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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的瓶颈—民营企业批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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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的瓶颈—民营企业批判.docx

    成长的瓶颈民营企业批判作者:余治国目录序 从“倒U曲线”谈起第一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民营企业第一节 民营企业发展简史第二节 民营企业的优势第二章 “草根”与“贵族”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障碍第一节 举步维艰第二节 全球化的冲击第三节 市场与信用第三章 企业与家族民营企业家族管理的误区第一节 家族管理与家族化管理第二节 皇亲与大臣第三节 太子接班第四章 直觉与制度民营企业运作的误区第一节 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第二节 残缺的制度第五章 短视与投机民营企业的战略匮乏症第一节 战略缺失症第二节 肤浅的策划第三节 扩张与死亡第四节 企业家精神与战略第六章 企业生命之根民营企业虚弱的竞争力第一节 核心竞争力与生存第二节 多元化战略的异化第三节 民族产业当自强第七章 惟我独尊与以人为本民营企业的管理陷阱第一节 企业家的狂躁症附录:谏太宗十思疏 第二节 权术不是管理第三节 没有任何借口吗第四节 职业经理人的困惑第五节 请尊重员工第八章 民营企业与中国社会民营企业管理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管理附录: 论民营企业家的个人修养跋序 从“倒U曲线”谈起“倒U曲线”在经济学中又称“库兹涅茨曲线”。“倒U曲线”现象主要是指企业在原始资本积累和原始创业阶段,其业绩与规模呈现正常的上升趋势,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产品和利润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于严重的业绩和利润下降趋势,直到消亡这样一种轨迹。“倒U曲线”既可以指企业的产品、销售额和利润,也可以指它的业绩和规模,但从本质上主要是指企业发展的运行轨迹。有三个民营企业案例:案例一:A公司是以生产和经营高技术含量的中西药、保健品、生物药、美容品为主,兼营保健食品和现代建筑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创建于1990年10月。它以减肥茶起家,连续在1993、1994年实现利润2亿元,到1994年时其产值和利润已跃居国内同行业之首,完成了企业规模的原始扩张,实现了企业初期固定资产的快速积累和跳跃式整体推进发展的战略意图。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管理方面(尤其是人力资源政策的极大缺陷)的先天不足,于1994年底出现巨大的经营危机;其总裁D君于1995年6月突然宣布企业进入休整期,从此销声匿迹。案例二:B公司成立于1988年7月,其前身为某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B公司是集技工贸于一体,以科技开发为基础,以信息产业、环保产业和医药产业为支柱的多元化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公司。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公司凭借人才方面的优势,先后开发出包括国家级重点新产品等在内近200项高技术产品,获各类地方级、国家级奖励和荣誉称号无数。该公司是一个拥有大批一流人才的大型企业,拥有员工1000多人,平均年龄仅295岁,其中30岁以下的就占70,而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则占员工总数的48,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近90。1999年3月16日,创立了以信息和环保产业为主营方向的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8月通过收购股权加大医药板块的资本投入。但是去年以来,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缺陷和薄弱及由此导致的某些人才的使用不当,使得B公司业绩和效益大大滑坡;在资本市场上也在今年上半年由绩优蓝筹股转为出现前所未有的业绩预警。案例三:目前,被北京某大报评为“2001年度最佳公司最具爆发力的民营公司”C公司,在保健品市场一向不显山露水,却于2001年6月8日率先撞开资本市场的大门,被业界誉为“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一次性筹措到17亿元资金(以发行价计算),这在中国资本市场前所未有,标志着国内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已经打通。”为什么该公司此时会如此恰当地选择进入资本市场?原因可能正如其董事长E君所言:“现在,面临着国外大企业的竞争,我们不能光靠盈利来扩大规模,那样速度太慢了。民营企业要做大,只有两条路:出让给优秀的跨国企业,再就是上市上市是为了加强竞争力,把企业发展下去。”作为国内民营药业的典型代表,B公司只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家族企业向公众公司、由保健品企业向综合药业的成功转型,其中最成功之处就是它所网罗的职业经理人及其先进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策略。考察上述三个案例,就会发现我国民营企业常常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阶段时,就会上演一幕幕“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悲剧。在民营企业中,称得上大型企业的,不足800家,约占总数的0.004%,真可谓凤毛麟角。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无法向大型企业迈进的“瓶颈”。那么到底,在这个跨越上,存在着什么障碍,能使这么多企业纷纷“下马”呢?本书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提出一些肤浅的见解,以达到抛砖引玉之效。如果翻阅本书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员工、关心民营企业发展的人们、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人们,能够从拙作中能够体会到些许作者的苦心,本书写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这里,我还要强烈呼吁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我们的民营企业,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经济体系中民营企业应该是主流,而不是处在边缘地位的尴尬局面。作者个人非常喜欢“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两句话,就用这两句话与所有希望并相信中华民族能够崛起的朋友们共勉。 余治国谨识于交通大学2004年11月10日第一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民营企业的活力第一节 民营企业发展简史中国的事业是民营企业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据统计,全国已有3200多万户个体私营企业,解决了一亿多人的就业问题,我国民营企业总户数已达800万家,分别占全国企业总数99%、工业产值60%、工业增加值40%、实现利税77%、出口额60%、城镇就业机会的75%,民营企业的年产值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远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GDP中所占比重已达到61%,拥有的资产占全社会资产的比重已超过20%,民营企业产值已“三分天下”甚至“二分天下”。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说,民营经济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成分,中国经济的未来完全依赖于民营企业。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国有企业要改制,以后没有纯的国有企业了,都是股份制企业,它是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也是国家的股份,有综合性的混合经济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营经济一定是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民营企业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生命周期过短。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5000家民营企业,生存时间超过年的只有430家,其余91.4%的企业已烟消云散;生存期超过年的企业仅占总数的3%左右。一般民企真正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就在2到年,之后要么倒闭、要么长期停滞徘徊。沈阳飞龙集团、山东三株集团、珠海巨人集团、郑州亚细亚集团、广东中山爱多集团、广东顺德万家乐公司、广东太阳神集团、深圳银广厦集团、瀛海威集团、中式快餐店"红高粱",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天空,万人翘首,最终却陨落。每天都有无数民企开业,标志着创业者个人事业的开始,每天又有无数的民企倒闭,鹤然而逝。中国的企业可真是江山易改,城头变幻,一声叹息。力帆集团老总尹明善说过一句话:“我的成功要换在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含蓄的说明了民营企业成功与失败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与素质起家的: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中国私营企业主大多是社会边缘人士,即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层面的人士,包括劳改劳教释放人员、返城无业知青、个体户、农民、城镇无业人员、被国营企业开除或辞退人员,所受教育有限、层次不高。他们往往从个体户开始,凭着一股草莽英雄的勇气在商海中冲撞,一不小心就发了财,成了民营企业家。二、上世纪八七到八八年的价格双轨制,差价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大部分差价都落入了民企老板与少数政府官员手中。三、上世纪九十初期的原材料投机生意,很多人低价买高价卖赚取市场差价而起家;九二到九三年的房地产开发热,大片土地转手之间就赚得几十万、上百万元;九十年代中期的炒股热,一些胆大者低价购进大量股票,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是朋友、同事参股合资开办的合伙企业。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过去在党、政、军、行政、事业单位掌握一定权力,或者在国企、民营企业当经理人期间聚拢了大量资源的人,在机会适当的时候,跣足下海,开公司办企业,实际是将过去的权力和市场关系变现,将无形资源变现为有形的货币。一批特权者变着法倾吞国家财产发了大财。这是一种公然破坏市场经济环境,人为制造市场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由于各种原因,下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 以及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是中国数量最大的一拨创业者,也是小打小闹的小生意。这一类型的小老板,占中国创业者总数的90%。其中许多人是被逼上梁山,为了谋生混口饭吃。这批人中极少数因为偶然的机遇成长为大中型企业的,因为现在国内市场已经不像二十多年前,像刘永好兄弟、鲁冠球、南存辉他们那个创业时代,经济短缺,机制混乱,机遇遍地。如今这个时代,多得是每天一睁眼就满世界找钱的主儿,少得是赚钱的机会,用句俗话来说,就是狼多肉少,仅仅想依靠机遇成就大业,早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我们还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素质也普遍偏低。这是因为:一、有关权威部门在九十年代末对温州民营企业家做的一次述职调查结果显示:小学毕业在3.86%、初中毕业占40.3%,高中毕业在38%,大专毕业占14.1%,本科毕业占3.1%。这表明,民营企业家的主体部分的学历还是普遍偏低。由于绝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出身于社会边缘人士,无论是思维模式还是行为方式都局限在他出身背景的圈子里。个体户的所有活动都不需要正规企业的那种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激励;农民的生产活动多数是小农经济形态,独家独户,精耕细作,自己自足,与外界的协调和配合很少,并不需要什么组织运作,处于半封闭的状态;而城镇无业人员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是城市社会中低层中的低层,完全靠自己的单打独斗来生存。所以,民营企业家从创业开始就不具备现代企业家精神。当企业规模扩大,运作复杂之后,他们所创办的现代公司与他们内心深处的小农意识或市侩式的思维方式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二、中国市场经济的反站不过短短二十来年,民营企业发展成规模型企业也不过十年左右,整个中国民营经济形态尚未形成稳定而成熟的运作模式,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现在一切都还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算哪。很多人都说西方管理不适合应用于中国民营企业,实际上是中国民营企业与种种发达先进而成熟的西方管理文化与技术相去甚远,民营企业远远没有达到应用现代西方管理的境界。只不过走过了二十年的道路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与经过了长达几百年的市场经济磨练的西方企业家相比,不过像小孩一样幼稚。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民营企业还没有跨越西方百年前的泰罗制时代,甚至大部分的民营企业还远远没有达不到这个水平。三、很多民营企业家是靠胆子大、眼光、善于投机、善于钻政策空子、善于打擦边球而起家发财的。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市井钻营者的机敏和梁山好汉式的豪气,这些民营企业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套住上家的货款、如何为延迟付款找借口、如何通过某种手段让合作伙伴落入其设下的圈套、如果摆脱追债者的纠缠。民营企业家身上更多的是生意人的精明与狡黠、甚至是街头地摊式的精于算计,缺乏的是哲学家的头脑、企业家的眼光和政治家的胸怀。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因具有政府背景而通过权利寻租,将国家资产侵为己有,这仅仅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已,这些人的能力更多的是体现在玩弄政治权术、上窜下跳、欺上瞒下的官场,根本谈不上什么经营与管理。当企业发展壮大之后,需要现代化、专业化、规则化和制度化经营的时候,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就显示出无奈与无能。民营企业老板绝大部分都是地主老财型、跑江湖的生意人型、博彩投机型、红顶商人型,具有现代企业家精神和一定哲学素养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这决定了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都没有一种长远发展、服务社会和振兴民族经济的思想境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大部分民营企业都不是学习型企业,而是游击式的投机型企业;大部分民营企业老板都不是学习型经营管理式的企业家,而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投机型老板。民营企业的成功往往是老板依靠某一个好的产品、好的项目,或者是瞄准了一个好机会,然后毅然决然、不顾一切地冲进去,在没有竞争者的前提下一举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并不伴随着老板的人格、企业文化及管理水平的提升,于是,在企业的后续发展中,就出现了企业发展的需要与老板低质的人格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因此,可以说,中国大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有一个个老板,这些老板们的共同特点只有一个胆大。中国民营企业老板的发迹,很多都不是个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改革开放初期,颇有些类似十八世纪美国的西部拓荒,没有规范的市场秩序、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一片空白,有的只是无限的利润空间,随时随地都是发家致富的机会,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市场,到处都是空白点,到处都属无人竞争的领域,只要有超凡的胆量,冲进去就能获得暴利。比如;经济的转轨期使一大批民营企业老板完全不用靠个人努力,只靠把握好时机和一定的胆量就发了大财,投机行为的巨大成功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富翁,也造就了这些富翁的一种投机心态认为钱是靠投机赚来的,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博彩爱好者,办企业等同于买彩票、喜欢赌,当然他们就不太喜欢检讨赌博成功的概率,更不会谋定而后动,不打无准备之仗。因而完全忽视西方社会早已形成的企业家精神靠长期艰苦努力,靠企业结构制度和经营战略的真功夫。中国历史是一部封闭的封建小农经济发展停滞的历史,是一部重农抑商的历史,是一部对商业文化无情打压的历史。因此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真正成熟的企业家文化和商业文化,因为从来没有形成过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只有政治斗争的文化,而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玩弄权术、玩弄手腕、对权利的渴求、对当官的渴望、利用权利进行黑箱操作。这种文化模式从每个民营企业家青少年时期就影响着其思想,而一旦他们开始经营企业,潜意识中的中国式政治文化思维定势就会发挥作用,无形中影响着这些先天不足的民营企业家们的行为方式。中国民营企业家血管里流淌着一种对市场经济及规范化管理的血液:对组织、计划、领导、合理运作和配置资源的无知;对规划化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漠视;对公平、公正和伦理道德的蔑视;对企业长期发展的短视;对正规化制度化建设的不屑一顾;对人才的不重视。这是计划经济、小农经济及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带给民营企业家的无法磨灭的深深烙印。这是我们无可回避的真实景象。第二节 民营企业的优势若干年前,人们对农民企业家多少有些不屑一顾,农民企业家也变成了饱含铜臭味的暴发户之意的贬义词。现在细细回味一下,农民种庄稼,懂得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非常务实,少些浮躁,心态懂得知足,耐力比较持久。搞经营也是一样的道理,民营企业产生、发展壮大、生存得下来,必然是有他的优势所在的。现在有一种提法,一些专家认为民营企业已经褪掉了身上的乡土味,逐渐开始上规模了。实际上,仔细研究一下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就会发现,99%的民营企业都是分布在服务业、零售业、分销业、五金金属制品、农产品等零散型行业,就以中关村的民营企业来说吧,小本经营的占绝对优势的比例。说白了,和大型公司比起来,都是小打小闹。当然,小有小的优势。我们都知道规模经济效益,往往有些行业偏偏就没有规模递增的经济效益。比如说,龙虾捕捞,都是在一定面积的海域单船作业,多船作业对降低成本的作用极小,因为全部船只都将在同一水域作业,其获得好的捕捞量的机会也相差无几。这样就形成了许多小作业者以几乎同样的成本在作业。有的时候,尽管存在规模经济,高运输成本仍限制着效率高工厂的规模及生产地点。抵消规模经济性的运输成本,决定了工厂可以经济的服务半径。比如说,把上海生产的膨化食品用汽车运输到东北去销售,高昂的运输费就限制了这种可能性。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仅仅生产泡沫的企业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一家跨国大公司的,因为行业结构就已经局限它的扩张。还有些时候,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内在的规模经济性,这种经济性可能会因为库存成本较大或销售波动而无法获得。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只能忽高忽低,这与大规模、资本密集、要求连续运行的设备的要求是相反的。同样,如果销售极不稳定且大幅度波动,拥有大规模设备的企业则不比较小的、更灵活的企业更有效。小规模、低专业化的设备或分销系统通常在转产方面比大的、专业性程度高的企业更灵活,虽然在稳定运行情况下,小企业的运行成本要高些。比如说,在服装行业就是这样,流行趋势变化多端、时尚潮流难以捉摸,这就要求企业要有灵活性,具有快速反应能力。还要注意到,频繁的花色变化是造成竞争的基本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造成领先时间变短,一个大企业可能比小企业效率低。和其它一些产业中就是这种情况。不可否认,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差,竞争力不强,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营企业所在的大部分行业的进入壁垒比较低,利润空间有限的缺点,也正是其优势所在。那就是,寻找一个市场狭小的空隙,人不做我做,自然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民企可以生存下来。这点倒挺像犹太民族,只要能够自己当家作主,就是在一片荒漠建立国家,也要在逆境中求生存,欲与天公试比高,让沙漠变绿洲。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民营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出身社会中下层甚至是低层,这种从下层环境锻炼出的强烈的生存欲望刺激了人的斗志。因此上帝非常公正,他给了挣扎于底层的人一种自发向上求生拼搏的意志。正是因为这样,民营企业往往有着一种奋发向上、不畏艰难的勇气和韧性,尤其可贵的是,企业有着一种自我完善、不断克服自身缺陷的勇气,这是民营企业的一大优势,恰恰也是我们民族经济腾飞的最大希望。中国一向是有家文化的传统,在这个社会背景下,95%的民营企业都脱离不了家族型企业的形态,在本节,我们讨论一下,民营企业的第二大优势,家族企业的优点。不过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家族企业与家族化管理是不同的概念,在本书的后续章节,我们会有详细的叙述。家族企业的优势表现在下面几点:一、在企业初创时期,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系、类似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全情投入,团结奋斗,甚至可以不计报酬,能够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的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家族企业的创立者或继承者,往往以其较大的股份、较高的辈份或独特的个人魅力,在家族企业中扮着家长的角色。家长依托家族的血缘关系,将企业的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或家族内部,从而建立了集中、稳定而强大的领导实体。二、家族往往还是家族式企业融资来源的最初渠道。中国当前的金融体制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家族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通常是利用家族式的网络。创业时期企业的经营风险无疑偏大,而家族资金的介入实际上承担了类似高科技发展中的创业风险投资资金的作用。根据调查,我国私营企业的开办资金最主要来自于本人原来的劳动或经营积累,占56.3%,亲友借款占16.3%。这一点在李书福、南存辉等江浙一带家族企业中体现得非常突出,这些人身后往往站着一大批“隐身富豪”,使得他们的企业从来就不缺乏资金的支持。三、在迅速变动的环境中,家族企业的运作成本相对较低。家族的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前期降低生产成本,而且从最初创业的意义上说,家族化经营的协调成本也相对较低。再加上有家族观念的约束,信任度一开始就能达到一定水平,所以过程中的监督成本也相对较低。由于决策者与管理者均为家族中人,信息的传递极为快捷,遇到问题时可及时处理,无须先请示汇报。由于是利益的共同体,基本不存在内耗,从而能提高效率。在企业资金困难时,家族人员还可以不计报酬地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在资金上的压力。比如蓝招衍、蓝招宝兄弟创办的珍禽公司,如果没有哥哥招衍早期在精神、物质、技术等各方面的支持,招宝恐怕早就支持不住了。四、我国社会的道德水准较低,人们的可信度较低,加上法制不健全,由上述三项成本所构成的代理成本就非常之高。家族管理有利于企业降低监控成本,因此家族企业的总代理成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低。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亲缘关系,使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疑聚力,加上心理契约成本较低,再加上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合一,家族企业的总代理成本可能较非家族企业为低。比如浙江天通股份的潘广通、潘建清父子的“子主外,父主内”的家族企业。儿子的业绩主要体现在使天通公司发展成国内软磁行业的龙头,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5%以上。而只有高中学历的父亲则在小小的郭店镇默默运筹天通公司的制度安排,根据环境变化,改造企业。试想,如果不是基于血浓于水、亲情无价的父子关系,那么小潘恐怕不会安心在外东挡西杀 “打天下”, 天通电子要想做大应属不易;而没有老潘如此殚精竭虑的实现家族控股,小潘忙了半天很可能要“为他人作嫁衣裳”。目前的职业经理人阶层的缺乏和信用环境的恶化,导致民营企业家不敢贸然选择外部经理人员进入。民营企业的所有者在选择经理人员时的一个基本准则通常是,民营企业所选择的经理人员首先必须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那么经营管理能力越强,可能对于企业所有者造成的损害也就越大。清晰、稳定的法制环境,透明的职业经理人评价体系,都是促使企业所有者和经理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但是,目前这些方面的环境并不具备,企业的所有者在这种状况下只能转而选择家族之内的可信人员参与经营。“超级解霸”的发明人梁肇新创业之初的“反家族情结”,就让他在合作者手上吃尽了苦头,直到后来任用妻子王周宇,才使企业开始走上正轨。我们再来详细解释一下什么是外聘经理人的代理成本。民营企业所有者在某个岗位,就有与这个岗位相关的关系资源,一旦离开这个岗位,则与这个岗位相关的关系资源就会逐渐丧失。虽然民营企业所有者以前在这个岗位工作多年,交了不少朋友,但离开一两年就会发现,原来的朋友有的调离,有的退休,有的去世,有的坐牢,有的出国,总之,人都换了。而这些新人民营企业所有者并不认识。谁认识,民营企业所有者派到那个岗位的人(虽然他是民营企业所有者的雇员)认识,他与这些新的关系户有很密切的关系,尽管为建立这些关系而支付的请客送礼的费用是民营企业所有者支付的,但别人并不认识民营企业所有者,只认识他,这些关系资源都属于他,而不属于民营企业所有者,虽然民营企业所有者是老板。所谓两权分离,就是将决策权交给别人,尽管这些权力原来属于民营企业所有者,因为企业是民营企业所有者的,但这些权力现在由他来支配。 因此对所有者来说,自然就面临一个代理成本问题。代理成本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成本。民营企业所有者派一个外人去经营和管理民营企业所有者那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资金,民营企业所有者能放心吗?当然不放心。不放心就要加强监管,监管的办法很多,如审计、查账、派财务人员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付出代价,这些代价就是监督成本。 二、经营者偷懒给企业造成的损失。民营企业所有者派到经理岗位上的那个人的确是个人才,的确很有经营能力,但他有力不出怎么办?由于企业不是他的,也由于激励和约束不到位,他对工作不尽职尽责,由此丧失了很多机会,给企业造成较大损失。 三、经营者“损公肥私”给企业造成的损失。比如,巨人集团的失败,在财务上有两个导火线,一个是巨人大厦的资金短缺,另一个是康元公司的资金流失。康元公司原本是由史玉柱兼法人代表,为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让职业经理人兼任法人代表。经营者利用史玉柱下放的权利,到处滥签合同,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好处费。结果,经营者拿到一大笔好处费后便逃之夭夭,而康元公司的老板史玉柱则蒙受巨大的损失。我们假设家族成员决策能力为60分,非家族成员决策能力为80分,似乎应该把这个岗位交给非家族成员。然而,一项正确的决策,不仅仅需要知识和信息资源作支撑,还需要人们对企业资产以及企业的整个发展发自内心的关心。家族成员对企业的关心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企业的资产当作自己的生命,甚至看成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把企业看成自己的孩子,看到企业发展壮大,就像看到自己孩子茁壮成长一样高兴;看到企业有任何的损失,有任何的挫折和失败,就吃不好,睡不香,格外伤心。这种关心,也是企业的一种资源,笔者将这种资源称为关心资源。正确的决策,是信息资源和关心资源两种资源的产物。仅仅有知识资源和信息资源是不能保证科学决策的。 某企业设备更新,既可以买A设备,也可以买B设备,两种设备质量和性能相当,A设备售价100万元,无回扣;B设备售价150万元,有10万元回扣,设备工程师凭借他的知识和信息,完全可以作出正确判断,即买A设备,但他实际的决策并不是买A设备,而是买B设备,因为价格便宜是企业的目标,是老板的目标,10万元回扣才是他的目标。 如果在工程师这个岗位上不是外人,而是家族成员,他的目标与老板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决不会作出选择B设备的决策,他肯定会选择A设备。之所以有这种差异,因为前者只有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而没有对企业的关心资源,后者拥有的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可能不如前者,但后者拥有对企业的关心资源,为保证企业的正确决策,关心资源有时比知识资源更重要。 上述实例还可以细化:有A、B、C三种设备。A、B两种设备价格都是100万元,两种设备性能相近,只是B 设备的使用寿命比A设备低10%,A设备可使用10年,B设备只能使用9年,两种设备都没有回扣;C设备的性能与A设备相当,但价格比A、B两种设备高出50万元。在A、B、C三种设备之间,最值选择的是A设备,要能作出这种选择,既要有关心资源,又要有较好的知识和信息资源;一个做工程师的家族成员,虽然有高的关心程度,但因知识局限和信息资源的不够,结果他选择的是B设备,没有选择A设备,即他没有作出最佳决策,他作出了次佳决策;一个非家族成员的工程师,他有渊博的知识和信息资源,但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漠不关心,结果他选择的是C设备。 这说明,在一定情况下,家族管理虽然不能实现最佳决策,但能做到次佳决策,一般不会作出最差决策;外部人员只有能力,而没有对企业的归属感,有可能作出的是最差决策。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企业规模扩大之后最需要突破的一个瓶颈首先就是管理,而在家族企业中,任人唯亲的问题相当严重。这种“近亲繁殖”的后果,就是使家族企业在用人方面的选择面越来越窄,可用的人越来越少;家长制的管理体制及创业初期的成功则使许多老板昏了头,自以为是,而这恰恰又排斥了社会上更优秀人才的加盟;其次,家族企业通过血缘关系建立起的信任,也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对其他员工产生不信任感。一方面缺乏人才,另一方面又缺少留住人才的环境,家族企业便会止步不前,甚至走向没落。典型的例子国外有王安电脑,国内有三株和爱多。有资料证明这一点,浙江私营企业共有万户,居全国各省区第二位,但户均注册资金仅万元,始终处于“长不大”或扩张缓慢的状态。第二章 “草根”与“贵族”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障碍第一节 举步维艰1、 国税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2、 国税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3、 地税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3、 地税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4、 国地税案件复查来了罚款或招待。5、 国地税执法检查来了罚款或招待。6、 工商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7、 工商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8、 质量技术监督局来了罚款和招待。9、 审计局来了罚款和招待。10、 劳动局来了罚款和招待。 11、 环保局来了罚款和招待。12、 计生委来了罚款和招待。 13、 公安局来了招待。14、 银行来了招待。 15、 市委工作组来视察招待。16、 市政府工作组来视察招待。 17、 市人大工作组来视察招待。18、 市政协工作组来视察招待。 19、 市委领导来视察招待20、 市政府领导来视察招待。 21、 市人大领导来视察招待。22、 市政协领导来视察招待。 23、 省里来人视察招待。24、 学校来了赞助。 25、 孤儿院来了赞助。26、 敬老院来了赞助。 27、 老干局来了赞助。28、 文联来了赞助。 29、 洪水来了赞助。30、 旱灾来了赞助。 31、 援藏干部来了赞助。32、 八一来了慰问。 33、 国地税税务师事务所来了咨询费。34、 老板二奶来了放血。 35、 黑社会来了放血。36、 报社来了放血。 37、 电视台来了放血。在相对不稳定的大环境催长下的民营企业发展是步履艰难,困难重重。一方面要应付政策和市场的不规则变化,同时还要引导企业内部的不断革新。孰轻孰重,从发展和运营的角度来看,都无法放的下,而柳传志“找死和等死”之说则非常形象的概括了此种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比如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往往也使正在成长中的民营企业遭遇危机,某些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参与不正当竞争,更是把企业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1996年,福建某地一家民营企业在政府的鼓励下,愿意搞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大桥。双方约定,多少年内在旁边不再批新桥,保证建好后可以收回投资。桥建好了,有关部门一看不错,又批准别人在他的旁边修了另一座桥,条件更优惠,这条路更方便。政府部门的毁约,毁了当地政府的形象,也毁了这家民营企业。来看这样一个现象:某饼店,小本生意,坐落在某公园门口,一度兴旺。引起了“有关部门”(即市环卫处)的注意。市环卫处要求他们交纳80元/月的门前清洁费。饼店拒交,结果,不久之后,这家饼店前面四、五米处立了两个大公用垃圾桶。再一个月后,饼店关门。不合理的费用你也得交,不交?想看脸色。如狼似虎的“有关部门”。很多民营企业老板都有弃商从政的严重倾向与这个比喻不无关系,比如要数重庆力帆集团尹明善,他现在是重庆工商联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再如,安徽某地的民营的轮船运输公司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从几条破船发展为拥有8000多万元的企业了,董事长也突然摇身一变,干起当地交通局副局长。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保护非常不够,有些地方出现了政府任意侵犯私人产权和人生权利的现象。因此我们的民营企业家“理性”地知道,只有获得了一官半职,或者与政府官员相勾结后,对他们的产权保护才可能稍微完整一些。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正是因为民营企业看到我们在没有与官员勾结的情况下容易被侵扰,那么自然地,一旦我们同官员勾结,我们就会和官员一样,去恣意侵扰他人的私人产权尤其是干扰甚至赤裸裸地霸占别人的产权,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会接此机会,侵占国有资源,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例如海南曾经为民间“反腐”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何海生先生的亲生经历所揭示的,他的公司一夜之间被篡改到别人门下,如此大胆且如此简单的侵犯产权行为居然和法院还纠缠不清。第一个提出要把中关村办成“中国的硅谷”,第一个在中关村创办民营高科技实体的陈春先先生,因为公司间的纠纷就被人绑架过两次。而相比与其他被绑架的民营企业家,陈春先又算是幸运的。2000年12月15日,江西省德兴市待业青年朱胜利、潘德生将民营企业家张某年仅10岁的儿子绑架,勒索人民币150万元,最后以撕票了结。1998年4月4日晚10时20分,家住深圳市笔架山庄一位事业有成的民营企业家明某,开着奔驰车从外面回来,走近他的住所时,被早有预谋的两个人绑架杀害,该案被列为广东省的大要案。一些民营企业家,在遇到这样的敲诈与绑架时,采取了私下了结的办法,让这些黑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一些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接受当地黑恶势力的“保护”。另一方面的威胁让民营企业家们更加束手无策。几年前的雷献强被绑架案在许多民营企业家心里都留下了阴影。被誉为“东南亚第一大排档”的海口市狮子楼大酒店是海南省一家著名企业,而且成为海口的一大饮食景观。他们组建的狮子楼京剧团也是海南省唯一的一家京剧团。然而,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雷献强不幸与其合作伙伴-某市公安局创办的汇通贸易公司,就狮子楼夜食城的有关合作问题发生了纠纷。雷献强先生依法向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诉讼的另一方某市公安局却在庭审后不到一小时出动十多名特警,将雷献强先生从海口直接抓往南昌,制造了一起轰动海南的“狮子楼事件”。该市公安局为了达到彻底制服、控制雷献强的目的,在双方正在法律诉讼期间下,在举报雷犯有侵占罪不能成立的情况下,无视法律,违法将雷抓捕。其后该市公安局派人强行侵占了雷的公司,赶走公司管理人员; 多次搜查雷的私人住宅,强行扣押、没收雷私人及公司财产100多万元;对雷的父亲和女儿及亲属断绝经济来源,致使雷的女儿辍学,雷的父亲无钱医治去世,使其家破人亡,他们还强行解散由雷创办并经海南省文体厅批准成立的狮子楼京剧团。同时,他们为了给其违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还对雷关押了八九个月之久,并对其多次刑讯*供,*其撤销对公安局的民事起诉,并承认自己犯有“流氓罪”、“赌博罪”等。人民日报内参指出:“这是一起无视法律尊严的违法事件”。民营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商业利益缺乏保障,这也是民营企业最担心的问题之一。这几年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些民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一段以后,掌握了公司里面的技术秘密或者其他商业秘密,然后跳槽,或被高薪挖走,跳槽时他们就会把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甚至把一些客户关系也带走。2000年11月2日,在4年内一手将创维电视的销售业绩从7亿元做到43亿元的创维中国区域销售部前总经理陆强华,发表致创维销售体系全体员工公开信,将其与创维集团4年来的恩恩怨怨彻底公开,并携150多名精兵强将投奔竞争对手高路华,一个原本简单的高层员工流动变成对原企业的致命打击而收场。这在外企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它们的聘用协议里有一条严格的规定,离职后多少年内不能到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离职多少年内应该为公司保密。但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条款,看到的却是一些企业的高管投奔到竞争对手的怀抱,而原企业对此束手无策。同时,知识产权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着民营企业。2002年春天,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连续遭遇“知识产权”的伏击,先是DVD厂家在欧盟被扣货,跨国公司飞利浦拦路收取专利费。其理由是中国企业使用了飞利浦的专利而未付专利费。虽然人家早在1999年6月就已经发出过通知,要求生产厂家购买专利使用权,但国内企业未在意。中国入世后,对方就采取了扣货行动,使国内企业措手不及。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1月17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诉天津港田集团公司、天津港田发动机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商标侵权案,诉讼标的3000万元。这是我国入世以来最大的一起知识产权案。然后,日本摩托车企业联合代表团来华“打假”。“打假团”包括本田、雅马哈、铃木、川崎重工等,他们在北京拜会国家经贸委、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工商总局等与打假有关的中国政府部门,并向中方递交了大量指控中国同行侵权的材料。日方提交中国的材料称: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数字,中国每年生产的大约1100万辆摩托车中的近900万辆是盗版日方产品,其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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