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案例50和公共管理学案例50.docx

公共行政学案例 1、案例：贫困县的“摆谱症” 据中国新闻网2005年6月6日报道，近年来，一些贫困的地方，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把炫耀摆阔当作一种“时尚”，且大有泛滥成灾之势。“贫困县800万修豪华广场”、“贫困县2000万豪华演出”、“贫困县5000张吃喝白条”、“贫困县教育局吃掉600万教育经费”等新闻屡屡见诸报端。这些现象的发生，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引起各界普遍关注。办万人歌咏赛2005年元旦前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的陕西省P县举办了一场历时两个多月，耗资数百万元，号称万人参加的“喜迎元旦大型歌咏比赛，活动。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为近些年之最。 据了解，P县委办、政府办早在2004年10月就联合下发文件，以凸显这次歌咏比赛的极端重要性。文件要求各参赛代表队控制在50100人，必须有统一的服装，有各自的伴奏乐队。由P县各部门、乡镇主要领导参与组成的80多支代表队，大张旗鼓地参加了这次声势浩大的歌咏比赛。 据了解，很多参赛部门和乡镇都请了指挥、教练、乐队，统服装，每支队伍花费都在3万到5万元，还有的乡镇100来人吃住在县城宾馆，连续训练了好多天。有的部门不仅服装统一，还配发了领带和皮鞋。全县这次活动花费累计在三四百万元。近几年，P县财政赤字每年都在2000万元以上， 目前县财政负债总额已超过5亿元。陕西省农调队对P县近三年农村贫困状况的监测结果显示，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全面低于全国、全省以及所属的W市的平均修豪华政府楼 陕西省J县是一个财政赤字严重的贫困县，为发展当地的红枣产业，省里几个相关部门给该县拨款数百万元。可在该县主要领导的拍板下，这笔原本用于专项科技扶贫的款项，盖成的大楼却成·了县政府的办公楼。2001年，这座总造价达460万元的大楼竣工，但因为拖欠施工单位近百万元工程款，施工方迟迟不愿交工，且一度锁了大门，到现在大部分工程款还没结清。在向施工方做了大量“工作”后，2003年大楼开始投入使用。当办公室分配方案宣布后，J县广大干部群众才发现，这座当初以“红枣科技服务中心”的名义立项的、总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的大楼，却变为县政府的办公大楼。 湖北省Y县是个有百万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其中农业人口占80以上，不少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下。该县交通局却大肆挥霍国家资金，将一处耗资1000多万元的办公大楼闲置5年不用，又打算投资400万元另盖一栋办公大楼。据在此看守的中年妇女称，她在这儿看守5年了，却一直不见有人进这楼办公。闲置的大楼与荒芜的工地，成了Y县交通局给当地人留下的两个难解之谜。买高档小轿车 湖南省H县是个财政穷县，历年来财政累计负债高达7亿元。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不少干部近年来却争先恐后地坐上了崭新的广州本田、帕萨特等中高档轿车。据统计，2003年H县就花费近500万元为“公车消费”埋单。 与花大把的钱购置公务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县里干部、教师多年连续不断地被不合理扣薪。在H县财政局工资统发中心，有这样一笔明细账：近年来，县级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教师都要被扣缴扶贫资金、老干部扶助金以及县乡公路改造资金，三项每人每年分别为24元、20元、150元。 乡镇教师多年来工资也不能全额发放，一个中学中级教师实发月工资往往不过700元。而一辆中高档轿车的价格相当于二三十个中学教师一年的收入。H县有群众对公车消费热，发出了这样的抱怨： “无钱发工资，有钱买好车”! “西部贫困县，欠着群众钱；领导照摆谱，屁股坐丰田”这个顺口溜，则是云南某县群众对该县一位领导的批评。国家早就明文规定，除省部级领导外，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的公务用车，价格不得超过25万元，但云南某县一位领导居然花了80万元，为自己购买了一辆8缸丰田越野车，其理由据说王要是“为了县里的形象”。建高尔夫球场2000年6月，安徽C县S镇政府与香港x x集团签订建高尔夫球场的投资合作意向书。随后，他们以每亩地3700元的价格一次性向农民征地2088亩，当年全部交给x x集团使用。征地范围涉及1000多个农民。失地农民伤心地说，政府以低价剥夺了他们的“生活来源”，又不给安排工作，如今这些农民生活难以为继。 C县是一个有着50多万农业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近几年的农民人均收入在1900多元左右，至今有10多万人尚未脱贫。人们不禁要问，在一个贫困县建这样一个高尔夫球场，到底能为地方经济发展做什么样的贡献?对此，当地领导一再说，建高尔夫球场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给外来投资者提供一个能够停留的地方，多进些项目”。一些政府官员甚至把高尔夫球场看作是投资环境的必要条件，认为项目本身“赚不赚钱不重要，只要有就行”。修豪华广场江西省F县面积655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万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县，却花费3100多万元，建造全省首屈一指的豪华广场和行政中心，造成拖欠民工工资1000多万元的恶果。F县是国家扶贫的贫困县，许多地方连工资都发不出。每年要上级拨款几千万元。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哪来的这么多钱修豪华广场和行政中心?据知情人介绍，就是加快卖土地的步伐，因为F县有的是土地。 辽宁省朝阳市B市(县级)在2003年9月兴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广场，广场用的地砖全是大理石，各种雕塑、人工瀑布和霓虹灯布满广场。夜幕降临，霓虹灯绚烂闪烁，非常壮观。如此大的广场，来此休闲的人却十分稀少。据说，这个广场是在2003年9月初竣工的，工程总共耗资(加上征地赔偿费用)1000多万元，占地68亩。B市是个因煤而兴的城市，1994年后B市煤炭工业开始衰退，成为国家级贫困县，全市2004年财政收入仅8400多万元，2001年因矿务局破产下岗的工人就有23万人。据了解，这样一个大规模占用耕地的广场竟没有建设的手续。 案例思考:1“摆谱”，这个概念在本材料中的基本内涵是什么?从行政环境的角度，探析案例所反映的这些事件所发生的主要原因。2.在当前情况下，防治政府部门“摆谱”现象再次发生的基本举措可能有哪些?2、案例：消费者维权行动的无奈 刚搬进新居不到半年的许先生一家碰到了烦心事：家里的燃气热水器发生了爆炸。许先生在多次致电厂家讨说法未果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那么，热水器爆炸究竟是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还是因为消费者使用不当？许先生决心通过产品质量检测测个明白以界定责任，细问之下却令他打了退堂鼓。原来，一台燃气热水器的检测费高达两三千元。消费者维权进退两难2006年5月的某个晚上，许先生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家里的热水器爆炸了。他慌忙赶回家一看，套间里的浴室被浓烟熏得漆黑片，部分电线出现损坏。这台热水器是许先生前一年8月份在市区一家电器商行购买的，没想到这件“按照Is09000质量标准”生产的热水器用不到一年就出现事故，幸亏当时没有人在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许先生认为热水器的质量有问题。随后他多次联系了热水器的经销商与生产厂家，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他只能保护好事故现场并希望通过质量检测部门对产品质量进行鉴定，以此作为日后索赔的依据。但是，为了这台价值几百元的热水器付上数千元的检测费，确实得不偿失。但是，如果不将责任问题分个清楚，许先生确实又心有不甘。一瓶酱油检测成本需600元 据了解，进行相关检测所需的费用实在不菲。以一瓶普通酱油为例，需检测项目达18项，其中仅细菌检测一项所花时间就需要5天，如果一旦发现问题需复检，前后至少需半个月时间，检测费需600元。个别产品的检测费高得令人咋舌，如一瓶矿泉水的检测费达2000多元。因此，个人送检的产品以高值产品为主，如珠宝鉴别等。除了企业生产所需或受有关部门委托，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件所值无几的产品付上高昂的检测费。 据粤东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有关人士介绍说，检测收费标准都是根据国家和省物价部门规定制订的，检测费用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产品质量检测是一项精细的工作，所需成本相当高，如检测矿泉水必用的液相色谱仪每台就需20多万元。 案例思考:1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粤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其主要职能目标是什么?2根据案例资料，消费者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保障?为什么?3结合我国类似政府组织的职能运行现状，谈谈促成这类组织有效实现其应有职能目标的可能举措。3、案例：广州不明病毒危机2003年2月11日上午10时30分至11寸15分，广州市的许多市民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他们看到自己选举出来的市长和高级公务员面对镜头发布信息，消解了几天来盘桓在他们心头的阴影。信息困局2003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八，休息了7天的广州恢复了永不停歇的活力，中午时分，一条消息悄悄在人群中蔓延“广州发生致命流感”。它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等形式传播。标准版本是：春节以来，广州出现多例流感性肺炎致死病例，几家医院有数位患者死亡。“死亡”的字眼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找熟人打听，成为广州人对不明病毒的第一反应。广东移动几日来的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在数十小时里，广州的城市生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2月8日晚间到2月9日，一些网站上开始出现可怕的字眼：禽流感，炭疽 到网络上找原因，成了不少广州人的第二选择。同时，广州各大医院继续传出消息：中山大学附属某医院呼吸内科全科多名医生被病人传染，目前睡觉均戴口罩；中山三院呼吸内科主任因被患者感染，被隔离治疗。使医生都倒下的病毒是什么？如何防治? 其实，从春节前开始，广东的河源和中山等地就传出“流感死人”的传言，1月初，河源还出现了市民到各大药店抢购某抗病毒药的风波，只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没有引起广州人的注意。1月5日，广州某媒体“唐突”地报道：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2002年12月15日就接治了两名患者，紫金县人，症状是畏寒、咳嗽、随后分别转到深圳福田医院和广州陆军总医院。其后有关部门组成专家组于1月2日奔赴河源，几位患者初步诊断为某种病毒感染。药!药!药！2月10日上午，终于有媒体“模糊”地报道：近期广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临近中午，南方网谨慎地发布了官方信息：广东省部分地区先后发生部分“非典型性肺炎”病例，该病主要表现为“急性起病，以发热为首发症状，偶有畏寒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该病有一定的传染性”。预防措施包括保持空气流通，醋熏，勤洗手和谨慎接触病人。一时间，大半个广州都动起来了。“买药了吗”和“买醋了吗”成了广州人的见面语。走过居民区，随时可以闻到一股股醋的味道；在一居民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开始喷洒消毒药水。大街小巷，只要有药房的地方，人们就排起了久违的长队；板蓝根和抗病毒药物成为人们哄抢对象，甚至清热解毒的中草药和凉茶也都成了抢手货。上午10时44分，建设六马路31号，广东创建大药房。7分钟里，前后28个人前来买药，而这些药早在两个钟头前就卖完，当天夜里9时，位于番禺区的广州碧桂园，人们不让药房关门，宁愿连夜排队等候店家到他处调药。而此时板蓝根已由平时的一包65元涨至20元。各种抗生素“只能等待明天了”。据说可以预防流感的白醋甚至被商人炒到了100元一瓶。紧接着，药物和白醋的热销“狂潮”连同“流感传言”传出广州，越过省界。深圳，从2月10日起，深圳大小药店买不到板蓝根和抗病毒药物，为了购买一种所谓“特效药”，某单位立即派人到香港购买。远在贵阳，板监根也“卖疯了”，价格翻到12元、15元，最贵的甚至卖到23元一包，市民仍在疯抢。贵阳机场10日起接运大量板蓝根，目的地广州。相同景象几乎同时出现在国内各大中城市，北京、武汉、长沙、海口人们纷纷给远在广东的亲友寄“药”。与此同时，抗生素、抗病毒药物也备受重视，截至2月10日止，浙江某药厂库存的某抗病毒药大部分已销往广东，苏州某药业公司的同类药在广东方面销量猛增。连最基本的药物板蓝根也在某些药店告罄。中山某药厂称“生意极好”，电话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甚至已经顾不上接了，而2月9日和2月10日，股市出现“小阳春”，几只医药股和只醋业股一度涨停板，网络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医药激情领跑，大盘企稳反弹的股评。 依目前可肯定的信息，此类非典型肺炎最早病例最早出现在广东中山个厨师身上他至今仍在中山留治，时间是2002年12月26日。2003年1月初，中山市出现10余例同类病例，此情况于半个月后引起广东省有关专家的注意。2003年春节前，广州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病例，由于开始时少数医院对此病认识不足，导致医护人员被感染。 短时间内，一种某公司生产的进口药(处方药)在医院里被当成“特效药”，而此药的消耗直接反映了当时“传言”的严重程度：1月31日，广州市仅存为数不多的这种进口药被全部用完，不得已紧急从外地调运。为解决燃眉之急，广州紧急从中山市调运100盒。2月9日中午，在不停的催促下，这种进口药第一批3000盒抵达广州，立即被守候在机场的广州七家医疗机构“瓜分”殆尽。而此时，广州近100名医护人员已经先后遭到传染。2月10日晨，9000盒进口药再次空运至白云机场。2月11日上午，广州需求量增至30000盒！深圳除去已运达的23000盒，又增订20000盒。2月11日中午，该药广州销售经理的手机再次响起： “广州，急需15000盒”!广州的大量药品需求引起国内其他城市的疑虑，烟台、苏州、杭州虽然不知何故，也开始增订药品。政府的声音2月11日上午10时30分，广州市政府召开针对此事的新闻发布会，广州市副市长、市委副秘书长和市卫生局局长在场回答。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说， 种病毒引起了“非典型肺炎”， 目前病原鉴定工作尚未能作出确切的定论。但可以排除传言中所说的鼠疫和炭疽。黄向社会承诺：广州市有能力和水平， 有足够的经验维护病人安全。该病在广州市已发生了个多月的时间，从死亡人数和总体发病人数来看，相对于广州地区1000多万人口，其实比例很小，当天下午4时30分，广东省卫生厅也相应召开新闻发布会，卫生厅厅长黄庆道介绍此病情势：全省的21个地级市中，有6个城市(佛山、河源、江门、中山、深圳、广州)发生这种病情。从2002年11月6日到2003年2月9日，总共有305例，其中佛山19例，江门15例，河源11例，广州226例，中山：28例，深圳6例。医务人员感染发病的有105例。 黄庆道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临床上采纳的主要是对症治疗，现在源头和病因还没有分离出来，专家称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极大，在接受的4l份病例中只有10例是变异病毒抗体呈阳性。此次非典型肺炎的特征是家族性、散发性，医务人员的发病率比较高，其中多数是因为未及时采取保护性措施。专家认为还有可能看到病发的情况，现在只是初步遏制。至于为何现在才公布病情，黄庆道解释说是因为典型性肺炎并未纳入法定报告传染病之列。他强调，即使在美国，每年得非典型肺炎的人有560万，住院治疗的有170万，总死亡率为5，住院的死亡率占13，具中很病原体都没有找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内科专家钟南山也指出，从目前病人的临床状况来看，很像是由病毒引起的肺炎，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尽管症状也是高烧、全身酸痛，但是和感冒引起的肺炎是不同的。首先是它引起的机会比较多，另外如果病情没有得到控制，恶化较快，比一般感冒引起的肺炎要严重。呼吸病专家黄文杰认为此种病毒的潜伏期最短的时间为2到4天左右，长一点为11天左右，只要通风条件良好，病原体达不到一定的浓度，一般不会传染。公共场所也是不会传染的，不必要带口罩。 上午的新闻发布会通过电视直播，使人们对非典型肺炎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2月11日晚7时，五羊新城家客家菜餐厅，稀稀落落的食客散坐其中，显得十分冷清。不远处，原来门庭若市的按摩院也门可罗雀。但另一方面，原来高价的白醋已经没那么热销了，而药店门口的长队伍此时自动消失。尾 声 广州市的许多市民1l日上午10时30分至11时15分，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他们看到自己选举出来的市长和高级公务员面对镜头，消解几天来盘旋在他们心头的阴影。但一位医学专家说：“这3天的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3天宝贵的时间。” 一位医学博土说，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不发生疫情不可能。我们希望，不管病毒以什么方式和面孔出现，没有恐慌，没有迟滞，“即使消灭不了它，我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打败它。 案例思考：1在本案例中，相关的行政职能主体有哪些?其各自又是如何履行其职能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效果?有无需要改进的方面?为什么?2结合事件，从行政职能的角度谈淡你的看法与启示。4、案例：内蒙T县政府“护污”事件之后新华网呼和浩特2006年10月24日电，经过两个月的停产整改，安装治污设施，曾经大量向农田排污的S制药有限公司已于近日复产调试。10月中旬，该公司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J县的情景已经大为改观：污黑的流水正在变清，充斥在空气中的恶臭逐渐消失。然而这里的农民仍不满意：“害死我们的庄稼、毒死我们的牲畜，至今没个说法，这叫什么痛下决心整改?” 农民的情绪源于今春发生的县政府动用执法力量“护送”污水进农田事件。政府“护污”事件以生产青霉索的S公司为主的几家制药企业，从2005年初开始，日排放量约6000吨、超标百余倍的污水，通过引黄灌渠进入农田，导致数千亩庄稼减产、近百只牲畜死亡。据T县环保局2006年六七月间的抽样监测显示，污水的COD(化学需氧量)指标平均在1万毫克升以上，最高时达到36万毫克升，高出国家排放标准100多倍。这些企业的排污的结果是，距离很远就能闻到令人作呕的气味，黑色的污水由专设的排污管道涌入黄河灌渠，混在黄河水流进农田。双河镇大羊场村是T县毛不拉扬水站引黄灌渠经过的第个村。据村民反映，春灌前乡里领导就通知，说是“药场的污水没地方放了，要大家浇地，掺在黄河水里，减半水费”。2006年4月20日开始放水，因为有头一年污水浇地庄稼受害的教训，大家不同意。谁知24日一大早，十几辆小车、警车和救护车开到了村头，带队的是一位副县长，说是与农民“协商”污水浇地的事。县领导和警察进村的同时，污水也进村了，79岁的村民张月小事后很是不满，愤愤地指出，“人老了，看不懂人家拉根布条子就是警戒线，我用拐棍碰了碰那个布条儿，一个警察上来就把我拿下了，拐棍也被踩成三截子。” 上前说理的邓三娃等10多位村民也被抓起来。冲突中，陶小女等几位村民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数百名男女村民只好默默看着污水流过灌溉渠道。 对此，T县公安机关给的说法是：确实抓了人，但那天没有在黄河水中掺污水，村民们阻拦浇地没有道理。但村民说，要是没有污水，正是春旱时，谁会阻拦浇地?在T县燕山营镇、伍什家乡以及双河镇其他地方，村民们透露说：“听说大羊场那边因为这事抓人了，咱就听政府的，用污水浇吧。”恶劣影响难以消除经过两个月的停产整改，造成污染的制药企业恢复生产，开始调试治污设备。制药企业复产：调试期间，产生的污水不向外排放，主要存于厂内的贮水池内，用于厂区绿化。环保局近期监测表明，企业的污水达标率比整改之前有了明显改观，主要指标大幅度下降，污水的臭味问题已基本解决。制药企业的位负责人说，因为污染问题药厂和周边农民发生过多次矛盾，这次痛下决心停产改造。目前，投资4600多万元、设计日处理污水能力1万吨的进口治污设备已订货，将于明年4月份投入使用，经过处理， 污水可以变成中水，用于企业的循环水补给、养鱼、绿化等。 尽管如此，“护污”事件在农民群众中造成的影响远未消除。伍什家乡主力汉村绿树成荫，村民二娃子说：“我们村原来空气很好， 春天是春天味，夏天是夏天味，可现在就只剩一股臭味。”另一个村民则指出，4月份以来，村民们发现喝了井里的水就肚子疼，后来乡里就不让喝井水了，专门派车送水。几个月前，村里近100只羊在两三天内全部死亡，怀胎母羊大量流产。县畜牧部门说，死羊的最终化验结果还没出来，初步判断是“羊痘病”引起，但不能排除与污染有关。 对污水浇地与农业减产的关系，农民与药厂各执一词：村民们反映，入秋以来，污水浇过的田减产了大约七八成；二个多月前，乡里派来人来登记了报失情况，至今没有说法。药厂则认为，庄稼大面积枯死与农民大水漫灌、夏秋以来雨涝有关，可能是浇水过多淹死的。 县环保局一位干部说，自2005年初开始排放污水以来，药方处理污水的主要方法是“挖坑法”：开始是在工厂附近挖了一个容量约40万立方米的污水暂存库，放满之后， 又占用了几十公里外的两个总容量为100万立方米的存水池。2005年，暂存池污水曾经溃坝，吞没了双河镇农民部分农田。“护污”进农田事件就发生在这种背景下。 大羊场村农民最耿耿于怀的是，10多位乡亲因阻拦污水浇地而被抓，至今有关部门也不给个“说法”，这叫大家难以相信政府“痛下决心”整改的许诺。一位村民坚持认为，“县里的领导们知道，如果把污水排进黄河，国家会治他们的罪，就不敢往黄河里排。我们这些种地的头皮软好剃，就专门往我们的农田里排。”因此，他对于污水是否还会进农田表示担忧。难见有关部门反思农民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有关部门对“护污”问题的反思。有关媒体就这问题进行采访时，有关部门的回答大多闪烁其词，县环保局的干部更是面有难色，连说“不必再问”。 县里一位干部说，因为些“特殊原因”，这家制药企业建厂时就没执行“三同时”(即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投产使用)。他说，这是个大项目，企业一投就是几个亿，带来了好几家配套企业，还解决了1000多人的就业问题。据了解，每次排污灌农田前，地方管理部门部向污染企业收取大笔“提水费”。 所谓的“特殊原因”至此目了然。S公司一位副总经理说，企业通常不与农民直接打交道，污水通过黄河灌渠掺入黄河水浇地的事，也是经过T县有关部门运作的，企业只负责向县里交“提水费”。他说，对于农民的损失，只要确认足企业造成的，企业承诺一定照价赔偿，现在有关损失情况正由T县的有关部门登记汇总。他表示，今后对于涉及农民的问题，企业一定认真对待，决心和当地的农民融为一体。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环资委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绝不能拿群众的利益和污染环境作为交换，采取简单、粗暴、极端的手段处理群众合理要求的做法，更是不能容忍的。案例思考： 1根据案例资料，T县政府“护污”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其原因可能有哪些？ 2结合我国国情，谈谈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现实举措。5、案例：浙江“强县扩权”改革进行中审批转型2003年9月初的某一天，在浙江省绍兴县行政审批中心，42岁的“老审批”陈君满头是汗地等着办理公司的自营进出口权手续。老陈是该县一家橡胶制品公司的项日管理部主任，8年来管公司最棘手的“跑手续”一摊子，不怕烦的主儿，人称“老审批”。他这次来办进出口权手续是做好了“跑脱层皮”的心理准备的，地区和省里少不了跑几趟。 外经贸窗口的工作人员看过材料，说，“好了，你回去等消息吧”。陈君愣住了，问道， “材料全部留给你们?不用去市经贸局了”?工作人员认真地回答：“以前要去，现在不用了，我们帮你：直送省里办。”5天后，半信半疑的陈君接到了县审批中心的电话：“办好了，派人过来取吧。” 这让老陈百感交集。6年前的1997年8月，他也是为公司报批自营进出口权手续“那跑得叫脚底生烟啊”。那时要往市里跑，还要报省里批，手续经过的部门也多。从县外经贸局跑到市外经贸局。当时让陈君感到头痛的是“部门领导总是很忙，不是出差就是下去检查工作”，硬着头皮敲门，老是找不到人，而一般人员又做不了主。紧要关头，一位部门领导出国考察半个月，陈君只好多等了20天。当时，按陈君的说法是， “政府一级级掌勺，企业一级级跑堂。很多环节毫无实质意义，跑路子的费用不说，公司好几笔出口业务被耽误了，损失不知道找谁赔，搞那个手续前后花了6个月的时间”。 而当年花6个月才办下的手续，现在5天就搞定了。陈君的经历转变和浙江省2002年推出的项政策有直接关系。从2002年8月17日起，浙江省把地区一级的大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包括绍兴县在内的20个县区，经济上近似“省管县”。年来，这项改革在浙江以种低凋的风格稳步推进。随着各项权力逐步下放到位，县级的基层管理权力得到充实和简化，企业对此感同身受。化繁为简 从县到市到省的层层审批，曾让“心急”的老板们心急火燎。杭州市萧山区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区内用电缺口很大，萧山电厂准备紧急上马两台3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3年前就开始做方案，但随之而来的层层审批让电厂“头都大了”。经过多次催促和漫长的等待，所有批复才弄齐备，工程迅速上马，但耽误的时间已无法挽回：区内2003年用电达65亿度，缺口创纪录的达到了近三分之一。萧山区发展计划局局长蒋建国说：发电厂现在技术成熟，只要当地政府认为对生产力布局、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没有影响，项目放到省里批就行了，何必要让我们层层跑？蒋建国指出，现在计划经济的残留主要在行政领域，很多经济权限实际上是按照行政层次来划分，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阻碍了经济发展。事实上，浙江省高层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化繁为简一直是个时机问题，而不是认识问题。早在1992年，为“在经济上和上海接轨”，浙江对13各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扩大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但在当时阻力很大。绍兴县发展计划局老职工倪谋回忆说，这次扩权出台的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实际执行中，由于“地市和省级部门意见不一致”，一些权力放不下来。实施过程中，一些项目按规定可以直接向省上报批，但地区一级不高兴，怎么办？后来县级政府只好部分项目向省里报，留一部分项目报到市里。2002年上半年，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到嘉兴、义乌、绍兴等地，对县一级扩权进行前期调研，经济强县对扩权的热情让参加调研的官员印象深刻。有的县领导替当地企业说了话、拍了胸脯：“省里给县里多大场子，我们就能摆多大的筵席”。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前前后后去了义乌（县级市）三次，义乌的领导很心急，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来了多次了，到底行不行”？老沈就说：“那你们把想要的权限写下来吧”。结果一两天的时间，义乌一下子提了60多条，其中包括一些原则性的条款，这些条款细化的话，一条就是一二十项。浙江省高层下了决心，既然经济发展到这一步，该给松绑的，就松绑吧。权力大挪移2002年8月17日，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推动下，313项本该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空降”至20个县级区头上：绍兴、温岭、慈溪、诸暨、余桃等17个县和杭州、宁波的三个区，这313项权限事无巨细，一一罗列，被认为是“真金白银”。这份浙江省委办公厅下发的文件涵盖了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几乎囊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文件里用四个字来表示扩权的总体原则：“能放都放”，即除国家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的外，须经市审批或由市管理的，有扩权县（市）自行审批、管理；须经市审核、报省审批的，有扩权县直接报省审批，报市备案。用绍兴县一位企业家的话来说：“企业今后高审批，要么到县里，要么到省里，市里这一关直接跳过去了”。随后的一条规定更加显示出浙江高层强力推行“扩权”的决心：对国务院有关部委办文件规定的，须经市审核、审批的事项，原则上也要放，具体操作中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采取省、市政府委托、授权、机构延伸、个案处理的办法；二是积极争取中央有关部委办授权或同意。文件语言枯燥，但对于经济强县而言，这些话的意义是实质性的几乎是一夜之间，它们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和行政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在主持制定“扩权”政策时，其中还包含了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方面的考虑：当时根据调研情况曾提出一种方案，经济强县直接划归省上管辖，形成“直辖县”，但考虑到直接这么提，国家有关部门肯定批不下来，所以换了相对比较让人能接受过的现有方案，而且“低调处理”。浙江省委政策研究是一位官员指出，当时期望的最好结果是，两种方案同时执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行政管体制创新做一些探索，但担心会扩权改革变得更复杂。浙江大学财政研究所所长朱柏铭教授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要虚化甚至撤掉地级市，使它成为本来意义上的城市，在行政级别上和县平行，实行省县两级政府的地方的管理体制。在他看来，浙江最具备被这方面的条件。首先，浙江一直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县财政直接归省财政管辖。同时，县里主要领导均有省上直接任命。在财权和人事权方面实际上接近于“省管县”行政体制。“强县扩权”又使这些经济强县直接掌握了经济大权。由此，改革之后，地级市对这些扩权县的管理已经相当有限。手续简单化8月扩权通知下达后，县政府报批文件盖的是省政府的章，县计委报批文件盖的就是省计委的章，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不想的。就绍兴县国土资源局而言，扩权以前只能批2公顷以下的土地，现在5公顷以下的也能自己批了。首先是审批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仅在扩权文件后的10天时间里，绍兴县国土资源局就为6家等得着急的企业办理了供地手续。而扩权前，一个面积2到5公顷的建设用地项目审批，报到市里去最快也要一个星期，慢的要两个月，平均要3个星期。从项目报山去的那一天起，用地单位就不断催。县国土部门夹在中间很被动，只好一方面和市里不厌其烦地电话联络，另方面对用地单位反复解释，直到土地批下来为止。另一方面，由于审批时间太久，建设工期耽误不起，一些企业便只好把建设项目拆分成一期二期工程，分几次在县里报批“老要躲躲藏藏的”。而县里很多政府部门碰到这种现象，考虑到企业的难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一来，审批窗口的工作量自然增大了，许多不规范的审批也由此产生。绍兴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的感觉是，扩权之后，政府部门的工作总体上比过去更轻也更规范了。当然，真正享受到扩权好处的还是企业，长期和企业打交道的王岳云说，减少审批环节和审批时间缩短，企业生产经营不受影响，其得到的好处不言而喻，“完全可以用金钱和效益来计算”。一些扩权县在“活用”省里的扩权政策：这次扩权条款中，扩权县能自行审批的企业技改项目投资额度已被提高到3000万元。但“生意做大的”的一些扩权县区政府自行审批的项目投资额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萧山区发展计划局的一位负责人就曾坦率承认：“1亿元以下的我们都自己批了”。地区一级的意思转变地级市政府的感受颇为复杂。放权之后，下级的地位陡然上升，“到省里开会，原来的下级和自己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同时，权力发生了转移，上下级关系起了变化，在工作衔接方面一度有些问题。放权一开始，嘉兴市就在文化馆体育馆等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方面和几个扩权县都出现了些矛盾。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表示：有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考虑当然是不一样的。但从长远看，地方经济繁荣是市县两级政府的一致愿望。其实，按政策设计者的考虑，扩权对于市级政府是个转变职能的机会，事务性工作少了，更像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官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经力去研究更宏观的经济管理问题。有意思的是，地区级政府在此次扩权改革中受到的影响很大，开始“难免会有失落情绪”但给县里放权后带来的经济活力很快让他们看得更清楚了，态度转变了，嘉兴市在此次扩权中受到的影响很大，全市5个县中海宁、嘉善、平湖、桐乡均为扩权县，仅海盐未能进入。但嘉兴市政府最近“自动放权”，对未享受扩权县政策的海盐全面放权。宁波和杭州索性让未进入扩权县名单的其他县区全部享受“扩权县”的待遇。就连浙江经济欠发达的衢州、丽水也参照省上的扩权政策，宣布给部分县区放权。据了解，这几个地区完全是自发进行的，相互之间没有通气。 有鉴于此，浙江省一位参与制定政策的官员感慨地说，“事实上思想观念最解放的是基层，实践是创新性的也是基层。也许该反思的是我们自己。”改革纵深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县一级扩权改革和浙江省其他“松绑政策”是同源相生的：比如浙江2003年出台了规定，今后在浙江，民营资本可以进入绝大部分领域；社会性投资项目将以“登记制”代替沿用多年的“审批制”，“24小时完成登记，零收费”。浙江省委的一位官员指出，这些政策归结一点：最大限度的扩大经济自由度，解除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政策性束缚。从这点上看，县一级扩权仍要继续。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正在进行第二次扩权的准备工作，准备使扩权县的总数达到25个左右。同时再增加一批扩权事项，包括一些地市级的社会管理权限，如出入境管理、户籍管理、车辆管理等。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业处处长朱卫江说，下次扩权相对来说难度较大，省里都不一定解决得了，因为“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朱卫江表示，在目前行政区划框架下，县级政府继续扩权的空间不大，第二次扩权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促进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上。 扩权县及企业的意见和这些官员差不多，它们把“扩权”的要求直接指向了省级部门领导和中央部委，并希望在继续扩大经济管理权限的同时，扩大社会管理方面的权限。例如，扩权后的政策仍然规定，进出口经营权企业年审需要报送省审批，许多扩权县对此意见纷纷。绍兴县外经贸局一位官员抱怨：“绍兴县有459家这样的企业，地区不用送了，可是我们把材料收起来，然后再送到省上，一拖又是好久。” 朱柏铭教授指出，放权并不能完全消除行政成本，行政层级并没有取消，行政效率仍要提高。强县扩权是进行中的改革。他推测，按现在的县级扩权政策执行下去，如果哪天有中央大政策的支持，浙江或许真有可能在行政区划改革方面率先实现突破。案例思考：1、根据案例材料，浙江省“强县扩权”改革的动机是什么？主要推动因素和阻碍因素各是什么？2、 结合政府间关系现状，分析浙江省相关改革的发展趋势和可能采取的巩固措施。3、联系我国政府改革实际，谈谈浙江省“强县扩权”改革的经验与启示。6、案例：“厅级会长”难产记意外的结果一切很平静。46名常务理事陆续走进会议室，嘻嘻哈哈开着玩笑，说着一些业务问题，这些N市的注册会计师这天要宣传会长，但他们都避而不谈。选票发下来之后，上面只有一个名字现任会长余时先，他也是唯一的会长候选人。余退休前是N市财政局副局长。理事余萍略一思度，没有在余时先名下画圈，转而在选票上写下另一个名字徐民选。徐是财政部注册会计师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先N市注册会计师协会顾问，30年从事企业会计实务工作。“余时先、徐民选、余时先、徐民选”唱票完毕，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唯一的候选人余时先只有22票，而原先并不在候选人之列的徐民选竟然有24票。N市注册会计协会原隶属于N市财政局，和N市的其他100多家行业协会一样，是一家事业单位。2001年，余时先从财政局副局长的位置退休后，被财政局、审计局联合指定为第三届会长。2005年1月，N市下发文件N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要求所有的行业协会和行政主管机关人、财、物全名脱钩。2006年4月6日，经历了一年的过渡期后，N市注册会计协会首次会长无记名选举如期举行。这样的结果出乎余时先的意外，而台下的徐选民沉默不语。一时间，选举现场气氛尴尬。此时，主席台上就座的一位江苏省注协副会长，前财政厅副厅长，站起来发表了一番短暂的讲话。话说得很隐晦，但是意思很明显，就是让大家选余时先。协会一名理事指出，选余时先还是选徐民选，实际上是协会要继续保持行政管理还是自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困扰了许久。选举无果而终 前副厅长讲完后，由于票数高者吗也没有过半，第二轮选举重新开始。选举形式有了细微的变化。第一轮选举是无记名投票，大家自己上去投，第二轮选举的时候，选票挨个发下来，又挨个收上去。一名理事的说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