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城市经济增长ppt课件.ppt

城市经济增长可以区别于一般经济增长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存在，其原因在于：首先，一般经济增长考察一国国民经济整体的动态演化过程，而城市经济增长是将某一特定城市的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城市经济的发展运动固然有与整体国民经济运动一般规律契合之处，但城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其动态演化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性。其次，城市经济增长分析中有一般经济增长所没有的重要因素分析，对这些要素的分析是由城市经济自身特性决定的。例如，城市经济增长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前提，而多数一般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是限制递增规模经济的。又如，聚集经济是城市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变量，这在一般增长理论中得不到反映。,再次，一般增长理论是抽象掉空间因素之后的动态分析，而城市经济增长的讨论必须考虑空间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城市经济增长过程的空间表现上：一方面增长极的产生取决于空间、区位因素；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增长的扩散及对整个城市体系的影响也蕴含着许多空间经济问题。最后，区别于一般经济增长理论，城市经济增长对于制度、政策给予相当的重视。一般经济增长理论中对于制度性变化、政府干预、公共政策的研究薄弱；而在城市经济增长的分析中，这些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决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城市政策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城市增长”与“城市经济增长” 的关系“城市增长”（Urban Growth）是西方城市经济学中常见的概念，与对城市经济增长概念的明确界定相比，它是一个含混的概念，有时指城市规模（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的扩张；有时指城市经济（国民收入的增长、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的扩张。后者显然与城市经济增长（Urban Economic Growth）是相通的。从前者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叠的，因为决定城市增长的最大动力源于城市经济的增长。因此，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二、城市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考察城市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测度指标有两个：就业量指标和国民收入指标。1. 就业量（Employment） 就业量之所以被用作测度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源于两点：一是城市就业量与人口之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而人口规模是测度城市规模最适宜的工具，在城市增长与城市经济增长大部分相通的情况下，就业量自然被用来作为测度工具；二是就业量在外部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与城市的经济规模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采用就业量作为测度指标时，用一个城市经济系统中的就业量代表该城市的经济规模，用就业量的变动表示城市经济的运动。在现实运用中，就业量指标是一个系列指标，总就业量是各部门就业量的总和，一般被分解为两个部分：向城市域外提供产品和劳务的部门的就业量和向城市域内市场提供产品和劳务的部门的就业量。,2. 国民收入指标国民收入指标在一般经济增长中是最基本的测度指标。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发明之前，经济增长的讨论是无法落实的。国民收入指标在一般经济增长中是最基本的测度指标，因此将国民收入及人均国民收入测度指标从一般经济增长领域移植到城市经济增长领域是理所当然的。但城市经济增长考察的不是一国的国民收入，而是某一特定城市的国民收入。所以与国民收入总额（Total Income）相比，人均国民收入（per Capita Income）是一个更有意义的指标，要对城市经济增长作更全面深入的考察，需要利用人均国民收入这一重要指标。,第二节 城市经济增长机制,一、城市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城市经济增长机制，是指引起城市经济增长的城市经济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的共同作用方式。阐释城市经济增长机制，分析城市经济运行的内在结构及关系的主要的城市经济模型有：城市基础模型、城市经济投入产出模型（I/O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我们下面主要利用城市基础模型，从宏观的角度来描述城市经济增长。,城市基础模型（Export Base Model）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各种模型中最为古老、常见和简单的模型，类似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模型。1. 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的二分法城市基础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的二分法。即将城市的产业部门按照是否向城市域外“出口”产品和劳务分成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基础部门指那些向城市域外“出口”产品和劳务从而为城市带来收入的部门；而非基础部门则指那些只为城市域内的市场而生产的部门。基础部门的“出口”带来收入以支付城市的“进口”，因而基础部门决定了城市经济的规模。基础部门向非基础部门提供需求，城市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的比例。若其它条件不变，则这一比例越高，城市经济增长率就越高。,2乘数（Multiplier）乘数是指基础部门规模增长所带来的城市经济整体规模增长的倍数，在数量上等于城市整体部门（基础部门与非基础部门之和）与城市基础部门之比。如果以就业量指标测度，则乘数计算如下式： MT/B式中，M为乘数，T为城市总就业量，B为基础（出口）部门就业量。,乘数作用过程如下： 假定在二分法的城市经济中没有税收、储蓄等漏出，当基础部门得到的出口收入增加100元时，如果进口支出占收入的20，则这100元出口收入中将有80元用于购买非基础部门的产品和劳务，20元用于购买进口品；购买本地产品和劳务的80元又成为本地居民的收入，其中又将有64元用于购买非基础部门的产品和劳务，16元用于购买进口品。如此往复，循环不止。将这一循环过程中各期收入相加，有：,由此可见，乘数等于5，等于城市经济整体（1）与基础部门（0.2）之比。于是，城市经济的增长可以描述如下： TT/BBMultiplierB 其中，T为总就业量的增长额，B为基础部门就业量的增长额。采用就业量指标，是因为现实中两类部门之间的收入流是难以测定的。当然，在更复杂的分析中可以分析两类部门间的收入流动，并用收入指标更全面更深入地测度城市经济增长。,3. 乘数与城市规模以上对乘数作用的分析不是真正的动态分析，而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T（T/B）B，式中的乘数T/B是一个常数，但在实际的增长过程中乘数是变动的，与城市经济的规模相关。随着城市经济增长，城市经济规模扩大将导致城市地方市场的扩大，以前需进口的产品和劳务将改出城市内部的非基础部门生产。因此，随着城市经济的增长，乘数会变大。,4. 乘数的计算前面已经提到，采用收入指标测算乘数是困难的，但采用就业量指标测算乘数也同样困难。城市经济中，没有多少行业是完全的基础部门或非基础部门。那应该如何确定一个部门的就业量中多少人属于基础部门，多少人属于非基础部门呢？解决的方法是计算区位商。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是表示城市经济中某一行业的产出中用于向城市域外出口部分所占的比例。,按照定义，如果使用收入（产出）指标，则：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这种直接计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实际中LQ的计算是使用就业量指标间接计算得出的：式中的分母实际上代表了城市中该行业用于满足城市域内需求所需劳动力在全国总劳动力中的比例。,举例说明如果全国范围内从事服装行业生产的就业量占全国就业量的1，说明一城市中应有1的就业量用于满足本城市内部对服装的需求。若实际上城市从事服装生产的就业量占城市就业总量的4，则这些就业量中有14是属于非基础部门、34属于出口的基础部门。采用此方法，则乘数可以计算如下：式中， 是i行业总就业量； 是i行业中用出口生产的就业量； 是i行业的区位商。,LQ指标的有效性是有条件的，采用LQ计算乘数隐含一些严格的假定。首先，它假定全国范围内各城市居民对i行业产品的需求是相同的，这样才能以全国范围内i行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例来代表城市域内对i行业的需求比例。因为我们不能肯定全国各城市的居民有统一的消费倾向、收入水平和偏好，因此这一假定是有问题的。 其次，它假定国家对i行业产品的需求完全由国内的产品生产来满足，即一国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最后，它假定一行业只生产同质的单一产品，但事实上各城市同一行业的产品不是完全同质的，而是系列的异质产品。现实经济生活将打破上述假定，从而降低LQ指标的有效性。,5. 对城市基础模型的评价城市基础模型在城市经济学中是历史最长的一个经济模型。从20世纪20年代出现以来，这一模型虽然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因为它简单、易于理解和实际运用，而且与凯恩斯宏观经济乘数模型十分契合，因此它始终是城市经济学中分析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式经济学受到批判，作为对同样是需求指向的城市基础模型的批判也日益尖锐。,对此模型的批判主要是两个方面：次要方面的批评：集中于模型的一些细节方面，包括：对乘数是否稳定及其局限性的批评，对城市出口收入以外其它收入的作用的批评等。这类批评导致对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些修正，但未直接动摇对此模型的信心。主要方面的批评：认为需求指向模型对城市经济实质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城市域内的商业活动和服务业是稳定和持续的，它们才是城市经济中基础的、第一位的组成部分；不断变动中的出口产业只是城市经济中附属性的、第二位的组成部分，因此模型对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相互决定关系的结论是本末倒置的。,具体而言，城市基础模型是一种需求拉上的模型（Demand Driven Model），它认为城市经济的增长源于需求的变动，而这种变动完全是由域外对城市基础部门出口产品的需求变动所引起的，即只有当域外对城市出口产品的需求增长时城市经济的增长才可能发生，并通过乘数作用最终决定城市经济的增长幅度。在供给决定论看来，这种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是错误的：第一，城市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降低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的生产成本，从而刺激并引致城市经济的增长。直接的政策包括：提高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基础设施从而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公用事业成本和最终的生产成本。从间接的角度看，还可以从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福利水平来吸引更多的移民移入城市，从而降低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第二，城市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单纯依赖出口的增长。从本质上看，经济的增长源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加。城市经济增长与出口增长的对应关系不能成立。,二、城市经济增长机制中的供给方面城市基础模型属需求指向模型，强调外部需求变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面从供给方面对城市经济增长机制作进一步的探讨。1. 供给方面研究的意义考察城市经济增长机制供给方面的原因在于仅有需求方面的阐释不足以全面认识城市经济增长的实质。城市经济增长机制与国家层次的宏观经济增长机制是不同的。经济增长是两个方面作用的结果：投入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机制就是对经济系统为何以特定的状态运动的各种力量的说明。在国家层次的宏观经济中，基本的决定力量是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在城市经济系统中，这些因素并不是直接作用的。由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决定，而非某一城市所能确定的，因此，必须寻找其它的、直接作用的决定因素来解释城市经济的增长。供给方面的研究就是遵循这一思路去寻找需求指向模型中不曾研究也未能包含的因素。,2. 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基础供给基础是指城市内部供给方面增长的决定因素，即城市经济的生产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在需求指向的模型中，增长由外部需求变动引起，并不考虑这些变动如何产生，也不考虑城市经济的供给能力如何与需求的变动相适应。事实上，供给能力方面的变动作为城市经济增长中的另一个基础，也具有相当的影响作用，而且与不确定的外部需求变动相比较，供给基础更加确定，并可以在城市经济系统内部进行调整和决定。从城市经济的供求分析来看，总产出取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均衡点的位置。城市经济中总产出的增长并不单纯取决于需求曲线的右移。供给曲线的右移同样会引起总产出的增长（如图4-1所示）。,图4-1 城市经济的供求分析从城市经济系统来看，供给曲线的右移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当企业和居民在城市间的移动达到均衡时，它取决于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而当这种均衡被打破时，它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移入，因为企业的移入自然会增加城市的生产能力，而居民的移入又将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并增加城市的域内需求。,从供给能力增长的两个方面中任一方面看，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城市经济系统中的聚集经济效益。聚集经济效益实际上是地方化经济效益和城市化经济效益的总称。前者产生于城市经济中某一行业的总产出增加时，该行业中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后者则产生于城市经济的总产出增长时，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这二者是影响供给能力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聚集经济效益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城市经济中，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高度聚集，它使许多行业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使公共服务（如教育、交通、通讯等）成本降低，使第三产业发达，使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更加稳定。所有这些方面的综合作用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生产率提高，并最终导致供给能力的增长。,第三节 西方国家的城市经济增长政策,一、制定城市经济增长政策的必要性在西方国家，从国民经济层次看，刺激宏观经济增长和阻止经济衰退的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作用已被广为肯定。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和在经济现实中的应用，使人们给予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同的重视和运用。但对于是否需要城市经济增长政策则经历了一个认识上的转变过程。起初，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城市政府只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和政治组织，不直接干预和参与城市经济活动。从20世纪70年代这种状况发生转变，城市政府制订和实施各种刺激增长、阻止衰退的城市经济政策。这种转变有理论的和现实的原因。,理论方面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对城市经济增长机制供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城市经济增长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现实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滞胀，对许多城市的打击极其沉重。城市迅速出现经济衰退；同时，由于经济空间格局的重构和新技术产业的崛起，传统工业城市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面临着空间增长不均衡而带来的双重打击，那些以夕阳产业为经济主体的传统制造业城市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局面。这就促使城市政府不得不为刺激城市经济的增长和振兴衰退中的城市而发挥作用。,二、西方国家城市经济增长政策 （一）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指城市政府为改善和提高其公共服务水平，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制定的政策和计划。公共政策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多方面的。从企业的角度看，良好的公共服务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使企业可以降低产品价格并售出更多的产品，从而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良好的公共服务吸引更多的企业移入城市，进一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当这种促进作用发生在城市出口部门的企业时，乘数作用将使这种促进作用扩大到城市总就业量的增长上。,从居民的角度看，公共政策将使追求高工资率和高质量生活环境的居民，移入公共服务好、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城市，增加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公共政策的“进口替代”效应。企业和居民的移入、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城市内部需求的数量和多样性增加，使得一些过去需要从域外进口的商品改由城市域内企业生产。这种“进口替代”效应与出口增长的效应相同，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同样的乘数作用。,城市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包括以下内容： 1. 教育和职业培训。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城市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城市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良好的劳动力素质也是吸引域外企业移入的重要原因。 2. 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基础设施中交通运输能力的增强，通讯设施的完善和水、电、煤气供应）的改善对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有显著的影响。统计分析表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与城市生产率的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各种公共政策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最易见效、作用也最显著的政策。 3. 土地利用政策。企业需要有良好的场地和区位，而区位和场地条件都直接受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土地使用政策可以更好地规划土地的利用，适当增加土地的供给，配合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企业选址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这种土地利用政策不但可以吸引更多域外企业移入，也可以刺激域内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二）补贴和优惠政策与公共政策作用对象的普遍性不同，补贴和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移入的企业、新建企业和某些需倾斜性政策扶持的企业。补贴和优惠政策的具体使用方式有： 1. 税收减免税收减免是最为常见的政策。许多城市都有对新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减免地方税的政策，这对许多企业都有吸引力。在一些城市中，这种政策的运用只限于那些对税收差异较为敏感的行业。 2. 土地开发中的优惠这种方式是城市政府购买土地并开发土地，当开发结束和各项配套设施完成以后，以低价（甚至低于开发成本）将场地转移给企业。,3. 金融方面的优惠这种优惠有许多具体形式： 第一，城市政府可以提供政府信贷给企业或者为企业的借贷提供担保，二者都可以使企业以低于市场利率的利率获取资金，从而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 第二，采取较为间接的方式“工业债券”（Industrial Bonds），这种方式曾经在美国广为采用。由城市政府发行一种债息免税的工业债券。政府利用发行债券所得购买、开发土地，然后将土地租给企业，企业用租金偿付债券利息。在偿付完成后，这些土地以名义上的价格（通常为1美元）转移给租用企业。采用工业债券方式实际上使企业在获取土地时得到了金融优惠由于债券所得免税，它的债息低于市场水平，这种由免税而导致的低利率最终使租用土地的企业得到实惠。,（三）企业关闭政策与其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应，企业关闭政策是从“负”的方面起作用通过对企业关闭的限制来减少或延缓衰退的发生，它必须得到城市议会的立法支持。 在城市经济中，企业关闭政策对那些处于衰退中的城市具有特别的意义。企业关闭政策在限制企业关闭方面主要有如下政策措施： 1关闭需提前声明。由于国家级相关立法也要求企业关闭应事前声明，很多城市政府要求企业比国家级立法中规定的时间更提前做出关闭声明。美国联邦法案中要求提前期为60天，而城市政府则规定企业要在关闭前2年就做出关闭声明。,2要求关闭企业向雇员提供额外支付。企业在关闭时向雇员提供额外支付，其数额依雇员的原工资水平和为企业服务时间的长短而定。有些城市做出更严厉的规定，甚至要求关闭的企业继续为雇员支付工资，直至其重新就业为止。 3企业关闭税。企业关闭税也是一种额外支付，只不过是付给城市政府的。这是对企业关闭的额外惩罚。,三、城市经济增长政策评析从城市的视角来看，上面介绍的几种典型政策都是有效的。但还必须把视角扩大，从全国观点来重新审视这些政策。（一）公共政策无论从全国观点看，还是从城市（特定的一个城市）的视角看，公共政策都是有效的、有益的，其实质是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竞争力和提高生产力，因而是一种积极的干预。正因为如此，任何时候公共政策都应作为刺激和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首选工具。,（二）补贴和优惠政策从城市的角度看，这方面的政策是奏效的，但从全国的观点来看，情况就不同了。本来，在“看不见的手 ”的自发作用下，企业将选择一个对它而言成本最低、最有效率的地区。但是，补贴和优惠政策会使得企业移至有补贴和优惠的城市，而不选择最有效率的地点。如果这种情形发生，从全国观点来看，该政策是不足取的。同时，在现实中，这一政策从长期来看效果不大。因为，在各城市之间所进行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博弈，如果全国范围内经济活动的规模一定，则某个城市由于补贴、优惠而吸引移入的企业恰是另一城市的所失。,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有关补贴、优惠政策的评价可分为三类：零和游戏、正和游戏、负和游戏。零和游戏的观点认为，一城市所得必是其它城市之所失。负和游戏的观点认为，补贴和优惠打乱了自由市场竞争所形成的资源配置的空间格局，城市的生产活动虽然扩大了，但这种生产是不经济、低效率的，从全同范围看，博弈的结果是净损失，只有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的资源配置才是最优的。正和游戏的观点认为：由于工资刚性，宏观经济的均衡产出是不足的，无法达到充分就业水平；而补贴和优惠政策则削弱了这种刚性，因而博弈不是零和的，而是正和的。尽管三类评价不一，但从总体上看，补贴和优惠政策不可取，因为，补贴和优惠是有代价的。城市政府收入减少，补贴支出的增加将使公共服务的支出减少，这无疑是有害的。,（三）企业关闭政策企业关闭政策的作用很复杂，进行评价比较困难。从经济的角度看，企业关闭政策是要将企业关闭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企业关闭同样也有外部效益关闭的企业所省出的资源（人力、资本、土地等）可由其它企业利用。因此，外部效益大于外部成本时，企业的关闭是有利于整体经济的，这时限制和惩罚企业的关闭则是不利的。从实际应用的角度看，这种政策只是限制关闭，它只能延缓衰退而无法完全拯救衰退中的城市。,第四节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基本状况,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由于不同的体制环境，城市经济增长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其基本状况各有不同。一、传统体制下的城市经济增长状况传统体制对城市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影响，是造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制高积累和结构失衡的快速工业化倾向。从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30年间，通过使居民收入水平长期凝固化、依靠高度集中的财政机制的中介转换，强制实现了低收入与高积累，换取了比世界其它低收入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快的工业化速度。这种倾向使中国在人均GNP不到200美元时就形成了一般国家在人均GNP1000美元时的重化工业结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结构失衡：从城乡结构看，城市与乡村被一系列制度所严格区分、各自封闭，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和城乡居民严格区分的户籍制度，压低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实现高积累。从产业结构看，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由于城乡分隔、人均收入水平低，工业的发展不能依靠需求导向，而只能实现由供给推动的自我发展。在这一体制下，由于基本没有国际市场，国内的消费市场又由于低收入而被严格限定，经济发展只能走重化工业自我发展、自我循环的道路。在制造业构成上，满足传统重型结构需求的部门畸重，而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畸轻。结果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现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较高程度的工业化，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35；重工业部门在工业中所占份额达64以上。,通过对几个不同规模等级的、数据时间序列比较完整的城市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传统计划体制下城市经济增长中一些带有共性的基本状况： 1. 在近30年间，中国城市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平均增长速度，且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 2. 城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存在明显的波动，且呈现正、负增长率交替的古典型波动现象。 3. 城市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差较大。一般说来，这个差额表现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但从城市经济的增长看，人口增长这个因素无法完全解释此差额。因为中国在传统体制下，人口城市化的速度较慢，且城市人口增长以自然增长为主，机械增长的份额很小。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差额反映了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即传统的重工业优先、供给推动型的城市经济增长效率较低。,二、改革开放后的城市经济增长状况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城市进入了一个新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时期。由于传统体制逐渐被一些市场取向的阶段性体制以致最终为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城市经济增长已完全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增长。这个时期对城市经济影响大的因素主要有： 1. 农村改革的成功使得大批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而从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城乡完全封闭隔离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从宏观上刺激了城市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使生产要素的配置逐步趋向合理。,2. 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居民收入长期维持低水平凝固的局面被打破。经济增长已由传统体制下高积累、高投资、低收入、低消费转变为收入高增长、消费高增长与高积累并存的格局。 3. 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由于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使得产业结构向需求结构变化的方向靠拢。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使得产业结构向消费品生产倾斜，轻、重工业长期比例失调的局面迅速转变。,4.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使得地方、城市政府的活力大增。由于城乡关系进一步协调，市场机制逐步发挥作用，城市日益成为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的节点而发挥其辐射作用。由于城市性质的转变和地方活力的增强，城市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同步性产生变化，地区之间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也在拉大。这些方面的变化，促使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增长方式由过去低收入水平上的供给推动型向中等收入水平上的需求牵引型转进。,对比传统体制下的城市经济增长，新时期城市经济的增长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 1. 城市保持了经济的高增长，特别是从人均国民收入指标看，新时期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传统体制时期。 2.从增长的周期性看，这一时期城市经济的增长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且增长的良好势头在较长时期内得以保持。 3. 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之间的差额亦较传统体制时期有较大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时期城市经济中生产率在提高，增长更加有效率。 4. 从增长速度的分布看，一些城市的增长速度较为突出，地区间的差距在扩大，这是新时期城市经济增长中的突出现象。,第五节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因素,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因素主要有：城市劳动力市场、城市产业结构、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人力资本。称它们为实际影响因素有两个原因：从理论研究方面看，这些因素确实从其自身的侧面影响着经济增长，但目前无法全部纳入城市经济增长机制的一般分析之中，所以应单独列出并加以阐释；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目前这些因素都存在着现实问题，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影响作用不尽一致，因此冠以“实际”二字，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一并加以分析。,（一）城市劳动力市场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密不可分。城市经济的运行和增长要求具有一个统一、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决定着城市的就业规模，均衡的改变决定着就业量的增长从而决定着城市经济的增长。城市劳动力需求是工资率的函数，当工资率上升时，需求下降。这种下降缘于两种效应：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这两种效应都使城市劳动力需求曲线具有负的斜率。城市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动的决定因素有三种：域外市场需求增加、劳动生产率增长、城市的工商业税收和公共服务。,当域外市场需求增加时，城市基础部门将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需求增长通过乘数作用传导至城市的非基础部门，从而对非基础部门产品的需求增加并提高非基础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产品的价格并导致产品需求量增大，但同时生产率提高也会使企业在既定产量下可以使用更少的劳动力。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终效应取决于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城市工商业税收和公共服务将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从某种意义上看，公共服务（主要是城市基础设施提供的服务）是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其价格则是企业付出的工商税收。如果这种中间投入品价格提高，则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产品需求下降，引致对劳动力的需求亦下降。当城市的税收与公共服务的组合改善时，企业产品的成本降低、需求上升，最终推动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曲线右移。,城市劳动力的供给亦是工资率的函数，当工资率上升时，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劳动力供给的价格弹性在一个正常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与随着劳动力供给增长（特别是增长中由其它城市移入的劳动力）造成的城市住房、土地等价格的上升（因人口增加、需求增长）有关。这些价格上涨越快，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也就越快，从而使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价格弹性越低，供给曲线越陡峭。,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还不是一个统一、完善的市场，劳动力市场上供求机制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这种限制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户籍制度的影响；其二是目前企业的经营机制和就业、用人制度的限制。这种限制一方面使得企业中的生产常在不经济区进行，资本和劳力并无相互替代的效应；另一方面使企业在雇佣和解雇职工时缺乏自主权，进一步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其三则在于现行的分配制度。实际收入分配中平均化倾向（特别是在国有企业）非常严重。这种劳动力“质”、“价”不符的情况使得劳动力行为不规范，劳动效率很低。城市劳动力市场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变得分隔、不完善、刚性强。这对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要改变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状况，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包括户籍制度、企业经营机制、就业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等应彻底改革，以改善劳动力市场状况。,（二）城市产业结构城市产业结构是指城市内部各产业部门之间量的比例关系及其特定的相互关系。城市的产业结构具有自己的特征：开放性、服务性、集约性。任何城市的产业结构都是开放性的，即城市中的产业必有面向域外（国内、国际）市场的基础产业部门。服务性指城市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由城市自身的性质决定的。从某种程度上看，城市产业的产生就源于城市腹地的需要，城市作为一个区域中心提供第三产业的服务；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产业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必将大幅度上升。集约性则是城市空间的有限性和城市经济的聚集性的内在要求。,城市产业结构的状态直接决定着城市的经济增长从比铰静态的角度看，当城市产业面对的市场需求结构一定时，城市经济的增长受制于：城市的三次产业是否协调；三次产业中的各种部门是否与资源条件、生产要素配置的现状相适应；整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是否与市场需求结构相协调。从动态的角度看，当城市产业面对的市场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时，城市产业结构对这种需求结构变动的适应能力直接决定着城市经济增长。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需求结构从需求弹性小、附加值小的产品向需求弹性大、附加值高的产品转移。如果城市的产业结构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不断高级化，将促进城市经济稳定持续地增长；反之，城市经济的增长速度将会降低甚至出现经济衰退。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看，实现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手段，是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指城市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顺向演进的过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涵包括两个调整过程：首先，使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即使城市产业部门按市场的需求结构形成恰当、协调的比例关系；其次，在此基础上，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使城市产业结构在更高的档次上实现比例协调。实现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手段有两种：被动的手段是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实现自我调节；主动的手段是制订和实施合理的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产业政策。,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依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和本城市的实际情况选择好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 2.确定合理的技术导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3.通过财政、金融、税收、外贸、外汇、技术等政策手段，实现对老旧产业的淘汰，鼓励符合高级化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加速完成新旧产业的置换。 4.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公共服务作为城市产业部门的中间投入，其数量和质量影响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变。,目前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表现为： 1城市产业部门发展不协调，“瓶颈”问题严重。“瓶颈”主要产生于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第二产业内部组装、加工行业发展过快而基础设施、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生产部门发展滞后。 2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滞后于经济发展，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成效不明显。 3城市产业发展中主导产业不明确，呈多元齐头并进之势，阻碍规模经济的形成，投资浪费严重。 4城市产业区域分工不合理，区域分工合作尚未形成。这些问题已存在多年。关键问题是没有综合配套的改革举措；同时市场不统一、不完善。这些问题构成未来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隐忧，但从目前情况看，其解决也尚待时日。,（三）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是城市经济增长中供给基础的主要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可从两方面分析：从短期看，城市基础设施的效应在于提高生产率、促进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从长期看，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将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比较优势，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企业流入城市，扩大城市经济规模，促进城市产业的置换和结构调整，从而实现城市经济的增长。,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降低城市的生产成本并提高其生产率。这种作用源于两个方面： 1城市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一种中间产品直接投入城市生产体系，因此，对城市生产行为和生产率的提高有直接作用。这类基础设施主要是经济性的基础设施，如能源供应、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水设施等。 2城市基础设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亦可作为最终产品供居民消费，从而提高他们的福利和生活质量，进而提高劳动效率，由此间接地影响城市的生产过程，提高生产率。,城市设施的发展还将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劳动力选址于此，并刺激私人部门的投资。 1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是提高城市吸引力的主要因素。在一个统一、完善的市场中，企业和居民为追求最大利润和居民福利最大化会在城市之间不断移动。城市基础设施无论是作为直接投入生产的中间产品，还是作为供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都会成为企业选址和居民迁移的吸引因索。居民的迁移或者说劳动力的迁移则受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影响更大。由于两种迁移的成本和难度不同，一般地劳动力迁移的弹性更大。 2城市基础设施作为社会公用的一种公共资本，它的发展将促进城市经济中私人部门的投资，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分析表明，城市基础设施可以强烈刺激私人部门在土地和建筑物上的投资，并在一个较弱的程度上刺激私人部门在机器设备上的投资。而且，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中有一种以资本替代劳力的倾向，即基础设施的投资具有节省劳动力的效果。这有助于城市产业发展的高级化。,（四）人力资本所谓人力资本是与自然人力相对应的概念，自然人力是指未经任何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则是对劳动力进行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培训）、继续教育等的支出（直接成本）和为受教育而放弃的工作收入（间接成本）等价值在劳动力身上的凝固。一般讲的劳动力都是一定的人力资本和自然人力的复合体。人力资本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人力资本投资将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强城市经济的竞争力。城市经济的竞争力是由生产成本、要素生产率、产品结构和质量、相对价格等众多因素决定的，人力资本最明显和最直接发生作用的是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的这种影响是其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的复合体。内在效应表现为高人力资本可以获得高收入，即劳动力的收益递增，内在效应一般通过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获得；外在效应则产生了不脱离生产岗位的在岗培训和“边干边学”，它表现为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的收益都发生递增。人力资本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关系，由图4-2表示。,图4-2 教育、人力资本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城市人力资本的形成有两种途径：由城市自身通过学校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所生产的人力资本；由城市域外移入城市的人力资本。城市人力资本在形成过程中有两个特点： 其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即时产生而是存在着时滞，只有长期不间断地加大教育投入，才会带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推动。 其二，经验分析表明，城市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循环累积的效应，即城市人力资本的积累直接决定于城市人力资本的最初存量。,中国人力资本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 城市公共教育投人长期不足。继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开展更不普遍。 2. 人力资本质量低下。这种质量是指劳动力的知识层次、运用知识的能力和人力资本的知识进步程度。 3. 用人、就业制度和分配制度效率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无法回收，抑制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有效利用。前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普及义务教育，加强继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来解决；后者的解决则需要系统、配套的综合改革。,第六节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中的问题,一、城市政府的角色和职能体制的转换需要政府担当的角色和职能亦随之转换。但目前中国城市政府的角色和职能转换进展很慢，在某些地区城市政府对城市经济的行政干预不仅未见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政府所担当的角色不是具体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而只是监督者。这种监督一方面是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是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性的指导。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提供公共物品（如基础设施建设），它的收入分配作用有限。而金融、财政政策是国家统一的政策，在统一的市场中城市政府在这些领域内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但目前城市政府的职能却在膨胀，对上述三个领域全面出击。从短期看，在市场不统一、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膨脓有其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性，但从长远看它的负面影响更大。,造成城市政府角色错位和职