜得多。并且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孙大雄都有朋友可以帮他创业。尽管如此，孙大雄仍然把创业地点选在了日本。 “在日本尽管规模小，但却有众多拥有杰出技术的零部件厂商。而欧美根本不具备这么优秀的制造业基础，中国恐怕再有10年也赶不上。如果不是在日本的话，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建起一家公司的”。 真空镀膜设备是由大约2000种高精度金属零部件与电子控制电路组装起来的高科技设备。这些零部件都是孙大雄从日本东京都大田区及北陆等地的约100家公司订购的。 但是除了制造业基础雄厚以外，日本并不是一个有利于创业的国家。日本银行不会向无名的新兴企业贷款，同时就职于大企业的优秀技术人员也不愿意跳槽到风险企业来。况且，光驰的DWDM滤波器制造设备的价格每台都在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0万元）以上，不论技术实力有多强，日本企业也不会轻易从没有一点业绩的风险企业手中购买如此昂贵的设备。 因此，日本国内的自不用说，孙大雄还充分调动了国外的人际关系。公司的成立资金，是通过他移居美国的同事介绍，从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筹集来的。技术人员也不仅仅是日本人，还积极聘用了从美国回来的中国人及中国本土的年轻技术人员。总共28人的技术队伍可谓是中日混编部队，其中有10人来自大陆及台湾。 此外，光驰还到国外发展客户。为打进领先一步美德两公司的根据地，孙大雄采取了将DWDM滤波器的制造工艺技术与设备成套销售的战略。把销售目标对准那些想省去自己掌握相关制造技术的过程与时间的欧美及亚洲的风险企业。 最早订购光驰设备的是美国华侨风险企业与台湾企业。在台湾，光驰占据了5成以上的市场份额，取得了巨大成功。 孙大雄认为：“日本自有日本的优势，但最近的日本人过于悲观了。如果充满自信地去挑战的话，机会可以说是无限的”。自己只是做研究的料、不擅长管理，而他可就不一般了让孙大雄如此赞誉有加的同胞就是京浜光膜工业（神奈川县秦野市）的副总裁增田清志（42岁）。这是一家使用真空镀膜设备的光学薄膜加工公司。增田2000年加入日本国籍，现在使用的是日语名字，其中文原名是刘耀华。 “日本人和中国人，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我希望将彼此之间的长处结合起来，在本公司制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这就是增田的梦想。 京浜光膜于1957年，由首任社长赤井光夫创建。主要业务是为富士胶卷集团的光学仪器厂商、佐野富士光机（枥木县佐野市）加工光学薄膜。1995年增田进入公司之前，是一家典型的承包企业。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技术与经验，仅仅是按照订货方的要求来加工玻璃原材料。 然而增田进入公司几个月后，便开始不断向上司提交生产工艺的改进方案，使产品的成品率得到了飞跃性提高。看中增田的才能与品格的赤井，每当增田取得成绩时就对他进行破格提拔。1999年任命增田为第二把手的副社长，专门负责技术开发与生产管理。 留学生在日本自己开公司的例子并不少，但在日本企业就职的中国人能够晋升到管理层的却很罕见。增田可谓是日中经济融合时代的先锋。 在增田的领导下，京浜光膜的技术水平日渐提高。作为该公司的客户之一的佐野富士光机的香港法人、佐野富士香港社长山田博己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所有与我们合作的厂商中，京浜光膜的技术水平是一流的”。伴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京浜光膜的业务规模也不断扩大，在景气低迷之中，其营业额与7年前相比翻了近一番。 增田出生于上海，曾在上海师范大学担任化学讲师，1991年在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留学热潮中，赴日在日本电气通信大学研究生院主攻应用物理专业。 修完硕士课程开始找工作时，增田便被日本某著名电子厂商看中。尽管增田为人温厚正直，对持不同意见者也直言不讳。增田的导师担心其无法适应日本大型企业，于是介绍他去了京浜光膜。增田自己也认为中小企业能够更自由一些，因此便决定遵从恩师意见到京浜光膜工作。 但进入公司后，却对日本中小企业的现状大吃一惊。尽管车间里摆着昂贵的设备，但办公室里却连个人电脑和打字机都没有。与客户的联系全靠电话与传真，生产记录与财务帐本也都是手写的。数字填写错误和文字模糊、看不清的情形时有发生。 改变公司靠的是一腔热情 “这样效率很低，尽快购入电脑”，尽管增田这样提议，但并没有被采纳，原因是“没有财力购买那么高级的东西”。 车间里也存在着论资排辈的陋习。即使老员工所教的操作程序效率低下，年轻员工也会一声不吭地完全照办。在熟悉全部工作流程之前，增田一直在默默地对车间进行观察。当能够发现存在的问题之后，他便开始主动提出意见。 增田并非没来由地顶撞上司及老前辈。原来的操作方法缺少理论依据，凭借的只是经验与直觉。因此增田就列举了具体的数字与估算，耐心地说服：“这里如果这样改进的话，肯定会收到这么大的效果。试试看，效果好的话就改一下”。 与中国人与日本人同时共过事的增田对二者间的长处与短处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日本人是完美主义者，认为100%地完成工作份内之事，但不擅长提意见，总是一成不变地遵循原有体制。中国人能很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不断尝试新的操作方法，但才完成了80%就认为可以交差了。要想发挥双方的长处改变公司，最需要的就是满腔热情”。与留学毕业后直接在日本工作的孙大雄和增田不同，吴文绣女士是在一度离开日本后又应日本企业高层的邀请重返日本的。 出生于台湾的吴文绣是日亚证券集团（JASG)的二号人物，JASG由曾供职野村证券的山下哲生于1999年在香港创办。吴文绣一直负责香港、新加坡、台北等地的投资银行业务。去年JASG收购日本丸金证券与金万证券后，吴文绣出任并购后的日亚证券（东京都中央区）总裁。 去年8月吴文绣离港赴东京上任，之后的一年中每天都充满了挑战。因为旗下的原丸金证券与作为金融机构的原金万证券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系统完全不同。这位新总裁的使命就是将二者融为一体，把主要业务从原来的面向个人投资者的日本股票交易，全面转向以亚洲为舞台的投资银行业务。 出乎预料的还不止于此。被香港资本收购、由30多岁的外国人担任企业领导、在东京证券交易所124年历史上首次出现由女性出任证券公司总裁-这一切都太出人预料，日本员工开始动摇。再加上“华裔商人没有人情味”的偏见，因此吴总裁上任伊始就不断有人提交辞呈。 在因股市低迷而陷于困境的这家中小证券公司总裁办公室，飘然而至的吴文绣宛如日产汽车重建时入主的卡洛斯·戈恩。但与卡洛斯·戈恩不同的是，吴文绣具有优秀的日语沟通能力。 “能与卡洛斯·戈恩这样杰出的经营者相提并论是我的荣幸，但这样对他本人却有些失礼”，吴文绣一边爽朗地笑着一边谦虚地说，非常有亲和力。 为了亲自向员工阐述公司发展方向，吴文绣可谓是呕心沥血。她并不是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而是每逢开会都要用日语反复解释：我们今后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为什么必须向这一方向发展、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做到哪些、为此我们当前应该做些什么，等等。 在满腔热忱的感化下，通情达理的员工没用多长时间就对她敞开了心扉。曾在原丸金工作、公司被收购后立即提交辞呈、但在吴文绣劝说下又撤回辞呈的、现任执行董事兼管理本部长崛川靖对此颇有感触： “以前的公司高层出台经营策略时，没有解释的习惯。吴文绣不仅策略果断，对落实情况抓得也很紧。但不论是推行决策或者是改变决策时，都会耐心解释原因。因此，员工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与其像其他竞争对手一样受制于股市、在困境中挣扎，倒不如改变经营方针、寻找新的生存之路”。 饱受不同文化熏陶 吴文绣出生于1963年，父亲祖籍上海，母亲祖籍台湾。就职于一家航空公司的父亲，每隔几年工作地点就要在台北和香港间调动一下。 平时吴文绣与父亲用汉语（普通话）和上海话、与母亲及祖母用台湾话、和香港朋友用广东话、和菲律宾籍佣人则使用英语交流，从小就受到多种文化的熏陶。 吴文绣1986年毕业于台湾的最高学府-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后来为学习日语赴东京留学，根本没有考虑过要到鲜有女性施展身手的日本企业工作。然而，在朋友的介绍下，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参加了野村证券香港法人的面试，在这里结识了山下哲生(现任JASG总裁)，这便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因为山下本身就是一位非常开明的日本人，不仅不反对女性参与经营，反倒是作为女性的吴文绣不得不经常提出一些更稳健的措施。 1997年，回日本工作的山下辞去了野村职务，在香港创业，吴文绣当即加盟。但当时的吴文绣做梦也没想到会在4年后便被委以重任，坐上日亚证券总裁宝座。 “回顾在日本的一年，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只要肯做就能成功。在文化背景不同于台湾与香港的日本，自然要采用不同的工作方法。但不管方法怎样，目标总是一致的。尽管股市严重低迷，但正因为形势严峻，才存在发展的机遇。有望年内实现扭亏目标”。 在日本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都趋于一体化的今天，像孙大雄、增田清志以及吴文绣这样的中国优秀管理者进入日本企业高层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不管国籍和职务高低，所有的人都为同一目标而努力。当这一切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实时，日本经济就有望再现往日的辉煌。 （记者:田原 真司）。NEC：扩大在华开发规模，中国软件人员不可缺 2002/06/20 BizTech-chinese 【日经BP社报道】 日本计算机制造商正在加速进军中国市场。各公司都把中国看作是进行软件开发的新的重要基地。日前记者就NEC在中国的软件开发体制的现状及未来，采访了负责NEC软件开发的池原宪二（NEC解决方案公司的常务执行董事）。池原强调了在中国进行软件开发的重要性：“对于NEC集团来讲，中国的软件技术人员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采访记者：田中 一实=BizTech副主编、曹晖=BizTech Chinese主编） BizTech：请您谈谈NEC在中国的软件开发体制和业务内容。 池原：包括负责系统集成的技术人员在内，软件开发人员目前大约有1700人。除了极少部分的管理人员外，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其构成是，NEC的两家子公司总计约有700人，而且与我们签定“研究合同”的本地独立软件开发商所拥有的技术人员约有1000人。 其中，作为子公司之一的“NEC-中科院软件研究所有限公司”是于1994与中科院合资成立的软件开发公司。出资比例方面，NEC占90%，中科院为10%，开发基地在北京和西安。该公司正在进行OS、中间件以及应用程序套件的开发。另外一家公司是“NEC系统集成(中国)有限公司”，它是NEC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1996年。这家子公司的总部也设在北京，但它在大连和上海设有开发基地。NEC系统集成目前负责中国的系统集成业务和面向日本的应用程序套件委托开发业务。与其签约的独立软件开发商主要承接应用程序套件的委托开发和定制开发。 BizTech：当初是基于什么原因决定开始在中国进行软件开发的？ 池原：首先是中国拥有丰富的软件开发人才。不但人员的绝对数量大，希望在IT产业工作的优秀人才也较多。而且即使是将来也不必担心人才匮乏，这一点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 另外，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容易获得精通日语的人才也是决定在中国进行软件开发的原因之一。实际上，除了中国以外，我们在印度也在进行中间件的开发。尽管印度和中国一样可以获得优秀的人才，不过毕竟印度离日本要远一些，不容易进行人才交流。 另外包括软件的设计说明书在内，与印度的技术开发人员之间的交流必须全部使用英语。虽说是在亚洲地区进行的软件开发，但是由于用户为日本国内的客户，因此人员往来以及用日语进行交流无论如何是非常必要的。 考虑到这一点，虽然中国与印度同属亚洲，但是中国离日本更近，人才交流也更容易，在设计说明书中还可以使用日语。另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即使需要将日语软件译成中文，也很容易找到精通日语的技术人员。 BizTech：有没有削减开发成本的因素呢？ 池原：确实当初在中国建立软件开发基地时是看到了这一点，与日本国内进行比较，在开发上能够确保低成本。但是雇用中国技术人员的观点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不仅要进行软件开发，而且在软件维护和改进等整个系统的工作期间都要充分发挥中国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目前NEC已经形成这种软件开发体制。比如合作初期，大部分的工作主要是在日本编写软件开发的设计说明书，在中国编写程序。但是最近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详细设计。为了能顺利地开展这种工作，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录用中国技术人员出任管理干部，以便公司完全融入当地环境。 比如，NEC系统集成就任命了中国的技术人员为总经理助理兼开发部长。在该公司，一半以上的部长级管理人员是中国人。这是因为我们深知要想在中国从事系统集成业务，就必须要拥有熟悉当地风俗习惯、法律和文化的中国技术管理人员。 目前，NEC系统集成的客户主要是以前进入中国市场的日资企业。截止目前，约有60家公司与本公司有业务往来，其中大部分是制造业。虽说客户是日资企业，但是使用我们开发的系统的人员却是中国员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开发出能够让中国员工可顺利地使用的系统。因此，中国技术人员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 BizTech：目前中国IT领域的人才流动性非常高，难以长期留用优秀人才。 池原：确实如此。无论是NEC-中科院软件研究所，还是NEC系统集成在开始录用时都签的是2年或3年的中长期雇用合同，优秀人才在期满以后尽可能为其延长雇用合同。在人事制度方面也引入彻底的实力主义，尽可能给他们足够高的薪水，让优秀的技术人员安心地工作，确保一定数量的技术人员。顺便提一下，我们支付的薪水位于软件业平均水准以上。 另外，我们还经常对签约软件开发商进行技术培训。与这些合作企业之间，不仅限于单纯的软件开发的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我们非常希望与他们共同进行软件开发。通过采取致力于合作公司的人才培养的体制来确保优秀的技术人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本来研究合同的目的就是，在培育可在软件开发方面进行合作的企业的同时，还要长期致力于软件品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于负责关键技术的开发人员就必须与之签定尽可能长的合同。 BizTech：请您谈谈在中国的软件开发的未来。 池原：在NEC集团的软件开发业务方面，中国的技术人员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合作伙伴。如果加上合作公司在内，NEC解决方案已经拥有大约5万名软件开发和服务人员。中国的1700人与这5万人相比虽然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已经将中国看成是重要的软件开发基地，在人员方面将继续不断地加强。具体而言，我们计划在2003年度包括子公司和与我们签定研究合同的合作公司在内总计要增加至27003000人。希望等多的中国技术人员能够加入我们的软件开发业务中来。 【图文】日本成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论坛 矛头直指中国厂商 2002/04/一八 【日经BP社报道】 “中国加入了WTO，有望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贸易。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国内生产的假冒产品在不断增加。一个地方对假冒产品打击力度加大的话，制造假冒产品的工厂就转移到其它省份。其中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假冒Panasonic品牌的DVD机” （松下电器产业董事长森下洋一）。 松下董事长森下洋一为打击海外销售假冒日本产品的活动，日本成立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论坛。参加该论坛的包括家电、汽车、冶金、机械、化妆品、文具等领域的82家公司及55个团体。在家电厂家中，佳能、柯尼卡、三洋电机、精工爱普生、NEC、日立制作所、富士施乐、富士通、松下电器产业等均为会员。在东京举行的成立大会上，松下的森下董事长被推选论坛会长。 在当选致辞中，森下总裁慷慨激昂：“要阻止海外假冒产品的销售，需要产业界与政府联合行动 。例如海外的IACC（International AntiCounterfeiting Coalition）在防止知识产权被侵害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日本也要成立一个组织来支援保护厂家的权益”。 前为松下产品，后为假冒的DVD和VCD论坛今后的具体活动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1）针对各国报告的知识产权侵害案件，向该国政府提出需要改进的事项。（2）针对中国等侵权活动频发的国家，通过与当地产业界建立渠道来寻求彻底的解决办法。（3）通过在各国挑选调查公司或法律事务所等，在各成员间实现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的共享。（4）联合各国的打击假冒产品官员构筑协作体制。上述活动将从2002年5月12月开始实施。 据论坛事务所既发明协会副会长吉田文毅表示，在2000年度的全球贸易额中，假冒产品约占了6%，而且每年都在增加。他还表示，目前世界上的侵害国与受害国都在扩大，假冒产品猖獗的地区包括中国、俄罗斯、中南美洲等。欧盟各国海关发现的假冒产品中以“假冒日本产品”为最多。 论坛的协作团体包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中经济协会、日本知识产权协会、日本贸易振兴会。另外，日本经济产业省、警察厅、外务省、财务省、专利厅、文化厅也都派人参加了成立仪式。经济产业副大臣大岛庆久强调 日本政府对论坛抱有很大期望，称“关于侵害知识产权问题，目前国会正在与专利厅积极讨论这一问题。2002年4月10日内阁总理大臣还直接主持召开了知识产权战略会议”。【中国专辑】全球生产设备涌向中国 2002/03/25 【日经BP社报道】 从Gardner Publications, Inc.出版的全球机械设备的进出口统计“The 2002 World Machine Tool Output & Consumption Survey”中的世界主要国家的“生产设备消费额”可以看出，中国的生产力正迅速壮大。这里所说的“消费”，指的是各国的机床产量加上进口量、再减去出口量之后得出的数值。 中国的机床等生产设备的消费正迅猛增长，已跨入世界“三强”之列。2000年中国生产设备消费总额约36亿美元，超过了日本、意大利，猛增至第三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增长势头的话，那么恐怕要不了多久，中国就会超过美国与德国而位居第一。 对日本的机床厂商来说，作为主要出口对象的中国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据日本机床工业协会统计，1998年至2001年间，从不同国家的订单情况来看，来自美国等大客户的订单额正在减少，而来自中国的订单却稳步上升，2001年达到了271亿日元，占订单总额的7%，虽然还没有赶上美国的36%和德国的一三%，但其增加势头最为强劲。 进军中国的日本机床厂商也是踌躇满志。位于上海的山崎马扎克（爱知县大口镇）公司在中国的公司-山崎马扎克科技的执行董事松村茂弘介绍说，“与2年前相比，销售台数增加了3倍，比1年前增加了2倍，今年还计划增加1倍。到（北京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之前，销售肯定会持续增长”。 旺盛的机床需求也推动了中国国内的机床厂商的发展。200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5大机床生产国，其中只有14%出口国外，大部分产品都投向了国内市场。 “同样性能的机床，中国的价格仅为日本的1/31/5”-这一机床行情已成为在中国从事机床生产的业内人士共识。不难想象，以低价格为武器的中国国产机床的飞速发展，而进口机床与国产机床之间的竞争，也将使中国的设备规模越来越庞大。 另外，半导体制造设备也开始涌向中国。正如本专辑前文所述，向以上海为中心的半导体投资势头之迅猛令人吃惊。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厂商、美国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公司的中国法人代表李乃信总经理认为，到2002年该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将达到2000年的1亿美元的2倍。 二手设备市场也大有潜力 东京电子亚洲业务推进本部长佐藤博信同样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2001财年（2001年4月1日2002年3月31日）销售额将达70亿日元（约合4.3亿人民币）的中国业务，在不远的将来达到1000亿日元（约合61.5亿人民币），这是极有可能的。 除扩大新产品销售外，东京电子还将从4月份起强化二手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维修服务。发达国家的半导体厂商或多或少都存在设备过剩的负担，预计今后将会有大量的二手设备流向中国。“我们将通过为这些设备提供维修服务，加强与中国国内半导体厂商的关系，以大幅度增加新产品的销售”（佐藤博信）。 另外，日本国内还出现了推动日本厂商向中国转移设备的公司。咨询业的SIPEC公司（东京都文京区，总裁：村川顺之）就建议日本大型半导体厂商应将剩余设备转移到中国，在中国当地生产需求见涨的家电用半导体。 除机床、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外，钢铁等基础原料的制造设备也瞄准了中国市场。“在日本很难得到新型设备的订单，而是否能得到中国的订单，则成为能否实现业绩增长的关键”（三菱重工业与日立制作所的合资公司、MHI-HITACHI制铁机械总裁宫永俊一）。 设备与投资一起涌向中国的情形，与当年日本机床与半导体制造设备大量进入美国的情景相似。或许在中国持续高增长的过程中，能够吃下这巨大的供应能力。但是，当中国增长的势头减弱时，设备过剩所产生的“破坏性”能量也会给全球带来更大的通缩冲击。 明天请看有关日本56家著名企业总裁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国专辑】日本企业总裁56人紧急调查: 中国的发展也是日本的机会 2002/03/26 【日经BP社报道】 急剧增长的中国生产力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001年，当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不景气的时候，中国实现了7.3%的经济增长。虽然比2000年降低了0.7个百分点，但在这十年里，却一直保持了7%14%的强劲增长势头。当然，除经济增长率外，还有另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中国的物价变化。 90年代前半期，中国也曾面临着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的通货膨胀，但进入90年代后半期后却一下子转变成了通缩趋势。1998年的物价上升指数为-0.8%、1999年为-1.4%，而到2000年以后就变成了正值，并停留在0.4%、0.7%的小幅增长上。象中国这样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物价反而下降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UNIQLO现象”（注UNIQLO为日本的一家服装连锁店，UNIQLO现象通常指日资公司在中国进行生产，产品再进口到日本的现象，目前已从服装业波及到了整个制造业）可谓是通缩时代的代名词，指的是利用中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