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院士对光学发展前途的介绍.docx

光电界泰斗王大珩院士介绍王大珩院士学术生涯简介简历：王大珩院士出生于1915年2月，原籍江苏苏州。中国科学院高技术研究雨发展局高级顾问、研究员，应用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32年拷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师从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人。1938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生，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攻读技术光学专业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411942年再英国雪菲尔大学玻璃技术系研究进修，之后，再英国昌司玻璃公司研究试验部工作5年，任物理师，从事光学玻璃研究开发工作。留英期间，发表论文5篇，获两项光学玻璃专利，创研新型V棱镜折光仪，现已成为测量光学材料光性的经典仪器。1948年12月1949年2月，由上海至大连大学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3月1951年，任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教授，主任；1952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筹备处副主任；1953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19561960年，任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所长；1960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1981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19831994年，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先后兼任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院长（19591965年），哈尔滨科技大学校长（19781980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19801983年），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198319.王大珩新中国光学工程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者陈星旦，卢国琛，周立伟王大珩，著名光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我国光学界公认的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中国科学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高级顾问，研究员。历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长春光机学院院长（兼）、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院长（兼）、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研究员、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等职。王大珩先生一直从事光学研究及科研的组织领导工作，在应用光学、激光技术、计量科学和空间遥感技术等方面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为发展我国的间断武器所需的各种大型光学观测设备研制做出了杰出贡献。王大珩先生是我国“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为国家科技决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和影响，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光学科技骨干。曾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名列首位；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将；1999年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大珩先生祖籍江苏吴县，生于1915年2月。父亲王应伟是一位早期的天文与气象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曾研制出风力计，1964年去世。大珩先生在北京和青岛读中学时，常随父亲去观象台观测天体和气象。少年时代的这些科学启蒙及熏陶，对大珩先生后来去国外研究应用光学与光学玻璃，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光学事业与仪器制造事业不无影响。王大珩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中英庚款第六届留英公费生，赴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1941年转入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W.E.S.Turner教授指导下进行有关光学玻璃的研究。1942年受聘于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专攻光学玻璃的研究，直至1948年回国。王大珩先生在英学习期间，最早发表的一篇关于光学设计的论文，论述了光学系统中各级球差对最佳焦点位置和质量的影响，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优化理论导致以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论点。文中所阐述的一些思想，至今仍是大孔径小像差光学系统（如显微镜物镜）设计中像差校正和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多次被国内外有关著作引用。日本学者对大珩先生青年时代的这篇学术论文曾给予高度评价，并在有关专著中全文引用。王大珩先生在英国学习和工作时，正值二战期间，光学仪器在战争中的应用，受到交战各国的重视。王大珩先生所在的昌司玻璃公司是世界上最早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厂家之一，此间他所做出的许多研究结果都没有公开发表。他是英国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的两人之一，曾获专利，他发展了V棱镜精密折射率测定装置，并在英国制成商品仪器，他因此荣获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后来他在国内把V棱镜折光仪进一步改进推广，至今仍是许多光学玻璃实验室和工厂的基本测量仪器。1948年王大珩先生回国。先到上海。后辗转由香港经朝鲜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大连，参加创建大连大学并主持创建应用物理系，任系主任。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自制仪器，解决了全年级学生开设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课程的问题，显示了他的创业精神及能力。1951年，中国科学院聘请王大珩先生去北京筹建仪器研制机构。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于1956年更名伟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现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他先后被任命为馆长、所长。在他的主持领导下，长春光机所历经5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我国应用光学研究与光学仪器研制重要的科研开发基地；最早在国内建立起现代光学仪器的各种技术学科基础；为国家培养并输送了大批光学科技骨干。现在国内许多知名的光学专家，大多在长春光机所工作过；国内几个光学专业研究所都与长春光机所有渊源关系；国内不少光学工厂前期的产品，都来自长春光机所的科研成果。光学设计是仪器馆最早取得成绩的科研领域。王大珩先生亲自领导建立了光学设计组，并多次举办全国光学设计培训班，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光学领域的科学家。光学玻璃是仪器馆成立之初的重要科研成果。在以龚祖同先生（我国另一位光学事业开拓者，1988年病故）为首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过程中，大珩先生运用他在英国工作的经验，在玻璃配方、退火及测试检验技术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58年，长春光机所以研制高精度光学仪器的“八大件”而闻名全国科技界。它们是：1s精度大地测量经纬仪、1m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大型石英摄谱仪、中型电子显微镜、中子晶体光谱仪、地形测量用多臂航摄投影仪、光电测距仪、高温金相显微镜以及系列有色光学玻璃。这是大珩先生创办仪器馆以来和同事们共同努力的结晶。这些初步成果的取得打破了但是对精密仪器制造的神秘观念，对推动我国仪器工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富有朝气的青年科技人员和急速工人。多年的积累，特别是科技人员的创造精神，也孕育了1961年我国第一台激光器再长春光机所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王大珩先生和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先后在红外和激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和空间侦察摄影、光学测试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共享。他参加了我国第一次核爆试验，指导改装了用于火球发光动态观测的普通高速摄影机；最早在国内领导开展大气光学和目标光学特性的研究；他在太阳模拟器的研制中提出了先进的技术方案，特别是靶场光测设备，他还领导了以后多种型号的研制工作，为建立国防光学工程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为适应国防工程的需要，国家提出了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就当时我国的技术水平而言，完成这以任务有很大困难。但是再大珩先生的魄力感召和指导下，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超过原设计指标的我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地光学工程研制和小批量生产地历史。在这项工程中，大珩先生任总工程师，他提出的工程总体方案设想和一些技术思路，对保证仪器性能指标和缩短研制周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对作用距离进行了周密的技术分析，综合考虑了目标与天空背景的对比度、大气衰减与抖动、光学系统与摄影底片分辨率、跟踪过程的平稳性、人眼能分辨的物像大小极其阈值对比度等各种因素。这些分析是仪器总体设计和确定光学系统的孔径、焦距、快门曝光时间等参数的主要理论依据。他在光学系统结构、光学玻璃、光学镀膜、光学加工及检验等各专业领域的广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指导当时各类光学工程的研制取得成功并日臻完善起了重要作用。他在研制第一台总质量达5t以上的光学装备中采用摩擦驱动垂直轴系，用光学补偿方法校正机械结构动态变形导致光轴偏移等措施，提高了设备运行和跟踪的平稳性及测量精度。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长春光机所等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平稳跟踪、定位、标定、校正和抗浮动干扰等技术难题。大珩先生在测量船的光学测量布局和船体摇摆及挠曲与实时修正等方面均有重要创造性贡献。他还强调船上观测设备（包括光学设备和雷达）在布局上必须与船体及航船设置作一体化的综合考虑，使光学望远镜的成像质量不致受太阳照射甲板产生气流变化的影响，从而取得了满意的光测效果。由于王大珩先生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做的突出贡献，1979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王大珩先生在“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项目中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他名列榜首。在发展我国空间技术方面，1965年，王大珩先生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方案探讨。1967年前后，他在长春光机所组织的空间对地摄影技术祖，调入七机部（现航天总公司），成为该部对地摄影技术的骨干力量。在开展对地摄影初期，他极力主张采用同步对星体摄影作为定位手段，经论证付诸实施，提高了研制起点，取得了良好效果。大型太阳辐射模拟装备是为了保证在卫星温度环境下正常运行，而在地面进行模拟热真空试验的一项巨大工程。随着卫星体积的增大，必须相应地扩大在地面上的环境试验的规模。在大珩先生组织领导下，长春光机所建立起从事大型太阳模拟器的总体设计、加工组装及检验系统。为了达到规定的光照均匀度，专门开展了特殊的照明度光学设计。在采用多个点弧灯的拼接设计中，基于近期光源输出功率的新进展（由每灯输出光辐射功率5kW提高到25kW），他毅然决定将原方案的37个灯改为19个灯，从而大大简化了工程结构，提高了运行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取得了满意的实验结果。在国家规定的某项庞大空间工程中，大珩先生任可行性论证组副组长之一，对方案及其可行性进行了为时一年半的探讨。1975年，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织，由王大珩先生主持编制了我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推动了我国遥感工作的迅速发展。1979年，在大珩先生的倡议和领导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但是他兼任分院院长）在长春地区组织了一次综合性航空遥感试验。全国60多个单位约400任参加。次年，召开了长春遥感试验学术会议，出版了长春遥感试验论文集和长春遥感试验典型图像分析。这次试验无论在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在应用研究上。都获得了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继而长春成为我国以地理研究所和光学机械研究所为主干力量的遥感科研基地之一。这项工作与当时在云南腾冲组织的综合性遥感试验，都为我国遥感技术发展起了开拓性作用。1983年，王大珩先生从长春转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主任，后任名誉主任。1986年被推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88年春，以美国为首发起成立的国际空间年评议会，旨在协调各国有关全球环境研究的空间计划，并对空间技术应用于人民及社会福利事业做广泛的科普教育与宣传，并决定1992年为国际空间活动年。美方邀请我国参加并作为发起国。国家科委决定王大珩先生代表我国出席会议，直至1992年，每年都参加会议并有学术活动。该组织至今有24个国家参加，并得到联合国外空委员会的赞同。我国为此成立了国际空间年中国筹委会，由宋健任名誉主任。王大珩、庄逢甘分别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在任期间，大珩先生不遗余力地联系国内有关空间技术的部门联合作战，确立了我国在空间应用的国际地位。与此同时，我国的激光研究，也在王淦昌、王大珩先生的倡议下，建立了强激光联合实验室，建成我国著名的“神光”激光装置，使我国成为拥有该类设备的少数几个国家（美、法、日、中）之一、1989年初基于国际上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新发展，他又与王淦昌先生等几位核技术专家向中央提出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批准且已做出规划，第一步就是扩充已有“神光”装置的规模。40年来，他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发挥领导作用，对我国激光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0年在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激光会议，王大珩先生任中方主席。他著文论述了我国激光技术的进展，并担任会议论文集的主编。这次会议引起国际学者对中国激光科研进展的关注。他1985年在光学学报上，1987年在厦门召开的我国第三次国际激光会议上，又相继做了“我国激光科技新进展”的报告。早在王大珩先生留英期间，他曾随但是国际色度学权威之一W.D.莱特（Wright）教授学习色度学，并在色差阈值研究中充当实际观测者。回国后他一直关注我国色度学应用于国民经济中的诸多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着手开展彩色电视广播事业。为了培养彩色电视专业人员，1973年广播事业局在长春和西安举办了彩色电视学习班。大珩先生为此编写了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一书，向全国几十个单位近百人讲授了色度学原理，指导设计了彩色电视摄像机中的分色光谱曲线和分色棱镜，解决了当时彩色电视中的彩色复现问题，为我国彩电事业做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贡献。多年莱，王大珩先生一直想建立我国的色度标准系统，直至1989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才批准了该项基础性应用研究课题；在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司的赞助下，成立了国家级颜色标准委员会，由大珩先生任主任委员；并为颜色命名及制订标准颜色体系与样卡成立了专家工作组。经过4年多的努力，完成了我国国家级的颜色标准样册，期间还为我国国旗制订了法定颜色标准。王大珩先生还是我国计量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国家计量局初建，他被聘为技术顾问直至现在。当时他在长春仪器馆，指导开设了广度、温度、长度、电学等计量基准研究课题，多次代表国家计量局出国考察。后来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成立，长春光机所前期计量研究工作成为计量院有关工作的先导。特别在光度计量方面，一直得到他的关注和指导。1956年国家制订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时，大珩先生是发展国家计量科研项目的主要编写者。1977年，我国参加国际米制公约组织，大珩先生作为中国代表，每年参加例会并同时参加国际计量大会和计量委员会，在1979年的大会上，他当选为国际计量委员会委员。1978年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成立，他当选为副理事长，1984年当选为理事长，1989年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大珩先生多次呼吁加强计量的基础研究，在他的倡导下，1994年成立了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设立的“计量测试高技术实验室”。王大珩先生被推举为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所开展的10项计量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均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大珩先生十分热心于教育事业，特别关心国内光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建国初期，他和龚祖同先生共同建议在大学设立光学仪器专业。为此，早在1952年，在浙江大学成了了光学仪器系。1958年，他又倡导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光学专业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改名为长春理工大学），他兼任第一任院长，亲自指定专业系的设置，亲自讲授普通物理、近代物理、电子学等基础课程。除光学仪器专业外，学校还设立了光学材料、技术物理、电工及电子技术及精密机械等专业系，从而在光学技术上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该校的创建，甚得当时国防科技领导得关注和支持，聂荣臻元帅亲自指示从其他学校调拨学生转系到该校学习。该校至今已培养毕业生约28 000人。1978年大珩先生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办哈尔滨技术大学，兼任第一任院长，该校划归机械工业部；最近又与其他院校整合，改名为哈尔滨理工大学，现在他仍是以上两所大学的名誉校长。大珩先生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十分重视培养青年科技人员，注重学术思想的启发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曾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学术上收到过他教益的科技人员，遍及全国，许多人已成为当今光学界知名的学术带头人，有些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优秀的中年科学家蒋筑英就是他在60年代初培养的研究生。他曾任茅以升基金会副主任，亲自参加茅以升青年科技奖评审工作，亲自参加中华青少年雷达英才奖的评审，他本人还在中国科协基金会设立“迎光基金”，在中国光学学会设立“王大珩光学奖”，用于奖励在光学领域的优秀青年科技人员、优秀学生，鼓励青年优秀人才成长。出于亲身经历的体会，大珩先生对青年学者，特别是出国青年学者指出应注意的几点：其一，要让你的导师知道你是有能力的，就必须竭尽全力做出成绩，才会受到导师们的青睐，这样才能真正“登堂入室”，受到教益。如同拳师收徒弟一样，首先看徒弟手足是否有力，才能知道你今后是否能成才。其二，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把知识真正学到手，打上个人的烙印，终生不忘，才会进一步发明创造，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其三，在研究工作中，要注意课题的发展前景，避免走进“死胡同”，必要时要及时转变，另寻出路。如果死抱原来的专业不放，只能耽误前程，浪费精力，做不出成绩。因此要珍视机遇，而且还要主动寻求机遇。其四，发明与创造往往寓于工作疑难之中，解决了所遇到的问题，知识和学问就提高了、前进了。在研究工作中，那种自始至终一帆风顺，与开始所料无异的情况，对一项工程来说，是顺利完成任务，但作为科学研究则是所得甚微。20世纪80年代，大珩先生虽然年事已高，而且工作繁忙，仍不遗余力地知道博士研究生。在选定研究课题上，他十分重视理论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并重。他对学生论文地审阅修改，详尽而严格，对曾是自己提出地新概念、新思想等内容，从不计较个人署名。至今他已为长春光机所和清华大学培养博士10余名。光学玻璃的光学均匀性，是最租约红要的光学指标之一。大珩先生过去在英国进行光学玻璃的退火研究中，得出结果是光学玻璃的折射率因退火而增值（增量在0.0020.005，个别玻璃可达0.01），与转变温度内的冷却速度的对数成逆线性关系，即冷却速度越慢，增值越大，同时还发现了热应力折射率变化现象。40年后，由他的博士研究生进一步验证了折射率增值与热应力成正比关系，而且与冷却速度无关（在转变温区内）。据此得出，为了获得折射率均匀的光学玻璃，除了要求退火炉温均匀，还要采用线性冷却速度，以使玻璃各部分具有相同的冷却状况，还由于冷却时因热传导滞后而形成的温差分布，会导致玻璃内部热应力的产生，从而成为玻璃折射率分布不均匀的重要因素。这些结论对于提供大块光学玻璃（例如用于大口径望远镜系统）以保证光学成像质量至关重要。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大大提高了光学系统设计的效率。这不但使复杂或奇特的光学系统设计（例如变焦距物镜、非球面或非轴对称系统）成为简易的工作，而且能自动进行优化设计，以得到最佳成像质量。在大珩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工作中，提出了加入工艺因素的经济性优化问题。这在光学质量上是适宜的，在经济上是优化的。这项成果受到国际上的重视，论文被选进自从阿贝以来经典光学进展的论文集中，也是该学科领域内中国人发表的唯一的一篇论文。接受大珩先生指导的博士生中，有些是就其业务专长而开设课题的，并做出可突出的创造性的成果。例如：在“光纤干涉仪及其应用”的课题中，采用了周期性变频调制技术，即将干涉位移测量反映成差频而达到高灵敏度。这种干涉仪体积小，能进入普通干涉仪达不到的深处，也可用于测量表面光洁度。这一成果已被航天部某课题采用。这项成果比德国发表的论文早两年。现在已与日本企业合作开发成商品。这种干涉仪还可以利用光纤的复分原理进行多头测量，例如对某物体的三维测量。在大珩先生担任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作出创造性优异成果的还有：在光计算方面，研究蝶状互连及其应用上，理论与实践均有创新；在二元光学方面，利用光衍射所形成的高色散在光学系统中消除色差及二次色差；在新型激光器方面，发展了用半导体激光器泵浦的倍频蓝绿光固体激光器，输出功率在国际上领先，并由于体积小，有许多新的应用领域。王大珩先生是全国光学界公认的的学术奠基人之一和出色的组织领导者，1955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学部时，他被选入第一批学部委员。1956年国家制订科技12年发展规划，他是仪器仪表组的主笔。他曾任国家科委仪表和光学专家组组长，主持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他倡导成立中国光学学会并任第一、二、三届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他创办光学学报，并任第一届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我国光学科学技术的若干进展的论文，回顾了建国30年来我国光学科技发展的历史，提出了今后发展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关于加强光学和应用光学的基础研究与发展研究，改革管理体制等观点，至今尚有指导意义。1997年春，在关于光学工程的学科、专业设置上，大珩先生多次向国务院学位办和国家教委研究生办写信，说明光学工程具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和丰富的内容，无论是“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还是“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都涵盖不了“光学工程”。仪器、电子、光学是属于三个性质不同的学科，他们之间学科有交叉，但其内涵有质的差异和区别。与机械、电子、仪器、控制等一级学科一样，光学工程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光学与机械、电子、仪器、控制等学科之间并不是一种包含或从属的关系，而是平行发展、互有联系、互相促进的关系。因此，在新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设立光学工程一级学科是十分必要的。在他的建议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同意将光学工程列为工学一级学科。在我国，激光是一门发展较快的新兴技术，我国第一台激光器诞生于王大珩先生领导的成春光机所，当时他在解决晶体与氙灯的结构设计中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我国第一个激光研究所（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成立，他兼第一任所长，组织并指导了激光科研的深入开展。40年来，他通过个各种学术活动发挥领导作用，对推动我国激光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0年在国际激光会议上和1985年在光学学报上，他著文论述了我国激光技术的发展。20世纪80念道，王大珩先生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此后还担任过中国科协副主席（已退，现为荣誉委员），北京市科协主席（已退，现为名誉主席）。他还是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中国照明学会名誉理事长。在国内召开的历次激光会议、国际遥感会议、国际高速摄影和光子学会议和SPIE国际光子学等会议上，他都曾担任主席。1991年他当选为“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会士（Fellow）”。这期间，他的社会活动增多，除继续关心指导长春光机所和中国科学院内几个光机所和技物所的工作外，他的科技活动领域已旁及技术科学的许多方面，特别是积极参加国家科技决策，以他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科学实验经验，发挥作用和影响。他多次深入到基层，了解科技工作，倾听科技工作者意见。他热心于青少年科技活动，经常参加中小学生科技活动。在科协工作中，他强调在重视物质文明建设时必须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在科技队伍中要树立好的作风，要遵守科技工作者道德规范。他参加群众科普活动，经常亲自准备讲稿；他还积极参加反对伪科学的斗争。他虽然是著名科学家，但平易近人，为首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2000年他荣获首都首届精神文明特别奖。大珩先生特别关心我国仪器仪表科技事业的发展，曾几次联合仪表界专家及有关科学家，全国政协科技委，以仪器仪表学会的名义或以专家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加强仪器仪表科技发展的建议，陈述仪器仪表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引起决策者的重视。这些建议都先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建议主要说明：（1）仪器仪表科技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2）仪器仪表是进行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提高生产效率的必要手段；（3）仪器仪表是科学研究认识世界的必要工具；（4）在产品质量评估与评证计量等有关国家法制实施中，起着技术监督的“物质法官”作用。他还指出仪器仪表工业是信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面临信息化建设的挑战中，必须加速仪器仪表科技工作的发展。大珩先生在就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期间，为了发挥学部对国家重大科技及经济问题的咨询作用，倡导学部主动地就国家重大建设问题提出咨询性建议，得到各学部的赞同和决策者赞赏。这项活动开展以来，已成为科学院各学部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些建议出自权威专家，是十分慎重且有份量的，一般都是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结合国内外现状和趋势，发现问题并提出适合国情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决策者的高度重视。也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86年3月，王大珩先生等科学家鉴于美国战略防御倡议（SDI）和西欧“尤里卡计划”等高技术计划在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认为我国也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他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三位科学家联名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出关于发展我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建议很快就得到批准。中央进一步考虑到今后高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国情及当前的国际形势，确定了“有限目标，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此后，经过一系列的高层会议和专家讨论，发展成为“863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选定的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新材料、能源、激光等七个高技术领域内，跟踪世界先进水平，通过不断创造和时间，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863计划”的形成和实施现在已见实效，对我国科技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991年4月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以加快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1993年10月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在北京成立，王大珩先生被推选为第一届理事长。1992年4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王大珩先生和其他五位学部委员（院士）联名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它与中国科学院处于同等学术地位。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工程界因此甚受鼓舞，这对进一步调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具有深远的影响。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王大珩先生被中国科学院推荐并成为第一批工程院院士，任第一届主席团委员。王大珩先生曾先后当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王大珩先生荣获何梁何利基金1994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荣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1年，基于他对组织“863计划”的功绩，又荣获国家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号。大珩先生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并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善于对各种技术上关键问题作出正确判断，更具有即时抓住事物本质，阐述清楚，使人豁然开朗的卓越才能。他习惯于平等地与同事们和科学家们包括他的学生们广泛地讨论科学问题。他以身作则，以满腔的热情，从早到晚投入工作；他十分重视科技人员的创造性的思想和构思，并能迅速组织付诸实践，并且善于在讨论中抓住他们的闪光思想，尤其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大珩先生经常鼓励青年光学工作者为中国科教事业献身。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怀青年学人的成长，除了勉励他们脚踏实地以外，还要求他们注意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很强的时空观。科学家若是机械地考虑问题，则很难有创新思维，也很难有大的科学建树。科学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认识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没有先验论，是受到现实和事实支持的理论，本质上是科学的，是能动的，是与时俱进的，因而是具有生命力的。与大珩先生一起工作过的人，为之折服的不仅是他的智慧、勤奋、执着及其宽广的学术视野，还有弥漫在他身上对外部世界浓厚兴趣和沁人心脾的人文气息。1985年，当他回忆搞军用光学工作的一些往事时，他写了一首词作为自己的写照：“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以诗言志，表达了他高尚的情操。大珩先生与集体水乳交融，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把他当作学习的楷模。遇到问题时，都愿意聆听他的意见。他像一棵常青大树，树根深深扎于肥沃的土壤之中。他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以致在我国报刊上尊称他为“新中国光学之父”。大珩先生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领域是很广的，方式是多样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说明一名科学家，可以通过不同途径，从不同的层次，学科对社会的科技进步做出贡献。许多科学家，终生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勤奋耕耘，著书立说，发明创造，他们的科学成就打上了个人的标记，汇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但也有一些科学家，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初期，他们是先行者。他们在国家的科学园地中披荆斩棘，给后来者开辟领域，指引道路，他们不一定直接从事耕耘，而把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融合在他人的科研成果中。基于大珩先生所处的时代和经历，他既进行科学研究，又密切结合生产实际，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顺其所长，在振兴祖国科学发展的宏伟事业中走过了近65年奋进的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大珩先生深深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以他渊博的学问，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宽阔的胸襟，务实的精神和儒雅的文风，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光学和科教事业。在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与应用光学研究、光学工程与科技开发从无到有，不断发展、提高的进程中；在解决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所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中，在促进我国高技术发展的科技进步中，在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中，都显示了我国光学科技工作者的水平与实力，凝聚着王大珩先生的心血和辛勤劳动。从导弹轨道跟踪与测量到“863计划”王大珩1、引言“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这是1985年我对自己的写照，现在就以此为楔子，回忆我搞军用光学工作的一些往事。我从事光学工作是带有偶然性的。抗战初期，我在汉口巧遇第六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英招生，侥幸考取了应用光学专科，这就决定了我从事光学事业的人生道路。在英国留学期间，我了解到光学技术在国防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了解到光学技术在国防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学仪器就已应用到战术观测上，交战双方在光学技术上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当时德国的光学技术最先进，蔡司光学仪器厂蜚声世界。英国为了制造先进的光学仪器，专门从瑞典请来光学技术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上台，梦想称霸世界，其战略部署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光学工业，占据世界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战争的需要迫使盟国大力发展光学工业。英国把光学工业列为战略工业，制造光学玻璃的原材料含铁量低的石英矿成了战略物资。光学玻璃制造技术很保密，因战争之机我得以进入英国昌司公司，参加有关的科研工作。我于1948年回国，1949年辗转到解放区的大连大学任教。1950年，应召和钱临照先生等人到昆明光学工厂了解情况。该厂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建立的全国独一无二的光学工厂。在德国专攻应用光学的龚祖同先生曾担任该厂的总工程师，主要制造军用双筒望远镜。我发现这个厂的技术水平相当高，可与当时欧洲一般光学工厂相比。于是，我们建议把这个厂继续留作军用，作为发展军用光学技术的基地。我国现在的军用光学技术骨干，大都直接或间接源于这个厂。2、光学在国防中的重要地位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一直是保密的。因当时战争的需要，我才有机会进入英国的昌司玻璃公司，参加有关的科研工作。我听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曾派人到昌司公司学习光学玻璃的制造，被英国人百般糊弄、嘲笑。以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在科技上的第一个新措施，就是成立了国家光学研究所，它一直由军事部门管辖。前苏联的光学玻璃，是靠这个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独立自主地研究发展起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因不能自己制造光学玻璃受到制约，于是，毅然决定自己开拓研究，并写出了世界上第一本光学玻璃制造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公开了制造光学玻璃的秘密，并有所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项战略部署，德国想利用光学技术的优势，大力发展光学工业，占据世界市场，使敌对国家的光学工业得不到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以制造光学仪器出名，德国的照相机充斥世界市场，这是这个战略谋划在起作用。诚然，像英国那样，要维持光学工业是很困难的。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英国年生长光学玻璃最低时才32t，而一旦战争爆发，需要量骤增至千吨以上。光学工业若没有战略储备，得不到过节的扶持，就难以生存。我在英国昌司公司任职期间，有关光学玻璃的研究开发经费，均得到政府的补助。光学玻璃是关键材料，光学工业被列为英国的战略工业。3、第一炉光学玻璃1951年，我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任该馆副主任。我请龚祖同先生来一起工作。龚先生在抗战期间就立志搞光学玻璃，但一直未能如愿。来馆之后，他亲自设计熔炉和光学玻璃的后处理设备，利用旧厂房改造，因陋就简，在仪器馆建成之前旧制备出了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在研制光学玻璃的过程中，我在英国的工作经验发挥了作用，在玻璃配方、热处理和测试技术等方面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利用我在英国开发精密测量光学玻璃折射率的V棱镜折光仪的心得，自行设计了一些简易仪器。在创办仪器馆以及后来建设长春光机所的过程中，我和龚先生合作得很好，称得上是同心同德。他的开拓创业精神，给了我很多启发。从仪器馆创建之始，我们就和国防军工部门相互合作，一方面提供光学玻璃产品，一方面培训光学玻璃制造人才，为前苏联援建的208厂培养了知道光学玻璃的成套技术骨干。仪器馆在光学工作面向国防方面开了个好头，为以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所的工作树立了榜样。4、150工程长春光机所成立后，我们继续致力于光学仪器为国服务，当时最重要的是150工程。它是一套对导弹的轨道进行跟踪及精密测量的大型光学系统，简称跟踪电影经纬仪。为了达到任务要求，这个系统除跟踪电影经纬仪之外，还有时间统一勤务设备、引导雷达、程序引导仪、判读仪及数据处理设备等。当时只有美国装备了类似的设备，敢不敢接受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是对长春光机所的重大考验。国防科委钱学森副主任极力主张由我们所来干。我敢于承担这项任务，是相信长春光机所有足够的实力，在光学技术上已有了相当配套的技术基础，包括科研、工程设计以及加工的技师和熟练的技工。我们的技术水平已从1958年研制“八大件”高精尖仪器中体现出来。接受任务后，我们发动全所技术力量对设计方案进行反复论证，又到试验基地参观考察。在精益求精的思想指导下，全所上下群策群力，再加上协作单位的大力支持，按时完成了任务，许多技术指标都超过了设计要求。这套光学设备的研制成功，使我国的光学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再这项任务中，除了了两位副所长一起，共同全面负责领导工作外，还在具体方案上提出建议：（1）设计望远镜的十字线结构，使瞄准线不因镜筒扭曲而改变，以提高瞄准精度；（2）水平转轴采用滚轮弹簧支撑及驱动系统，大大增强水平轴运转的灵活性、平稳性及自控能力；（3）光学作用距离的总体分析。这套光学设备投入使用后，我们又继续对有关技术性能不断改进，现已发展到了第四代，具备了红外及激光自动跟踪能力，能用计算机实时运算及输出数据，具有激光测距单机定位以及微机控制等先进性能，在技术上已可与国际同类产品比高低。在我主持的这项工作中，唐九华同志在具体设计工作总起了核心作用。在承接150工程任务时，出现了所谓“一竿子”与“半竿子”问题的争论。所谓“一竿子”，即研究所承接军工任务后，从预研、方案论证、研制、直至造出产品，一竿子到底，全部承担。所谓“半竿子”，是考虑到科学院研究所的工作性质，只研究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而将制造整机的任务，交给生产部门。考虑到长春光机所的技术力量和加工能力，再加上必要的协作，我认为一竿子到底更为有利。因为我们要提供的是高档设备，技术上的综合性极强，从方案论证、技术攻关到造出产品，有许多问题是相互交叉难以分割的，许多微妙精细之处，从研究到制造生产，如果转手，很难实现。再说，研究所已经建设的大量测试设备和加工工具，既可用于研究，也可用于生产，可驾轻就熟地担负生产任务。如果将研究与生产分开，工厂又需另建一套测试及加工设备，那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还会拖长研制时间。我庆幸150工程是按一竿子到底的方式进行的，而且很成功，培养了许多能综观全局，驾驭总体，理论结合实际的人才。这种做法，在今天改革的新形势下，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在科学院纳入了“一院两制”的开发体制。5、测量船光学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